钢剑左右

Chapter 1: 勃兰登堡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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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出头的谢尔盖还没遇到过什么难事。

从出生直到成年，抛去大多数男孩难免要吃些苦头的挨揍时代，他一直顺顺利利的，甚至没为爬树摔青过胳膊。即使当间谍——人们能想象的最危险的苦差事，也不能破坏他的好运。就在周三，德国人称之为周中的这一天，他坐车来到这个风景优美的边陲小镇，风尘仆仆地，提着羊皮箱子，沿大街向南走了五十米，拐进旅馆的玻璃门。这天，紧跟着他进门的还有两个德国军官，冷着脸，交谈着未来两周的打算。哦，典型的德国人。

他的手提箱不沉：第一层装着订制证件，三件换洗衬衫，第二层放了一双皮鞋，一块腕表，两本笔记，一支钢笔，以及两挞帝国马克。不论放在哪里，这行李都挑不出错处——皮鞋锃亮，证件符合标准，衬衫的颜色只有白色或褐色，连杂物也全是德国的时兴货。有专人替他准备这一切，他只需要背诵它们的来处。

进入城市之前，他用锅底熨平了上尉军装，把战伤奖章别在胸口，找来一双靴子。游击队的营地里存有不少德国生产的鞋子，一两位熟练的工人负责用鞋底仿造纳粹的印章。

这身衣裳的原主人与他体态相仿，裤长也不用修改，像给他量身定制似的。唯一让他苦恼的，是他扮演的凯里安·福科尔上尉有一枚战伤勋章。那个德国佬在战斗中被弹片击中了左腿，谢尔盖不得不照例炮制。伤口让他发了两天烧。在他的鞋垫底下藏着六片盘尼西林，从莫斯科带出来的，他只舍得吃了一片——在占领区荒芜的角落里，这东西比黄金还贵。现如今，伤口愈合了。

在一切准备妥当以后，谢尔盖打扮整齐，蹬着军靴，坐上了去往后方度假的巴士。

因为先前的伤口感染，他不用刻意伪装就显得形容憔悴、精神疲惫，完全是一个从前线归来的伤员。他走进店门，几道目光就落到他的身上。德国人爱盯着人看——那种毫不掩饰的审视，鼻尖高抬，嘴唇下撇，好像每个陌生人身上的秘密他们都有权得知似的。谢尔盖四处打量：一间再寻常不过的旅店，德国人的刻板之处也在此体现了。各地的小旅馆都用着千篇一律的木头桌、花纹相似的桌布，大堂尽头都有一个壁炉，灰烬中不时翻出橙色的火星。这儿的实木柜台直到成年男子的腰间，和瘦小的老板娘很不相衬。她管理着半个镇子的食品，所有人不得不尊重她。谁对她恭敬些、说几句好话，便能多分得几十克酸菜、火腿和面包。这是战争施舍给这个妇人的小小恩惠。在柜台后贴着一张海报，画着个家庭主妇模样的动物，怪模怪样的。由于灯光昏暗，除了那条花边裙子，谢尔盖什么也看不清楚。画面下有一行粗壮的印刷字：“警惕我们中间的老鼠！”

那“老鼠”和女店主的影子叠在一处，像滑稽戏似的。谢尔盖找了张桌子，放下手提箱，向那严厉的女人眨眨眼，比了个手势，一扎啤酒放在了他面前。

没等他拿起杯子，角落里传来窃窃私语，将广播里戈培尔博士的讲话声给盖住了。他看过去，几个议论不休的女孩也不羞怯，走上前来，形成严整的包围。

谢尔盖不害怕应付这类场面。他生长在农民家庭，但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起初，他在列宁格勒学了一年药学，又被推荐到莫斯科念社会学。大学学业结束以后，发掘他的军官把他带往北面，一个在地图上没有标注的位置。他本身有些木讷，不善言辞，间谍学校的培训令他能表演出一种谈吐不凡、风度翩翩的气质。他出色的外貌曾让教导员犹豫：姑娘们都爱慕他碧绿的眼睛，麦穗似的金发，胆大的会同他搭讪，但他总能得体的应对、从不逾矩，这让他在一众容易冲动的男青年中脱颖而出，转变了上级的看法。他的魅力总是叫人眼晕，包括这位年逾四十的妇人同她的雇员们。老板娘挤进那包围圈，自豪地对他说起在前线的儿子，那小伙子在古德里安的装甲师里担任炮手，驾驶三号坦克向东线进发。

“他圣诞前夕就会回来了！我的小约翰，希望他一切都好。”她这样期盼道，“敬健康。”

祝他永远埋在西伯利亚的冻土里，谢尔盖客气地敷衍着，在心里诅咒。他也敬了老板娘一杯，站起身来，向几位服务生点头致意，随后踱向角落里的牌桌。那里能看到大堂的全貌——他身后的那两位军官原本在门前交谈，不知怎么决定就在这儿住下。他假装对桌面的装饰颇有兴趣，弯腰查看，双眼却打量起那两个问价的男人。在他们面前，老板娘变得胆怯而紧张，压低颤抖的声音，汇报似的让两人挑选房间和晚餐。

那两人穿着党卫队的黑制服、黑领章，凑近了低声交谈。谢尔盖只能通过唇语勉强读到他们的对话。在德国鬼子当中，他最看不起秘密警察。那高个子是个二级突击大队长，铁灰色眼睛，眉毛细长，不说话的时候抿着嘴唇，似笑非笑的，看起来冷漠而矜持。他对同伴吩咐了几句，兴致缺缺地环顾四周，摘下帽子，上楼去了。另一位的官衔比他稍低，年纪在二十五岁上下。上司甫一离开，他四下望望，就悠游自在起来。这小伙子在店里转了两圈，朝谢尔盖坐的角落走近了。

他长着一张典型的日耳曼面孔，消瘦的双颊，一双深蓝的眼睛，嘴唇红润，看起来远不如他的同伴冷酷，反而透出一股天真烂漫的气质，像个没毕业多久的大学生。在谢尔盖的注视下，他走到牌桌前，同女孩们赌了一局——他出的价码不小，却不太走运。谢尔盖对他微笑了一下，试图疏解尴尬的氛围。而这个蓝眼睛的德国人靠在桌上，向所有人说了一句“C’est la vie.＂，抱歉似的耸耸肩，装作毫不在意地走开了。

好一个装腔作势、腐化堕落的旧贵族，估计他在军事学校就学会赌钱了。谢尔盖的眼睛追着他。他本不该这么做，但对方没有发觉他的关注，朝书报架走去了。那年轻人强装出一副潇洒不羁的样子，实则在楼下徘徊，不愿上去，凭谢尔盖的经验，一眼便看出他暗藏心事。

正午时分，窗外起了大风，树影在窗上狰狞地摆动。那年轻人翻了几页书，百无聊赖地喝了两杯，在沙发上睡着了。谢尔盖在楼下又读了一刻钟报纸，见他没什么动静，自上楼去了。他的房间在二楼，窗口正对着大街，既可以看到人员进出，又可以听到楼梯间的动静，在必要的时候，窗户会成为他逃离的通道。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起来检查行李时，看见那两位盖世太保官员从前门出去，沿着绿荫小路走向湖边。他看了看表。下午一点半的时候，两人回来了。谢尔盖没有听见楼梯间的脚步声，估计他们正在楼下用餐。

我要谨慎些，尽量别让他们注意到我，谢尔盖想。他还没有与接头的同志见面，不想起无端的风波。

然而第二天一早，他们三人在大堂里不期而遇了。谢尔盖有意早起，却适得其反，不得已同他们说上了话。谁会在六点钟起床呢？尤其是在假期当中，至少在意大利的海滩上，他从没遇到过这样的德国人。两人看见他胸前闪闪发光的战伤奖章，言语间都客客气气的。高个子少校姓冯·里特贝格，自称叫安德烈亚斯，年轻英俊的上尉名叫卢卡斯，姓舒马赫，谢尔盖知道他父亲的几座煤矿——他曾经短暂地在威斯特法伦停留，目睹了一场失败的罢工。

这两人年纪轻轻，官衔却不低，是柏林地下组织精心防备的、盖世太保中小有名气的恶徒。只是谢尔盖不了解究竟。他以往在南方活动，负责“处理”拜仁州的纳粹官员或支持纳粹的各界要人。在勃兰登堡和柏林片区，他是初来乍到的新人。组织下达命令时，情况已万分危急，顾不得考虑他以前的工作经验。他只在游击队的介绍中听说过安德烈亚斯的名字。好在德国官场盛行装腔作势的应酬，初次见面，两位秘密警察并没有立刻职业病发作，对他查根纠底地盘问。三人简单聊了聊路上的见闻：战争开始后，所有的天气预报广播都停止了工作。上个礼拜雨水不断，柏林向东到勃兰登堡的路况变得无比糟糕。在离开柏林五十公里的位置，因为积水中锋利的石块，他们的车抛锚了，几个人不得不在暴雨中下车检查，换掉那个漏气的车胎。

卢卡斯说得绘声绘色，听他的用词习惯，谢尔盖便知道他大概是文理中学的优等生。安德烈亚斯对这场谈话兴致缺缺，他歪在椅子上，看起来十分疲惫，没等早餐完毕便离席了。卢卡斯却精力旺盛，邀谢尔盖同他去街上走走。

这天早晨阳光明媚，路边不时有少年少女骑车经过。这些年轻人打扮得体，按着车铃嬉笑，看样子正赶去参加希特勒青年团的户外活动。除了他们，街道上并没有多少行人。谢尔盖一面同卢卡斯交谈，一面留神路人的行迹和建筑设施。同他接头的侦查员应当就在附近，为了应变，他比预计的时间提早了一周到达。这是一次秘密的、紧急的行动，他只知道自己将面见一位上线，并不知道确切的时间与地点。

“她会找到你的。”在占领区的林子里，收发电报的同志这样说，“这是唯一能告诉你的，等待你的是一位女同志。你并不熟悉当地，你所要做的只是等待。”

“他不是有意对你冷漠。”在第二个路口，卢卡斯为他的上司辩解，“他晋升在即却受了伤，被迫休假，心情很抑郁。”

他所讲的事故发生在两个月前。安德烈亚斯被几个德国共产党员开车撞下了马路，连人带车掉进了石沟里，断了四根肋骨。他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爪牙中的精英，共产党人处心积虑要置他死地。保安总局花费了不少精力培养他，自然要全力救治，当然，即便只看他的出身，这笔医药费也绝不可能花落别家——倒不是因为他的姓名之间有个冯字，安德烈亚斯的父亲经营着煤矿和钢铁产业，同当局的合作非常紧密。他出现在这里，说是度假，其实也是躲避风头。

如果要接触高层的情报，这两人将会是很好的助力。谢尔盖点点头：“您也时来度假的吗，陪同少校一起？”

一个人如果稍有自尊，都不愿意别人将自己看做陪衬，必然会说出自己此行的目的。卢卡斯脸上浮现出一点儿骄傲的神情：“正是如此。他需要散散心，或许要个清静的环境。但他毕竟是病人，也需要有人照看，我只好跟来。啊，您不知道，他真是个很麻烦的病人，在医院里那阵子，他每天都在发脾气，冷着脸不理人、也不吃饭，谁也不知道他在琢磨什么。他不太信任周围的人，上一次的事……他总是疑神疑鬼的，把手下调走了好几个。”

哈，一个疑神疑鬼的秘密警察，当真是开局顺利。谢尔盖在心里冷笑，佯装惊讶地说：“啊，恕我冒昧，您又不是他的副官，本没有必要事无巨细地照料他呀。”

卢卡斯说：“我知道您的军衔是在前线挣来的，咱们级别相当，我就对你说句实话。我能够有今天，全凭借他的关照——您别看他不好接近，在怎样当官这件事上，他同旁人没有多大差别。”

好一条会摇尾巴的狗，情愿舔别人的靴子，还想教我同他一样。谢尔盖打心眼里瞧不起他，脸上却不动声色：“您愿把这层关联告诉我？您就这么信任我，不怕我告诉别的人？”

“没有关系，您会为我保守秘密，对吧？更何况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轻信他人、坦率、不在意政治资源。谢尔盖暗暗记了一笔：卢卡斯身上有些愤世嫉俗的特质，对他的工作来说，这或许是理想的突破口。

下午，旅店里来了三位新客人：一对年轻的夫妇，丈夫是教师，妻子是财政部门的会计；一位学艺术的大学生，背着画板和颜料，自称是来为他那普鲁士精神的主题版画采风。谢尔盖坐在角落，用热汤搭着面包，一边聆听他们的谈话一边记忆。那对夫妇从柏林来，言谈间颇为自矜，对艺术家的钻研不屑一顾，却对报纸上的小道消息了如指掌。谢尔盖能通过他们的吹嘘判断出一些柏林的近况。在此期间，卢卡斯下楼叫住了一位服务生，请她送两份晚餐到客房中去。

年轻的画家在那张桌上碰了几个钉子，怏怏不乐地起身。就在他穿过大堂时，谢尔盖叫他到身边，为他点了一杯酒。

“您一个人在这儿住么？”谢尔盖问。

“不，同几个朋友一起。”

“您要在这里住多久？直到冬天结束么？”

“不好说。”那个青年回答，“唉，缪斯的翅膀什么时候拂过了我的画板，我想我就该离开了。您呢？”

“我？我很快就离开。我只短暂地停留，享受假期，这里的自然风光很有情趣。我刚从前线回来，得在圣诞节之前回家去。倒是您，假使您没有灵感的闪光，难道您打算对着您的画板过圣诞么？”

年轻人笑了：“瞧您说的，我总不至于那样不幸。我有同伴，况且离圣诞节还有不少时间呢！”

1941年年底的寒冬降临以前，宁静笼罩着整座小镇，勃兰登堡州的居民尚沉浸在日复一日的惯例中，在他们齿轮般运转的生活之外，东线的局势已经被悄然撬动，但大厦将倾的轧轧声几年以后才会响起，没有人知道历史的丝线正牵引着他们的命运。

谢尔盖度过了平静的四天。他白天在四周登山、散步，晚上在大堂读书看报，遵循着再寻常不过的休养时间表。很不幸，安德烈亚斯还是对他产生了兴趣。谢尔盖没法躲着他，便尽力展现无趣、死板的假面，望他知难而退，别想着同自己交友，但这也非长久之计。一天晚上，卢卡斯喝得酩酊大醉，摔了三四个杯子，闹了一宿，躺在大堂的方桌底下睡着了。安德烈亚斯起得早，最先看见这一地狼藉。半个钟头以后，谢尔盖下楼时，他正抱着手臂，用鞋尖拨弄卢卡斯的胳膊。

“劳驾，您能不能帮我扶他上去？”安德烈亚斯转向他，指指右边胸口，“我行动不太方便。”

谢尔盖答应了一声，把卢卡斯扶上楼梯。安德烈亚斯假作关切地皱着眉，问这问那，倒不弯一下腰、搭一把手。谢尔盖打心眼里厌烦他。卢卡斯的房间在走廊尽头，关上房门，谢尔盖在就手一推，将门前的花瓶打翻在地。这是他为搜查想出的主意，收拾碎片的时间就是他在此逗留的借口。

他把卢卡斯放在床上，缴了械，确保那枪一直在他的余光范围内，才转向床头和抽屉。卢卡斯的生活作风相当浮华，符合谢尔盖对公子哥儿的全部刻板印象。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不少零碎物件，包括一只价格不菲的怀表，里面夹着一张年轻女郎的照片。那女孩模样秀美，圆脸，鼻梁间有几点雀斑，照片左下角用的钢笔写着一个花体的K——德国年轻人喜欢收藏女影星的相片，为了工作便利，谢尔盖记住了每一位女星的面容，但这个穿亚麻衬衫的姑娘不属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她应该是卢卡斯的恋人或者妹妹，又或者是一位被爱慕的朋友，不论如何，两人应当有些交情。

十五分钟后，他将物品放回原位，捡起碎片，叫来老板娘清理地上的水渍：一天内有两个人进出了这间屋子，不论发生什么，他都不是唯一的怀疑对象。谢尔盖再下楼用早饭时，却见安德烈亚斯坐在窗口，对面的空位上摆了一只盘子，一只斟满的酒杯。

见到他，少校颇为高兴：“您花了不少时间。料理醉汉很麻烦吧。实在抱歉，我没什么可报答您的，就请您喝一杯吧。”

这只是借口，他早就想同我聊天了。谢尔盖心想，这个盖世太保的探子，想要将一切都安排得不留痕迹。谁知道卢卡斯的宿醉是不是他的手笔？

他在那张椅子上坐下了，双手搁在桌面上：“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换成谁都一样。”

安德烈亚斯的灰眼睛冷冷地闪光。他试图表现得随意懒散，挥了挥手，让谢尔盖也喝点什么，但他的目光很快集中起来。他在我面前没有多少伪装的耐心，谢尔盖心想，他总是这样随性行事吗？

“不，福科尔上尉，听说您在前线受了伤，有关部门安排您来这里度假，我才有幸同您见面。您是个战斗英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该和您喝一杯。”

一场交锋无可避免。谢尔盖被迫应付，谈论自己在前线的经历——那些故事他编造了半个月，充斥着大量细节。但他正在扮演一个从战场归来的伤员，游刃有余的陈述不符合这类人的特质，尽管前线的惨状大部分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他也必须保留地、犹豫地吐露情况。凯里安·福科尔，这位国防军上尉所在的小队被游击队消灭得干干净净，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他”活着回到了德国，获得了战伤奖章和津贴。这也不全是谎话，至少故事中其他人的下落是真实的。

安德烈亚斯说：“您的履历真令人刮目相看——战功赫赫，却这样年轻，您甚至还没有结婚呢。”

“您叫我凯里安就好。英勇战斗没什么值得嘉奖的，不论在哪个时代，为国效力、奉献一切都是公民的职责。”

“奉献一切”，谢尔盖恶意地讽刺着，那个被他顶替的军官早已埋在边境线上的林子里了。

安德烈亚斯沉默片刻，对他微笑了一下：“无意冒犯，我猜您是南方人，农民家庭的孩子。上尉，您看我说得对吗？”

“您怎么知道？从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您的眼睛真敏锐。”

“我并不依靠眼睛。眼睛和耳朵经常会欺骗我们。”安德烈亚斯神秘地说，“非要说的话，我依靠嗅觉。干杯。”

他们喝了一口白葡萄酒，各自安静下来。摆在东南角的大钟指向了十点，门外又进来了几个客人。安德烈亚斯偏了偏身子，靠进软垫里，不动声色地观察着门前的动静。过了一会儿，他重新放松下来，咳嗽一声，懒洋洋地说：“医生说我该多出去走走，这对我的肺有好处，可我总是消极怠工。”

“您应该好好遵照医嘱，养好身体。我们的祖国需要您这样的人。”

在谢尔盖把冷火腿夹进面包时，安德烈亚斯静静地看着他。整整十五分钟，谢尔盖在他的目光下很不自在。他咀嚼着又冷又硬的早餐，胃火烧烟燎地疼痛起来，好像他咽下去的是些难以消化的橡胶。等他放下刀叉，安德烈亚斯又开口了。他并不打算就此放走他：“上尉，我准备出去走走。来了好些天，我也没有出门的机会。一个人散步太无聊了，劳烦您陪我出去走走？”

安德烈亚斯比卢卡斯更加拿腔拿调，他的做派中又些来由不明的轻蔑——至少谢尔盖认为那是轻蔑。他不像卢卡斯，也不像一些看着阴郁、实则豪爽的北方人，懂得与人平等相待的道理。仿佛在他面前，大部分人都得被归入下等人的门类，供他品头论足。这倒也不奇怪，盖世太保的工作原理就是把一些人当做下等人对待。谢尔盖按照森严的等级秩序，有意让安德烈亚斯走在前面，对方却说：“先生，人们都以为和我单独谈谈意味着别的什么，我希望您只把它当作散步，好吗？”

谢尔盖笑了笑，坚持为他推开门：“趁街上还有阳光，快些走吧。”

安德烈亚斯接受了他的客套。两个人并排在大街上走了一圈，谈论着短暂的假期。冰冷的阳光倾泻在青灰色的道路上，灌木的遗迹铁丝似的缠绕在他们脚边。冬日的寂静将一切包裹，暗淡地铺满他们行走的街道。安德烈亚斯走得很慢，双眼平视前方，不知在思索什么。对日常琐事，他毫不掩饰自己敷衍，谢尔盖说的任何话，他都扔回一个嗯字，或者只简单点头。在这种时候，他又不那么像一个热衷权力的官僚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沉静在他的脸庞浮现。

“您太不自在了。”走到一颗椴树下时，安德烈亚斯停下脚步，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银烟盒，“您抽烟吗？”

谢尔盖摆摆手：“不。医生不建议我在疗养期间抽烟。”

安德烈亚斯把烟盒放回口袋：“好吧，那么我也遵照医嘱。”他顿了顿，灰色的眼睛在谢尔盖的脸颊上逡巡，“您不大喜欢我的领章不是吗？不，不，我不是在指控您。大多数人见到我们，难免会产生一些情绪，或者是厌恶，或者是害怕，总之没有美妙的感觉。他们不说，我却未必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像一群报丧鸟似的，不是吗？”

谢尔盖耸耸肩膀：“武器总要有些威慑力才叫人害怕。”

“您管保安总局叫做武器？”

“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一部分不是武器，要建立欧洲的新秩序，必须通过锋利的刀剑。世界历史的车轮已经行进到了泥泞当中，如果我们没有应对战争的策略，怎样才能承担起我们这一代德国人的职责呢。”

安德烈亚斯挑起眉毛：“您看起来严肃，却相当懂得说话的艺术。不论是我，还是我的任何一位上司或者老师，我想，几乎没人能在您身上挑出错处。我很好奇，您的口才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来学习获得的？”

他总是话中有话，让人看不透他的意图。谢尔盖讨厌充满机锋的交流，他尽力避免大规模的口述，那对侦查员的心理素质和言语功底是极大的考验。但安德烈亚斯故意把他引向那条道路。

谢尔盖清清嗓子，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话题的厌恶，讽刺道：“我倒从没有发现我这方面的天分呢。或许我该去波恩或者海德堡上大学，学法律、医学之类的。如果我的父亲足够富有，能够承担我的生活费用，而您所说的天赋真的存在的话，我说不定能成为您的同事呢。”

安德烈亚斯并不生气，只笑了笑：“您知道的还真不少。不过，我可不是那二十来个法学博士当中的一位。您不必恭维我。”

谢尔盖耸耸肩，没搭理他的俏皮话。奇怪的是，他们之间的氛围松快了不少。不多久，两人转过一栋灰白的小房子时，安德烈亚斯请他在路边等候，说自己有一些公事要办。

谢尔盖又讽刺起来：“看来您不是真心约我出来散步，而是需要一位保镖。”

“不，我需要多一双眼睛，替我看着周围。”

他说完走上前去，敲了敲那扇木门。他的制服将房主吓得面色煞白、后退了两步，缩在门廊中小声问：“长官，我可以为您做什么？”

“打扰了女士。请问丽娜小姐住在这里么？”

“哪个丽娜？我们有好几个丽娜，这名字太常见了。我敢说，您要是在学校里喊上一声，都会有好几个姑娘回头。”

“是个年轻女人，二十岁出头。她在您这儿住么？”

“我记得有这样一位姑娘，半个月前搬来的。她在两个多钟头前出去了。她有一位画家朋友，同她住在一起。您找她有什么事么？”

“只是例行检查罢了。近来这里有不少闲杂人等，快要到十二月了，要防备共产主义分子在这儿搞破坏。”

“共产主义分子？在这儿？”

“是的。祝您好运太太。”

安德烈亚斯站在门前，视线完全被路边的灌木丛遮挡了。谢尔盖听着他们谈话，却见一个年轻女子的身影在侧门闪过，从两座房子之间溜走了。好姑娘，他在手心里暗暗捏了一把汗，如果站在这儿的不是我，你可就要遭殃了。

安德烈亚斯走到他身旁，客气地对他道谢。谢尔盖问道：“今天不走运？”

“这是长期的工作，人总会有走运的时候。到是您，您有看到或者听到什么异常的动静么？”

“没有，周围都很安静。”

“那就好，我相信前线军人的眼睛。您是一位不错的同伴。”

“如果您需要我，我随时愿意效劳。虽然我完全非自愿地参与了您的侦查。”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片刻，轻松愉悦的神情从他的脸上蒸发了，像用抹布掸掉一层灰似的。他转过身，拉长声气，傲慢无礼地说：“想必是卢卡斯对您说了一些事情，您倒很聪明。”

一个精明的官僚、敏锐的探子。谢尔盖扮演出被冒犯的神色，冷冰冰地开口：“我不明白。我愿意帮助您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请您不要误解我。”

他紧了紧外套的领口，撇下安德烈亚斯扬长而去。他究竟相信不相信我的说辞？谢尔盖走到旅馆门前，掸了掸袖口——他需要借这几秒平复心情。他的工作难有确定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是下注、打赌、再下注，只是他比赌棍严谨些，尽量不参与毫无胜算的赌局，偶尔借着信息优势出出老千。谢尔盖走进大堂，卢卡斯又在牌桌前赌博。他醒了酒，担忧说教和处罚，听说他的上司和那个英俊的国防军军官出去散步了，便又把烦恼全抛开了。谢尔盖脸色铁青地回来，着实将他吓了一跳：“您怎么了？少校没有同您一起么？”

他撇下新结识的朋友，拉着谢尔盖走到窗口。谢尔盖有意试探他们之间的利益纠葛，冷冷地抱怨：“我希望您的上司能学会尊重别人。”

卢卡斯大惊失色，那之中还有些理所当然的沮丧，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会有不愉快发生似的。这引起了谢尔盖的兴趣。那年轻人嗫嚅着说：“真抱歉。但我希望您不要计较......您确实长得讨人喜欢，但这不是您的错......”

他在说什么？谢尔盖看了看他，确认了那种遮掩的态度，如果不是身在敌营，他几乎要为这意外的收获哈哈大笑了。卢卡斯仍在解释，脸却涨红了，鼻尖不停冒汗。

谢尔盖板着脸逼近他：“您是什么意思？”

他这一问，卢卡斯吓得脸色发白。他试图佯装镇定，脸色却更难看了：“先生，不论他对您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您就把我说过的话都忘了吧！您记着这件事，对我们两人都没有好处……”

谢尔盖冷淡地说：“这些事情违反了法律。按照公民的义务，我应当向上报告。”

“天哪，天哪。”卢卡斯抓住他的手臂，“您不知道，他……他可不是什么……您就算……唉，总而言之，谁还没有秘密？您也有，我也有，别把自己置于险境呀。这事儿性命攸关，您要是有分毫表露，让他明白您知道了他，他是——他必定不会放过您。”

谢尔盖看了他两眼，假装沉思：“好吧，归根结底，我对检举揭发也没有兴趣。”

卢卡斯对他的宽宏感激涕零，又为安德烈亚斯美言了几句。谢尔盖在心里鄙夷，又忍不住疑惑：一个精明人，为什么会和这样一位朋友共同出入呢？他们也太不一样了，来自两个无法交流的世界。但这不是他当下要关心的事，安德烈亚斯回来了。

那个官僚脸色不虞地推开玻璃门，转眼又挂上了那副冷静的伪装。谢尔盖听到铃响，转过头去，在窗户前冷冰冰地打量他两眼，快步往楼梯间走去。

“我向您道歉。”在楼梯前，安德烈亚斯拦住他的去路，“我向您道歉，您是一个正派的人。”

他略作思索，回答道：“我原谅您。”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脱掉手套，对他伸出右手：“我很尊重您这样的人。要知道在今天，自称勇敢的人有很多，愿意保持正直的却稀少。您是个有想法的人，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

谢尔盖握住那只手晃了晃，独自上楼去了。他在转角处假装不经意回头，安德烈亚斯仍在楼梯口凝视着他，灰眼睛在灯光下闪烁。卢卡斯无意间的供认再次涌上心头，让他感到一阵恶寒。

Chapter 2: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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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店的床太软了，谢尔盖很不习惯，那些弹簧的床垫、暖烘烘的被褥治好了他酸痛的骨头，但对其他伤痛无能为力。他翻了个身，大腿上的伤疤绷得紧紧的，缝线处传来一阵蚁行般的瘙痒。他陷在床垫当中，像摔进小溪上游的一堆树叶——那是童年的回忆了，离当下仿佛有一辈子那么远。当时，失眠的症状还没有找上他，他也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一个事业。他像每个刚步入青春期的男孩那样，轻慢地对待自己的性命。有时候，在小溪上游，他会挑一根树枝，顶高顶高的，从上面跳进铺着积雪的树叶堆里。那让他感到一阵畅快。这太危险了，有不少人劝阻他。直到他认识了德米特里，他最早的老师，才知道受伤后的残疾能给人带来怎样的不便。母亲从不把他做的蠢事告诉父亲，因为那意味着一顿胖揍。她试图通过寓言挽救他，那个身穿绿衣的神祇，斯拉夫故事里的幸运之神，展开一双老鹰的翅膀，将带所有人前往自由之地。

那是幸运者需要承担职责，母亲这样对他说，幸运意味着责任而不是特权。如果你是一个幸运的人……从那以后，他不再参与无厘头的危险活动，连同龄人之间的喝酒聚会都一一拒绝。他的朋友们又改了口，说他太谨慎了。

母亲轻柔的讲述像一个咒语、一个预言，久久萦绕着他、保护着他。在德国南方工作时，他的搭档时常羡慕他的好运气，不论遇到怎样的危险，他总能逢凶化吉。那段激情岁月在他右边的肩膀上留下了一块疤痕，医生说，那个位置的贯穿枪伤足以让人在半小时内失血而死，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今晚气温骤降，空气里漂浮的冰霰让他的旧伤酸痛不止。这不是个好兆头。他闭上眼睛，听着窗外的北风声。

同安德烈亚斯散步时，他便知道自己一脚踏进了沼泽。一切都在向他报警，他看见了滚滚浓烟，却不知道火苗的来源。有些事情正在他的视线之外酝酿。那个自在的画家、被盘问的女孩、两个年轻的盖世太保官员，是什么将他们引到了这间小旅店当中，而他又将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想着快些脱身，不要同任何人扯上关系，可安德烈亚斯将他绑上了战车。一想到那张似笑非笑、让人琢磨不定的脸，谢尔盖难免一阵忧虑。想起那两只灰色的眼睛，手心的触感就死灰复燃、烧着他的皮肤，那只冰冷的、瘦长的手仿佛伸进了他的食道，扭住他的胃，让他一整夜没有睡好。

第二天一早，安德烈亚斯又邀他一同出门，他果断地拒绝了。对方没有生气，似笑非笑、胸有成竹地坐在他对面，点燃了一支香烟：“您还在生气，我可以理解。我会等您原谅我的。”

早餐后，安德烈亚斯独自出门去了。谢尔盖从柜子上抽了一本黑塞的小说，环顾四周：柜台后面的画着“老鼠”的旧海报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手挽手的金发女子，穿着防空制服，图画下方是红色的粗体字，“你们也来帮忙。”那张海报的颜色让小旅馆亮堂了不少。他再一次感觉到不同寻常。

“换了一张新海报？”他对侍女说，“贴得那么高，真是难为你们。”

那女孩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两眼，笑话他道：“我没注意——又是些漂亮姑娘。男人才爱看那些，不是吗？”

她不知情，谢尔盖暗想，那是昨天夜里贴上去的。他对那女孩客气地笑笑，开始用餐。一种模糊的预感盘桓在他心中。九点半以后，卢卡斯从楼梯上走下来，向他问好。年轻人抓住他的手：“谢谢您，您果然是个正派的好人......”

谢尔盖不计前嫌地替他点了一杯酒：“别感谢我。我是喜欢您的性格，不愿破坏我们的友谊，不为了别的什么。”

“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去？”卢卡斯关切地问，“我住在柏林，回去只是眨眼功夫。安德烈亚斯说您是南方人，您不打算回家吗？”

“我会回去的。但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炸死了，只有母亲在家。我同女邻居说好了，让她帮助打点家里的事务。我母亲也经常去她家做客，留宿在那儿，有人照顾她。她不知我受伤的事儿，我也不想叫她担心。我现在这副模样，也不适合长途奔波，还是等冬天过去，我精神好些再回家去吧。”

“您说得对。抱歉，我无意让您想起伤心事。”

“这没什么冒犯的。”

“只是，您这样英俊，就没有喜欢的姑娘吗？如果您家中有一位妻子，她可以为你料理一切，免得您在前线担忧。”

“您很了解婚姻的好处嘛。您已经结婚了吗？”

“不，不。我正为这件事烦恼呢。”卢卡斯坦率地说，“我有一位女友，是我的同学，我认为我们合适极了。要是能和她永远生活在一起，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让我幸福的事。只是……”

谢尔盖想起了怀表中的照片：“只是什么？”

“我的父母不同意。”

“您的父母？如果她真的像您说的那样，他们为什么不同意？”

卢卡斯迟疑着，压低声音：“因为，因为她说，如果我要同她在一起，我就不能继续在保安总局工作，她认为这份工作太……太危险了，她不希望未来的丈夫是一名秘密警察。您别急着下定论，唉，我知道，这是个人人都流行为国奉献的时代，您和您的战友更是如此。她虽然不喜欢我的工作，但她深深热爱她的祖国，这一点您不必怀疑。”

谢尔盖说：“放轻松些，我可不是您的同僚。”

卢卡斯不好意思起来，蓝眼睛垂下去，羞赧地盯着双手：“是啊，是啊，您看我，我的神经太过紧绷了。那么您呢？您有喜欢的姑娘吗？”

“我也有一位很好的女性朋友，但我没有同她交往过。不过，我想世界上大多数的爱情当中都包含着友情的成分，一小部分只包含着欲望。在我的老家，人们常常说，最幸福的婚姻在两个朋友之间。”

“这个说法倒很新奇。”学艺术的大学生不知什么时候下楼来了。他背着画板，正准备出门写生，被呼呼作响的狂风吓退了。“您那位女性朋友长什么样子？”

谢尔盖说：“我可不太会描述人的样子。你要知道，我在文学上的成绩相当一般。”

过去在这时召回了他。塔莉亚，塔莉亚，他充满柔情地想着。那个棕色头发的姑娘在他脑海中浮现。当然，他的好邻居、最亲密的玩伴早已经不再是青涩少女。在他离家上大学的岁月里，塔莉亚成为了一名红军战士。在军队里，她威风凛凛，是打得最准的狙击手，人人都敬畏她。几个月前，他们在前线短短见过一面，塔莉亚翻过一人高的壕沟，背着步枪，脸上沾满泥土，像一只猎豹。因为口粮短缺，她瘦了一圈，看起来比之前更加高挑、也更加坚强了。

“喂，你，谢廖沙。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鬼样子？”夜里，塔莉亚在树下找到他，“你今晚就要穿过前线去？”

“我知道一条小路，别担心我。”

“航空编队没法送你过去，本来我们计划好了。你知道的，机场……”

“我有计划的，别担心。我的德语说得很好。”

塔莉亚凝视着他：“你最好聪明些。我才给家里写过信，你父母好好的。”

“我知道，我知道啦。”谢尔盖保证说，“我会回来的。我比你小心谨慎得多。”

塔莉亚在他的肩膀上锤了一拳。

他不能再想了，如果不是德国人，他们本不必经历生死未卜的分别。在巴伐利亚州，女人们过着多么优渥的生活，她们搽口红，穿着真丝裙子，头发卷得高高的，像把一张卷曲挺括的金箔贴在头顶。她们的奢靡不及男人们的万分之一：不少纳粹官僚喜欢赠送宝石和黄金作为贿赂。除了底层的工人，德国的中产阶级过着富足的生活。这些做决策的人，他们为什么要仇恨一个穷苦艰辛的民族？为什么想要把那些从没见过葡萄酒的农民和工人赶尽杀绝，占领他们的土地，焚烧他们的家园？

年轻的画家试图把他俩的讨论提升到审美的境地，但谢尔盖和卢卡斯的“俗气”令他失望。他在大堂里转了一圈，对着柜台感慨道：“我就说，明天要发放配给，应该把那大灰耗子贴到外面去才好。这一张贴在里面，赏心悦目，叫人心情也变好了。”

一个侍女经过他时冷笑道：“哪个德国女人像那样？是美是丑，不都是你们这些艺术家先生们画的……”

经历了一番挫折，那充满热情的年轻人终于不再说话，抱着画具躲到角落里涂改去了。没过多久，他出门抽了根烟，又凑近众人，嬉笑道：“真不巧，今天没法出门画画，我却把东西都搬下楼啦。不如我给先生们画肖像吧，免费赠送，如何？”

他看起精神旺盛，实则心神不宁。谢尔盖捕捉到了他的焦躁。那年轻的画家在店里东张西望，想在等待着什么似的。果然，那个大学生转向卢卡斯，问道：“先生，您的上司没有同您一起吗？”

刹那间，一道雪亮的闪电划过谢尔盖的脑海，他摸到了那个计划的边缘：“早些时候他出去了。”

“是么。”年轻人笑笑，“原来如此。”

他在为计划延迟而懊恼呢，谢尔盖想。他心里摸出了个大概。我要离开这儿，他想着，谁知道他们会用什么方式、针对谁呢？我身上还穿着这件灰绿色的狗皮……

“我也出去走走。”谢尔盖说道，“您勾得我烟瘾犯了。我得对不起医生了。”

卢卡斯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他拉住谢尔盖，关切道：“您别抽烟，我——我是说，你想快些好起来，回家去，怎么能不听医生的话？你别像我那位上司似的，又不爱出门，又抽烟，完全在败坏主治医生的名声。”

谢尔盖提醒说：“他今天出去得倒挺久，少说也有两个钟头了。”

他用余光观察着，那个大学生的脸变得苍白。原来如此，谢尔盖想，这次的行动是有针对性的。他改变了“出门抽烟”的计划，摸了摸腰带上的手枪，重新坐下了。

卢卡斯像被踩到尾巴似左右张望：“是啊，照理说他该回来了。天气这么糟糕，他——”

在他们交谈之际，从外面陆续进来了几个年轻人，声称要进来避雨。他们推推搡搡，围坐在壁炉边打起桥牌。卢卡斯朝那个方向望了几眼，站起身来。年轻的艺术家半开玩笑地问：“你怎么了？看见了漂亮姑娘？我看那个亚麻色头发的女孩就很美，看她的鼻尖，多么可爱。”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谢尔盖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庞，正是卢卡斯怀表里照片上的女子。他心里灵光一闪，那女青年的身影和逃走的“丽娜”吻合了。

那群人中的一个走到画家跟前，粗声粗气地问道：“我们想抽支烟，您有火吗？”

“没有。我从来不带火柴。”

谢尔盖立刻明白过来。无数的线索编织成了现实，他的猜想被验证，头脑中警铃大作。甫一起身，他就感到有无数道目光粘在背后。

“嘿！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他摆出轻浮的姿态走到“丽娜”跟前。那姑娘拒绝了，他只好装作遗憾，撞掉了她手里的纸牌，这一举动使周围人对他怒目而视。谢尔盖蹲下身子，借着低头捡拾的档口小声说：“快走，快离开这儿。”

那姑娘脸色一变。谢尔盖把纸牌塞进她手中，紧紧握了握她的拇指——这是对消息的再度确认。没等他再次提醒，卢卡斯粗鲁地分开了他俩，急切道：“克劳迪娅！多久没见了，你来这里做什么？”

话音未落，门砰地一声打开了。一切都迟了。安德烈亚斯脸色铁青的站在门前，额头上有一道血口子，神情可怖，衬衫上血迹斑斑。他推开门就往大堂里闯。在他的身后，跟着十多个全副武装的警察。

一个男学生从口袋里摸出手枪。

电光石火间，谢尔盖改变了主意。他扑过去，推了安德烈亚斯一把：“小心！”

秘密警察的枪率先响了，男学生倒了下去，手枪落在地上，在混乱中被缴走了。安德烈亚斯望了谢尔盖一眼，点点头。一旁的老板娘吓得昏厥过去，但那不足以让她逃过盘查，盖世太保用酒水把她泼醒了。等盘问到克劳迪娅时，卢卡斯神情恍惚，挤到安德烈亚斯身边：“她是来这里找我的，我们从小就认识——她只是碰巧来到这里。我可以给她作证，前几天，我们还写过信呢。”

安德烈亚斯看了看他，又看看那姑娘：“抱歉。”

他挥挥手，克劳迪娅被带走了。卢卡斯像全身血液让人抽干了似的，顺着桌子的边缘滑到地面。一阵震悚过去，他跪倒在地哭了起来，向安德烈亚斯祈求道：“放过她吧，我知道您平时的手段，求求您，我真的认识她......天啊，她叫克劳迪娅，在柏林念过文理学校，我们一起，我从小就认识她......”

谢尔盖对他又可怜又鄙夷。安德烈亚斯说：“她是个共产主义者，没准除了要杀我，她还打算杀了你呢。”

盖世太保押着一群年轻人陆续离开了。那画家打扮的年轻人对秘密警察啐了一口，被揍了几个耳光。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不知道自己将遭遇什么样的命运，破口大骂起来，其他人则十分安静，面对了现实。

安德烈亚斯坐在大堂的角落里。保安总局的医生正给他缝过线的伤口涂抹药水。他不是一个很能忍痛的人，皱紧眉头，小声抽着气。通过谈话谢尔盖得知，那道伤口来自他盘问过的房东，那个女人在他带着人二次登门的时候用花瓶打了他。医生离开后，安德烈亚斯走到他面前，伸出手向他致谢。

谢尔盖不得不应承：“没什么，这是我应当做的。换成任何一位德国公民，他都会这样做。”

安德烈亚斯冷笑道：“我看未必。”

谢尔盖听出了他的讽刺。他本不关心一个秘密警察的死活，但卢卡斯同他交情不错、人又单纯，他还想要借机攀攀关系，便转身对卢卡斯说：“您爱错了人。这样的女人并不值得您爱。”

卢卡斯面如死灰。他沉浸在震惊和痛苦中，没听出谢尔盖为他开脱的暗示。安德烈亚斯脸色阴沉，把手枪别回腰带上：“上尉说得对，你不该为她哭。你太没用了。”

他们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谢尔盖想，卢卡斯没有表态，安德烈亚斯竟顺着这个台阶走了下去。又或者在他们眼里，女人就是没有自己的灵魂，也不可能信仰些什么——她们是些被人引诱、走错了路的玩物。一股迟来的怒火撞击着他的心脏。我该就在这里杀了他们两个！这两个无耻的、下流的……他们活得好好的，在这儿谈论“爱错了人”，而那些反抗纳粹的学生呢？他的心颤抖不止，但他不能喊叫、也不能挣扎，他只能将手心紧紧贴在那滚烫的、带给他疼痛的表面。

当晚，安德烈亚斯安排轿车，将三人连夜接到了勃兰登堡安全部与警察局的附近。他在那里有一处私产。在他养伤的同时，对犯人的审讯也被提上了日程。

谢尔盖对此懊恼不已：他还没有来得及构建自己的活动空间，就被卷入了事端。那位女同志知不知道他身在何方？她有没有找到他的本事？再者，他不是一个经验充足的潜入者，作为间谍，他先前的经验都来自破坏活动当中，被他杀死的纳粹分子少说有数十人——这是他头一次参与非刺杀的行动。

他没有犹豫，胆怯也不可能为他换来生机会。新的计划已经在他的心中酝酿。车辆穿过黑夜，两侧的山峦和树丛交错起伏，在一天的雨水以后，这天晚上星月交辉，把枝叶上的雾气照得宛如纱幔。两侧不时闪过的灯火像幽冥中的眼睛，而他正在死亡的宫殿当中穿行。

地狱的烈火会把这些景象都烧毁，如果共产主义者最终要下地狱的话。谢尔盖闭上眼睛，让思维缓缓滑动，像刀鞋切过冬天的冰面。这正是你擅长的，他安慰着自己，做一个孤胆英雄，深入敌营。安德烈亚斯坐在他身边，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中，这个特务头子正就今夜的安排洋洋自得地发表高见，而他的傲慢只能为另一个人的计划添砖加瓦。

Chapter 3: 计划的开端

Notes:

真不知道什么人在看这篇文！总之写了。

Chapter Text

安德烈亚斯工作起来可谓废寝忘食。小公寓的隔音很差劲，谢尔盖每天都能听见他起床或者就寝的声音。一个挨了毒打却只需要睡四小时的疯子，他像一台机器那样运转不停，精密、凶猛、一丝不苟，烧柴油一样消耗食物，追查每一个红色分子的下落。

谢尔盖给自己安排了第一项工作：和这台机器成为朋友。

安德烈亚斯把怀疑的矛头指向所有人。在他们到达公寓的第二天，卢卡斯也被盖世太保带走了。谢尔盖正坐在一楼看报，卢卡斯的尖叫声让他站起身来：“少校先生，或许过不了几天，我也会发现自己在保安局的监狱里醒过来？”

“不，您暂时没有任何嫌疑。”

谢尔盖不无讥讽地说：“暂时？那我能不能自由出门？”

安德烈亚斯朝门前伸出手：“如果您想直接接受审查的话，请便。”

安德烈亚斯对他有种难得的好脾气，这让他心头火起，又忍不住感到危险。

就“和法西斯狂徒成为酒肉朋友”这门技术，谢尔盖经验丰富得可以写出一部教学著作。他给自己安排了宽松的日程，包括例行的运动、丰富的食物和充足的睡眠。他没法迈出公寓的大门，创造和“朋友”的共处时间便成了难处。安德烈亚斯对他的怀疑成为了最好的借口。除了养精蓄锐，谢尔盖唯一的任务便是坐在沙发上，等待安德烈亚斯下班，在公寓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问他工作的近况如何，身体恢复如何，最重要的是——何时才能还自己清白。“凯里安”是一个从贫苦家庭跻身仕途的年轻人，理应格外注重自己的声名，而勾结共产党人是叛国重罪。在一周中，谢尔盖放任自己歪在扶手上睡着两到三次，好让一切显得更加自然。

出乎他的意料，安德烈亚斯对他有问必答。如果他睡着，安德烈亚斯会拍拍他的肩膀把他叫醒。只有一回，这位特务头子在凌晨时分回到家，不声不响地用外套盖住了他的肩膀。一股香水味儿扑鼻而至，把他呛得打了个喷嚏。谢尔盖对他怒目而视，他越不满，安德烈亚斯越笑个不停。

谢尔盖厌烦他的轻浮，委婉地强调这行为实在很不得体，安德烈亚斯则对他眨眨眼睛，饶有兴致地把外套拿走了：

“您不必在这儿等我呀。有待考量的是您对国家的忠诚，不是对我的。”

“我希望您不要做出有失偏颇的决定。”谢尔盖说，“您知道的，我在圣诞节前后要回家去。”

安德烈亚斯不为所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实才能决定一切。你祝我查案顺利吧。”

他说得冷漠而公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谢尔盖愈发笃定计划的可行性：安德烈亚斯对他的怀疑逐渐散去，他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待，如果他能入侵这位盖世太保头目的生活，也不算浪费了游离在组织之外的时间。

安德烈亚斯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有时对细节过敏，甚至会问一句第二天的菜谱，好让军官餐厅准备，有时则马马虎虎，忘记诸如钥匙在哪、是否吃过午饭等琐事。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安德烈亚斯仍会在用餐期间放一张唱片，有些是被纳粹当局允许的音乐，有些则不然。他收藏了不少俄国、犹太作曲家的录音，也乐意和谢尔盖分享他的违禁品。谢尔盖大感荒谬，但他并不惊讶：在他的祖国，曾有人抱怨音乐作品的管制太过严格，人们要听西欧作品，要么就在浴室里开着水龙头小声哼唱，要么就搞一份乐谱，通过读谱的方式在头脑里播放。谢尔盖在莫斯科的报纸上看过不少枪决的消息，一夜之间，曾经的同志就成了通敌分子、德国间谍，但他能够怎么办呢，祖国只有一个。他一想到开战以来苏联人遭受的苦难，就无法在痛恨德国人之前先埋怨自己的国家。

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好音乐，什么是坏音乐，和作曲家的种族、性别、阶级毫无关系。比起最基本的道德的问题，德国人在音乐审美上显示出了更加清醒的头脑。人们常常如此，只关心同自己有关的世界。多少人被冤枉？多少人逃亡他乡？又有多少人因为暴政死去？当事情发生时，大多数人都保持着沉默，敢怒不敢言——只要那不是自己的家人、朋友，一切又有什么要紧？

这天晚餐时分，安德烈亚斯播放了德彪西的艺术歌曲，谢尔盖能听懂法语，听到《星夜》的时候，他也被梦幻似的、拂过面纱的清风短暂地迷住了：“您很喜欢音乐，品位也很不错。”

安德烈亚斯举起右手，示意他别出声。两人静默地对坐着，刀叉在瓷盘中的轻响也停止了。音乐结束以后，安德烈亚斯才说道：“告诉你一件事。我会拉小提琴，拉得并不好，我也不爱练琴。但不妨碍我欣赏它。在音乐、或者任何的事业当中，大多数人只是庸才，只能衬托有天赋者的熠熠光辉。小时候，我羡慕他们的荣耀，嫉妒他们的才华，期待着有一天能同他们并列，现在看来多么可笑啊。”

谢尔盖没想到他会被卷入这种讨论。他的神经紧绷起来，可他编造的谎言中没有这个部分。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回答吧，他想，为了保持前后一致，也没有别的办法：“每个人的天分都是有限的，如果我在某一方面并不出色，欣赏他人的光辉不也是一件美事吗？更何况，我总认为每个人都有天分，只是有的天分能换取价值，因此才为人所见，有的天分并不能被时代认可，甚至不被时代容许。”

“您认为天才只是一种社会的偏见？哲学、历史、艺术当中无法攀越的高峰，他们矗立在那里，只是因为人们的眼光吗？您怎样看待他们呢？”

“每个时代都有几个伟岸的人，他们被记载在历史当中，给后世提供经验。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之列，他们——当然有过人之处，对历史的轨迹来说也不可或缺。有人认为，庸人只能是高峰的陪衬，是奴隶，是软弱而没有价值的人，我却不认同这一点。就好像最伟大的探险家也无法涉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总有一部分的世界不为他们设计，不论他们多么伟岸，多么不可战胜，世界不是专属于他们的舞台。”

“恕我直言，您的想法很危险。您把它们告诉我是个很好的现象，因为您不知道您所说的意味着什么。如果您试着隐藏它们，这是个更不好的指征。”

“抱歉，在这方面我显然不在行。您的意思是我今后不该谈论类似的观点对吗？”

“不。您可以说，但要注意场合，至少在这儿，您的谈论是被允许的。”安德烈亚斯指指屋顶，又望向门前，“走出这扇门以后，我就不是您最需要防备的人，您要小心您的同僚。我们的时代到处都是嫉妒者，其中还有不少喜欢搬弄是非。”

谢尔盖笑了笑：“那么您不认同我说的？”

“部分认同。”安德烈亚斯用餐巾擦了擦手。他向后靠在椅背上，两手抱在胸前，摆出了防御的姿态，“我不会告诉您我认同哪一个部分。这也是门里的秘密。”

谢尔盖同他对视了一阵子，轻声说：“我以为您不喜欢说话。”

“不。我只是，我不喜欢和与我无关的人说话。”

“与您无关的人？”

安德烈亚斯放下手臂，离开座位：“您的问题太多了。要知道，盘问是我的工作。”

像所有官僚一样，他擅长隐藏自己的情绪。要在心理上接近这样的人，除了暴露自我作为诱饵，别无他法。如果只陈述纳粹德国允许的主流观点，以谢尔盖刻苦的积累，必然不能叫人挑出错处。但伪装是一回事，赢得信任是另一回事，人们总喜欢同容易犯错的人待在一起，好满足他们窥探和拿捏的欲望。更何况人无完人，就像安德烈亚斯说的，大街上的人们整齐划一地信奉着希特勒的信条，关上门来就回到各自的精神世界当中去。与主流不符的思想活动或许可以限制，但永远不可能消除。一些时候，与其说些冠冕堂皇的套话，倒不如凭直觉回答。

他们间的心理距离拉近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困扰。安德烈亚斯近来沉迷酒精，这倒不是一时兴起的堕落，自从医生限制他吸烟以后，他把排遣的需求转向了其他刺激。他以前就喝酒，但喝的不多，专选些昂贵的、有名堂的葡萄酒，谢尔盖把那叫做堕落的生活情调。但这两个礼拜，他对酒精的依赖不再像某种身份表演，他喝得太多、太频繁了，仿佛他真有痛苦需要用酒精解决似的。好在他酒品不差，喝醉了顶多胡言乱语一阵，倒头就睡，谢尔盖不会为此耗神费力。

他的庆幸没能维持多久。两天以后，在沙发的扶手旁，谢尔盖像往常一样等待门锁的响动。等到楼梯转角的桃心木钟敲过十二点，他起身看了看，门前仍空无一人。他便松开第一颗扣子，靠着扶手，像以往一样在沙发上入睡。

这注定是个不平静的夜晚，十二点才过了一刻，凌空响起一声炮弹爆炸似的响雷。谢尔盖被那动静惊醒了。窗外没有一滴雨水，周围房屋的灯光都熄灭了。两排行道树完全融入了漆黑的湖泊，谁也分不清那里是地面、哪里是水面，白天砖红色的屋顶和米黄的墙壁只剩下了轮廓尖锐的凸起，在深蓝的夜色中不确定地晃动——这种动荡来自云间的闪光，仿佛在树荫下的水底隐没着一条大鱼，因为气候的变化翻腾，正在云翳中掀起银亮的水波。

黑暗中，谢尔盖的肩膀颤抖了一下。他没有打开电灯，作为情报工作者，他不愿身处“唯一亮着灯”的房子，那让他感到危险。一串真假难分的念头闪过他的脑海，安德烈亚斯究竟去了哪里？他异常的行动与自己有没有关系？在他的心中有个可怖的声音，同脚下与他毫无联系的土地里应外合：我孤独地来到这里，也将孤独的死去吗？谁会知道我被埋葬在德国的哪一个角落？但紧接着，渺远的歌声在他的耳畔响起了，那声音越来越近，混杂着无数的脚步，无数的车轮，在冰冷的泥泞中愤怒地奔涌。如果苏联失去了北面宽广的土地，他真的要变成在法西斯领土上飘荡的一缕游魂了。我的祖国需要我。谢尔盖默念着，头落回软垫上，心也沉静了。

黑沉沉的酣梦持续到了雨声响起。谢尔盖睁开眼，却被灯光刺痛了。客厅里的电灯正炙烤着他的脸。他扭头一看，安德烈亚斯正趴在沙发的边缘，满身酒气。他们倚靠在同一个扶手上，那木头铆接的结构支撑着两个男人的体重，正在不堪重负地呻吟。谢尔盖僵住了，碰碰那条弯曲的胳膊：“喂，您睡在这里像什么样子。”

安德烈亚斯还没有失去意识，他想推开他，只抬起了两根手指：“走开。”

谢尔盖低声说道：“你喝醉了。”

“和你有什么关系？”安德烈亚斯问，“谁需要你在这儿多嘴，你也在乎吗——”

他们之间的称呼不知不觉地变了。安德烈亚斯醉得睁不开眼，谢尔盖怀疑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同谁说话。

谢尔盖在心里骂了一句，爬起身，把他放到沙发上，自己蹑手蹑脚地上楼去了。在楼梯拐角，他犹豫了，又折返回去，给对方盖了一张毯子。安德烈亚斯仰面躺着，谢尔盖怕他被呕吐物呛死——在他的故乡，有不少酒鬼都这样死于非命。他弯下腰，把德国人摆成侧躺的姿势，在他的脑袋下垫了一个枕头。那股肮脏的酒味儿绕着他的肩膀，他飞快地冲了个澡，对着镜子鼓励自己，大骂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对人的腐蚀——他从没有卑躬屈膝地伺候过任何人，在德国南方，他只需要瞄准目标，像敲钉子那样，对方甚至来不及哼一声就送了命。即便在受训练的时候，同他演戏的也都是苏联人。伺候人这事儿他可不爱干，更何况对象还是叫人鄙夷的秘密警察、法西斯分子，他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你不适合长期工作，尤其是需要耐性、需要冷静的工作。教导员总批评他，你很能忍受痛苦，但是对另一些有关思想和尊严的事，你并没有多少耐心。他因为自己的鲁莽被教训了几回，也付出过一些代价。在他负伤回到莫斯科以后，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成长了不少。谢尔盖对此不以为然，他对自己聪明的头脑总有些自负，其次是他的双手，只要它们端起枪、拿起刀或者其他任何物件，德国人就该小心他们的脑袋。他一直如此坚定，何来“变得”？

现如今，这位自诩成熟、被迫上岗的侦查员睡在虎狼环伺的卧室里，内心饱受煎熬。他用毯子蒙住头，勉强回忆着儿时的情景：蓝色、白色的小鸟，冻土里的两颗白杨树，夏日树叶在风里沙沙的声音，他闭着眼睛，从树下的小溪旁经过。回忆像温暖的河流把他环抱在怀中，在这片宁静的孤岛，任何事物都不能伤他分毫。

他热爱家乡短暂的夏天，等到冬天来临，他就不得不远离大自然了。冬天太严酷、太残忍了。谢尔盖在作文当中抱怨，北风把书上的鸟窝都摇进雪里去了，不少人也冻饿而死……在冬天，美丽的生灵变成一地饿殍，因此我讨厌这个季节。冬天也是公平的，文学老师在他稚嫩的笔迹下批注道，它的严酷是广阔的，没有冬天，人类不会有高贵而坚强的意志。

他在梦中回到那间教室中去了，懵懂的幸福环绕着他。要是人的一生都在教育中度过该多好！永远在探索新知，永远在靠近真理，而不是被愚蠢的现实磋磨。他在思维中信马由缰，因为第二天醒来以后，他不得不必须面对现实。更不巧的是，他在下楼时撞见了安德烈亚斯。这个法西斯狂徒破天荒地在公寓里待到了九点钟。

见他站在楼梯上，安德烈亚斯笑了笑。谢尔盖替他觉得尴尬，安德烈亚斯却直勾勾地盯着他，没有回避自己出丑的事实：“多谢。”

“您不用向我道谢，我想知道，我何时才能获准离开这里？”

“我正要告诉您这个好消息。从今天起，您就是一个自由人了。”

他们的称呼又退回了“您”。大约是他昨天查出了端倪，那么他今天休假在家也说得通了。谢尔盖压抑住心中的狂喜，像每一位含冤受屈的人那样高傲冷漠地点头。我要找个借口离开，至少离他远一点儿。在他的监视下，一切行动都没法开展。也许我可以租一间房子——就在他规划下一步动作时，安德烈亚斯挽留道：“您的假期算是被我毁啦，您总得给我个机会补偿。不如这几天您跟我四处转转，我刚好新请了位司机——还有一场聚会，如果您赏光来参加，我可以向您介绍几位同事。”

谢尔盖冷淡地拒绝了：“不，谢谢您的好意。我对保安总局的内部事务并不感兴趣。”

安德烈亚斯凝视着他，神色霎时不虞：“那么，我可以为您做些什么呢？订回家的车票？未免太廉价了。我们今后的工作应当会有所联系。聚会就在两周以后，我不会耗费您太长时间。您看，您英勇负伤，有两个多月假期，完全来得及回家。”

我没有办法离开这里，甚至也没办法像之前借假身份脱身了。谢尔盖如梦初醒，从他进入安德烈亚斯视线的那一刻，他就一脚踩进了蜘蛛网。和他做朋友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安德烈亚斯并不想报答他，相反，他们的关系为他的仕途提供了助力，他要向同僚介绍他打入国防军的一颗钉子、一处眼线。

在他紧逼的目光下，谢尔盖想了想：“我可以同您去聚会。在这之前，我要给母亲写一封信。”

Chapter 4: 盖世太保的铁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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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信是人类社会中出现最早的远程交流方式，它原始、低效、容易被阻断，是谢尔盖与组织最后的沟通方法。他能熟练地背诵一个位于奥格斯堡和慕尼黑之间的地址，同他一起在南部活动的同志们都知道那个地点——那个铁皮邮箱不属于任何个人或组织，也不会有任何私人的信件投入其中。当地的几位邮递员是德国共产党的成员，一旦有投往那个地址的信或包裹，他们就会把它送到电台管理员的手中。如果一切顺利，谢尔盖应该很快能同组织重新建立联系。

我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受到监视，暂时没有被怀疑。请求下一步指示。他在信中隐晦地介绍了自己的处境，重点提到了他的“新朋友”，在最后留下了暗语，希望位于南部的同志能替他传递消息：“亲爱的妈妈，祝您一切都好，如果您有什么急事，请邻居汉娜替您回信给我。”

安德烈亚斯对他的看管明显放松了。这位秘密警察不再在公寓里随身配枪，睡觉前也不再反锁房门。等断续的雨水过去，寒冬彻底降临了。路边蓄水的砖缝变成了深黑色，表面结了一层灰蒙蒙的薄冰，其中浸泡着枯枝败叶。那些植物的遗物迟迟不肯失去旧有的形状，散发出腐败以前的潮气。骑行者要特别留心这些凹陷，否则就会让洗衣房多做几单生意。有些水坑位置刁钻，行迹隐蔽，高速行驶的轿车经过时，在二楼也能听见水花的响声。

“他们该开慢些。”安德烈亚斯抱怨，他正坐在窗边读报纸，“如果人人都这样吵吵闹闹，谁还愿意住在这里？”

公寓不远处就是盖世太保的办公楼，即便当局尽可能伪装，附近的居民还是不愿意从这里经过。谢尔盖朝窗外看了看：“好大的排场，像有什么人物要来拜访似的。是柏林来的人吗？”

“哦，不是的。那些是阿勃维尔的人，从部门设置上来看同您的关系更近些，不是吗？”

“我对情报系统知之甚少。”

“您不必了解他们，他们只会叫人生气。军事情报局，一群絮絮叨叨的学究，或者倚靠家族庇荫的公子哥儿。他们腔调太高，效率太低，很快就要让人取代了——我无意冒犯。”

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歉意，例行公事的客套把那傲慢的姿态衬得更可恶了。难道您不靠家族庇荫么，谢尔盖撇撇嘴，说道：“您不用道歉。我是个从前线回来的人。从前线的战况看起来，您说的甚至是事实呢。”

安德烈亚斯对他的冷幽默十分欣赏：“刚才您真该拉开窗户，朝楼下喊一嗓子。”

在战争一开始，内务部就知悉了莱因哈特·海德里希对东线战场的态度。在德国人真正的灾难到来以前，那个总想要扮演死神的男人已经认为军队正在做无谓的牺牲。海德里希对情报事务一窍不通，但到底出身于海军部队，对战争有些基本的常识。把没有完整装备的士兵送上前线，那就是谋杀。仗着希特勒的宠爱，他在办公室里放肆地向副官抱怨国防军的将军们和军需处长们无能，同他在希姆莱面前略带抵触的恭顺截然相反。这类点评倒不是出于清醒，海德里希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官僚，他关注细节，关注某条轨道运行得是否通畅，却从不思考局势。他比希特勒更加冷漠，更加讲求效率，完全把个人当做机器的配件。他不在乎用掉多少个螺帽，但每一个螺帽必须物尽其用，否则何必花大价钱购买它们？他的观点基本上代表了保安总局对于战争的看法，至少是其中的大多数。

那是我们的老对手，谢尔盖的指导员说，冷漠、急躁、过度自信，把自己置于超乎常人的位置操纵一切——尼采哲学的又一个践行者，但他也是个精明人、最强悍的敌人之一。海德里希说得不多，但他把一切紧紧握在手中，保安总局是他而不是希姆莱个人意志的延伸。在进入德国以前，学习他的观点是很有必要的。

在安德烈亚斯面前，谢尔盖暗示军事情报局办事不力，立刻得到了认同——盖世太保内部的确存在一些共识，国防军的元老和希特勒的新宠之间，斗争已经趋近白热化，谁也不愿再掩饰了。

“您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安德烈亚斯说，“我喜欢有胆量的人。像您这样的人管理政府该多好。办公室政治、人云亦云的会议太乏味了，我总想找个借口溜出去散步，或者干脆在家里睡觉。如果我要听那些政治说教，我为什么不去听戈培尔的广播呢。什么‘这是强加给我们的战争’。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支持，我们的宣传部门太怯懦了。”

谢尔盖佯装惊讶：“您认为他说得不对？”

“这是我们的战争，我们这一代人的战争。”他转向谢尔盖，目光在他的鼻梁骨和下颌之间滑动，像在观察宠物被投喂以后的反应，“这和谁是优等人、谁是劣等人无关。如果德国人不甘心永远贫困，我们只能让欧洲臣服。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只有两种身份，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主人。即使你不喜欢奴隶制度，它也在历史中逐渐消亡，但宏观的世界还是据此运行。我们只是不愿变成奴隶，不论臣服在英国人、法国人的脚下，还是被红色的恐怖统治，我们都要竭力避免。我们这一代人的义务就在于此。”

一番相当漂亮的发言，谢尔盖却在其中听出了不满。安德烈亚斯对他说得太多了，对于这一类官僚，越是长篇大论的发言，真话越少。谢尔盖惊讶于他对纳粹主流不以为意的态度，但转念又像：他应当有所抱怨，以他的某一重身份，他不该坐在明亮宽敞的会客厅里。他掂量了一下局面，采取了冒险的策略：“您说得对，我们的政策和种族的优劣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仇恨不能带来进益，承担责任才能。”

安德烈亚斯坐直了，把交叉的手指放在膝盖上，目光离开了谢尔盖的脸庞，转向胸前的勋章。他退缩了，言语却更加咄咄逼人：“您一点儿也不怕死吗？您明知道对我说这些观点可能招致什么样的后果。”

谢尔盖说：“因为您一直把我当做朋友。”

安德烈亚斯惊诧地望了他一眼。在他惯来所听的奉承之中，这说辞太奇特了，让他一时间无法回应。“朋友”，什么年纪的人才会真心实意地使用它？反正对他来说，那是太过遥远的记忆了，一个年岁和他相近的人，会在这个词的指导下做出任何决定，他难以想象。

安德烈亚斯对他颇有几分同情，谢尔盖察觉了这一点。从那以后，这位政治警察在谈话中解释得更多，也更愿意指出他在“政治觉悟”上的不足。看啊，这儿有个对政治一无所知的笨蛋，那双灰眼睛明白地传达着。谢尔盖对此再熟悉不过：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他一直充当着更强大、更聪明的角色。他并不讨厌蠢人，甚至愿意爱护他们，笨拙的言行往往激起他保护的欲望。现在，他成为了被“关照”的对象，才发觉那也是一种冒犯。人们从不觉得自己态度傲慢，直到他们位于权力天平翘起的那头。

在不恰当的时候进行自我批评总是令人懊恼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的计划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随着圣诞临近，纳粹的官僚机器也开始运转不灵。没有谁关心前线的战争进行到了何种地步，在苏联的土地上、风雪中，正在发生怎样残酷的争夺。除了渴望出人头地的年轻人，每个人都懒洋洋的，等待着假期的来临。安德烈亚斯更是清闲自在。他叫来“福科尔上尉”，试图规划短途旅行。谢尔盖装出一副感兴趣的样子，提议去施普雷河的支流边逛逛。他需要更多在室外露面的机会，对郊游也不能兴致缺缺、叫人误会。安德烈亚斯不愿乘车，因此他们只能在城镇周围闲逛。两人都训练有素，长时间的远足、登山并不至于让他们倒头就睡。每次晚餐后，安德烈亚斯会和他在沙发上聊一会儿天，然后他们各自道别，洗漱睡觉。

谢尔盖借此熟悉了当地的环境。到了晚上，除了在脑海中绘制地图，他无事可做，便观察安德烈亚斯的生活。这个年轻有为的小官僚喜欢挥霍钱财，却又自命清高。有一阵子，他不知犯了什么毛病，试图向谢尔盖学习如何精打细算生活财政。他的新消费计划充分展现了老式德国人坚毅朴素的品质，也因为这个特点，没过多久它就被丢进垃圾篓里了。

安德烈亚斯从不在工作以外的事上耗费心力。对个人生活，他认为舒适是最重要的：他注重仪表，但对于其他生活细节时而讲究，时而将就，全凭一时兴起。他有几样讨厌的食品，除此以外都能下咽。他打心眼里不喜欢希特勒的大部分政策，谢尔盖常看见他对戈培尔的说辞白眼以待，却又对赢得战争以后、千年帝国的愿景充满向往；他厌烦政治警察这个称呼，却又热衷于追踪、梳理、分析不同人物的政治观点。他从不和家里联系，更没有组建自己的小家庭，除了必要的应酬，他甚至没有私人的交际圈子。有时，安德烈亚斯一天所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五句，但在他们两人的小型辩论开始以后，他猛烈的进攻常让谢尔盖疲于应付。安德烈亚斯不在乎观点的对错，他固执地想要取胜，仅此而已。

他到底想要什么？金钱？权力？名声？民族的荣耀？他似乎怀疑一切能够称之为追求的东西。谢尔盖第一次陷入了迷茫。在他积累的有限经验当中，暂且缺少如此矛盾的样本。安德烈亚斯的真实想法像鳟鱼似的，没等他留神，那突破性的话题就从手指之间溜走了。

他是生来如此，还是被什么事情变成了这样？自认为超脱框架的个人，也会甘愿做一杆步枪、一条猎狗吗？他试着鼓舞自己：盖世太保也是人，当然有人的需求，了解他，寻找他的软肋，想想教材上说的，怎么样让人喜欢上你——

在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安德烈亚斯带他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那里枯燥乏味，充斥着档案的霉味和书本掉落的灰尘。安德烈亚斯在等人，顺便检查近日更新的档案，他只得在一旁无所事事的漫步。

“我要带您见一个人，不过您要稍等一会儿。”安德烈亚斯头也不抬地说，“……该死，这群新来的学生为什么不把标点改好再装订。”

谢尔盖四处打量着，右侧墙上的地图引起了他的注意。一瞥之下，他捕捉到了一条在民用地图册上没有标注的铁路。那是用来做什么的？他趁安德烈亚斯整理文件的当口，向书柜靠近了一步，假装研究那些指导法律制订的大部头，眼神却飘向墙面。我没有看错，他再一次确认，的确是一条特别的铁路。它还是近来新修的？还是早就存在，但被军方刻意隐瞒？如果它刚刚落成，那么它的背后藏着什么军事或者政治动向？

时间有限，谢尔盖在脑海中飞快地记忆它的起止和途经的中转站。在他试图背诵整张图上标红的哨卡时，安德烈亚斯打了一通电话，好一番催促。过了一刻钟，一个面色苍白、双眼碧蓝的年轻人出现在门前。

“长官，都准备好了。”

这个年轻的警察尽量保持目不斜视，他越是强装不感兴趣，谢尔盖越能察觉他的不安与好奇。在他们三人走下楼梯的时候，他不停地打量谢尔盖的装束，在谢尔盖看向他时又移开眼睛。那倒是个秘密警察的好材料，谢尔盖腹诽，像狗鼻子似的喜欢刺探。

地下室的铁门之间夹着特殊的隔音材料，走廊里寂静无比，只能听到电流穿过灯丝发出的嗡嗡声。年轻人为安德烈亚斯打开大门，潮水般的声音将他们包裹住了。门里，两个勤务兵对他举手问好，将一串钥匙交给他。安德烈亚斯命他们三人不必陪同，拐向地下室右侧的通道。谢尔盖紧跟在他身后。越向这个铁笼子的深处走，耳边的动静就越嘈杂，犬吠声、尖叫声、铁链拖拽以及重物抽打在肉体上的声音回荡在铁栏之间。他分不清那些声音的远近，暴行正在这个地下堡垒的某几个角落发生，又或者就在他的身边。

地下审讯室的气味实在不佳。谢尔盖皱起眉头，伪装出十分嫌恶地表情。

“您不喜欢这里？”安德烈亚斯说，“我不会让您在这儿待很久的。”

在他们即将到目的地时，走廊里传来皮靴跑动的声响。安德烈亚斯眼神示意他让开一些。五个身着黑制服的青年从他们身边经过，向两人行了礼。

安德烈亚斯问道：“格哈德的案子还没有头绪？”

为首的那个回答：“是的长官，还在调查当中。”

他们陆续走近他们左手边的一扇门背后。铁门关上了，谢尔盖听到了几句高声的质问和女人的惨叫。紧接着，他听见另一个声音发出的怒吼，很快沉寂下去。

“共产党人真是难办。”安德烈亚斯轻声说，“不管在德国还是俄国。哪里出现一个，哪里就会长出一茬。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毫不在乎，对其他人的命运倒十分关切。”

“你们怎么分辨共产党人？”

“我有我的方法，但不是这种。你要知道，殴打、折磨、性暴力，那只对懦弱的人有效。更何况，酷刑之下得到的证词很可能是不负责任的。真可惜，这不是我负责的案子。”

他的话语在谢尔盖的脑袋里嗡嗡作响。哭喊的女人与谢尔盖仅一墙之隔，声音像一块烙铁在烫他的神经。被折磨的也许是他的同胞，也许是德国的共产党员，甚至只是尚有良知的德国公民。他感到嘴唇在微微颤抖，冷冰冰地说：“我对虐待俘虏不感兴趣。”

安德烈亚斯很不客气地嘲讽道：“这不是一回事——和您一样在前线战斗的军官总对我说，他们不虐待战俘，不杀害战俘，显得他们多正直、多高尚似的。战争中所有的规则都松弛了，有多少人能抵御权力的诱惑？依我看，他们一半在撒谎，另一半在冷眼旁观。您是哪一种呢？”

“我说了，我对虐待战俘不感兴趣。必要的时候我会整顿纪律。”

安德烈亚斯眨眨眼：“这儿和东线可不一样。”

纳粹对德国人和苏联人一样残酷，究竟有什么可“不一样”，有什么必要分辨那是“哪一种”暴力？谢尔盖感谢自己的愤怒。那怒火越炽烈，他的头脑就越冷静。他的胸膛里有一团安静燃烧的蓝火苗。总有一天他会死的，他安慰自己，不是现在就是将来，不在枪口底下就在绞刑架上，这个该死的纳粹……

他冷淡地回答：“我知道保安总局的工作很有成效。有许多人误解你们，而在我看来，我们只是工作在不同的战线上而已。”

安德烈亚斯接受了他的称赞，施施然转身，将他带进右手边的牢房。那里面只有一张椅子，上面坐着卢卡斯——谢尔盖一眼没认出他来，那张潇洒的、公子哥的脸深深地凹陷下去，嘴唇灰白，他像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卢卡斯没有戴铐镣，全身的伤口都处理过了，起身的时候，他的右腿仍然跛着。安德烈亚斯命他坐着回答，他才蹒跚着回到椅子上，不安地嫖着他们。

安德烈亚斯讥讽地说道：“你看他们选择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在这张椅子上坐了三天，就把能说的都说了，这还不到他小女朋友一半的时间。你说我该不该饶恕他？”

卢卡斯垂着头，对他的话毫无反应。安德烈亚斯微笑着，残忍地说：“你喜欢写信，喜欢向朋友通报自己的生活，我们要去哪里、走哪一条路，他们都清清楚楚。我想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或许有更多写信的机会。我会给你一次悔改的机会，怎么样？你免于一死，说不定还能在前线打死几个苏联人，拿几枚勋章。”

卢卡斯没有说话，他低下头，不知是愤怒还是失望。安德烈亚斯等着他的反应，倒讨了个没趣，对谢尔盖耸耸肩膀。他们离开的时候，隔壁的审讯也结束了。几个年轻人拖着一具不成人形的躯体穿过走廊，一股血腥味飘散开来。谢尔盖听到了她的喃喃自语，在嘈杂的声浪中清晰地钻进他的耳朵。那是来自他祖国的语言。他的心震动了一下，眼泪不可抑制地充满双眼。我不能在这儿掉眼泪呀，谢尔盖猛地向前一步，捂住鼻子，飞快地擦掉泪水。

所幸安德烈亚斯没有看着他，对那几个青年党卫军饶有兴趣地问：“他说了吗？”

“没有，长官。”

“那真遗憾。唉，多么无情的人啊。”

这天他们一同步行返回住处。谢尔盖头痛欲裂，他忍了又忍，急需找一个渠道发泄怒火。在公寓门前，他再也无法克制住双手的颤抖，冷冷地对安德烈亚斯说道：“保安总局好大的气派。您大可以把您的朋友都带进去看看，这样您就会收获一队忠诚的狼犬了。”

安德烈亚斯愣住了：“您误解了我。”

谢尔盖冷笑一声，推开大门：“您倒不必如此谦虚。我感觉自己一身都是腐烂的味道。我刚从前线回来，您就提醒了我——这就是您的友谊，是不是？”

他气冲冲地回到房间，拧开水龙头，把脸浸在冰冷的水中。那刺骨的温度让他全身打战，这刚好替代、缓解了他哭泣的欲望。他把自己从窒息的边缘解救出来，望着镜子里的脸庞。一双充血的眼睛同他对视，水滴从他的颧骨流向下巴，他向镜子伸出手，被体温蒸出的水汽在玻璃上留下了浮萍似的斑点。他咬紧颤抖的牙齿，忽然想起契诃夫的小说、那个名叫姚纳的车夫无人问津的痛苦。在遭受了侮辱与轻慢以后，他只能把儿子去世的消息告诉一匹马。

我又能向谁诉说呢，谢尔盖想，我的身边连一匹小马也没有。

他深深地吸气，屏住呼吸数了四秒，对着镜子里憔悴的面孔吐出一口气：现在什么也不该想，睡一觉是最好的决定。

Chapter 5: 女侦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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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没有因为他的冷淡而转变态度，反而更愿意和他亲近了。谢尔盖更加确信这是一场考验——如果他对卢卡斯表现出同情，安德烈亚斯必不可能放过他。在那以后，安德烈亚斯又试探了他几次，每次提到卢卡斯，言语之间多有惋惜。谢尔盖却表现出一副无情的态度。

安德烈亚斯对他政治报告似的回应颇有抱怨：“您真是铁石心肠。在前线的军人都这样吗？”

“谁也不该背叛自己的祖国，连动摇也是可耻的。”

“我受够了，您到底什么意思？他活该？不是？那么我猜您不赞成的是刑讯逼供咯？”

“在这件事上，我和您态度相似。残忍的手段只能震慑怯懦者。”

安德烈亚斯放下刀叉，绕过桌子，拍拍他的肩膀：“您不必像这样防范或者奉承我呀。您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我喜欢和您像之前那样相处。”

说完他拿起挂在沙发靠背上的外套离开了。谢尔盖敏锐地观察到，安德烈亚斯不再使用前门拐角处的衣架——他没有随手摆好物品的习惯。那种井然有序的特征只在他的思维上彰显，这位少校打理起生活来简直是一团乱麻。如果没有保安总局的雇员和清洁工时时到访，长此以往，这间公寓里很可能不再有能落脚的位置。他确实很警惕，谢尔盖想，他不愿在陌生人面前暴露自己，哪怕只是细节处的喜好。现在，他开始放松警惕了。

安德烈亚斯离开以后，谢尔盖换了几件不起眼的衣裳。他准备出门一趟，像往常一样。

他悠哉游哉地走过大街，悄悄在街角丢了一枚“石头”——那是内务部传授的技巧，从外观看，那灰扑扑的东西和普通的碎石毫无差别。第二天，“石头”还在原位，直到第三天下午，拐角的树影下又变得空空荡荡了。

也许它充当了某个孩子的足球，或者遭遇了一位生活不太顺遂的白领。谢尔盖从空地经过，目不斜视地丢下了一块新石头。他在树下等了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究竟有什么人从这儿经过？先前的“石头”去了哪里？他背靠墙壁，思考着：我还没有收到南方的回信，我的任务还要继续吗？还是说，我应当就此沉默，等待上级给我发送消息？

就在他思索下一步行动时，一辆自行车从拐角疾驰而来。谢尔盖的胳膊被撞了一记，痛得他打了个激灵。在来人将要跌倒时，他眼疾手快，抓住了向一侧扭去的车头。

“真抱歉！我不是有意的。” 骑车的姑娘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她头戴一顶呢子女帽，细软的头发贴在两颊，剪得短短的，嘴唇纤细，脸颊丰满，一副干练的模样。谢尔盖注意到她的右眼眶有一片不太明显的擦伤，隐没在棕黑色的眉毛当中。

谢尔盖对她微笑：“没关系的女士。人难免有出错的时候。”

“好心的先生……您叫什么名字？”

“我姓福科尔，叫我凯里安就行，您呢？”

“我叫安尼卡。”

“您这么急匆匆地，是要往哪儿去？”

“我刚把衣裳送去洗衣房，现在准备去领些做菜的香料。您知道的，这鬼天气，花园里还剩下什么呢。”

“在我小时候，我母亲在庭院里种了不少莓子。咱们都盼望着自给自足，但就算在南方，冬天的气候也不敢恭维。”

他同安尼卡并肩而行，绘声绘色地讲起“母亲的庭院”。但那并非空中楼阁，他描述的是内务部给年轻人们做审美训练的学校。他们在那里欣赏音乐，评估美术作品，了解高档服装、珠宝和酒等等，方便他们扮演不同阶级的角色。如果安尼卡是他的同志，她应当心领神会。

安尼卡就“家乡”的风土人情提了不少刁钻的问题，又仔细梳理了他从战场来到德国境内的时间。等这场“审讯”结束，那姑娘拉着他转过一堵墙，向他手里塞了些什么，正是他之前投放的“石头”。

“您丢了东西。”她说，“这两样都是您的吗？”

他们俩交换了代号。这小个子姑娘叫做“燕妮”，取自十月革命后苏联流行的女孩名，在德国，她是女工“安尼卡”。目前，她正在给一位旗队长的夫人当女佣。旗队长夫妇眼下正在他们的度假别墅里：燕妮得知要接应边境的同志，便央求夫人施舍几天假期，称自己在城市里太疲惫了，想去乡间小镇休息几天。这位夫人深居简出，把她当作闺中密友，对她推心置腹，二话不说便同意了。隔天夜里，她收到了南方发来的电报：她的新小组成员已经就位。

燕妮向他展示了洗衣篮侧面的小口袋：“男人们很少知道这儿有个口袋。盖世太保更愿意相信共产党是年轻的男学者、男工人，一个洗衣服的女人很容易被轻视。”

谢尔盖点点头。不远处，有两个老妇人牵着狗朝这边走来，他们停顿了一下，换了一条去湖边的路线。

“您可能不知道，现在我的案头攒了不少情报，却没法向莫斯科传递。”燕妮从口袋里掏出香烟，举手遮挡嘴唇，目光看向周围，“我在这儿负责一架电台，柏林乃至大半个德国的无线电都可以到达这儿，但前线的同志们在撤退。我们离他们太远了。”

“您有什么计划？——让我们别用敬称了，我和德国人客套得够多了。”

“我们几个人讨论了一下，电台必须向东移动，否则我们一点儿消息也发不出去。但是，我的人都有另外的身份，做这样的调度简直是送死。我发现有一支游击队在东面，领头的是一位苏共党员，他们也有一架电台用来收听德国人的军事部署，不久前我得知，在他们的位置可以听到前线的声音。我原本希望你能协助我把情报传递给他们。”

“现在呢？”

“现在——你没法再假装一个四处跑动的闲杂人等了。”

“那么，我还要一直扮演下去？我对工作没有怨言，但我不擅长长时间的伪装。他们应该告诉你了，我以前是一个‘破坏者’。”

“这个计划当然危险。小里特贝格是绝佳的信息来源，他在柏林也有不小的势力，尤其在司法官员当中，旗队长有时会说起他。这个年轻人长期倚靠他的父亲，可他绝不是什么卖官鬻爵的蠢蛋——要不然他的上司不可能长久地容忍他。他是一条嗅觉灵敏的猎犬，据我所知，他被如此纵容，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父亲，另一方面，他的上司想要依赖他的功劳升迁。我希望你打入内部，拿到更高层、更准确的消息。”

“也只好这么办了。我想，既然他已经盯上了我，不如将计就计——前些日子，有几个德国人在……”

“我已经知道了。我通知了游击队的弗里达，让她想想有没有办法营救。”

“好。”谢尔盖点点头，“小心为上。”

分别之前，燕妮用力地同他握了握手：“记住，不要再投放石头，如果需要传递消息，在窗口的花瓶里插玫瑰花，隔天早晨九点，我会在面包店与你见面——你知道的，上层人总嫌那点儿配给不够吃，军需列车都要为他们服务呢。”

谢尔盖的脑中灵光一闪：“等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头绪。在这镇子附近有一条铁路，我从没在其他地图册上见过……”

这次会面让他一整天都十分愉快。下午，谢尔盖特意去了一趟面包房。如果他今后经常要出入这个场所，就该提前让相关人士习惯他的行踪，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他和老板打招呼，说是替上级采买，挑了几块蛋糕，半斤糖果，慢慢踱回公寓里去了。

他把蛋糕放在餐桌上，叫厨娘装盘，又把糖果送给那女人，准许她带回家给自己的孩子。阴差阳错地，安德烈亚斯很喜欢他的“礼物”。晚餐结束后，他们在沙发上谈论各自的家庭。谢尔盖原本以为他会讲讲自家产业，他也好借机探一探对方的底细，然而安德烈亚斯对这个话题兴致缺缺。他只说起他的母亲，说她令人尊敬，很有才华。她为了儿子的教育，放弃了心爱的绘画，转而辅导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安德烈亚斯对她态度复杂，说不上是感激还是怅然，说到这儿就不再继续了。谢尔盖暗暗地想，她的一生真是不幸，青春活力都在家庭的劳动中消磨了。如果她一直画下去，说不定能成为罗莎·博纳尔，而事实上，她被禁锢在了家庭中。她的纳粹儿子只会给她这样的评价，一位合格的母亲。

谢尔盖失去了兴趣，安德烈亚斯却开始反问他。他说起母亲，又说起年轻的女邻居，那位德国姑娘的形象是塔莉亚的缩影，让他的讲述充满了感情。因此，他被安德烈亚斯打断了。

“您爱她吗？”

谢尔盖敏锐地捕捉到了那股探究的欲望。他沉重地叹了口气，无奈地说：“我深深地爱着她，但战争把我们分开了。”

在这个年代，“分开”有多重含义。谢尔盖把追问的可能堵死了。安德烈亚斯撇撇嘴：“回想我母亲的生活，我认为结婚对她来说是个错误。她说我的父亲曾狂热地爱她，是否真的如此，我也不知道。但后来一切都变了。婚姻就是这样，不过这倒也不是婚姻的错处。也许爱情本身就是这样，它会变得冷淡、僵硬、充满陈规，真是可怕。战争......战争在这方面是仁慈的，它让爱免于面对惨淡的结局。”

“通过毁灭的方式？通过夺走人的生命？”

安德烈亚斯高深莫测地点点头：“死亡是悲痛的，但是伴随眼泪的爱比自然消亡的爱要好一千倍。”

这种资产阶级的肉麻情调真令人不适。谢尔盖恨恨地咬牙，他把死亡看成什么？把战争看成什么？世界上所有的邪恶加起来也不及战争，那却成了安德烈亚斯浪漫舞台戏的背景：“那么，你会因为必然的结局而拒绝爱情吗？”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凑到他耳边，压低声音：“也许不会。就好像人都有必死的结局，而我至今仍想活着。”

他离得近了，谢尔盖闻到了他身上的香氛味，不适地躲开了。爱情的话题被他抛到了脑后。好一个轻浮的法西斯分子，如果他胆敢在苏联玩弄女性的话，只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他的命……啊，对了，他根本不喜欢女人。谢尔盖心烦意乱。安德烈亚斯垂着眼睛，从他耳边退开了。这个高谈阔论的法西斯分子倒向沙发的另一头，靠在扶手上沉思。

在他们的谈话开始之前，太阳还挂在西面的云下，他们没有把客厅的电灯全部打开。现在，整个屋子昏黑一片，只有两只花瓶沐浴着乳黄的灯光。在他们身边盘旋着不易察觉的微风，荡漾着黄昏的死寂。其实黄昏和黎明的前一刻是相同的，那是地球上光线最暗淡的时刻，比午夜的黑暗更加深邃。谢尔盖的脑子里冒出了不少无用的地理知识，每当他不安的时候，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就会像沼气一样咕噜噜钻出水面。在电灯被发明以前，人们恐惧黑暗的降临，而现在，人类早已从丛林中用双手解放了自己，黄昏成为了一天之中最惬意而安闲的时光。

太不对劲了，他想，我该去把电灯打开。

“你愿不愿意留下？留在这里？”安德烈亚斯问，他的声音模糊，影子也模糊，“还是说，你想早日回家、或者上前线去？”

“我已经留下了么，不是么？如你所愿。”

“不，我是指工作上的调动。我如今缺少一个帮手。你看，你愿不愿意？”

谢尔盖暗暗松了一口气。然而，不久之后，安德烈亚斯那头传来下定决心的一声轻叹。谢尔盖转过脸瞪着他。别冲动，他在心里默念，他不会在这时候要你的命，你也不能在这时候把他解决掉，想想燕妮对你说的。你早已经不再是你自己了。

在他对自己的训诫中，那个瘦长的身影站起来。谢尔盖坐直了，但这姿态并没有阻止安德烈亚斯靠近。那个影子晃动着，抓住他的肩膀：“我很喜欢你。”

“什么？”

“我说，我很喜欢你。”

他没来得及回应。安德烈亚斯低下头，在他的嘴角吻了一下。

谢尔盖一阵颤栗。事发突然，他毫无防备，用力一推，安德烈亚斯像只小船似的荡开了。理智短暂地离开了他的头脑。我从没有遇见过这种事！谢尔盖靠在沙发垫上，又愣愣地坐直了。惊诧像口大钟似的在他脑内轰鸣，除了嘴唇边那一点儿热气，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现实好像变成了镜框里的画面，飞快地缩小、缩小，变成一幕戏剧、一张油画，彻底同他这个旁观者无关了。

安德烈亚斯踉跄了好几步，后背撞在餐厅的座椅上，狼狈地摔倒了。那张脸上一贯的傲慢消失了，变成震惊、怨愤和仇恨的混合。他坐在地板上，呆愣了片刻，恼羞成怒地站起身：“您怎么敢这样对我？”

那声音把谢尔盖叫回了现实。他震惊地看着这一场闹剧，头脑飞快运转：放松些！就你扮演的角色来说，你很有理由为此大发雷霆，毕竟安德烈亚斯想做、将做的事会把你们两个都送进集中营。“凯里安”抱起双手，从沙发边起立了，对他不守规矩的同胞怒目而视，高声诘问：

“您今天又喝醉了？您难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什么后果？我一直把您当作朋友，可您呢？您在打什么可耻的算盘？”

安德烈亚斯瞪着他，头发散乱，目光灼人，一副要上前揍他的模样。但很快，那盛怒的表情熄灭了。他扯扯凌乱的衬衫，取下丢在沙发上的大衣，开门出去了。

Chapter 6: 束缚

Summary:

为了剧情的完整，***部分我给大家填上了。

Chapter Text

谢尔盖在黑暗里坐了两个小时，壁橱里的钟哒哒地走着，他的头脑也飞快地运转。安德烈亚斯会恼羞成怒，罗织一个罪名将他“清理”掉吗，就像他对所有敌人做的那样？他离开的时候气愤极了，谁都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

在午夜时分，他听到锁孔咔哒一响，安德烈亚斯的身影出现在门前。他的样子还是模模糊糊，手里握着一把枪。谢尔盖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震惊之下，他没有把房间里的武器拿来防身——一个致命的错误。那个黑色的、略显僵硬的影子向他走来，坐在他身边。谢尔盖也只好坐下。他在安德烈亚斯身上嗅到了夜间寒露的味道，借着些微的光亮，他看见安德烈亚斯的鼻尖、耳朵都冻红了。

他根本没有去别的地方，这个狡诈的猎手一直在附近等着，说不定在公寓门外，说不定就坐在花园里！谢尔盖悄悄地想，一旦自己离开了公寓，为了防止告密，安德烈亚斯会从背后开枪打死他。

他对他残忍的设计佯装不知，像一个矛盾的朋友那样称呼他：“安德烈亚斯，今天究竟是怎么了？”

安德烈亚斯用手枪抵住谢尔盖的脸颊。他没有使劲，犹豫地凝视着谢尔盖，让冷冰冰的枪口在颧骨上轻轻擦动：“您不去告发我么？为什么不？”

谢尔盖在黑暗中看着他，一言不发。安德烈亚斯也同样看着他，微微颤抖，眼神无比复杂。最终，他在博弈中胜出了。安德烈亚斯持枪的手垂了下去，用另一边手掌贴住他的脸颊，喃喃地说：“我想拥有您，但我又害怕您。”

谢尔盖被冻得一激灵，低下头，把手枪从他微微颤抖的手指间抽走了。安德烈亚斯的双手又细又长，手背的皮肤光滑，像年轻女子的手，在虎口和手心有射击训练留下的茧子。多么矛盾的组合，谢尔盖想，如果他在小提琴上很有天赋，也许就不必用这双手杀人了。

他的思绪又飘远了：德国人有的是选择，而苏联人能选择什么呢？在面对侵略者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在战争打响的那一刻，没有谁再是音乐家、工程师、工人、农民，他们只能是拼死抵抗的战士。我也没有选择，谢尔盖安慰自己。他放纵自己的好奇，握住了安德烈亚斯的手指。对方颤抖着瑟缩了一下。

看，他和你一样不熟练。或许对他来说，这也是头一回。谢尔盖松开了手。这并不难熬，只要确定了将要达成的目标，他就有的是意志、有的是勇气。在文明社会，人需要按道德的准绳克制欲望，现在他却要融入野兽们中间去，那放纵让他感到羞耻：他怎么也不该去拉一个男人的手，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可如果他不让本能的好奇暂时掌控自己，他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他自己都不知道爱与亲密是怎么一回事，又怎么去扮演一个在感情中犹豫不决的人呢。

谢尔盖丢开那把手枪：“你难道不明白吗，不论和谁恋爱，都需要先征得对方的同意。”

安德烈亚斯看起来有些窘迫，但他紧追不舍：“那么，你同意吗？”

“我甚至不了解你。”

探寻他们关系的界线好像走钢丝，过于懦弱他将一无所获，过于主动他会丢掉性命。好在谢尔盖又一次赌赢了，幸运女神依然眷顾着他。安德烈亚斯沉思片刻，从抽屉里拿出两个杯子倒满了：“你陪我喝一杯。”

谢尔盖问道：“今天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你很快要离开了。”

他不由分说地仰头，把自己面前的一饮而尽。谢尔盖拿起另一杯，问道：“你希望我喝醉了，好跟我道别吗？”

安德烈亚斯凑近他，谢尔盖闻到了一股酒精味，天哪，他在外面估计喝了不止半瓶。

“不。”他说。“不对。你跟我来。”

他们一前一后地上了楼。谢尔盖的卧室里只有床头灯亮着。昏暗的光线中，安德烈亚斯问道：“你有没有开过床头的抽屉？”

谢尔盖摇摇头：“我不能乱动这儿的东西。”

“现在可以了，打开看看。我允许你。”

抽屉的第一层空无一物，第二层却沉重无比。谢尔盖将那木盒子打开看了一眼，想立刻把盖子合上，又把手放下了。那盒子就在柜面上大喇喇地敞开着，谢尔盖再一次感到不可置信。他的脸涨红了：“这些都是你的东西？”

安德烈亚斯说：“你可以选一样、或者全部，我都可以。”

谢尔盖头晕目眩。他对那一盒刑具似的东西毫无兴趣，也不想知道德国的精神变态们每天如何用下流的手段折磨自己或者别人。他以为自己做足了心理建设，可是——

“不……这很奇怪……”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会这样说的，谢尔盖在心里咆哮。没什么需要表演的，就这样，再愤怒一些。“这太奇怪了！”

“怎么？不习惯？”安德烈亚斯往他手心塞了件东西，“你试试，大多数时候我不会生气的。”

那是一条黑色的漆皮带，触手冰凉，谢尔盖不用想就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

他想起了上个礼拜难忘的旅程，那个暗无天地、充满酷刑和惨叫的地下室。安德烈亚斯总能给他带来精神上的痛苦，然后置身事外，笑吟吟地看他为难。谢尔盖丢开皮带，粗暴地抓住安德烈亚斯的手臂，压低声音道：“我明白了，你希望跟我上床！难为你费这么多心思。你，你把我当成什么？你的妓女？还是你的情人？就像俱乐部里那些——那些——你说呀？”

他的暴力没有吓退对方。安德烈亚斯似笑非笑地，灰眼睛转向他，湿漉漉的眼神拂过他的脸侧：“那么，你怎么想呢？”

“难道我可以拒绝吗？”谢尔盖讥讽地大声说，“如果我不答应，你就要我的性命，是不是？对你们这些人来说，死没什么要紧。”

“谁知道呢。'爱的神秘比死亡更伟大。'不是吗？”

谢尔盖再也无法忍受他侮辱似的挑逗。他咬紧牙关，把安德烈亚斯扔在床垫上。他不言不语，动作粗暴，安德烈亚斯短促地尖叫了一声，往床头缩去，脸上却又露出古怪的微笑：“原来你——”

谢尔盖的动作很快，一晃身到了他面前。安德烈亚斯还要申辩，被他突如其来一推，撞到了床柱、呛了一记，偏过头咳嗽不止。他到底要说什么！谢尔盖心中烦乱。他退开两步，安德烈亚斯喘匀了气，坐在床沿上望着他，脸颊酡红，冷冰冰地微笑着。

刹那间，他的形象不再有害了。只要安德烈亚斯不对他说话，他就又变成了一个图形，一具肉体，某种残忍的虚无主义在人间的化身。靠近他变得容易，甚至，和他发生肉体关系也一样容易——只要他不再开口！

安德烈亚斯似乎明白他的意思。他把外套丢到一边，专心地处理领带和衬衫扣子。期间他看了谢尔盖一眼，示意他照做。谢尔盖试着把房间想象成体检室，这是他唯一袒露身体、接受观看、而免受羞辱的情境，但是床头的灯光太昏暗了，他无法自欺欺人。当他把膝盖搁在床沿上，弹簧咯吱直响。安德烈亚斯的双手在触碰他，柔情地向上移动，他的手掌不算热，握枪的茧子摩擦着他的皮肤。谢尔盖僵硬着，双眼紧盯着前方的窗帘。安德烈亚斯很不满，举起手，在他的脖子侧面打了一掌。

他下手没有轻重，击打的声音回荡在卧室里。刹那间，疼痛和羞辱带来的本能让谢尔盖做出了反应。这又是对方有意诱导的误会，谁会在这种时候想到格斗技巧呢。安德烈亚斯被按倒了，在被褥里闷哼着。这下他不会再有兴致了！谢尔盖心里松动了些，打算松开手，跟他好好谈谈。

然而，在愤怒熄灭的前一秒，安德烈亚斯转过脸来：“对，这才像样。”

谢尔盖恼恨异常。这是什么样的变态！他在心里大骂不止。安德烈亚斯表现得很顺从，但指挥棒在他的手里——谢尔盖恼恨他敲定的姿势。他在占领区的营地见过这场景，德国人就这样对当地的女性施暴，对波兰女人、对苏联女人、甚至对犹太女人，在他们需要发泄时，种族隔离法案就全部失效了。那些肮脏的情形忽然闪现在他脑海，让他感到晕眩、恶心。人类怎么会对同类产生这样肮脏的欲望？

这是报复，他安慰自己。一旦把这一切当作私刑，道德上的重压就缓解了。他试图完全分心，可安德烈亚斯低声念着他的假名，将他的目光吸引过去，那半张脸上翕动的睫毛强行地闯进了他的眼帘，像一列火车撞上了他。

谢尔盖把他翻转过来。灯光映照下，安德烈亚斯的胸口随着喘息不断起伏，他的两边眼角各有一点泪水，但那神色与眼泪毫无关系——安德烈亚斯志得意满地微笑着，把手放在他的耳朵旁，轻轻触碰，仿佛在看一位情人。谢尔盖的头脑里丁零当啷响成一片，有一壶开水在耳边沸鸣似的。他，他是一个纳粹分子，一个信奉法西斯主义的狂徒。纳粹分子是这样的吗？他是男人还是女人，是人类还是怪物？他强迫自己低头，紧盯安德烈亚斯的右手——它在枕头边紧紧抓握着，骨节突起，随着他们的动作轻轻摇晃。

“我不喜欢你盯着我看。”安德烈亚斯说，“换回去。”

谢尔盖只好照做，他快要呕吐了。比起此情此景，他自己的身体更叫他愤恨。欲望的表达，对他来说，就像私下的无心之语被张贴在了通告栏上。他的欲望只能是语境下的误解，而安德烈亚斯是那个苛刻而兴奋的文化审查官。他的一字一句，都将被解释成同他本人毫不相关的罪行。没过多久，在他的耳边，安德烈亚斯低低叫了一声，侧身趴向一摞枕头，蜷缩起来，再没了动静。谢尔盖拍拍他的肩膀，再次将他翻转过来，却看见一张布满红晕、发丝凌乱的脸正对他微笑。

天啊，谢尔盖躲开他的目光，却已经于事无补。他的心暴露无遗。那灰眼睛里揶揄的、赏玩的神色使他羞愧，又使他痛恨。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看另一个人？或许古罗马的贵族会这样赏玩奴隶。然而那是一千年以前，一千年以后的人们仍旧如此相处，把同类当作取乐的玩物，在人类历史中，没有比这更具羞辱性的事实了。

他口干舌燥，命令自己打断那个微笑。于是他松开安德烈亚斯的肩膀，握住他的膝盖，俯身下去。新的刺激让安德烈亚斯发出濒死的喘息。他盼望着一点柔情的爱抚，又不屑地、嘶嘶地笑起来。谢尔盖没有理睬他。

“喂，你。”安德烈亚斯推着他的肩膀，仰起头抱怨，“这些事情……没人教过你吗？”

谢尔盖眉头皱紧：“什么？”

不如我谅解他吧，安德烈亚斯叹着气想，也许他真的从里到外都一本正经，并没有和男人上床的经验。这个傻瓜既不懂循序渐进的道理，还为他的嘲弄生气了。

谢尔盖不知道他是满意还是不满，总归他也不在乎。安德烈亚斯身材瘦削，举止像个年轻姑娘。看他展开四肢，喘息着试图发号施令，谢尔盖直觉得好笑。幽默似乎能在此刻化解他的烦恼，但安德列亚斯抓住他的鬓角，扯得他头皮生疼。那条黑色的皮带被丢在地板上，现在，谢尔盖心里起了点捡起它的念头，但他最终放弃了。小时候他被父亲用皮带揍过，对于赤裸的皮肤来说，抽打还是太疼了。

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再说，甚至在结束以前玩了一些越轨的游戏。安德烈亚斯总是那一副不可违抗的表情。谢尔盖用丝带勒住他的脖子时，感到自己像个杂技演员，除了自己的呼吸，和一根悬吊灵魂的钢丝，世界上剩余的一切都和他无关了。他恼恨万分，想送他去死，安德烈亚斯笃定的眼神消散了，眼眶发红，喘息急促地瞪着他。在欢乐到来的时刻，他们的肉体在场，灵魂却都缺席了。

一刹那间，房间被寂静充满了。谢尔盖听到窗框一响，像有一片树叶或者一只鸟经过，文明社会的记忆回到了他的身体。他将手里淫秽的东西远远丢开，低下头，安德烈亚斯还在望着他，眼神飘渺，像望着某一个很远的位置。德国人的嘴唇破了一点，谢尔盖丝毫不记得那是怎么造成的了，遗忘和晕眩是他最好的保护。新鲜的伤痕让安德烈亚斯缺乏血色的嘴唇红润了不少。

“过来。”他如在梦中地呢喃，向谢尔盖伸出一条手臂，“你过来呀。”

谢尔盖的双唇颤抖起来。他用尽所有力气控制自己，却于事无补。那双该受诅咒的眼睛、该受诅咒的嘴唇！然而他别无选择。谢尔盖深吸一口气，抱住安德烈亚斯的肩膀，抽出毯子盖住两人。在他手臂的环绕中，安德烈亚斯闭上眼睛，手指占满汗水，冷冰冰地搁在他的胸前。

他们依偎着彼此躺了一会儿。安德烈亚斯动了动肩膀，把脸颊凑到他面前：“亲我一下。”

“这很奇怪。”谢尔盖说，“我不喜欢男人。”

“如果我命令你呢？”

“我有理由不服从。”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把脸转到一边去了。谢尔盖放开他，起身走进淋浴室，哗啦啦的水声传来。或许过了很久，或许只有五分钟，那声音停止了。安德烈亚斯裹着毯子，昏昏欲睡。在黄昏般着色的视野中，谢尔盖的影子晃了一晃，一条手臂压住毯子，床垫一沉，水汽在他的鼻尖弥漫。谢尔盖最终还是吻了一下他的脸颊。

安德烈亚斯敏捷地抓住他的脖子，把他拉下来，在嘴唇上吻了两下：“看呀，你还是挺喜欢我的。”

疯子！谢尔盖推了他一把，后退两步。他不喜欢抽烟，但他情愿到窗边去，离那张床越远越好。他从地上捡起外套，拿出烟盒，试了五次才擦着火柴，被他弄断的小木棍横七竖八地躺在烟灰缸里。他点燃了烟，不确定地回头望望。安德烈亚斯靠在枕头上闭着眼睛，没有追究他粗暴的举动。

谢尔盖抽完一支烟卷，做足了心理准备，掀开那张毯子：“……喂。”

安德烈亚斯挣扎了一下，毯子从他的手掌底下溜走了。这个可恶的纳粹分子精疲力尽，快要睡着了。谢尔盖握住他右边的手腕，安德烈亚斯动了动，试图把胳膊收回胸前，恹恹地趴在床褥上，眼帘低垂。

“别睡了。”谢尔盖催促道，“起来。”

“我这就来。”安德烈亚斯小声说，“我太累了，别打我。”

谢尔盖愣住了。他想了想，松开安德烈亚斯的手臂，说道：“我不打你。”

安德烈亚斯张开眼，看见他后皱了皱眉头：“抱歉——”

谢尔盖不敢解读那个眼神。他板着脸，把安德烈亚斯拉进浴室。不知什么时候，安德烈亚斯右边肋骨的旧伤被牵动了，在站立或走动时，他不得不佝偻着肩膀。谢尔盖拧开龙头，俯身检查他胸侧的旧伤，那手指沾着热水，烫得安德烈亚斯瑟缩起来。谢尔盖的脸颊泛着热气蒸腾的浅红色，饱满的额头、金色的头发、低垂的睫毛晃悠悠地占据了他的整个视野。那面容过于出众，使人感到惊诧和危险。

“你还好吗？”美丽的神明悄悄问他。

安德烈亚斯点点头。

他的倦意逐渐消退，一道醺醺然的提琴声飘荡在他的脑海，像某一个夏天的夜晚，他偶然在乡下的窗台边听到的民歌。他试图捉住那旋律，它又消散无踪。他眨眨眼，温热的水流刚好从他的肩头滚落。乐章遇到了一个休止符，现实的世界又环绕着他了。安德烈亚斯越过谢尔盖的肩膀，对他倒映在镜子里的侧面微笑了一下。

Chapter 7: 走马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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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死亡吸引之前，安德烈亚斯经历过睡眠障碍的发作。不安稳的睡眠和青春的关系类似潮汐与月亮。等他明白了死亡可以解脱人间的一切痛苦与职责，那种症状就消失了，每晚的睡眠不再是强迫的、对现实生活的重复，而是在排演黑暗甜美的结局。他的房间在楼梯的尽头，那空间的大小对应他家族的地位再好不过，对才能举起小提琴的孩子来说却太大了。他讨厌书架和帘幕的阴影，它们在他的心里投射了许多恐怖的情形，逼迫他在躺到床上之前翻遍卧室的每一个角落。熄灯是他最不喜欢的家庭惯例，他哀求佣人不要拉上窗帘，好歹让他看清房间里的摆设。他读过一些童话故事，刚刚开始戒断浪漫主义小说，他的某一个部分遗落在了故事里：在某一个角落里可能藏着持刀的刺客，或者搜寻黄金的大盗。

如果真有恶徒，你看见了又能怎么样呢？女佣人说，这里很安全，快睡吧。晚安。她按照惯例拉紧窗帘，怜悯地留下一条淡蓝色的缝隙。

在朦胧的光线里，墙面上挂着的艺术品获得了生命，在他的梦里出没，让他在无声的尖叫中惊醒。那是他母亲选择的装饰，把四壁的每一块墙纸都填满了。那些不知道材料的布匹，表面敷着几层比金子还贵的颜料，时常让他心慌意乱。莫奈的画面里漂浮着雾气，让他头晕、想要做梦，新秀埃米尔·努尔徳的作品则充满了恐怖的冲突，酱红色的天空和云翳压倒了世界的一切，他画的玫瑰像血迹、田野则像妖魔的眼睛。

他不喜欢油画，但这些意见从未出口，因为他的母亲对它们爱若至宝。家庭当中，根本没有人在意她的喜好，安德烈亚斯不愿再对此做出任何申诉。像每一个传统的德国家庭那样，他的父亲常年在外办公，母亲负责他的教育。安德烈亚斯很爱妈妈，父权制度下父亲对儿子的例行贬低从不让他挂心，但每次母亲教训他、哪怕只是说两句重话都让他心如刀绞。当他为那些批评和体罚伤心的时候，父母便数落他太过软弱、难堪大用，他只好尽力绷着脸，面无表情地等一切结束，躲到房间里偷偷掉眼泪。

他认为自己比父亲更加尊重母亲，但母亲从未偏袒过他，而这种平和而均匀的、像节拍器似的家庭生活在他青春期的开头走向了结束。

像所有的男孩一样，他对爱情抱有鄙薄的向往——他们渴望一种从未经历的体验，却对于自己的情感需求羞于启齿。他的寄宿学校距离火车站有三四公里，一座关押着一大群娱乐匮乏的青少年的牢笼。在希特勒上台以前，那里的校长是一位刻薄而拘谨的学究。显然，要一位上了年纪的学者管理一所充满男孩的学校，那完全是个叫人力不从心的任务。很快老人就拄着拐杖、捧着圣经退休去了。紧接着，纳粹党的拥趸霸占了这所历史悠久的教育机构，把它改建成了精英军事学校。新的管理者们挎着皮鞭、手杖，谙熟各种精神上凌虐弱者的手段。新校长声称自己一名哲学硕士，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举手投足间萦绕着雷厉风行的气概。许多青少年都会对这一类的长辈怀有仰慕之情。与四处巡查的校监和级长不同，除了那些例行公事的讲话，这位新校长对男孩们可谓和蔼可亲。在垂满藤萝的墙壁底下，安德烈亚斯见过他同好几位低年级的男孩单独交谈，以一种过于亲密的姿势。

安德烈亚斯对他的个人魅力不感兴趣，但他希望贿赂校长，让他宽宥自己缺席一些无聊的集体活动。他可以忍受严酷的训练，却无法接受来自任何他不在乎的人的命令和评价。因此，他时常在大会上睡觉或者冷笑，惹得不少家境清寒的年轻人怒目而视。

在安德烈亚斯跨进校长办公室以前，他对成年人的贪婪一无所知，用来交涉的辞令都是些拙劣的模仿。那些机巧使同龄人认定他是个人物，但放到成年人眼前只能引人发笑。那个男人用学校内部有限却多样的特权引诱他，把他放在办公桌上强迫他办完了事。他当时十五岁，几乎还是个孩子，这让他在一周之内没法稳稳地坐在椅子上。

他想要的不只是金钱。安德烈亚斯迷茫地想，但他不愿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被批准偶尔不参加集会，但他再也没有缺席。在无理由的倔强之外，那种欲望被激发的奇异体验让他辗转难眠，直到他在同学之间听到了一些传闻：两个高年级男生被校监发现在树下约会，两人都不愿意诬陷对方，被学校极为严厉地处罚了。

他知道性是男孩间霸凌的手段，是校长受贿的途径，但这条传闻显然和权力无关。这很奇怪，但比起他身处的环境，男孩间的爱恋远算不上最奇怪的，以至于他常忽视自己身上这一点儿异常的特质。在两年以后，他向一位同级生表白，对方把此事当作奇闻炫耀，害得他差点被学校开除。他惊魂未定，用皮带把那个四处宣扬的同学狠狠揍了一顿，作为报复也作为切割。他胆大包天的行为被理解为了叛逆，没过多久，罪名又升级为忤逆社会道德。然而，直到父亲开始残酷地矫正他的取向，试图让他对女人产生正常的反应，他才明白同性恋是比杀人更重的罪过。

安德烈亚斯用了几年适应自己的身份。在法律的威胁之下，他飞快地学会了掩盖和矫饰。他换过几任情人，全是露水情缘，他们大多受不了他对粗暴行为的诡异嗜好，要不就对他的工作心怀芥蒂。这些地下的风流韵事也让他两手沾血：一位上司知悉了他的取向，处处暗示自己掌握了他的把柄，被他动用家族关系，送去当了行刑队的靶子。

凯里安，这个英俊的军官和他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安德烈亚斯起初想撕下他无欲无求的伪装，抓住他的把柄，毁灭他的尊严，让他跪倒在自己的靴子前求饶，再把他送去审查或者枪毙。但这个人总也不肯顺着他的意思，对一切引诱不为所动，高傲、倔强、桀骜，好像他在照一面命中注定的镜子。哪怕谢尔盖有意教训他，这也比他过去的体验好得多。至少这不是一场有关尊严和地位的交易，他没有从中赢得什么，也就谈不上拿什么出来交换。

他没有表面上看起来冷酷无情，安德烈亚斯想，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让他留在我的身边？

这一晚安德烈亚斯睡得很沉，谢尔盖却辗转难眠。他心里烧着背叛自己的暗火，让他屡屡盯着安德烈亚斯沉静的脸发呆，不断规划再否决残忍的提案：这个纳粹法西斯睡得这样死，凭他在内务部学过的格斗技巧，至少有二十种方法让这个罪人刹那间偿还自己的罪过。

算了算了，你又不可能真的爱上他。光动个念头就让谢尔盖浑身恶寒。他一向严格地要求自己，在恋爱方面也是一样。他是一条法西斯的走狗，身上还有资本主义堕落的习性，谢尔盖在心里鼓励自己，你只是利用他的恶习，不要因为肉体的关联为难自己呀。

“你没有睡好。”安德烈亚斯醒来后定论道。

谢尔盖几乎没有睡着，他疲劳地抱怨：“你倒是睡得很好！”

“别这样。这也不是什么难堪的事，你也不用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异常的人。有许多人，包括那些拿婚姻当幌子的人，男人或女人，上司或下属，他们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相比之下，喜欢男人，或者和男人做爱没什么大不了的。”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结婚？”谢尔盖问，“为帝国繁衍后代，这是你应当要尽的职责。”

安德烈亚斯放开了他的胳膊，不屑地说：“这么说吧，我本人为国尽忠，多次负伤。把其他的义务推卸给别人去完成，完全无可非议——你呢？你为什么没有结婚？你这么英俊，性格也不错，没有考虑过和你那位女友结婚吗？我想她一定会答应的。”

谢尔盖装作忧郁地答道：“战争把我们彻底分开了。”

“柏林还有很多好姑娘。还是说，你准备为了爱情献身？非她不娶？”

“我没有想过。我在前线为国效力，生死在刹那之间，暂时不考虑结婚。”

安德烈亚斯的脸上闪过毫不掩饰的喜悦。他面对镜子，迅速穿好衬衫，摆弄着袖扣，想起什么似的嘲讽起来：“实话说，我对女人实在没什么兴趣。德意志的好妻子、好母亲，除了料理家务，给丈夫疏解欲望、传宗接代，她们还有什么用处？不论你说什么，她们只会低眉顺眼地应承。我可以料理自己的生活，身边哪里需要这样的人？”

谢尔盖又一次想起了塔莉亚——红军的女战士比男人还要坚强。她们有自己的思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她们为全人类的欢乐、幸福和希望奋斗着，并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豪。而纳粹德国把女性变成了奴隶，变成了生育机器，这怎么能责怪她们呢，她们完全没有力量选择自己的生活。这里遍地都是压迫者与被压迫的人。

“安德烈亚斯，”谢尔盖走到他身边说，“其实你人还不错，你不想让别的姑娘不幸福。”

“或许吧。”安德烈亚斯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把外套上的褶皱抚平，接着说，“你的右手骨折过，你的战伤奖章是这么来的吗？”

“不是——该死，你发什么疯？你要在这个时候审查我？”

谢尔盖厌烦地骂了一句脏话，朝他挥了一拳。安德烈亚斯躲开了，靠着窗台大笑。在来到这里之前，谢尔盖早已依据那个被他干掉的上尉的信息，编造了有关“凯里安”的一切，身高体重，家住何方，乃至饮食习惯，喜欢什么样的音乐艺术等等。他牢牢地记着：这枚战伤奖章是用大腿里的三枚弹片换来的，他为此伪造了伤口。

安德烈亚斯解释说：“只是一点儿职业习惯。就像你不喜欢我的怀疑，我也不喜欢别人揣测我的想法。”

谢尔盖瞪着他：“看来我说得不错！”

安德烈亚斯没和他争辩几句，客厅的电话就响了。谢尔盖目送他下了楼梯，听见他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就在昨天夜里，去往集中营的火车被地下组织袭击，跑走了二十三个要犯，其中就有安德烈亚斯抓到的几个德共党员，管理那一节火车的党卫军全被吊死在了树上。安德烈亚斯勃然大怒，在电话里声称要把押运员绞碎了灌进香肠里。挂断电话后，谢尔盖听见他用力摆弄橱柜椅子，拿一切能接触到的家具出气。

好样的燕妮，这是怎么做成的呀！这个消息让谢尔盖兴奋不已，他到盥洗室洗了把脸，对着镜子傻笑了一阵子。直到安德烈亚斯站在楼梯口朝上面吼叫，他才缓缓的踱下楼梯。

早餐的氛围尴尬万分。安德烈亚斯看了他好几次，终于把刀叉丢在盘子里：“你怎么欲言又止的，你要和我说什么？”

“你……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谢尔盖如鲠在喉地问，“我是说，我昨晚有没有伤到你？”

安德烈亚斯朝他翻了个白眼，低下头专心拨弄着盘子里的芦笋，把它们彻底挑出去，再把萝卜蘑菇切成骰子似的小块。他沉默了好一阵子，谢尔盖还瞪着他，用那种顽固的、询问的眼神，这让他忍不住从喉咙里挤出一声笑：“有没有人说过你傻里傻气的。”

谢尔盖皱皱眉头，转过脸不看他了。

这天晚上安德烈亚斯没有回来。直到第三天深夜，在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中，他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公寓门前。他出门从不记得带伞，以前有卢卡斯提醒，才不至于让他总被淋湿。他冷得发抖，被风吹得头晕，坐在壁炉边看了一份报纸，等身上的寒意被驱散才上楼更衣。

墙角壁龛里的钟指向凌晨一点半，谢尔盖早已睡下，在床上留给他半边空档。雨声让整个小镇变成了沸腾的铁壶，谢尔盖却睡得很安稳。安德烈亚斯换下衣服，喝掉一整杯啤酒，靠窗站了一会儿，走到谢尔盖身边躺下了。

没等他展开毯子，这张床上的另一个人惊醒了。谢尔盖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喃喃说道：“老天，你冷得像一根路灯杆子。”

“谁在半夜出门都是一样，外面在下雨。”

被吵醒的人不高兴地问：“你为什么不回自己那边去？”

安德烈亚斯的心跳刹那间变得忽高忽低，一股不知哪里来的冲动像橡皮泥挤住他的喉咙，逼他朝身边人温暖的胳膊贴近：“……你没有关门。”

“你非跟什么人睡在一起不可吗？”

安德烈亚斯有点儿生气：“这是我的公寓，这几间卧室都是我的，我想睡在哪里就睡在哪里，难道你要把我赶走？”

谢尔盖干脆背过身去不理他。安德烈亚斯抱紧他的肩膀，轻轻地叫他的名字：“凯里安，凯里安......”

前天夜里他可以借着黑暗的掩护，凭愤怒征服安德烈亚斯，但现在不行。他确信自己不喜欢男人，更不会对法西斯分子有好感。一切违背道德的、荒谬绝伦的情景在短短一周内积压在他的肩头。好在把安德烈亚斯想象成一个女人并不难，即便没有扑粉，他的头发上也有浓郁的香水味。谢尔盖叹口气，不情不愿地翻了个身，闭上眼。安德烈亚斯用脸颊贴着他的手背，那片皮肤像雨里的帆布一样冷。

我怎么能同一个血海深仇的敌人这样亲近。他为那愤怒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无法控制的情绪像橘子从兜里滚落。他不得不找一个恰当的借口，把安德烈亚斯推开了一点儿：“你太让我为难了。我其实，我不是——”

安德烈亚斯粗暴地拉过他的胳膊，把额头埋进他的胸口：“闭嘴。”

无数女性的形象在谢尔盖眼前闪过，他想象着贴近的肉体来自于她们中的某一位，防止自己做出太过反感的动作。他没有很多同女性亲密的经历，顶多是拥抱和亲吻。甚至，在他三十多年的生命当中，他都没有进入过一段恰如其分的恋爱关系。所有人都教他以肉体的欲望来区分爱情和友谊，但他只感受过和人在心理上亲近的需求，至于肉体的欲望，那对他来说只是课本上的名词。爱情的对象应该是女人，宗教这么教导，他所在的国家也这么教导——他知道在列宁时期爱上同性是无罪的，但很快这条政策就被修改了。在矛盾当中，他不可抑制地想起了塔莉亚和燕妮，她们消瘦的脸颊和眼睛里的光彩，让他感到安慰，又感到亵渎。塔莉亚对他的吸引不在肉体，它来自更深远的地方，像风筝的丝线牵萦着他痛苦的心。

在现实中，安德烈亚斯发出一声得逞的笑，像蛇那样嘶嘶地说：“我去柏林替你打点了关系，你很快就会接到调令了。”

谢尔盖推开他：“什么？”

“别回东线战场了，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你要把我调到保安总局的机构里？”

安德烈亚斯不紧不慢地解释：“不，不。我只是为你延长了休假。你的伤没有全好，你会在保安总局做一段时间文职工作。之后，你想去哪里都可以。”

谢尔盖沉默片刻，问道：“你更改我的人生轨迹，只是需要我陪你上床？就像俱乐部里陪军官的女人？”

安德烈亚斯无言以对。他阴沉地沉默了一会儿，向谢尔盖凑近了些，讨好似的握住他的手腕：“请不要这么说。如果你不愿意，六个月后你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我向你保证。”

Chapter 8: 新同事、新生活

Chapter Text

燕妮认识别墅周围所有的人。她扮演的“安尼卡”是个嗜酒如命的怪女人，从旗队长家里挣来的几个子儿都被她喝了个精光，因此她不得不接些私活，替还算体面的人家洗衣裳。那些酒精饮料大多被燕妮倒进了下水道。要不是她需要解释身上时常出现的磕碰和擦伤，她根本不会扮演太过引人注目的角色。

女工安尼卡对常人而言足够平庸，但在侦查员眼中，她远远算不上毫无特点。要是他们按照第一选择，扮演相貌平平、前倨后恭的服务生，或者面上沉默寡言，背地里爱嚼舌头的邮差，保准让人在三天之内忘个精光。谢尔盖的相貌太出色了，让燕妮忍不住担心他们的处境。或许他有不少过人之处，又或者祖国面临的斗争十分危急，以至于后方无人可用。在冬天以前，苏联不少女人和孩子都上了前线，一位西方记者把这种现象报告为“红色帝国的人道危机——面对战争，政府组织不力”。只要人类社会仍然依靠个人决策运转，各行各业就难免混进一些傻瓜。可类似的撰稿多了，叫燕妮忍不住怀疑起来：这些记者同私下窃窃“穿着摩登的弗莱波女郎活该被非礼”的警察们或许师出同门。

燕妮向路边的醉汉学习，时常表现出一副对时事茫然不察的模样。认识她的人都羡慕她有个好雇主，夸旗队长宽宏大量，至今还没有把她赶到街上去。然而，她的工资全来自于夫人丽娜的嫁妆，旗队长没有为整洁的地毯和香喷喷的衬衫出过一个子儿。论雇佣关系，她并不是那位军官的下属。丽娜少有出门的机会，这件事也因此成为了雕花大门背后的秘密。唯有婚姻有此等合二为一的魔力：把两人的财产变成一人的财产，把两人的劳动变成一人的劳动，甚至在头一个男孩出生以前，一片屋檐下也只会有一个享有全部法律权益的人。伟大的爱情和神圣的婚姻，要是让两个人同时享受生命健康、自由、拥有财富以及从劳动中获取报酬的权利，在大德意志帝国的律师同法官们看来，这实在是太见外了。

燕妮今年只有二十六岁，比女战士塔莉亚还年轻些，却因为辛苦的劳作和心理的重担而衰老。她瘦小的手背上有冻疮留下的疤痕，平时戴着丝绒的手套，把丑陋的瘢痕都遮住了——那也是好心的夫人的赠礼。谢尔盖偶然看见了那些痕迹，不由得为她感到难过，而燕妮却对此满不在乎、一笑而过：“这双手和我的母亲、祖母一样。”她性格爽朗，走路快得像一阵风，双颊红润，洋溢着干练有力的美，这让她在纺织女工和农妇中间很受欢迎。燕妮也常请她们喝上一杯。渐渐的，她们都很乐意同这位大城市来的姐妹谈心，而最有价值的信息常从闲谈中来。

一天夜里，一位名叫艾玛的女工向她抱怨，说自己的丈夫忽然被党卫军召去修铁路，一连三天都没有回家。燕妮立刻想起谢尔盖对她背诵的地图。她花了一整块包着杏仁膏的巧克力糖、一小瓶劣质甜酒向那女人再三确认：镇子的边缘的确有一条铁轨，可很少有车辆从那里经过。燕妮找来组里的通讯员，向附近的电台发送了消息。一周以后，破坏小组在山区截停了一辆开向集中营的列车。他们低估了党卫军的火力，撬开三节车厢，打死了几个负责押运的军官便提前撤退了。尽管如此，仍有数十人跳下了列车，逃进了茫茫的森林和群山当中。

与此同时，谢尔盖把调任的消息传递给了燕妮。初次合作的成功让他们十分激动，就像在球场上完成了不可思议的绝妙连线。在面包房的炉火边，谢尔盖握住燕妮的手，还没开口道谢，那姑娘大胆地亲了亲他两边的脸颊。这让他害羞不已、支支吾吾了好一阵子。短暂的庆祝之后，燕妮告诉他，夫人丽娜早已对纳粹心怀怨恨，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

“你要小心，她毕竟习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可能沾染了软弱的习气。”谢尔盖提醒说，“不要让同情左右了你的决定。”

他们都知道近距离斗争的凶险，但谁也没有言明。谢尔盖向她保证自己会小心谨慎，燕妮则祝他“入职顺利”，两人就此分别了。

提到“丽娜”这个像“伊万”、“弗里茨”一样常见的名字，谢尔盖又想起克劳迪娅来。他提着热烘烘的面包，在大街上一面走路一面出神：那勇敢鲁莽的姑娘有没有坐上那班火车？她会不会已经被破坏小组的同志营救、逃出了盖世太保的魔爪？他还有机会同这位女同志再次见面吗？还是说，她已经在惨无人道的刑讯当中牺牲了呢？

谢尔盖这些天的生活也不算顺遂。安德烈亚斯不是个能冷静面对失败的人。倚靠着家族的势力，他的仕途顺遂得令人吃惊，一点儿闪失也能让他懊恼不已。一旦他情绪低落，周围的一切就会笼罩在他阴沉沉的怒火下。对他来说，拿人出气是常有的事，至于他那副阴森可怖的心肠是转向政治犯，还是转向自己的下属，便要取决于命运的剧本了。某一天夜里，他的袖口被刑讯的鲜血浸透了，谢尔盖看得心惊，而他本人毫无察觉。他就套着血淋淋的袖口，丢掉外套和领带，抛下帽子，踢了一脚壁炉边的钳子，直到那片新鲜的血迹在他心爱的刺绣桌布上拖出一条尾巴，安德烈亚斯才不知所措地咒骂起来。

谢尔盖祈求命运女神不要再刺激这个疯子，尽管安德烈亚斯的倒霉事常能让他偷偷笑出声。然而，睡在一颗燃着引线的炸弹身边总是不太走运。某天夜里，安德烈亚斯被犯人啐了一口，不得不把外套送去洗衣房，等一切处理完毕，大街上早已空无一人。他忍着怒火回家，在凌晨三点半粗暴地摇醒了谢尔盖，急切地解开他的睡衣。谢尔盖犹在梦中，不胜其扰，朝那张神情讥讽的脸挥了一拳。不可一世的少校受到了天大的冒犯，立刻出拳还击。两人衣衫不整地扭打起来。闹剧以闹钟被肢解、枕头被扎破以及他们两人双双挂彩告终。他们隔着座椅对峙，剑拔弩张，好像那贴着软垫的靠背是英格兰海峡。安德烈亚斯拿手绢捂住流血的鼻子，谢尔盖不得不给开裂的嘴角涂碘伏消毒，而东面的天空已经蒙蒙亮了。

安德烈亚斯闷声闷气地开口：“你看你做的蠢事，这对我们俩都没好处。”

谢尔盖丢掉棉球威胁道：“你再敢把我当成你的婊子，我绝对会撕烂你的脸！”

他情绪激动，表情牵动了伤口，嘶嘶地吸了两口气。安德烈亚斯幸灾乐祸，撤掉手绢：“聚会就在今天，你却破相了。我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福科尔上尉？”

谢尔盖不再理睬他，专心看着镜子里自己的伤势。过了一刻钟才回过头叫道：“你就不能堵住你那该死的鼻子？真恶心，你把血弄到地毯上了。”

安德烈亚斯又拿起那块皱巴巴的手绢，闷声不响地转到窗边去了。他呼吸了几口北方早晨的冷气，突然说道：“我挺喜欢你的性格。”

谢尔盖头痛欲裂，连同嘴唇又疼起来：“你真是奇怪！你难道喜欢别人揍你？——别想瞒着我，还记得吗，我看到你柜子里的东西了，我也知道你用它们做什么。你这疯子简直快把四处的审讯室搬空了。”

“......我从没发现你这么幽默。”

“我不和你拌嘴。你没有正常的应对压力的方法，对生活还一窍不通，非常不好。”

“闭嘴！快滚出去。”

“我们也不应该这么相处，你很病态。你让我感觉自己没有尊严。”

“我让你闭嘴、滚开。你要什么尊严？我哪里伤到你可怜的自尊了？别以为我不会再揍你！”

他们怒气冲冲地开启了不幸的一天，谁也不和谁说话。直到天光大亮，安德烈亚斯仍专心致志地生着气，谢尔盖据此推断他近来工作清闲，否则他重视效率的大脑根本记不住吵架之类的小事。他不把欲望的对象当做人，更不要提与他更加无关的德国民众。有谁会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和抓人的猫生气呢，更何况大部分人只是他靴子前的蚂蚁。当奴隶主真正厌烦的时候，奴隶的道路便只剩下两条，要么被抛弃，要么迎接死亡。

谢尔盖没想到安德烈亚斯会向他求和，这使他心中编好的台词全部作废了。就在他沉着脸，挎着一本书上楼时，安德烈亚斯从壁橱后面翻出一个盒子，朝他招招手：“喂！过来，司机中午就会在门口等着了。我不喜欢迟到。”

在窗外漂浮的日光下，安德烈亚斯用融化的软蜡遮盖他的伤口，拿起工具在他嘴角一阵涂抹，那张英俊的脸又变得完美无瑕了。谢尔盖横向比对着德国人与内务部的化装技术，他不明白安德烈亚斯为什么会精通这方面的技巧。紧接着他回忆起受训时的知识，第一批进入苏联的德国间谍大多是知识分子，十分擅长乔装改扮。他们对当地的生活细节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甚至连俄国人怎样打架、怎样吐唾沫都了然于胸。内务部靠证件中不会生锈的订书钉剿灭了部分，剩下的则依靠大众举报。显然安德烈亚斯也熟练地掌握着伪装的基础本领，他确实像燕妮所说，是一个业务精熟的法西斯特务。

安德烈亚斯拍拍他的肩膀：“这才像样，我还要把你介绍给同事们呢。”

在动身前，谢尔盖做了不少心理准备，安德烈亚斯则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未来的“同事”。这几位秘密警察与安德烈亚斯一样，在政治警察部门工作，专门处理共产党与破坏分子，必要的时候还肩负着使人消失的使命。不同的是，安德烈亚斯与卢卡斯有家族势力的荫蔽，早早获得了党卫队的官衔。谢尔盖很快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和简短的事迹，安德烈亚斯的描述很精准，让他在见面的第一眼就认出了这三人：

刑事监察格哈德长着一张方脸，双眼炯炯有神，即使穿着便装也一副高高在上、精明强干的模样。他的头发梳向右边，头油抹得闪闪发亮，好像一颗吸烟时飞溅的火星就能把他的脑门点着。在安德烈亚斯升迁以前，他俩是竞争对手，直到去年，两人的关系才稍稍缓和。他对人态度严苛，总喜欢揪住同事的把柄，好不知不觉地在言语间贬低别人。安德烈亚斯所谓的“没格调的残酷手段”大多数是他发明的，谢尔盖在刑讯室中听见的审讯也是他所授意。

刑事上级秘书名叫瓦尔特·汉森，是一个矮小的男人，眼眶浮肿，看起来非常疲惫。谢尔盖牢记他的姓氏，因为他希望所有人都管他叫汉森博士。安德烈亚斯有时叫他“毒侏儒”，有时把他描述成围着窝转圈的母鸡。博士有四个孩子，因此对工资待遇相当上心，有一分一毫的奖赏都不会放过。他眼神闪烁，肩膀卷向胸口，在那些社会地位远不如他的人面前却颐指气使。安德烈亚斯比他年轻六岁，在工作经验方面远不如他，但他从来不敢指点上司的不是。

最年轻的那一位名叫奥托，谢尔盖在办公处同他见过面，正是他带着两人走下楼梯的。奥托金发蓝眼，体魄匀称，鼻梁和窄颧骨上撒着一排雀斑。他只有二十一岁，表情却严肃而阴沉，像宦海沉浮了十来年似的。这年轻人刚刚担任刑事助理，却是他们中“政治觉悟”最高的一位：他从小就在希特勒青年团受训，从内而外都是第三帝国的战士，还在某次活动中与元首本人合过影。

在他们到场以后，格哈德不卑不亢地同安德烈亚斯问好，瓦尔特与奥托也同他们行了见面礼。安德烈亚斯简单介绍了几句，便撇下谢尔盖，邀请一位小姐跳舞去了。两位年纪稍长的秘密警察对新同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奥托则用淡蓝的眼睛盯着他，一言不发。谢尔盖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不同寻常的敌意。他把这一点记在了心里，装作不在意的模样，同三人围绕A部的近况攀谈了几句，话题又转向了前线。

在他们谈及“凯里安”每一枚勋章的来处时，奥托突然问道：“听说您刚从前线回来，还没有结婚？”

谢尔盖点点头：“我出身贫寒，没有机会得到姑娘们的青睐。但元首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在大德意志帝国，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天赋，成为受尊敬的人。”

奥托不依不饶：“听说您和少校先生一同住在办公处附近。”

天啊安德烈亚斯，谢尔盖在心里嘲弄道，看来帝国的未来可不怎么喜欢你。他脸色微沉，学着安德烈亚斯摆架子时的腔调，冷淡地、缓慢地回答：“是的，我暂时没处安身，应少校先生的邀请，暂时借住在他的公寓里。”

奥托被这有意的挑衅刺到了，厌恶地看了他一眼。格哈德端着啤酒看向他俩，一双眼睛来回移动，并不打算插入他们的谈话。瓦尔特左右看看，急忙打圆场：“能有这样一位朋友是幸运的——”

格哈德莫名地着急起来，打断了他的谄媚，直接地问道：“您会和他一起去柏林吗？”

“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也在柏林办公呢。”

格哈德与瓦尔特对视了一眼，奥托的气焰却收敛了不少。瓦尔特咳嗽一声，又摆出那副文绉绉的嘴脸，语气变得轻慢：“唉，我还以为您会同少校先生一道儿去呢！柏林可是个好地方，未来的世界都城，日耳曼尼亚的不二首府。不知您之前有没有去过？”

“他大多时候在柏林工作么？”

“不，您还不太了解他。他虽然常回柏林探亲，但这次是为公事。不久以后在柏林要出大乱子，如果你们没碰上这几个赤色分子，一切可都糟糕了。谁知道他们胆敢计划去柏林？

谢尔盖袖子里的手攥紧了：“他们不是刺客么？去柏林？难道——”

“没人知道。”瓦尔特说，“我们也不清楚。福科尔上尉，您的新朋友是一位严守秘密的人，在一切开始之前，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包括我们。”

就在这时，门前传来通报，旗队长与他的夫人大驾光临。

这位柏林来的长官在四十岁上下，一副老式普鲁士军人的气质，夹着一片眼镜，威风凛凛地踏进屋子。他一到场，所有人的窃窃私语都停止了。十几双皮鞋整齐地碰在一起，胳膊构成了一片葡萄架似的拱门，滑稽地向他致意。谢尔盖注意到许多人并不在看旗队长，而看向挽着他胳膊的女士：

丽娜有一头闪烁的、如同丝绒的金发。她长得很甜美，却微微带着愁容，她的下颌没有德意志民族一贯的刚毅，反而十分纤细，像欧洲南部的娇小姑娘。苍白的脸色也遮掩不住她优美的举止。在门打开的刹那，她对着众人露出得体的、羞赧的微笑，微微含着下巴。那姿态完全满足了时代对女性的要求，谢尔盖却认为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捆缚着她的肩膀，让她显得忧郁而迷茫。

Chapter 9: 时代角落的沙龙

Summary:

为了剧情的连贯，我已经把空填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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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对纳粹的腐败生活早有耳闻。他的现任上司，帝国保安总局局长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组建了臭名昭著的小猫沙龙，声称他能借此从上流社会获取情报，实则培养出了一批供高级军官、政要消遣的风尘女人——他本人正是那沙龙的常客。有了这样的先例，但凡有些权势的官员争相效仿，很快形成了一股难以遏制的风气。官员的妻子们对此满怀怨言，却毫无办法，毕竟她们许多人一年之内只见丈夫几面。1934年后，德国女性的活动空间被规范在了厨房和教堂当中，除了偶尔的社交活动，大多数女性根本无法进入职场。在三十年代虚假的繁荣当中，她们在社会中的缺席构成了希特勒经济成就的一部分，毕竟家庭主妇可不算失业，尽管她们的劳动没有任何报酬。这种状况在纳粹帝国延续多年，直到战争让饱和的岗位出现了空缺。

举办这次聚会的沙龙正是诸多乌烟瘴气的场所之一。非正式的聚会完全是人们宣泄欲望的幌子。在场的男女把自己浸泡在酒精之中，同认识或不认识的对象跳舞、接吻、相互抚摸，或者干脆滚进桌子底下。这不是一个“妻子”应当出席的场合。所有人都看出了丽娜的丈夫在折磨她，可他们并不在意。

后半夜，旗队长搂着两个姑娘走进侧室的时候，谢尔盖再次捕捉到了丽娜的身影：

她缩在沙发的缝隙里，像一具刚从柜子里抬出来的骷髅，被放在俱乐部的灯光下，闪烁的灯火把她灼伤了。没有人摆弄她，她就睁大双眼，把自己蜷缩起来，吸着烟，容忍一切痛苦的发生。

谢尔盖想要靠近她，验证燕妮的话是否正确。他尽力克服着自己对于女性决策的偏见，但陈规难免在他的心中留下痕迹，要把这些石头上的刻痕磨平尚需要时间。他向四周环顾，安德烈亚斯坐在方桌前和几个年轻人玩着纸牌，嘴里叼着一支香烟。那个嗅觉灵敏的特务一下捕捉到了他的视线，丢开纸牌、掐灭了烟，起身离开了牌桌。

谢尔盖示意他过来，安德烈亚斯却朝他意味不明地举了举酒杯，拐了个弯，朝丽娜的方向走去了。

谢尔盖只好也走到沙发近前，听见安德烈亚斯说：“这里可找不出一张能供女士喝白葡萄酒的长桌子。来吧，过来和我们说说话，福科尔上尉是位讲道理绅士，说不定会在女性离席以前站起来致敬呢。我和您的丈夫见过几面，和您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应当多多了解彼此。”

丽娜双手攥紧，撑在瘦骨嶙峋的膝盖上：“不……不先生们，我很好，我没事的。”

“走吧，您该出去透透气。”谢尔盖粗声粗气地说，“这地方闻起来像个垃圾填埋场似的。我同您一样，如果不是受人胁迫，谁会到这种地方来？”

安德烈亚斯哼了一声：“这话可真叫人爱听，上尉的舌头能劈开一张桌子。”

丽娜的身体姿态放松了些，依然愁眉不展：“我的丈夫不会允许……”

谢尔盖听得怒气上涌，刚想出言反驳，安德烈亚斯在旁哈哈一笑：“没关系的女士，您的丈夫知道我，在这个到处都是醉汉和疯子的场合，您和谁在一起也不会比和我在一起更安全。”

“您说什么？”

安德烈亚斯拿起酒杯喝了一口，把空杯子丢开了：“您看。”

他绕到丽娜身后，拉过谢尔盖，侧过脸吻了一下他的嘴唇。谢尔盖周身一冷，咬牙切齿得忍耐着脾气，举手推了他一把：“喂！”

丽娜看起来更惶恐、更紧张了，在她纤细的鼻梁和下颌骨之间挂起一个虚弱的苦笑：“少校先生，不要同我开这样的玩笑。我，我感觉没那么糟。”

“夫人。有时候我在想，究竟什么事情才算真是发生过。如果一件事没有被任何人注意，或者被所有人遗忘，那么我们去哪里寻找它的证据？”谢尔盖握住丽娜攥紧的拳头，拍拍她手臂上紧绷的肌肉，把她从沙发上拉起来，“好了，从这个该死的地方挪开吧。今晚根本没人看着您。”

丽娜被他的直率震惊了，跟着他的脚步走到露台上，脸上挂着愤怒和欣喜混合的神情。安德烈亚斯有意落后了两步，在丽娜身后对谢尔盖眨眨眼睛。还不错，他无声地说。

“您，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一位女士。”丽娜懊恼地说。

“要是您不愿意，您随时可以回去。”“真抱歉。”两人同时说。

安德烈亚斯不高兴地推了谢尔盖一把，耸耸肩膀：“好了夫人，就像弗洛伊德说的，福科尔上尉有那么些许当英雄的情结。您就听从他的好意吧。”

丽娜终于转向谢尔盖：“您要知道，在这个时代，做一位体面的绅士很不容易。虽然您……呃……比常人更加直率，但我很敬佩您，也很感激。”

他们三人在露台上简单聊了几句。夜晚的空气把他们的手指冻麻了，飞霰夹杂着小雨，映出了灯光的轨迹。室内的音乐仿佛从另一个世界传来，伴随着隐约的大笑，旋转在他们的衣袖和头发上。就在谢尔盖讲起自己给母亲写信时，丽娜突然哭了，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仿佛她从没有这样痛苦过。

谢尔盖试图安慰她：“您怎么了？是我说的话勾起了您的伤心事？”

他说完便瞪着安德烈亚斯，示意他才是两个人中擅长和女士交流的那个。安德烈亚斯耸耸肩膀，并没有开口。

丽娜忍不住低声啜泣：“真对不起，我今晚出了大丑。”

谢尔盖说：“这有什么要紧？”

“我的罗尔夫，他也快到参军的年纪了。如果我也像您的母亲一样，只能收到战场来的信件，整整一年都不能同他见面，我……”

“夫人，战争眨眼间就打赢了，不是明年春天就是夏天。”安德烈亚斯说，“您的儿子不用参军也能为国效力。来吧，再喝一杯？”

直到谢尔盖住进了沙龙里供客人留宿的房间，这件事依旧萦绕在他的心头。或许燕妮说的不错，他想，旗队长夫人的心里确实充满了痛苦，那绝不是上流社会的女士为了博取关注而编造的不幸。德国的女人，苏联的女人，世界上大部分的女人都在受苦，她们比同一阶级的男性忍受着更多地不幸，而造成这些苦难的人却过着寻欢作乐，荒淫无度的生活。他睡意朦胧，听见安德烈亚斯在隔壁高声说：“旗队长阁下，尊夫人的牌技真是烂透了，我和她玩了半宿的牌，她快把你的轿车输给我了。”

紧接着脚步声传来。安德烈亚斯关好门，脱下外套，把自己丢进床的另一边，舒展了一下肢体：“说实话，你喜不喜欢这些？”

谢尔盖厌烦地说：“我也不能说不，难道不是吗？”

“你当然可以。”安德烈亚斯说，“当然。”

他们已经习惯了忽然沉入静默的对话。安德烈亚斯靠在枕头上，不知在思考什么。他从口袋里把火柴和烟盒掏出来，在手指间无聊地把玩，转过头说：“怎么，你觉得我是一个三心二意，水性杨花的人？”

“这些词语只能形容一个人在爱情当中的表现。难道你爱过什么人吗？”

安德烈亚斯把火柴壳丢到他的脑门上，他的力气不小，那只画着黑鹰的纸盒子弹到了枕头底下。谢尔盖还了他一件酒气熏人的外套，乘其不备，扭住他的手腕。安德烈亚斯没有挣扎，他侧过身体，那件挡住视线的外套从脸上滑了下去。谢尔盖刚要开启和平谈判，安德烈亚斯却对他微笑着，轻声说：“喂，那样说真是冒犯。”

安德烈亚斯有一双坚毅的灰眼睛，颜色很淡，结合他平常的神态，看起来疏远又傲慢。这时却闪烁着，塞满故意的冷静与矜持。谢尔盖懊恼地抱怨起来，他很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不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喜欢与人谈心，更何况对方还是个纳粹——第一个和他谈心的纳粹被他推进了河里。在他的账本上，有些错误是不得抵消的，甚至不用改正。有些错误犯下哪怕一次，就好像对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即使他的身上还残留着人性，也毫不影响谢尔盖心里那杆公正的天平。安德烈亚斯在他的帐上已经欠了百来颗枪子了。

总有一天他会被枪毙的。谢尔盖这么想着，又觉得一切可以忍受了。他松开手，拍拍对方的肩膀：“你醉了，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睡吧。”

安德烈亚斯真的不言语了，躺回他那边的枕头上，嘴角还留着洋洋得意的微笑。可不到五分钟，他又睁开眼，揽住谢尔盖的胳膊：“唉。你非要这么说，我真该喝醉了再进屋。”

“我还以为你已经喝醉了。你今天太张扬了，你不想戴着粉三角被送进集中营吧。”

“不会的，有很多人需要我。我是一个有用的人。”

谁才能算是有用的人？秘密警察？还是成年的纯雅利安男人？女人有用吗？或许有。那么犹太人呢？苏联人呢？住在医院当中的残疾人和精神病人呢？谢尔盖暗暗地想。你的祖国最不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正是你们把德意志民族的尊严和体面全都毁了。他保持着被吵醒后不太愉快的神情，没有回话。可安德烈亚斯又开口了：“好吧，我知道你是个纯粹的德国人，比谁都正直。我不指望你突然接纳我。但你还是我的朋友，对吧？”

谢尔盖嗯了一声。安德烈亚斯笑了，小声对他说：“你不能对我太苛刻。”

他把冰冷的手指按在谢尔盖的嘴唇上，目光在黑暗中流转，绵长的呼吸吹在谢尔盖的脸颊。安德烈亚斯挪动肩膀，缓慢地、充满挑逗地含住他的双唇，把舌头伸进他的口腔。谢尔盖感到他的舌尖舔舐着嘴角的伤口，扫过牙齿，一股热流冲向下腹。

我疯了！这是在做什么！谢尔盖挣扎起来。安德烈亚斯握住他的手腕，把他压倒在枕头上。

“嘘。”他说，“你让我难过了。我向你索要赔偿。”

这个记仇的坏东西。谢尔盖不安地动动双腿，他已经完全硬了，但安德烈亚斯只是吻他，死死按住他的双手。他受过严苛的训练，力气很大，冰冷的鼻尖像却小猫似的划过谢尔盖的颧骨，呼吸间吹动了他脸颊的绒毛。谢尔盖狠狠咬了一口他的嘴唇，安德烈亚斯才松开手，惊讶地看看他：“你和谁学的？让你做清教徒的老师们教过这个？”

谢尔盖无话可说，对他眨眨眼睛，小声说：“你认为是谁？”

安德烈亚斯似乎被他的表情迷住了，目光像水银似的贴着他的视神经滑动，沉甸甸地灌注在他的脑海。谢尔盖叹了口气，刚要移开视线，安德烈亚斯扳回他的脸，急切地要求道：“看着我。”

谢尔盖从没有这样近地注视着一个人，他的下巴被捏得作痛。安德烈亚斯趴跪在他的身上，细碎地亲吻他。他们的肌肤隔着布料，彼此都被体温烧灼，安德烈亚斯的大腿紧贴他的身体，似是而非地摩擦着，命令他把皮带解开。谢尔盖低头就能看见他那双纤细的眉毛。他的心跳难以抑制地加快了：在上个礼拜、上上个礼拜，他在和我上床的时候也是这种神情吗？

“看着我。”安德烈亚斯仰起头，无声地喘息道。他平时一丝不苟地抹着发胶，但现在，那些金棕色的头发散落下来，有一丝粘在鼻梁骨上，被急促的呼吸吹动着。

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几乎被这个魔鬼引诱了。谢尔盖的心像气球那样涨起来。他低下头小声说：“老天啊，你真是个疯子，他们会听见的。”

安德烈亚斯侧了侧脸，汗湿的鼻尖紧贴住他的下颌，谢尔盖的鼻腔里充满了香味和酒精混合的味道。安德烈亚斯冰凉的手触碰着他。过去，他常借此把安德烈亚斯想像成一个女人，只是个子高些，胸部不够丰满，试图唤起自己正常的反应——可那总不太成功。今夜，情况更是十分反常，在某一个瞬间，他对那低垂的眉眼起了欲望。

这不是我想要的，他在心里尖叫着，我能控制自己，我能控制自己！只要他不再那样吻我、触摸我……

他感受到的羞辱、做出的抗议和挣扎并没有让一切停止。安德烈亚斯冷笑着，嘴角因为兴奋而颤抖，按住他的脖子和他深深地接吻。谢尔盖喘不过气，安德烈亚斯的动作越来越粗暴，让他产生一种被强迫的错觉。最后一刻他闭上眼睛，在嗡嗡的耳鸣中，安德烈亚斯吻着他的侧脸轻轻笑起来。他对这场恶作剧相当满意。

“我挺喜欢你的。”安德烈亚斯说，“我要向你坦白。”

“说实在话，你选的时机并不好。这种时候的承诺一般都不算数。”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也许你并不相信，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要不是他的双手沾满鲜血，他真该被送进精神病院去，开枪打死他甚至是折衷的选项了。燕妮总说要让法西斯狂徒上法庭接受审判，可法庭只能审判他对犹太人、对苏联人、对共产党人犯下的实质罪行，安德烈亚斯对他的精神折磨又该去哪里清算？另一个念头忽然冒了出来：他掩护了那个可怜的妻子，或许他对人还有些同情？你能不能试着让他成为你们中的一员？

荒唐！谢尔盖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他放下记忆的引线，努力让自己沉浸在疲倦中。很快，睡眠吞噬了他的一切忧愁。

Chapter 10: 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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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年底的大雪之前，丽娜住进了医院。

像剧作家常编排的那样，在突发的悲剧之前，旗队长家里充满了不幸的预兆，只是谁也没有在意。度假别墅院子里的一颗苹果树莫名其妙地死去了，等罗尔夫发现的时候，它的树干已经被虫蛀开了一条裂缝。他喊来母亲，丽娜又吩咐安尼卡。第二天，两个搬运工人就把那棵树、以及疑似被虫害污染的土壤搬出了院子。他的父亲就这件事在餐桌上发表了一番关于犹太血统与蛀虫的议论。聚会结束没多久，丽娜的精神开始萎靡，安尼卡常能见到她躺在窗口的沙发上，直直地瞪着双眼。在她的经历当中，将死之人才会直勾勾地看着天空。每当安尼卡小声呼唤她时，她便带着那种迷蒙而惊异的神色转过脸来，对着空中的影子露出笑容。

“夫人，您在做什么？”安尼卡问道，“您确定您不要紧吗？”

丽娜从没有给她回答。没过多久，一向逆来顺受的丽娜被点着了似的开始反抗。旗队长在餐桌上嫌弃她没能让家庭人丁兴旺，丽娜安静地垂着头，当旗队长说到“更多优秀的雅利安少年”的时候，她倏地站起身，把汤勺砸向自己的丈夫。旗队长惊得站了起来。他的手在配枪上晃动，最终握拳贴住裤子，脸颊泛红：“你做什么？你疯了？”

丽娜畏惧地缩了缩，忽然笑了起来。她极具讽刺意味的神情让旗队长无法宽恕。他绕过桌子，抓住丽娜的细胳膊：“你笑些什么？孩子们都在看着！你怎么做的母亲？”

丽娜推开了他，在他面颊上挠出了三道血印。她的灵魂像一张塔罗牌，正面是例行公事的纹路，背面却是死亡，这时候突然翻过面来，把掌握它的占卜者和听候命运的孩子们都吓了一跳。丽娜尖叫着逃离他，在客厅大喊，扬言要把他干过的丑事公之于众。如果某些部门有意追究，就希特勒在某方面高得异乎寻常的道德标准来看，他很有可能被革职或者送进监狱。

她的孩子习惯了她温柔和顺的脾气，被这举动完全吓呆了，大儿子罗尔夫很快倒向父亲，开始指责她无缘无故地犯起歇斯底里病。丽娜起先置若罔闻，在罗尔夫靠近她、试图控制她的时候狠狠揍了他一个耳光。在争执中，摇篮里的女儿大哭起来。丽娜摔碎了一整套瓷器，用最不该出现在她词典当中的词汇辱骂丈夫与儿子，扬言如果没有她和安尼卡操持打点，他们都将吃不上热饭、穿不上干净的衣裳。

“够了，你这令人恶心的畜牲。”她挥舞着银烛台，对丈夫怒吼道，“空长了一副人的皮囊。还有你，罗尔夫，我怎么生出你这总在女人面前耀武扬威的废物！你们俩还是死了才好！”

所有人都惊呆了。旗队长气得脸色发紫，摸索着后腰的武器带。他常在腰带上挂一根马鞭，不少部下都挨过它的教训，丽娜有时也不能幸免。一旦家庭和工作场所铺上了权力的台阶，下属、夫人或者孩子，本质上都没什么区别。但丽娜在他动手以前抱起了摇篮里的女儿，站在餐桌的另一头与他对峙。旗队长把鞭子放低了。

“你疯了！女人！”他拍着桌子，“快把那烛台放下。”

安尼卡从厨房探出头：“天啊，夫人，这是怎么了！”

“安尼卡，安尼卡，这些话我只能对你和上帝说！”丽娜丢下烛台，钻进她怀里哭起来，“我的丈夫虐待我，我的孩子不爱我，我一直活在坟墓里呀。我是一个多么不幸的人！”

说罢她尖叫一声，瘫倒在地，眼睛睁得大大的，胸膛剧烈地起伏，脸上泛出异样的光彩。她手里的婴儿滑落在地，小女孩儿撕心裂肺地哭嚎起来。

“快叫医生！”安尼卡扶住她的头和肩膀，“她看起来不对劲，她生病了。”

旗队长气哼哼地坐进沙发里：“别管她！她是疯了。如果治不好，就把她送去疗养院！”

罗尔夫才从那一耳光里缓过劲，抱起妹妹放回摇篮，急匆匆地跑出了门。丽娜被送往医院时已经陷入昏迷，医生说她摄入了过多的“柏飞丁”，诊断为甲基苯丙胺中毒。在场的人都与医生面面相觑。旗队长对夫人还有些旧情，留在医院等待她苏醒。这一行人穿过医院门前的街道时正值中午，经由一翻口舌是非，消息便像潮汐一样席卷了所有办公室。这就是谢尔盖来到办公处后参与的第一桩调查。也在这天他在办公处读到了一份报告，一个月前，反间谍活动的领头人卡纳里斯对柏林周围展开了严密的搜查，收获不大。盖世太保乐得看军事情报局的笑话，并未施以援手。他没来得及细看那份报告的内容，奥托就把他叫走了。为了旗队长的家务事，他们将周围的居民带到办公室问话，由谢尔盖负责记录。一整个上午，他们都毫无收获。

安德烈亚斯与阿尔伯特亲王大街通了电话，遣散了走廊里等候的闲杂人等，推开门对奥托说：“你做得对，例行的记录总是必要的。”他拿起一沓记录翻了两页，才注意到谢尔盖似的，吩咐道：“请你去医院看看夫人的情况。”

不对，谢尔盖想，我与旗队长一家没有什么交情，他为什么单独把我支开？他按捺住心中的不安，与同事们客客气气地道了别，盘算着如何同燕妮搭上话。过去的经验像把锤子似的敲打了他。离开办公室后，谢尔盖在围墙的阴影里逗留了一阵，吸了一支香烟。在五分钟以后，三辆轿车从办公处疾驰而出，呼啸着朝旗队长的度假别墅驶去。

只有我们不住在这里，凯里安·福科尔，以及旗队长一家。安德烈亚斯在玩分类游戏，他把我从这场调查中摘除，一定发现了什么、怀疑了什么。谢尔盖心惊肉跳，向医院快步走去。他不知道燕妮的联络电台在什么位置，这是内务部保守秘密的方法之一。或许那电台在居民区的某个角落，但它也可能就在那栋别墅里。安德烈亚斯果然没有放松警惕，所有来往此地的人员都将受到他的盘查，哪怕是他的上级。谢尔盖暗自后悔自己没有直接敲掉这个诡计多端的纳粹。他决定先去医院同燕妮联系，如果电台有暴露的可能，在盖世太保启动调查以前，他们必须从医院脱身。

这是为最坏的情况所做的计划，但至少可以保全他们的生命。谢尔盖走进医院便同旗队长打了个照面，向他恭恭敬敬地行礼，询问夫人的情况：丽娜脱离了危险，但仍在昏迷当中。旗队长就柏飞丁的事逼问安尼卡，那糊涂的女仆表示并不知情，被他打了两下，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瘫软在地上，现下被带去医生办公室了。

谢尔盖换上一副谄媚的嘴脸，说道：“旗队长阁下，我奉命来医院了解情况，现下情况已经了解。如果您不方便审问，或许我可以去问问她。我会严守秘密，只向您汇报。”

那党卫军高官立刻同意了。谢尔盖暗自发笑，您自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殊不知盖世太保正把您的房子翻得底朝天呢。

医生办公室在走廊尽头。“安尼卡”正在隔断的帘幕后坐着，脸颊上还挂着泪水，右手手腕上留有一圈青紫的指印。谢尔盖不知道她身上还有多少这样的伤痕。他忍住愤怒，用手势向她确认了周围安全，简要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燕妮听罢皱起眉头，说：“我只能告诉你电台已经转移，暂时安全——但长此以往根本不是办法，安德烈亚斯·冯·里特贝格不是会就此放弃的人，他知道消息泄露，总有一天盖世太保会把这里的每一寸地都犁过去。你得想办法把这个魔头圈在柏林，至少需要两周时间、甚至一个月，我会联系整个小组，陆续安排转移阵地。”

她从对襟毛衣的胸口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这是办公处的信纸吗？”

谢尔盖把它展开，对着光线瞧了瞧：“是的。你从哪里得到的？”

燕妮说：“丽娜的柏飞丁就包在这种纸当中，上面的笔迹是左手写的。手写的服用剂量远远超过正常，我想，她应该先试了试，最后才按照给定的剂量服用。”

“是他。”谢尔盖说，“他怀疑我，也怀疑你们。”

“这次恐怕要让他失望了。”

“……让我看看你的胳膊，他打你了吗？在问话的时候？”

“我没事的。”

“你要小心，那么我们就此告别。”

燕妮表情严肃地点点头，让谢尔盖走近些，抱住了他的脖子，在他的肩膀上停留了一会儿，小声说：“请原谅我，我太疲惫了。”

“没事的，没事的。”谢尔盖拍拍她的肩膀。燕妮消瘦得厉害，趴在他肩膀上像树叶那样轻，这让他眼眶发酸，“在这鬼地方是个人都会痛苦，这是正常的情感反应，不是软弱。纳粹主义、帝国主义才会把人当作没有感情的机器。今天我们忍受这种痛苦，正是为了将来没有人再过这样的生活。”

他们静静地依偎了一会儿便分开了，用力握了握彼此的手。

在大街的另一头，暗中进行的搜查一无所获。谢尔盖回到办公处，远远便听见了吵闹声。奥托比旗队长本人更加义愤填膺：“这完全没有道理，谁在聚会上把药给了她？”

哦，安德烈亚斯没有把真实目的告诉下属。谢尔盖心想，看来他也不确定是否会有所收获。

“得了！”瓦尔特反驳道，“全国上下都有人用这药，你以为只有飞行员和装甲兵才能弄到？那些风尘女人身上肯定少不了。或许叫她拿了，然后吸了那么一点儿。可怜的丽娜！”

奥托紧绷着脸说：“这事情总该查一查。”

安德烈亚斯否决了他的提议：“旗队长夫人进了医院，我们却抓来一群妓女严刑拷打，这算是什么意思？”

奥托脸色一变，态度软和下来：“好吧！我只是不愿咱们成为笑柄。”

瓦尔特举着茶杯嘟囔：“怎么可能，谁有这样的胆量。”

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我们早已经是笑柄了——还记得上个月常来做客的教师先生吗？前半个月他的邻居是共产党，后半个月他的邻居是俄国人，只因为邻居吹小号吵到他睡觉了。你以为大家都怎么看我们？”

瓦尔特急忙打圆场：“除去这些无聊的人，我们的情报来源还是很准确的。旗队长家的小事交给我们，今天就能处理好。倒是柏林那边，破坏分子会在一月出现，我们要确保展览不出差错……”

安德烈亚斯说：“提前些，我下周二就出发。我会在柏林过圣诞节。”

这显然是不合规矩的安排。奥托想要争辩两句，瓦尔特却已经把这事儿写进了日程当中。后者巴不得安德烈亚斯在柏林逗留得更久一些，越久越好。他不仅可以在勃兰登堡过一阵子无人约束的日子，还可以从老百姓手里搜刮些不加克扣的油水。在他眼里，奥托是个循规蹈矩的呆瓜，恨不得用他背诵的那些规矩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安德烈亚斯至今还把奥托留在办公处，完全是因为他足够吃苦耐劳，只要他坐在打字机旁，除了他以外所有人的报告任务便减少了一半。

在他们讨论时，谢尔盖一直保持着沉默。等安德烈亚斯敲定了日程，他忽然问道：“恕我冒昧，之前走脱的几个共产主义者——”

奥托厌恶的眼神像探照灯似的转来：“上尉，没有哪个从我们这里送去集中营的人是完好无损的，你以为他们能走进柏林？”

安德烈亚斯斜了奥托一眼，对谢尔盖发布通知似的说：“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得和我一起去柏林。”

奥托手里的搪瓷杯子砸在文件上，他那台打字机的声音骤然响了好几个分贝。

回到公寓以后，谢尔盖重重关上大门，上前一步，直视他的眼睛：“你没有信守承诺。我以为我可以回家的。”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他的灰眼睛闪了闪，其中浅薄的愧疚就消退了。谢尔盖毫不退缩地挡住他的去路。他吸了一口气，维持着那套冷漠的官腔：“为了我们的祖国，每个人都要做一点必要的牺牲，不是吗？”

Chapter 11: 在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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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做出的决定不仅让“凯里安”懊恼，更让旗队长大发雷霆。他回到别墅，发现自家门前停着一辆黑轿车，花园被翻了个底朝天，几位警员正把横七竖八的家具恢复原位。真正的肇事者早已扬长而去。旗队长气急败坏，持枪驱逐了那几个战战兢兢的青年，打电话给柏林的老友抱怨此事。老里特贝格，普鲁士北部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纳粹党资深党员、安德烈亚斯的父亲，对他承诺将立即问责自己不成器的儿子。

第二天，安德烈亚斯在电话里向父亲解释，自己并不怀疑旗队长本人的忠诚，而是担心他身边有可疑人士；毕竟柏飞丁可不是绝对安全的药物，很有必要为此做一番盘查。老里特贝格太过了解他的秉性。如往常一样，他的解释没什么效果。一周以后，谢尔盖与他一同到达柏林，安德烈亚斯在踏进家门后便挨了一顿臭骂。

老里特贝格历数儿子的罪状，安德烈亚斯的轻蔑让他恼火极了，恨不得把手杖戳到那张满不在乎的脸上。他训斥完自己的儿子，转向谢尔盖：“您还年轻，有大好前途，为什么甘愿违反法律，同这样一个人鬼混？您应当知道我儿子之前的行径，听信他甜言蜜语、同他相好的人从没有好下场。我想听听您的解释，您是自愿，还是被迫？”

这位久经风霜的企业家向来直白，更何况他面对着两个在他看来不值得尊重的后辈。谢尔盖沉默不语。安德烈亚斯却毫不畏惧，抱起双手质问他的父亲：“您竟指责我对感情不专一？您知道些什么？您又有什么资格？”因为激动，他在地毯上快步走动，呼吸急促。谢尔盖后退了两步，把客厅的正中让给他。安德烈亚斯穿过屋子，直奔楼梯下空白的墙面：“我就知道。我母亲的画像呢？您和她离婚，把另一个女人娶回家，就打算当她从没有存在过？是您的新欢让您把画取下来的吗？您在我面前是一家之长，对她倒言听计从。”

谢尔盖从没料到自己会卷入一场家庭纷争，这让他尴尬万分。他本可以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参与，可其中裹挟着两个不幸的女性，让他难以从这场争辩中取乐。安德烈亚斯命令仆人无果后，亲自从后院搬出一架梯子，翻出一盒工具，叮叮当当地把他母亲的画像挂回了原处。谢尔盖抬头望去，画上有一个骑马的女性形象，头发金黄、神采奕奕。女骑士紧握缰绳，勇敢地抿住嘴唇，双眼直视画框之外，好像那匹白马随时能一跃而出似的。

这类造型在贵族家庭的女性画像中并不多见。她们大多安静地把双手放在膝盖上，被束身衣压住肋骨，露出呼吸困难、肌肉紧绷的微笑。这件屋子里的旧花瓶、琉璃器皿、墙纸、鲜花的颜色都被那幅画压倒了，就连画外人也显得寡淡、无聊。如果我的生活也空虚而无聊、充满束缚，我也会不想在客厅里看到她，谢尔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安德烈亚斯继承了母亲的灰眼睛、细眉毛和倔强的气质。

“两个精神病人。”老里特贝格对着那画和梯子嘟囔，撇下所有人上楼去了。或许看在前妻的面子上，他尚不愿把事情闹得难堪不已。安德烈亚斯从梯子上下来，满意地拍拍衣袖。除了那位潇洒的女士，其它画像冷漠地俯视着他们，以死者对生者嫉恨而漠然的目光。里特贝格家的男性先祖大多都穿着普鲁士军装，其中有个很不讨喜的老头儿，戴着高帽，留着一部阴沉狠辣的胡子。在他严肃的额头和帽子之间有个巴掌大的黑洞。谢尔盖本来心情不佳，却忍不住对着那张滑稽的脸微笑起来。

安德烈亚斯与父亲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持续到了晚餐时间。起先只是沉默与说教的对抗，在老里特贝格的第二位妻子坐到餐桌旁以后，这对父子间累积的矛盾终于燎着了。

雷奥妮看起来没比安德烈亚斯大几岁，身材丰满，容颜秀丽，举手投足之间充满礼仪训练的痕迹。不知怎么，燕妮苍白的脸和蓬乱的头发出现在谢尔盖的脑海。这个雍容富态的女人，一进门便向丈夫炫耀起自己的新项链。她的脸庞还带着些孩子气，看起来不算忸怩作态。她在老里特贝格的注视下欢快而讨好地笑，晃动着身姿入席了，叽叽喳喳地说着今日的见闻：柏林的商店开始以低廉的价格出售做工精美的珠宝和衣裳，虽然她从不缺少这些，但如今她再也不用精打细算一分一厘的支出了。

对那件首饰，谢尔盖只看了一眼就移开目光。那上面沾着某个苏联女人的鲜血呢，说不定是谁的母亲、姐妹或者爱人。他偷偷观察着安德烈亚斯，后者正沉浸在战斗开始前的兴奋当中，像闻到了血腥的豹子，微微向前倾倒身体。又是一场好戏，谢尔盖想，但这位夫人很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在一番表演后，雷奥妮终于看到了安德烈亚斯。她放下举在嘴唇边的手指，佯装吃惊：“哦，好就不见。这位是您的新朋友？”

安德烈亚斯站起身对她点头：“要不是我还没喝醉，我以为我正在巴比伦俱乐部呢。”

餐桌上的气氛变得剑拔弩张。老里特贝格及时制止了他：“安德烈亚斯，坐下。”

“这没什么，他不是有意的。”雷奥妮说，“我确实很喜欢表演，以前还做梦要当女明星呢。”

安德烈亚斯略微惊讶地看了她一眼。果然，在一番无聊的闲谈后，雷奥妮委婉地开口：“安德烈亚斯，我请求您对您的表弟开恩，他在东线过得很不好。”

安德烈亚斯拨弄着盘子里的鹅腿，头也不抬：“您不是我的母亲。卢卡斯是您的侄子，不是我的表弟，凭他的所作所为，能活到今天就要感谢上帝了。”

老里特贝格对他的态度很不满意，说道：“你也应当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

“是，父亲。”

安德烈亚斯放下餐刀，一把抓住谢尔盖的胳膊。他脸上挂着轻松的微笑，眼神却兴奋而疯狂。谢尔盖挣了挣，他却抓得更牢了，手指嵌进他的肌肉当中。

“我每天和他睡在一张床上，我们做一些朋友之间不会做的事，我表述得很清楚，您明白了吗？还是说您想听更细节一点儿的故事？”他转向父亲的第二任妻子，“您可能不知道，但现在您也听明白了，对吗？”

“不要再说了，安德烈亚斯。”他的父亲警告道，“发泄情绪是软弱的表现，对谁都没有好处。”

“您大可以去告发我，如果您认为这件事必须用一颗子弹来解决。你想要一颗子弹，必定就会有一颗子弹，至于它是打进我的脑袋，还是卢卡斯的，我们就看命运的安排。怎么样？”

“我的天啊！你会把我们都毁了！”雷奥妮高声啜泣了一句，拿手帕捂住嘴。

“各位，我不得不再一次告知你们，这个家庭接纳我与否并不重要，但我却能左右你们、乃至许多人的幸福。谁也别想让我跟他分开，明白吗？”

他绷着脸，扫视着所有人，拉起谢尔盖的手吻了一下。这完全是在报复，谢尔盖确信，如果谁再说出半句冒犯的话，安德烈亚斯会毫不犹豫地亲吻他的嘴唇。安德烈亚斯轻蔑地笑着，好像他刚刚拿过权力的冠冕，佩戴在自己头顶。这个暴戾的君主捏着一把银叉子，手指泛白，那可怜的餐具要被他扭断了。谢尔盖捏捏他的手背，他才松开手，脸色也缓和了一些。

雷奥妮脸色苍白，低声说：“你是个魔鬼，我早知道，你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东西。”

谢尔盖本以为安德烈亚斯会愤然离席，但出乎意料，老里特贝格叛逆的儿子细嚼慢咽地吃完了晚餐，甚至还吃了两道甜点，满意地夸奖了厨子。他可真擅长折磨别人，谢尔盖想。在安德烈亚斯亲吻他的手背以后，整张餐桌像亚特兰蒂斯那样沉进了海底，静得宛如坟墓，只能听见杯盘和刀叉相碰的声音。

作为这场伤风败俗的表演的延续，安德烈亚斯径直把他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当着所有人的面关上门：“你看，一群令人讨厌的东西。”

谢尔盖哭笑不得：“你明知道他们……他们不赞成你，你还要带我来？”

“不为什么，他们俩过得太顺心了。他们不该随便评价你，或者我们之间的关系。他们根本不关心我过得怎么样，只想让我痛苦、难堪。哼，我向你保证，要是我死了，他俩甚至不会给我办一场葬礼。”

“你为了争一口气，让他们大发雷霆、再让他们战战兢兢，这样你的目的就达到了。我是你用来摆平家庭矛盾的工具？”

安德烈亚斯还沉浸在胜利的兴奋当中。他脱掉外套，远远扔开，胸膛剧烈起伏：“随便你怎样想。我需要在乎吗？我赢了。”

“你对你每一位……每一位情人都这样说、这样做？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关系。你为什么总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混蛋？”

安德烈亚斯不可置信地看着他。慢慢的，他的脸变得惨白，嘴唇却哧哧冷笑起来：“凯里安，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长久的关系'。”

他们没有再说话。等谢尔盖从盥洗室出来，房间里的电灯已经关了。他摸黑走到床边，在软得过分的床垫上躺下。空气里漂浮着淡淡的香水味，除了他的衣柜，安德烈亚斯并没有放过他房间的其他陈设。谢尔盖把手叠在脑袋底下，深吸一口气，另一种潮湿的静谧轻轻敲打着他的胸口。他直起身子，碰到了安德烈亚斯的手，对方飞快地躲开了。他太安静了。谢尔盖在黑暗里适应了一阵子，侧身过去，摸了摸他的脸颊。

“你怎么了？”谢尔盖柔声说，“你为什么哭？”

“别管我。”安德烈亚斯粗暴地推了他一把，“隔壁的房间收拾好了，你快滚去那边。我今天不需要你。”

“我不走。”

“这是我的房间，你快滚出去。”

“你父亲不该那么说你。就算，就算他说的有百分之八十是真的，他毕竟是你的家人。”

“你知道什么？”

“好吧，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他说的。”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一阵轻微的窸窣声响起，热气吹过他的耳朵。安德烈亚斯靠近他，试探着用鼻梁碰了碰他的颈窝，谢尔盖没有躲开，也没有抗拒，他的脸颊便停留在那里。

“不，我根本不在乎他。”安德烈亚斯轻声说，“凯里安，我在想我的妈妈。”

这句话让谢尔盖的心里激起了涟漪。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哪怕他们之间隔着民族、信仰的分别。在最后一次离家时，谢尔盖对母亲说自己将去莫斯科上大学。最后一学期，他保证道，我很快就回来，或者把干脆你们接到莫斯科去！那头发花白的矮个子妇人一辈子都在耕地，自然不能识破他的谎言，只沉默地为他整理行装，在车站遥望他的背影。

谢尔盖走得那样快，那样急，好像能把温柔的过去抛在脑后。可他隔着玻璃回头两次，都还能看到那个翘首的形象，一次在火车的烟雾中，一次在他的想象里。他们之间将相隔一条充满眼泪的河，这让他不敢再留恋。战争打响了！离别推着他的肩膀，就好像他再一次回头，就会像故事里那样变成盐柱，永远停留在养育他的、春风荡漾的土地上。直到火车驶进夜幕，谢尔盖的眼泪才难以抑制地流下来，打湿他衬衫的领口。他在充满说话声和烟草味的车厢里晃了两个钟头，仿佛一瓶酒被摇匀，彻底融入了人潮，隐没其中。故乡与母亲就同他出生的时刻一样遥远了。

“你可以去见见她呀。”他试着安慰安德烈亚斯，也安慰着自己，“虽然现在是战争年代，但彼此思念的人们总能见面的。”

安德烈亚斯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她在我十七岁的时候离开了家。我去找过她，但无功而返。为了防止我父亲的骚扰，她没有留下任何消息。最近的一次，我通过消息网找到了她家门口，远远地看见她在厨房里摆弄花瓶，阳光洒在她微笑的脸上。她一点儿也没有变……我开心得发了疯，我太想她了！我没有等她到花园里去，直接敲响了她的门，她却放下了帘子，隔着大门告诉我她不愿见我，我查访她隐私的行为让她恶心。”

“天啊，不论如何，你毕竟是她的儿子。”

“这也不能怪她。”安德烈亚斯闷闷地说，“父亲把她的心伤透了，比起父亲的背叛，她更受不了我变成现在这样。我不愿放弃仕途，仍然依靠着父亲的关系——她认为我在他俩中间做了选择。”

“你和她很像。你们长得也像，脾气也像。”

“是吗？我很高兴你这么说，但妈妈听见了估计会生气的。”

“她不会的。你根本没有问过她，你没这个胆量。”

安德烈亚斯抬起头，生气地叫起来：“该死！你真是尖酸刻薄，非常无礼！”

谢尔盖耸耸肩膀：“我只说实话。我记得我奉承过你，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但效果差极了。你觉得我虚伪。”

“是啊，真叫人恶心。”安德烈亚斯望着天花板说道：“一个平静的夜晚，我还挺喜欢这个晚上。快到圣诞节了，至少我不是一个人，嗯？”

如果他不那么痴迷权力，或许他与母亲的关系还有转圜的余地；如果他不那么痴迷权力，以他缜密的思维和敏感的性格，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或者音乐家，但现在——战争并不能为所有人的过错负责。

谢尔盖抛开这些无聊的想法，干巴巴地转移话题：“别说这种肉麻的话。喂，你告诉我，那个丑老头的脑门上为什么有个洞？”

安德烈亚斯起初没明白他在说什么，反应过来以后大笑不止：“那是我干的。我在八岁那年用猎枪打的。我的叔叔说我像个女孩，没有男子汉气质，将来会令家族和父亲蒙羞，如果爷爷还在世，一定会教训我的。我说，可他已经不在了，并且朝他的画像放了一枪。”

这倒确实是个有趣的故事，谢尔盖也笑了。安德烈亚斯抱怨他根本不会安慰人，但是这显然是撒谎，他的心情已经好多了。

谢尔盖不敢在其面前思索任何有关任务的问题。扮演角色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想象力。唯独在黑夜的面纱下，他才能抽离自己的思想，撕下伪装的面具。在疲倦中，他放任自己的灵魂飘离这间漆黑的房子，飘过栏杆，飘过炮火，飘过河流湖泊，飘过东欧起伏的土地，落入俄罗斯故乡那漆黑而广大的怀抱。

Chapter 12: 旧日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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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凯里安”接触的一个月里，安德烈亚斯的身上悄悄发生了改变。他自己头一个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不再病态地需求关系中掌控与被掌控的地位，对于下流的、侮辱性的疼痛，他也不再沉迷其中。凯里安依旧不太能接受和他发生严重违法的肉体关系，更多时候，他们只是拥抱、亲吻、相互倾诉，而他竟然从温柔的形式当中获得了精神上的乐趣。

凯里安活化石般的老派爱情观着实让人大开眼界，安德烈亚斯还以为在魏玛共和国的时代过去以后，世上早没有谨慎而忠诚的爱了，但这个不知变通的国防军上尉坚持着，任他开多么过分的玩笑，怎么也不肯随便说“爱”，更不肯利用他们的肉体关系谋求发展。这个死脑筋探索他的过去，尝试理解他疯狂的想法，像抚平一件外套上的褶皱。而在言谈中，他甚至张口闭口称他为“朋友”，简直像个头一次恋爱的大学生！每天早晨他一睁开眼，凯里安的绿眼睛就望着他了：“早安，你睡得怎么样？”

他无法在那个时刻控制自己的情感。这和他以往的情人太不一样了，安德烈亚斯对自己敲响了警钟：我太依赖他了。

好在柏林是他的主场，一旦他重新嗅到运河上潮湿的空气，安德烈亚斯就莫名其妙地志得意满。权力和欲望，柏林桂冠上的明珠，他从青年时期就开始熟悉这两把闪耀的、伤人的利刃，把它们舞得虎虎生风；相比之下，自尊心是一个水晶花瓶，一敲就碎，看起来美丽却根本没什么用处。他一点儿也不介意把自己当做筹码，更别指望他对其他人有根本的敬重。第二天一早，枕边人还在睡梦中时，他就提着公文包，搭车去了柏林市中心。

安德烈亚斯去阿尔伯特亲王大街报了到，花大半天时间敲定了展览周围的安保，随后登门拜访了反间谍处的人员，尝试借调三点定位电台的仪器与车辆。但由于该处在谍报战中频繁地出洋相，目前顶着巨大政治的压力，检索无线电波的仪器和车辆全部被委派了任务，自顾尚且不暇，更不可能借给其他部门了。安德烈亚斯软硬兼施，对方仍不肯松口，他只好假笑着离开，在心里草拟着弹劾同事的文稿。

公事办完以后，他另有一件事务要着手处理。

离办公处不远住着安德烈亚斯的一位老朋友，更确切地说，他们之间没有亲密的友谊，只存在长久的利益往来。赫贝特·格拉夫出身农民家庭，凭着优秀的学习能力与善于钻营的头脑成为了一名法律学者，第三帝国的统治伊始，他认为飞黄腾达的机会就在眼前，便疏通关系进入了司法部，专门负责政治要犯的审判。这是一项简单又复杂的工作：对于千年帝国的政治犯们来说，判决早在开庭之前就已经敲定了，所有的证词证人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尽管如此，如何量刑依旧很让人伤脑筋。政治犯罪可大可小，首先要考虑上级的意愿，例如共产党是一定要枪毙的，但如果情况轻微到不需要考虑高层，那么就考虑自己的腰包；他甚至为此列出了一套详细的贿赂标准，以便自己“按照规矩”进行公平的裁判。

“法律有法律的逻辑，”他常这样向别人解释，“你们不能总凭自己的感觉来断案，朴素的正义不能让我们的民族伟大，规则才能。你们所谓的良心没有统一的标准，而帝国的法律是统一的标准，条例明确，易于遵循。”

安德烈亚斯厌烦他对金钱和肉体的痴迷，却很热衷于讨教他钻营打点的手段。他们有时也发生肉体关系，但安德烈亚斯从没有把这位司法官员划入自己“情人”的范畴，谈情说爱是为了找找乐子，但和这位上床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趣味。格拉夫觉得他“有趣”，也愿意满足他变态的想法，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安放不被社会允许的嗜好，彼此需要又彼此威胁。

在晚餐后，安德烈亚斯敲开了格拉夫的家门。这位老朋友热情地迎接了他。格拉夫夫人是个相貌平平的矮个子女人，她领着两个孩子同安德烈亚斯问好，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格拉夫将他带到客厅，关上门，问道：“上次的东西怎么样？”

“很好，所以我来付款了。”

格拉夫大笑：“你把那家伙的别墅翻了个底朝天，我可听说了，旗队长先生气得发疯。”

“谁让他俩夫妻不合的事人尽皆知。就算我不插手，总有一天他们也会为家庭纠纷闹进医院去。这不是一包柏飞丁的问题。”

“你要知道，现在前线对柏飞丁的需求量很大，这东西越卖越贵了，而且很难搞到。”

“得了吧，你还想坐地起价？”安德烈亚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布袋，里面裹着一段黄金。“按我们上次说好的来。”

格拉夫没有伸手接，为他倒了一杯酒：“别这么着急。”

安德烈亚斯笑了，他接过酒杯，凑近格拉夫，一把扯住他的领带：“你想要别的付款方式？”

格拉夫有点紧张，安德烈亚斯受过严密的训练，用这条真丝领带杀死他再容易不过了。他深深吸一口气：“你能在柏林留几天？”

安德烈亚斯贴近他的鼻子，冷酷无情地说：“我升官了，自然不是一样的价钱。”

“好吧，”格拉夫喝了一口葡萄酒，“那么留下来陪我，就今晚。”

安德烈亚斯说：“但愿你的夫人不会像上次一样闯进来。”

“哦，亲爱的，何必对她有那么大敌意，她不识几个大字，连歌德的文章都读不懂。”

安德烈亚斯喝掉了那杯酒，侧躺在沙发上，手里夹着烟，眯起眼睛：“我不懂你为什么对我总有兴趣，我已经三十二岁了，外面年轻漂亮的男孩女孩多的是。”

“你对你那个漂亮小情人也这么冷淡？为了让他留下，我可也出了不少力。”

安德烈亚斯冷漠地微笑起来：“小情人？他比我还大一岁呢。但他确实长得漂亮，我自然喜欢跟他睡在一起。你见到他就明白了。”

“你以前对菲利克斯也这么说。”

“你说谁？菲利克斯？哦，他已经半年没有消息了，说不定在前线死了。”

“唉，你真是个薄情的人。”

“亲爱的赫贝特，我想你明白，睡觉就只是睡觉——你在男孩女孩堆里不是头脑清楚么，在我面前又装什么糊涂？如果你因为受贿被枪毙了，难道你盼望我戴着黑纱、去你的葬礼上哭吗？”

格拉夫摸摸他的脸颊，安德烈亚斯坐直了，顺从地贴住他的胳膊。格拉夫从鼻子里发出一声喘息，隔着衬衫抚摸他的肩膀，粗暴地把他拎起来，丢进沙发里，解开他的裤子。安德烈亚斯哼了一声。

“你还是不说话的时候更好些。”司法官员断续地说着，“操你，你这婊子......你在来之前就考虑过......”

安德烈亚斯皱起眉头：“你最好轻点，我的肋骨才断过一次。”

格拉夫攥着他的头发急切地做了一回，安德烈亚斯温驯地满足了他，但这并没有填平格拉夫的欲望。他把年轻的少校抛在沙发上，从外套口袋里掏出烟盒，点了一支。

“你的要求可不止一个。”

“你也可以把钱拿去。”

“不，不。”格拉夫抓住他的手臂，“你还玩之前的花样吗？”

安德烈亚斯点点头：“当然。唉，你知道，这就是其他人无趣的地方……”

格拉夫回到沙发上，双手揽住他的腰，打算继续办事。那支烟叼在他的嘴里，随着急促的呼吸喷出蓝色的烟幕，在接近释放时，格拉夫草率地吸了两口，把烟头拧灭在身下人的手臂上，那躯体在一瞬间抽紧了，紧紧夹住他。

“我喜欢你这样。”格拉夫喘息着命令道，“满足我。”

安德烈亚斯脸颊泛红，他攥着沙发垫，过了半分钟从疼痛中缓过劲来：“只准做一次，别在衣服遮不住的地方留印子。”

格拉夫抽出皮带，折了两折，抽打在他的大腿上。安德烈亚斯忍不住叫出了声。他被按在沙发上，格拉夫欣赏着他对疼痛做出的反应。他的妻子应该听见了动静，但她总是对他们的丑事充耳不闻，格拉夫更喜欢年轻貌美的少年少女，常带来自不同场合的雏妓回家，相比之下，安德烈亚斯对她家庭主妇的地位基本构不成威胁。

这个司法官员把近来的不顺心发泄在了皮带上，安德烈亚斯咬牙挨了几下，低声哀求道：“太疼了，太疼了......放过我吧......”

他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心里却只有平静和疲倦。在疼痛当中，他的注意力离开了身体，欲望和快感也被甩在身后，就像脱下一件衣服。这样才对，他昏沉地想，是这个世界先让我觉得疼痛。他的眼眶里还剩一点被疼痛激发的泪水，干脆眨了眨眼睛。格拉夫丢开皮带，低头舔他的眼角：“哦，小安迪，别哭，别哭。”

多么容易，人人都有欲望，只要动动眉毛，人人在你的掌控之中。安德烈亚斯在心里冷笑。格拉夫抱着他趴了一会儿，抚摸他胸前的肌肤，很快那点演绎的柔情也消退了。

“你猜猜那块金子有多重？值多少钱？”安德烈亚斯转过头嘲笑道，“你什么时候乐意花这么多钱买春了？”

格拉夫推开他：“天啊，你真让人难堪。”

好在格拉夫不计较他的挑衅，允许他在此留宿。直到后半夜，安德烈亚斯也没能睡着，他在不熟悉的环境中总是失眠，而房子的主人早已鼾声如雷。他爬起来，踱去浴室冲了个冷水澡，灌下半瓶红酒。冰冷的水流收束了他大腿上新鲜的淤青。他面对镜子，头晕得厉害。睡眠像雾中的大海，他不敢对那虚无纵身一跃。

凯里安在做什么？按照他平时规律的作息，他早该睡下了。安德烈亚斯悄悄地想。他盯着镜子里赤裸苍白的身体，摸了摸腿上的伤痕，心中浮起一点儿自怜。他是个很听话的人，但他不会对我做这些事。

月亮像一颗抛光过的牡蛎，它的光芒从窗棂上滴落，蔓延在脚下。心灵和身体的疲惫顺着血管爬行，像一丛荆棘长出胸口，在心脏的位置攒聚。安德烈亚斯裹着毯子走出浴室，他注意到地毯上有什么东西在闪光，那是他右边的袖扣，不知怎么被随手丢开了。他平时常戴那对扣子，这种奢侈的生活作风难免招来抱怨。

这鬼东西多少钱？凯里安问，这是银做的吧？

我总在想他，真是奇怪。安德烈亚斯躺回床上。从青年时期开始，伴随他左右的唯有静默。直到东面天空的光线重新推动了他身体的开关，他才迟缓地整理衣衫、洗漱一番，鸟雀的鸣叫声把阴沉的活力重新注入了他的身体。

格拉夫没有醒来，安德烈亚斯提着装黄金的公文包径直离开了。走到门外，他才意识到大腿的皮肤正在灼痛。汽车发动了。他望着早晨的雾霭，心想，我也不在乎这些钱。我为什么非要折磨自己呢。

一个多钟头以后，安德烈亚斯下了车，跨上最后一级台阶，跌跌撞撞地回到卧室，倒进床垫里。他完全忘记了身上的瘀伤，这一摔让他痛得哼了一声。不知是谁把窗帘拉开了，刺眼的阳光让他睡意全无。但他太疲惫了，几乎动弹不得。

没过多久，他的眼前闪过黑影，阳光照在脸上热辣辣的感觉消失了。

一个声音在上方响起：“这一整天、还有昨晚你去了哪里？”

安德烈亚斯不耐烦地挥手：“你没看到我要睡了吗？”

他的驱赶从来都聊胜于无。

“你还好吗？你这是喝了多少？”

“天啊，别碰我。”他手臂上的烫伤赶巧被对方碰到了，疼得他一个激灵，睁开眼说，“让我睡觉，好吗？”

谢尔盖没有放过那细小的反应，卷起他衬衫的袖子。他对各种伤疤都很熟悉，一眼就知道了那痕迹的来路。

“这是谁干的？”他严肃地问。

“你不会想知道。实话告诉你，我昨晚出去鬼混了——记着，我想去哪里是我的自由，而你没有权力管束我。快走开，我要休息了。”

谢尔盖摇摇头，解开他的纽扣：“我给你换身衣服。”

安德烈亚斯尖叫着推了他一把：“别碰我！”

谢尔盖没有理会他，安德烈亚斯对他怒目而视，却也不再反抗。当谢尔盖成功地把这个醉鬼从皱巴巴的衬衫和西装裤里解救出来，一切的答案都呈现在了他面前。刹那间，他灵魂里的某个部分鼓胀起来，冲破了理智的束缚。

谢尔盖呆呆地放下衣物，俯身抱住了安德烈亚斯。

我的孩子，你见不得别人受苦，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有些担心你。母亲对他说，如果你选择把全人类的幸福作为你的事业，就像学校的课本上说的那样，那么你的人生会变得比一般人更加坎坷，当然，你也会从中获得更高的幸福。你需要记住，善良不是弱小，这个世界总是把善良当作软弱可欺，这是不正确的。我的谢廖沙，如果你选择这条道路，你要有虎豹的牙齿和爪子，以及一颗小羊羔的心。

那天他尝试救助被欺凌的同学，反而挨了一顿胖揍，书包和午饭被丢进了河里。这件事发生在他上学的第三年。这个年纪的儿童精力旺盛，对于大半天的饥饿并不在意，但通过叹息和漫长的谈话，他知道自己让母亲担心了。这是他唯一感到抱歉的地方。时至今日，他仍不能对施加在人身上的苦难视而不见，哪怕下一个瞬间，理智该朝他的后脑勺开枪了。

安德烈亚斯吓得一哆嗦。他的酒彻底醒了，双眼睁大，显得震惊又惶恐。谢尔盖也迟疑了。安德烈亚斯犹豫片刻，低声说：“凯里安，不要这样。我希望你留在我身边，但我没打算……我不想要这个。”

他给出了一个平淡而精准的陈述句，手掌却紧紧握着他的胳膊，恐怕他像鸟儿一样飞走。谢尔盖的心里五味杂陈。他俯身下去，抚摸那些青紫的伤痕：“他们不能这么对你。”

“别这样，别这样......”安德烈亚斯把他拉低了些，亲吻他的面颊，“我自愿的。”

“自愿也不行。谁也不应该被这么对待——”

“你太烦人了，你听起来像个共产党。”

谢尔盖心头一紧，怒气冲冲地骂道：“我可不想骂你，看看你，你醉得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安德烈亚斯彻底闭上了嘴。谢尔盖简单处理了伤口，给他换上宽松的衣服。你这胡乱同情别人的毛病又犯了，谢尔盖狠狠地督促自己：把小谢廖沙塞进箱子里，严丝合缝地盖上盖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什么来着，一个时时刻刻总是同情别人的人，是天底下最最不幸的……他不能深呼吸，只能在心里默念着，把那堆酒气冲天的衣裳丢进洗衣篮，交给门前的女佣人。

那个女人惊异地看着他，谢尔盖羞惭不已：你在扮演一个纳粹军官，可你正在做什么呀！他丢下篮子，僵硬地转身，飞快地上楼去了。他在心里大骂腐败的纳粹社会毒害了他的精神，深吸一口气推开门：安德烈亚斯正蜷缩在床的角落里。

好吧，我也没有退路。他想。无论何时，冷静是最重要的。

“过来，让我抱着你。”谢尔盖躺在安德烈亚斯身边，手臂穿过他的腋下，把他固定在自己怀里，“你不能平躺着睡，靠着我就好。”

安德烈亚斯睁开眼，没忍住笑：“你好像很有挨打的经验。”

“我很调皮，在学校总是挨督导的鞭子......挨打很疼，我小时候跑不了，被揍一顿是难免的，但你这么精明，为什么不好好对待自己？”

谢尔盖烦躁不已，他实在想说说这些无伤大雅的心里话。安德烈亚斯被搅得睡意全无：“听着！这个荒谬的世界有它的运行逻辑，如果我要获得尊重，我想要你——我想要用权力做一些事，就不得不参与他们的堕落。你以为我的父亲为什么不把我扫地出门？你的母亲一定很爱你，我能看得出来，但不是人人都那么走运。”

谢尔盖不知该说什么，他的大脑再次向他发出警报。他试图把安德烈亚斯拉近一些，很快又后悔了：“该死的，你的那些香氛把你像咸鱼一样腌渍入味了，你闻起来像把香水倒进了酒瓶子。”

这太蠢了，谢尔盖把这一天称为他间谍生涯中最失败的一天。但安德烈亚斯没有多加争辩，只给了他轻轻的一巴掌，没多久就在他怀中睡着了。

Chapter 13: 恻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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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亚斯的床头放着一本《布兰诗歌》。历来不出自豪门勋贵之手的文学作品总要被历史埋没一阵子，这部诗歌集也不例外。它由一群疾世愤俗的市民和修士写成，在十二世纪被发现于巴伐利亚的一座修道院，又在1936年被卡尔·奥尔夫编撰成曲，于1937年在法兰克福剧院首演，取得了轰动性的成功。全国范围内的演出使得阅读这部由拉丁文和高地德语书写作品成为了流行风气。作者不详的诗歌对底层人民来说无疑是鼓舞，就像元首和戈培尔博士宣传的那样，在日耳曼尼亚的愿景中，每一个德国人都有价值。然而就历史的规律来说，若一个时代不充满虚无，人们怎么会如此急迫地追求生活的价值，以至于为此疯狂。

自打住进安德烈亚斯的公寓，谢尔盖便开始留心周围的文本。在柏林郊区的大宅里再次发现这部作品时，他理所当然地开始怀疑：对于所有学习过无线电和密码学的人，反复出现的文本必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侦查员会将信息编写成密码，通过特定的文本转译，而在选定“秘本”时，他们常选用广为流传的文学作品，以便能随时获得。安德烈亚斯在这本书中做了详细的批注，像个在文学院备课的教师。如果这真是秘本，他要隐藏什么不可为外人道的信息？谢尔盖同扉页上的命运女神对视了片刻，把那册子放回了原位。

他的经验并没有出错，三年后，这部书中藏匿的信息彻底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然而在1942年年初，谢尔盖并没有专注于文本的解密。燕妮和他错误地估计了柏林之行的时间——在分别以前，他们以为彼此将在一个月后相见，但事情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发展。此时此刻，在圣诞前夕，两人都对之后将发生的插曲一无所知。就在谢尔盖处理书本移动的痕迹时，女佣人敲了敲卧室门，问他是否要下楼用晚餐。

老里特贝格的邀请让谢尔盖十分难堪。这位德高望重的纳粹党党员对自己的儿子抱怨颇多，却并不迁怒安德烈亚斯的“情人们”。他试着用一种温和的语调叫人知难而退，就像他在做投资谈判时那样。十多年前，老里特贝格试着矫正过儿子异常的爱好，但收效甚微。医生与心理专家施加在安德烈亚斯身上的“治疗”，都被他以更加残酷的手段报复了回去。在老里特贝格和雷奥妮的新婚典礼以前，他甚至威胁道，如果父亲仍执意要改变他，他就杀死新娘，然后割开自己的脖子。他确实难以谅解父亲对婚姻的背叛，又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筹码的价值：每当父亲与他争执时，安德烈亚斯就会提到自己多年未见的母亲，这常让老里特贝格十分愧疚。

对于他们违法且不正当的关系，这位老人并没有横加干涉，只严肃地提醒道：“年轻人，我的儿子并不如他表现得那么讨人喜欢。你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一开始，他总显得温柔又忠诚，但这种态度是短暂的。他太容易感到厌烦了，不论对人还是对事。在他的母亲离开以后，爱他的人就成为了他满足情感需要的工具。他认为自己洞察人心，总是固执地相信直觉的判断，认为别人的动机、意图永远如他所想——一旦他怀疑你的忠诚，他就会用残酷的手段践踏你。”

谢尔盖在心里早已编撰好了剧本，回答道：“我想，如果他打算真的开始一段稳定的恋爱，我不得不慎重地考虑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我想他也会的。请您给我们一点儿时间。”

老里特贝格脸上露出了忧愁，然而他并没有再次试图动摇“凯里安”的坚持。就算他们分开了，安德烈亚斯也会做出新的疯狂之举。且在老里特贝格看来，上尉品格端正，对国家忠诚，姑且不算特别糟糕的对象。谢尔盖通过观察确认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他猜测雷奥妮对于安德烈亚斯的情史也有耳闻。在他们两人谈话时，她假装认真地对待着晚餐，当一个默默无言的倾听者，眼神却不断飘到他们中间——欲言又止之人的特征之一。

晚餐后，雷奥妮在楼梯前叫住他。她扶着楼梯扶手，欲言又止。谢尔盖顺水推舟地同她开始了对话：“夫人，您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老里特贝格在炉火边的扶手椅中昏昏欲睡，手里捧着的小说许久都没有翻动，仆人们正在收拾餐桌。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俩的对话。她小声说道：“上尉，您要小心，我的丈夫很偏袒他的儿子。您根本不知道那个魔鬼在感情中会做出什么事来！”

“我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

雷奥妮上钩了。她攥紧裙摆，像站在证人席上的受害者那样飞快地讲述着：“您——您也许不知道。在我来到这里的第六年，安德烈亚斯正和一个钟表商打得火热，您敢相信吗，那是个犹太人！他和那个男人并肩在街上招摇过市，立刻就让人举报了。安德烈亚斯对警察说这完全是一派胡言，那人是德国人，转身却打算委托政府里的朋友伪造护照，让他逃亡到瑞士去。虽然这桩丑事没有传开，但他的父亲气得一个月没跟他说话，他却扬言说犹太人与我们根本没有差别，还说，难保元首本人——”

谢尔盖立刻打断了她：“这太夸张了，我很难相信。”

“您不知道！他根本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我更愿意相信我看见的。”

雷奥妮愣住了：“您认为我在说谎？”她短暂地停顿，向台阶上走了两步，握紧楼梯扶手，“我也不怕您知道。我再怎么严防死守，我做的每一件事、说过的每一句话还是会传到那魔鬼的耳朵里。告诉您，上尉先生，我怀孕了。为了保护这个孩子，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这座宅子的现任女主人并非大脑空空的漂亮玩物。她睁大蓝眼睛，像一头发怒的母狮子。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政策下，即便是最亲密无间的伙伴与爱人，听到这些传闻也很难不发生动摇。与犹太人过从甚密，类似的指控完全与谋杀之类的重罪无异，更何况还有175条让整件事罪加一等。雷奥妮急切地为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孩子打算，至于里特贝格家族今后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她完全不关心。

谢尔盖没有继续在大厅里逗留，今晚所听到的一切和柏林油腻的食物同样让他难以消化。千年帝国的社会焚烧着人的骨头，正如一台吞噬灵魂的机器运转着。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扭曲而狰狞，他们贬低自己，也贬低别人，靠践踏卑弱者拼命向上，直到落入熔炉变成它的燃料。道德被撤销，规则被毁坏，每个人都找到了机会肆意发挥丑恶的欲望，即使在在原始丛林的泥潭中，也不见得有如此广泛、如此残忍的同类相残。

如果雷奥妮所说的属实，安德烈亚斯身上并没有病态的、狂热的种族主义，或许他可以被转变，只要给他施加一点儿好的影响……谢尔盖在入睡前忽然想道。可他没有意识到，在他心中，异样的同情已经开始积累；第二天早上，安德烈亚斯返回家中时，那东西第一次挣脱了束缚，让他惊慌失措、疏漏百出。

如果一个人从出生起就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是被当做一件物品，那么他不会甘愿做一杆枪或者一把刀。这一刻，累积的好运让他做出了过于乐观的判断，幸运女神向他索取了报酬。安德烈亚斯入睡以后，谢尔盖的心里时而充满同情，时而洋溢着对未来的畅想：如果我试着改变他，把他变成我们的同志，凭他那股聪明劲儿和敏锐的直觉，要拿下重要情报真是轻而易举了。他高估了人性当中善意的一面，甚至让情感左右了判断。这是长期潜伏工作的大忌。小公务员与一台打字机日日相对，时间久了，都难免产生同病相连的慨叹，更何况面对一个活生生的、有着悲惨过去的人。人类总是倾向于为身边人开脱，给他们蒙上非理智的、妄想一般的光环，这是常情，在谢尔盖的工作中，这却是不可饶恕的失误。他忽视了它，用不了多久，惩罚就将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谁也看不见命运的轨迹，这仍旧是一个平凡的早晨，平凡到让谢尔盖难以相信距他们一千英里以外的土地上，正在发生人类历史上悲壮的战争之一。楼梯下人声嘈杂，大门前的汽车突突地发动，两分钟以后，谢尔盖看见那黑色的影子向道路尽头爬行，像一头刚刚于春天苏醒的笨重甲虫。就算他们在家庭的权力斗争中不是安德烈亚斯的对手，老里特贝格和雷奥妮过着潇洒自在的生活。这难缠的年轻人只是他们生活中的过客，像一场春末的雷雨，虽然会带来几天的泥泞和闪电，但只要稍加忍耐便好。

他在家庭当中已经成为无足轻重的人了，谢尔盖想，他未必不知道这个事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刻，这个冬天的第一场暴雪蔓延到了柏林郊外。

安德烈亚斯直睡到下午三点才醒来，一睁眼就看到了窗外的雪景。柏林近郊没有高大的建筑，在三楼卧室的窗口，原野与天空连接处透明的界线都清晰可见。谢尔盖仍在他的身旁，一手扶着他的肩膀，无聊地玩着他额前的头发。宿醉敲断了夜晚和清早的记忆，而谢尔盖的毛衣领子把一切连接了起来。一种难言的情感笼罩着他，不知来由，像湖面上的钟声，又像战场上的烟幕。

“几点了？你没有去吃饭吗？”安德烈亚斯从他的手臂中挣脱出来，看了一眼手表，难以置信地说，“你花了这几个小时盯着我？”

谢尔盖不置可否，亲了一下他的额头。在这种时刻，不回答是最好的回答，既展现了功成而弗居的谦逊，又混合着羞涩的暧昧。谢尔盖从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在来到勃兰登堡州之前，他一次正式的恋爱也没有谈过，每次他同安德烈亚斯相处，不得不使用课本上的伎俩时，心底总会为自己感到冤屈。

“好吧。对不起，这是我的错。”安德烈亚斯叹了口气，转眼又懊恼地抱怨起来：“在这张床上躺过的人里，我还从来没给谁道过歉！”

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更换衬衫。谢尔盖在一旁提醒说：“今天厨房没有张罗午饭，你的父亲和雷奥妮出去了。”

安德烈亚斯拧袖扣的手停了停：“谢谢你把他俩分开描述，你真贴心。你肯定饿了，我们总得吃点什么。”

两人离开房间，走出大门，安德烈亚斯才想起自己在疲倦之中竟给司机放了一天假。两人对着上锁的车房面面相觑。最终由谢尔盖开车，去近处提供葡萄酒的高档餐厅。安德烈亚斯在后排焦躁不安，腿上的伤让他即使坐在车上也很不自在，谢尔盖自然而然地把外套丢给他，让他垫在座垫底下。他们尴尬地透过后视镜对视，话题难以遏制地拐向了昨夜的一切。

“你为什么不生气？”安德烈亚斯问道，“你认为我们现在算是什么关系？朋友，情人，还是别的什么？”

这实在是个很直白的问题，车里的两个人都感到了紧张。谢尔盖反问道：“你希望我对你生气吗？”

“你难道没有自己的想法？”

“我想对你生气，可是我不能在这种时候对你生气。这不全都是你的错。可是我确实想问你同样的问题，你说你喜欢我，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你想要和我成为恋人，还是只是喜欢我跟在你身边，等你腻烦了就让我走开？”

“不。”安德烈亚斯否认了，他没有从选项中挑出心仪的那一个。

“那么，你希望我们变成什么样子？”

“凯里安，我在此时此刻喜爱你，并不代表我在将来也会喜爱你。我的父亲会和我的每一位……他会对每个人说的。其实他说得不错，人心善变，而也不例外。不同的是，我比大多数的人更加冷酷。”

“我不赞同。你没有给我虚假的承诺，说明你至少尊重着我，把我当做朋友来看待。”

安德烈亚斯想了想，凑近他小声说：“那么我们就做朋友吧，这也符合你的心意，对吗？让我们就享受当下短暂的、浮光掠影的快乐吧。”

谢尔盖没有接话，安德烈亚斯把那当做了默许。虽然他认为其中不满的成分更多一些，他应当安抚对方几句，做一些解释，但他们都不能再容忍这场对话继续下去了。

安德烈亚斯精通审讯的技巧，对感情变化并不迟钝。他清楚地知道，他们之间感情早已超过了肉体的、淫欲的爱。他甚至无法想象，假使凯里安非要和他建立恋人关系，他该如何拒绝。他不太擅长拒绝欲望的引诱，常依赖感官刺激维持生活的热情，或者仅仅为了减轻精神上的疲乏：烟草、酒精、性——而爱情比它们更加凶险，更加有害，更加让人欲罢不能。但如果让他就此疏远“凯里安”，回到孤独而漫长的生活中去，他又很不甘心，拼命给自己找借口：像惊弓之鸟一样逃避可不是他的作风。就这样，安德烈亚斯给进退维谷的状态圆了谎，“不清不楚”是最理智、最合乎情理的选择。

谢尔盖也希望暂且回避这个问题，让他兴致勃勃的策反计划已经在孵化当中了。他们餐厅飘飘的弦乐声中聊了许多无关紧要的琐事。谢尔盖为了展示坦诚的态度，把昨晚的见闻向安德烈亚斯合盘托出，而闲言碎语的当事人并没有追问他的选择：“我知道你忠诚于我。如果你心里有了疑惑，或者别的想法，你不会把雷奥妮的话告诉我。”

他真是太过自信了。谢尔盖忍着笑，暗自屏了一口气，好让自己脸红，假装出被拆穿的窘迫。安德烈亚斯做出以上论断，心情颇佳，甚至多吃了两口他绝对不喜欢的芦笋。

饭后，安德烈亚斯对他讲述了一月的安排。

戈培尔和希特勒尤为重视意识形态的宣传，而现在他们的头号大敌，在东线“负隅顽抗”的苏联，自然成为了宣传口径的重点关照对象。一月中旬，柏林将举办一场会展。这场会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批驳共产主义，以及强调斯拉夫民族的劣等，以便他们按照计划把西伯利亚改造成巨大的集中营。当然，夸夸其谈的政治家们并不清楚东线的战况，用不了几个月，他们将被血淋淋的教训迎头痛击。

在有限的时间里，谢尔盖想方设法联系在柏林的同志。在柏林有十来个不同的情报小组，他们当中有的负责搜集政治、军事决策的情报，有的负责策反、暗杀以及破坏活动，有的负责与盟军的谍报机构合作，而他们所获得的情报中的一部分就需要经过燕妮的电台向苏联境内发送。反间谍处的电台定位仪器在柏林城中不眠不休地工作着。谢尔盖认为，在组织当中，一定有时常往返于勃兰登堡等地与柏林之间的人员，将信息通过其他的形式送出柏林，再由电报发送回国。谢尔盖本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他在军用大巴司机和轿车司机当中小心地打探了一番。可是留给他的时间太短了。直到他与安德烈亚斯全副武装地前往会场，谢尔盖依旧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Chapter 14: 命运！世界的女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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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谢尔盖回忆起第一次在柏林停留的经历，都会产生梦一般的错觉。这场梦魇给他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但又因为没有凭证而轻似一阵烟雾。他试图抓住它，定义它，把它当作客观实在的事件来分析，它就从指缝里溜走了。

观看别人折磨自己，他在战争结束前一直忍受着这类怪梦，无意义的声音和影像如同钢筋一样挫伤了他的神经。谢尔盖坚持认为，那是他在柏林的经历和长期的潜伏工作共同带来的疲乏。在世界上所有的营生当中，他最擅长忍耐，忍耐是勇敢和鲁莽的分界线，很多人忽视这一点。他起坐如常，思维敏捷，很少以疲惫的面貌应对工作。直到1947年，他在莫斯科街头晕倒，他才重新注意到这条溃烂的伤疤。负责心理治疗的医师说，这是一种名叫“癔症”的现象，许多在前线的士兵也有过类似的感受。在他进入盖世太保的审讯室时，他的大脑启动了保护机制。

“你还能回忆起过去的事情，这说明你非常坚强。”医生说，“很少有人会坚持记得自己受到的伤害，这不符合我们大脑的运作模式。对于格外痛苦的折磨，许多人会出现记忆的模糊或者缺失，虽然心灵的伤口仍然刻在他们的肉体上。有的人甚至丧失了对部分肢体的主导，在发病的时候，他们没法站起来，甚至没法说话。”

“如果您是我，您也会强迫自己记得每一个细节。这是工作要求，各行各业不都有职业操守么。我保存着完整的记忆，就像您记得每一位病人的处方那样。”

“那么您愿意回忆当时的情形吗？把您送来的先生说您在战争期间受了不少折磨。”

“谁在战争期间不痛苦呢？”

“我只想帮助您，请您不要把我当做不懂得保密的人。我和您一样，也有职业操守。”

谢尔盖向后靠进扶手椅里：“好吧……我只是不太习惯把想法告诉第二个人，或许我也可以试试。”

事实上，在他被收监的那一天，一切都开了个好头。这天柏林间断地下着小雪，地面湿滑，行人稀少。有几队儿学生正准备参观艺术馆和博物馆。谢尔盖不用听就知道教师们会向这些孩子灌输什么概念。学生稚嫩却严肃的脸庞从他身边经过时，他很难控制心中的不平和怒火。让一群人为独夫献上生命，独裁和宗教的傲慢都在于此，以用光荣装点的教条剥夺人选择人生目标的自由：“为什么什么而死”必须是慎重的、深思熟虑的表达。在他的祖国，那个空格之中的选项往往关乎全人类的福祉，而德国别有用心的政客玷污了它。

谢尔盖同安德烈亚斯穿着便装，坐在会场西面的小酒馆门外，在早晨的光亮之中关注着来往的人群。会展开始的前一个小时，他们仍然毫无收获。

“我打听到一些工作上调动的可能。”无聊的特务头子对他说，“上面有了新的政策，不久我们就会忙碌起来了。”

“有关于什么的新政策？”

“有关犹太人。你也知道，那几位大人物，尤其是几位大区的首长，打算把苏联变成犹太人的流放地。他们嫌那些犹太苦力需要人手管理，又舍不得给他们百十来颗枪子儿。西伯利亚是个不错的去处，但是，你看——他们嫌弃将军们的进度太缓慢了。”

就在那一年冬天，柏林郊外海德里希的别墅里，纳粹高层就“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展开了讨论。这次秘密会议后以“万湖会议”载入史册，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耻辱的一笔。但在1942年的一月中旬，谢尔盖对此毫不知情，安德烈亚斯透露的情报短暂地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么说，是要警察局对他们进行清理喽？”

“天哪，希望这些该死的事情别派到我们头上。你知道以前他们怎么对犹太人，把他们像鸡鸭一样赶到大街上，用机枪打死，然后在死人堆里翻找值钱的东西。简直像动物似的。”安德烈亚斯很不高兴。他对日后的局面已经有所预料，这档子事大概率还会由政治警察来执行。“日复一日地做同样的工作，完全是牧羊人和屠夫干的行径，谁不能做这些事呢。他们不该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操办这些，简直是人才的浪费。”

是啊，人生下来就会当小偷、强盗和杀人犯，何必为此去学习和研究呢。谢尔盖在心里冷笑，压低声音：“所以说，你不赞成？”

安德烈亚斯撇撇嘴：“我能赞成或者不赞成什么？把决策交给大人物不好吗。我只能选择执行与不执行，仅此而已。”

在他抱怨的同时，小雪又从天空飘落。两人面前的咖啡很快凉了。谢尔盖密切地关注着周围的环境。安德烈亚斯在布局上花了心思，如果不仔细留心，根本看不出安保布置的痕迹。在四周看报、喝茶、闲谈的人群中，至少有十五个便衣配枪的盖世太保。安德烈亚斯动用了不合常理的人员配置，除了想要立功，还打算为自己在抵抗组织手里接连吃的苦头出一口恶气——除了刚长好的肋骨，他额头侧面的伤口也才勉强愈合。谢尔盖凑近了还能看到缝线的痕迹。

将近十点，人流聚集向展览大厅的前门。除了前来参观的市民和附近的中学生，还有将近十个小公务员打扮的青年男性。他们在门前站成两排，紧张地整理着头发和西装袖口，像预备上台的舞蹈演员。两辆轿车从街道一头缓缓驶来。从第一台车上走下一个中年男子，此人眉头紧皱，脸上镀着一层官腔官调的冷漠，仿佛下一秒就要对不够恭敬的下属啐上一口。有三个书记员跟随着他，另有一个手持徕卡相机的记者。

那是帝国议会议员、《冲锋报》的创始人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他计划在会展的现场发表一番有关种族优劣的论调，演讲原定在上午九点，但由于尤利乌斯本人认为步行到会场有失身份，宣传部只得为他安排了十点的专车接送。此类情况在千年帝国的政府部门时有发生：官员因为交通、食宿安排不合心意而假意推诿重要工作，为了得到超规格的优待。这让本就构建混乱的基层情报组织雪上加霜；而核心机关的要员对于底层人员颐指气使，辱骂殴打也是属常见——奇怪的是，很多的德国青年都以服从为荣，对粗暴的对待毫无反抗之意。

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享受着众人的夹道欢迎，缓缓踱到小公务员们中间。那些等待已久的、西装革履的办公室职员早已冻得瑟瑟发抖，挪动着两腿，像一群鹅被赶进了拥挤的篱笆。记者挑选角度，照了一组相片。一切结束后，演讲者本人摸了一把落在秃脑门上的雪，飞快地躲进屋檐下。紧接着，在他身后，人群像刚被浇上机油的齿轮，缓慢地启动，又像一道小溪似的涌进会场。安德烈亚斯拍拍谢尔盖的肩膀，两人把小费留在桌上，随人潮进入了大门。

他们百无聊赖地听着施特莱彻尖锐、激昂的讲话，电流的嘶嘶声让人耳膜作痛。正在尤利乌斯论述着“劣等东方人”如何对帝国的铁流负隅顽抗时，谢尔盖嗅到了一股烧焦的气味。他还没来得及转向安德烈亚斯，紧接着，东南角传来一声爆响，窜起冲天的火舌。在两人的头顶，一面燃烧的旗帜轰然坠落。人群尖叫着、推搡着，《冲锋报》的口号声带来的昂扬奋进的氛围一下子消失殆尽了。

就在这时，第一声枪响传来，紧接着又是两声。尤利乌斯摔倒在地，跟随他的下属纷纷逃窜，留下这个可怜的报纸主编倒在地上痛苦地打滚，场面一度有些滑稽。谢尔盖没来得及确认抢手的方位，安德烈亚斯从他的身边冲进了人群。这个立功心切的特务头子心里根本没有那位可怜的官僚，把他的身体当作一条坦克的车辙，直接从抽搐的小腿上跨过去了。谢尔盖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他们还没走远。”安德烈亚斯向门外的几人吼道，“灭火，把所有人控制起来，别往致命处开枪。”

他平时总是气定神闲地向所有人下令，此时却像挣脱锁链的野兽，五官因兴奋与愤怒扭曲着。在场的警察早已掏出武器，按各自的职责分散开来。在谢尔盖视线尽头，一个高个子男人打倒了两人，同一个女人冲进右边街道的拐角，回头向他放了两枪。安德烈亚斯停下脚步，站在街道中间，打中了那人的手腕，他的手枪掉在了马路上。

他的生命受到威胁，不愿再亲自追击。谢尔盖早早地从他身边跑开。他扮演着那个被战斗意志掌控的士兵，反应迅速，跑在人群最前方。谢尔盖跟着他们拐进一条小巷。这场追击进入了死胡同，谢尔盖耳边只有急促的呼吸声，盖世太保被他们甩开了一段距离。眼前，两座轰然作响的工厂紧紧夹着这一条巷子，墙角边堆着如山的废弃物，道路尽头是一堵三米来高的墙。

“站住！”谢尔盖大声喊道，“放下枪！到墙边去！”

他放低了枪口，对两个人打了个手势，示意他们赶紧翻过墙离开。身后不远处，错落的脚步声已经从巷口传来了。

“把枪放下！”谢尔盖焦急地挥挥手，又朝天放了两枪。

两人对看了一眼，几秒钟的功夫，高个子就帮姑娘爬上了墙头，自己靠着墙边坐下了。安德烈亚斯的子弹打中了某条动脉，让他流血不止，短短几分钟，他的嘴唇已经灰白了。谢尔盖走近了一步，想要查看他的伤口，却被对方制止了。在短暂的眼神交流以后，那个男人朝他挥了挥手，把枪口指向自己的太阳穴，又放下了。他重复了两次。谢尔盖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枪里没有子弹了，希望谢尔盖在盖世太保到来以前打死他。

在转过墙角的前一秒，追击小队的所有人都听见了最后一声枪响。

谢尔盖后退到他们之中。他的眼前模糊了，耳边全是嘈杂的声音。队伍中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走到巷子尽头，蹲下来检查了一番，宣布道：“好吧，他死了。”

人群发出懊恼地声响。谢尔盖也低下头，一股酸意从鼻尖流到额头，再顺着颅骨注入胸膛。有只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嘿，别难过，没有人怪你，他们带着枪呢。我们逮住了会场里的几个，也够结案了。”谢尔盖假装懊恼，没好气地推开了他，缓缓走到街边。柏林的街道车水马龙，玻璃橱窗闪着午后的金光，细雪纷纷洋洋地洒在这片土地上。久久萦绕在他心头的思乡之情忽然淡去了。

没过多久，安德烈亚斯在几个下属的簇拥下，亲自来到了这两座工厂之间的小巷子里。他同那个检查尸体的青年交流了几句，把谢尔盖拉到一边，很不客气地质问道：“你开枪打死了他？”

安德烈亚斯眼里仍闪烁着战斗遗留下来的疯狂。那个德国人的尸体靠在墙边，几个盖世太保在他身上翻找着可能有价值的物品或者信息。

“有什么差别？”谢尔盖说，“难道法庭会给出不一样的判决？”

安德烈亚斯脸色一沉：“别装傻了！你明知道我说的不是法庭。”

“难道我不该把他打死？他同伙的手里拿着枪，我不打死他们，他们就会打死我！”

“你不听我的命令吗？”安德烈亚斯做了个深呼吸，缓慢地说，“还是说，你想告诉我你没有听见？”

那怒火在谢尔盖的心上灼了一下，让他彻底清醒了。安德烈亚斯的目光在他脸上扫过，印证着自己的猜测。谢尔盖握紧了手枪，如果对方撕破脸皮，他并不介意把他当作自己以往的目标一样清理掉。

安德烈亚斯并没有继续就这件事质问他。在返回以前，他给司机放了假，让谢尔盖开车带他到柏林城外。

“你在怀疑我。”等车辆驶入了城郊静默的原野，谢尔盖先发制人地说，“你怀疑我是共产党人吗？”

在沉默中，安德烈亚斯做了一番心理斗争。他坐在后排，靠着车窗点了一支烟，缓缓吐出一小片白雾：“那么你是吗？”

谢尔盖踩住刹车，把车停在路边。两人都沉默着。谢尔盖掏出手枪，转身扔向他：“该死的，如果我是，那么我现在应该开枪打死你。”

安德烈亚斯没有为他粗鲁的举动生气。他把那手枪扔进座垫底下，望着他，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不知该拿你怎么办了，我们先回去吧。”

谢尔盖沉默着，再一次发动了汽车。直到他把车停进车房，打开车门，对方仍不下车。他注意到安德烈亚斯的外套鼓起一块。”

谢尔盖耸耸肩：“这就是你决定的结果。”

那把枪干脆利落地抵在了他的胸前：“既然你知道，不如乖乖地跟我上楼去，我要跟你谈谈。”

是什么引发了他如此偏执的怀疑？如果他有怀疑的凭据，那么他根本不会给自己辩解的机会。以安德烈亚斯的办事风格，他应该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他是在考验我，还是我真的泄露了秘密？谢尔盖想，我是该现在杀了他，还是静观其变？如果我没能杀得了他，事情又会怎么样发展？

在房间门关上以后，谢尔盖率先问道：“你认为我是故意开枪打死他的，对吗？”

安德烈亚斯脸色阴沉地说：“重要的不是我认为，而是事实究竟如何，我在等你的回答。”

“这是个意外，他的同伙有配枪。在交火的时候，我打中了他，就是这样。”

“而你却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你根本没有受伤，对吗？在你出现在我身边以后，一些事情就变得很奇怪，一直如此……”

他的呼吸比平常急促，显得又恼火又紧张。谢尔盖一时间摸不透他的情绪。如果安德烈亚斯决定将他投入监狱，必然会逗留柏林审问他，他不用另外想办法就为燕妮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一旦进入盖世太保的监狱，是不是还有生还的机会，他并没有把握。然而最初的最初，电台的安全就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没有。我只能说，这是个意外。但我不愿再向你解释。你只会相信你自己愿意相信的。”

“坐下。”安德烈亚斯喝道。他站直身体，举着手枪，焦躁地在屋子里走了两圈，停在电话旁拨号，“您好，我是四处的安德烈亚斯·冯·里特贝格。”

谢尔盖笑了：“你要审查我？这就是你给我的报答？”

“……对，请派两个人过来，越快越好。”安德烈亚斯以那种平淡的、命令式的口气吩咐完了，放下电话，对谢尔盖说道：“很遗憾。”

“你和我想得不一样。”谢尔盖说，“你知道吗，我听说过很多传闻，但我没有相信过一个字。”

“或许你该听从我父亲的劝告。”安德烈亚斯的肩膀在发抖，整个人像绷得过紧的弓弦，仿佛再有一点风吹草动，他的脊椎骨就要被拉断了。他一手持枪，一手从口袋里摸出烟盒，“这是你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肯听旁人的劝告呢。”

“你希望成为他口中的那种人吗？”

“或许从我出生起就是这样。他说得没错，在我身边的人都会交厄运。如果你是一个聪明人，你就该离我远点。”

“天啊。”谢尔盖哈哈大笑，“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最初难道是我有意留在你的身边？难道你对我所说的话全都是假的？全都没有一点效力吗？你把我当成什么人，我和曾在你身边攀附权势的骗子们是一样的？你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安德烈亚斯的脸变得煞白：“别说了。”

谢尔盖感到了巨大的委屈和不甘愿：我甚至以为他是个可以改变的人，前一天晚上，甚至好几个晚上，我对自己说了什么？或许他的本性也没有那么坏！我劝告燕妮，自己却开始同情敌人了。他在心里狠狠地责备自己，但他并不准备就此放弃机会：“你难道不明白，这一路上我有多少逃脱的机会？在这一个月里，如果我想杀死你，我又有多少机会？你说你希望我属于你，好吧，好吧，现在你得到了。你的心愿达成了。可是在这之后，你就这样对待我？”

“够了！”安德烈亚斯大声打断他，“闭嘴！我不要听！”

“你总是希望有独属于你的东西，可你就是要把自己拥有的都推开、都毁掉，难道你——”

安德烈亚斯举起手，朝谢尔盖脚边的地毯放了一枪。在枪响以后的寂静中，他疲惫地放轻了声音：“闭嘴，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谢尔盖不说话了。安德烈亚斯举着手枪，绝望而矛盾地看着他。他心想，那么就这样吧，就算我没办法从那里出来，我也为燕妮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

Chapter 15: 令人恐惧的爱

Summary:

感谢看到这里的读者（鞠躬），也谢谢评论的宝。

Chapter Text

在谢尔盖被收监的第五天，安德烈亚斯再一次找到了赫贝特·格拉夫。就在上周，安德烈亚斯离开的那天早上，格拉夫和夫人因生活作风问题大吵一架。这位大法官擅长辩论，呈口舌之利解决家庭琐事也不在话下。夫人被气得泪水涟涟，连夜带着孩子回了娘家。格拉夫过了几天没有孩子吵闹的“幽静生活”，尝到了自由的甜头。然而，他也必须更小心地克制言行。毕竟有些闲话万万不能同应侍女郎讲，保不齐其中就有海德里希的密探。他可不想因为保密问题惹上麻烦。

在自家门口见到安德烈亚斯，格拉夫相当高兴。他们利益相连，关系紧密，彼此之间可以分享一些不得为外人道的秘密：“唔！你还没有回勃兰登堡去。我听说了你的那个小情人的事，他当真是共产党吗？”

安德烈亚斯脸色不佳，像是连续几天没睡好。他提着一个箱子，径直闯进格拉夫家里。少校把箱子放在桌上，用钥匙打开，里面是捆扎好的十几沓帝国马克：“我不知道。你来决定。”

格拉夫忍俊不禁：“你真是个疯子。你如果要他活着，为什么要把他送去审查？”

“我想知道他是否对我忠诚。”

格拉夫大笑，扬起手直拍桌子。对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这简直是言情小说里的故事。他惧怕安德烈亚斯冷静的头脑，但他也知道，在那副残酷的外表下，这个年轻人对情感的处理能力没有成熟。安德烈亚斯能精明地察觉他人的动机，却难以准确地理解、表达感情，他有时任性冷酷，有时温柔体贴，完全像个翻脸如翻书的小孩子。

他笑得够了，给安德烈亚斯倒了一杯白兰地，靠在扶手椅上，用精明的眼睛打量着他，拉长声调：“你确实很在乎他——你变得不一样了。”

安德烈亚斯站起身，把手套扔在箱子上：“这些，加上这一晚，你怎么说？”

格拉夫点点头：“当然。你开的价码甚至太高了。这样，我只收钱，不用你和我睡觉，我就会把他的卷宗从法庭退还，发送到你的桌上。现在我全明白了，小安迪，你恋爱了。唉，你现在就算和我上床，心里也在想别人。”

安德烈亚斯没有理会他假装出来的哀怨。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点燃了一支香烟。心情烦闷的时候，他常疯狂地摄入尼古丁或者酒精，好像能从中获得平静似的。格拉夫认为，他至今还没有碰成瘾药物，是因为那些物质会损害大脑神经。安德烈亚斯把自己敏锐的头脑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他狠狠吸了两口烟，把白兰地一饮而尽，酒精使他的脸颊有了些血色：“有什么稀奇？说得好像我没恋爱过似的。”

格拉夫撇撇嘴：“你知道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我研究过人的心理，你所属的这一类人和其他人不同，你们是由头脑主宰的生物，万事都以理智为先。激情的爱总是一闪而过，根本栓不住你的心，经过思索的爱才能让你留恋。一旦你用头脑而不是用身体去爱，才算是建立恋爱关系。”

“真典型，赫贝特，法学院的学生特有的文字游戏。”

“我们都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在你口中，不是就意味着是。”

“听起来像是你常用在女性身上的说辞。”

“好吧，因为我仍然受到女性躯体的诱惑，你就尽情嘲讽我吧！我现在只想知道凯里安·福科尔上尉怎么收获了你的芳心。”

安德烈亚斯扬起眉毛：“他长得英俊，性格体贴，做事也很果断，还有……”

“还有什么？”格拉夫古怪地笑着：“还有你喜欢和他上床？”

“不，实话告诉你，我不怎么和他上床。一开始我也觉得奇怪，没有性，爱如何保存？但我发现和他肌肤相亲的时候，我并不会多爱他一点，那和平常在他身边的感受一样——我感觉到平静。”

格拉夫捂住额头：“天啊，小安迪，谁敢想象你会相信……理想主义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你真的爱了，你就会把爱人杀死，或者被爱人杀死。你需要的爱太激烈了，像莎乐美那样，如果他不爱你，比起得到半个王国，你宁可亲吻爱人的头颅。好吧，你确实也那么做了不是吗？”

安德烈亚斯拧着那支烟猛吸了几口，把它按灭在瓷盘里，目光沉沉地盯着他：“你看，我正是因为这件事来找你。我需要他，如果他死了，我就得重新找一个工作伙伴——我讨厌重新适应。他脾气太臭，但办事利索。唉，人总是不完美的。”

他平铺直叙地分析着那场闹剧，好像在讲与自己不相干的故事。格拉夫摇摇头：“如果你喜欢柔顺的，那你就该找一个温婉可人的爱人。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就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而不是勒令别人做出改变。即便他在你的权威下屈服了，他还是他自己吗，你还会被他吸引吗？”

安德烈亚斯陷入了沉默。他的手指摩挲着烟盒，下意识地又要摸香烟，格拉夫把它从他手中夺走了。每当安德烈亚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就会闭上嘴，尽管如此，格拉夫也从没听他说过半句认错或者道歉的话。很快，年轻的少校就反击了他：“得啦赫贝特，人的言语总是比他们本身高尚。如果你真的相信、践行这套理论，那尊夫人同你应该是天下最幸福的一对。”

安德烈亚斯在司法官员的家中盘桓了一个下午。回到家以后，空腹摄入的酒精让他胃痛了两个钟头。待疼痛过去，他才爬起来洗漱，再蹒跚地回到床上，忽然觉得四周空荡荡的。他已经习惯了两个人共处一室的生活。

我是做错了，但也不是不能补救。他抱着枕头试图入睡，可是毫无睡意，便坐在书桌旁写写画画，又拿起电话拨了出去。夜里十一点半不是通话的好时机。他拨了三次，线路才接通，听筒里传来了一个纤细、高亢而暴躁的声音：

“该死的，安德烈亚斯。我就知道是你，只有你会在这时候把我从床上叫起来！”

安德烈亚斯露出了疲倦的微笑：“弗里德里希！亲爱的，很高兴你还活着，我有一笔好生意要给你做。”

听到“生意”这个词，电话里的人愤怒地叫嚷起来：“我是个医生！他妈的，说了多少次，我不是为图你的钱而救人。你这回又把谁打成了残废？”

“过几天会有个人从我那里送来——”

“滚吧，安德烈亚斯，你给我滚得远远的！你要我把你的犯人救活，方便你继续折磨他。天啊，你要是敢把人送来，我一定会往他脖子里打一管空气。你和你的小伙子们就抬着他的尸体回去吧！”

“不，不。这个人不是犯人。如果可以的话，你替我安排一间单人病房。”

“没有单人病房！”

电话叮地一声挂断了。

弗里德里希·罗特希尔德刚满四十五岁，中等身材，眉眼深邃，从侧面看像一尊古代的雕像。他本人身姿挺拔，颇有军人气质，即使穿着白大褂、戴着眼镜，也像个前线的元帅似的。事实上，在这家医院里，他确实享有元帅的地位。因为他的家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轰炸，导致他的左腿比右腿短了四厘米，不得不依靠拐杖平稳地行走。那根桃木色的拐棍就是他的元帅杖，他在病床边挥动它，没有任何一个实习医师敢于违抗它的指向。

与他刚毅的外在形象不同，在工作场合，罗特希尔德医生是个温和沉静、细致严谨的治疗者。病人们异常信任他，在办公室里学习的医学生也都爱戴他。他对于纳粹当局推广的，针对同性恋、残疾人和精神病人的医学论断嗤之以鼻，认为凡把患者视为下等人的同行都违背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理应遭到他的鄙视。安德烈亚斯在十六岁那年被父亲送到罗特希尔德的病区，被大夫挥舞着拐杖赶了出去。

“先生，他有什么需要治疗？”彼时还年轻的罗特希尔德冷淡地对老里特贝格说，“他是一个正常的青少年。之前那些庸医在他身上施加刑罚，而您竟给他们付钱。完全是愚蠢的、违反医学伦理的行为。”

这番论断让安德烈亚斯在家庭中耀武扬威了一阵子。对他的仗义执言，安德烈亚斯铭记在心。成为盖世太保以后，他对罗特希尔德的医院多有袒护。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家，上层领导直到底层劳工都一致认同：无法被剥削，无法参与社会竞争的人群没有丝毫存在的价值。而他们的友谊使得一些残疾人与临终的病人得以逃脱党卫队的清洗。

安德烈亚斯在手术室外等了三个钟头才见到罗特希尔德。他邀请医生共进午餐，被对方拒绝了。两人在医生办公室里，数百本病历和医书的环绕下，用面包和罐头对付了一顿。安德烈亚斯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隐去了他俩之间的感情。即便如此，罗特希尔德依旧气得锤了桌子一拳：“看看你，你也算是个人吗？你这么对待朋友，我真想打你一个耳光。”

安德烈亚斯咳嗽一声：“弗里德里希，请你收下他，好吗？求求你。”

仁善的医生最终答应了他的请求。安德烈亚斯向他许诺，如果未来医院缺少任何配给，不论是药品还是食物，他都可以通过关系解决。罗特希尔德对他开出的条件颇为不满，却不得不承认这段友谊给他带来了好处。他坚持说：“如果可以的话，我真不愿以这种方式照顾我的病人。我的诉求是正当的，却要以不光彩的手段实现。”

安德烈亚斯安慰他说：“对整个时代来说，我们每个人都太渺小啦。既然我们加入了这个游戏，也只好遵守游戏规则。记得给我打电话，医生。”

直到八天后，谢尔盖才被释放。这时，罗特希尔德医生已经离开了柏林。他被委任为前线医生的教导员，为纳粹政府培训医疗兵。临走前，他将此事托付给了得力助手们。几个年轻医师得知了安德烈亚斯的官衔，对他唯命是从，找准机会便要同他攀攀关系，倒让他的安排显得多此一举了。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将身体当做施加痛苦的手段至少有千年的传统，人类在这方面表现出的创造力远高于他们对抗疾病的时刻。无数的酷刑被写入法律和历史，理性地来讲，德意志第三帝国算不上其中翘楚，只能算继承又发扬了古今历代独裁者与酷吏的精神。在狱中，谢尔盖强迫自己将注意力从刑罚中抽离，集中在对疼痛的感知上。他回忆着教官对他说的：你已经决意为祖国和信仰献出生命，疼痛只是一种感受，最坏也不过通向死亡……如果你有愿意为之而死的信念，如果你不惧怕死亡，为什么要惧怕一种身体反应？

来审问他的都是陌生面孔。在他第一次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以后，他被禁止入睡。四十八个小时以后，他们用皮带和手杖抽打他的肩胛和肋骨。这些密探似乎打算把药剂和疼痛的形式在他身上挨个尝试一遍。第二周，他们把水灌进他的喉咙时，他左手的两片指甲因为紧握而折断了。在那场问话中，他昏厥了过去。这简直是上天对他的赏赐。

好吧，他醒来以后在剧痛中讷讷地想，我信仰唯物主义，没有上帝，这是身体的保护机制。

周围的声音向他涌来，像风吹过湖面，但那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酒精的气味。他没有睁开眼睛，却被阳光透过眼皮的亮度刺痛了。原来唤醒他的是换药时的疼痛。那依然不是人类的感官所能承受的，在双氧水倾倒的汩汩声中，他疼得喊叫起来，但他的嗓子已经嘶哑了，只能发出咔咔的气流声。

令他天旋地转的疼痛中，他抓住了一只手。对方有一刹那的惊讶，却没有挣开，反而紧紧握住他的手指。

这是谁？我被转移到了一所医院，谢尔盖想，我的嫌疑已经被洗脱了？

换药如同酷刑的余震，他咬牙强挨了半个多钟头，满头大汗地昏睡过去。再一次醒来时，他的头脑恢复了清醒，耳鸣也停止了。他看清了周围的药柜和简易屏风，四肢轻飘飘的，像浮在水面上，当他想抬起它们时，它们又像铁铸的那样重。喉咙里像有一把火在烧，让他疼痛不已。

熟悉的声音正在门外响起，语气激烈，谢尔盖立刻把声音的来源认了出来。

安德烈亚斯正就他的病情逼问医生，态度蛮横无礼，要求他把医院里所有的盘尼西林都用在谢尔盖身上，不然就立刻将他“拉出去枪毙”。谢尔盖想喊他，嗓子痛得像吞下了铁丝球。他瘫软在病床上，眼睁睁地看安德烈亚斯揍了医生一拳，一手持枪，一手抓住白大衣，将那个可怜人拖拽到柜子前，命他用钥匙开门。很快，通过暴力而不光彩的手段，他得到了和金子一样贵的药品的使用大权。自然而然的，在罗特希尔德回来以后，安德烈亚斯为此挨了一顿臭骂。

原来我发烧了，谢尔盖想，或许是肺炎，或许是伤口感染。他闭上眼睛，心里缓缓地浮起一个念头，燕妮的电台应当转移成功了。

即便护士及时地给他注射了青霉素，他的低热仍在夜间转变为了凶险的高烧。在大约八点半的时候，他冷得如坠冰窖，连同床头的铁架都和他的四肢一起颤抖。

陪在一旁的安德烈亚斯注意到了他的情况：“你还好吗？”

“我很冷，太冷了。”他喃喃地说着。“也很疼，全身都疼。”

安德烈亚斯瞪着他，放下书起身，像要冲去医生办公室叫人。谢尔盖对他白天的行为心有余悸，举手拽住他的衣摆。安德烈亚斯惊异地看着那只惨白的手，谢尔盖的手指便松开了，垂到床边。他站在原地想了想，脱掉外套，躺上病床，张开手臂抱住了谢尔盖。可是不论他如何安抚，谢尔盖依然在感染的驱使下抖个不停。他的脖子和额头滚烫，胃里直犯恶心，五感像冻肉似的粘作一团，叫他分不清什么哪些眼睛看见的，哪些是耳朵听见的，舌头和牙齿又该摆在什么位置。荒诞的幻觉环绕着他巡游，耳边忽远忽近地传来噪声，唯一清晰的是安德烈亚斯身上的那股叫人讨厌的香水味，竟像攀岩时的保险绳吊住了他，让他不至于与现实失去联系。

他在安德烈亚斯的臂弯里不知昏沉了多久，那股拧住他的寒意变成了闷热。他因为肌肉的疼痛而小声呻吟起来，迷迷糊糊中听见安德烈亚斯的声音：“你肯定很难受，你发烧了。”

这个差点害死他的罪魁祸首短暂地离开了几分钟，随后给他喂了一粒药片，大概是阿斯匹林之类的退热药。谢尔盖忍着反胃，一口气喝了半壶凉水，他的胃像个军用水囊似的晃荡起来。安德烈亚斯在他的额头盖了一块湿毛巾，让他斜靠着自己的肩膀。在本能的推动下，谢尔盖挣扎着抱住他，滚烫的脸颊贴紧他的皮肤。此时此刻，他没有余力追究安德烈亚斯的责任，他连恨的欲望都没有了。

谢尔盖在高热中挣扎了近两个小时，退烧药起了作用。安德烈亚斯让护士给他量了一次体温，高兴地抓住他的手摇晃。他左手指尖的绷带让这个魔鬼颤抖了一下，随后便放开了他。安德烈亚斯若有所思地看着那些伤痕，握住他完好的右手，坐回病床边的椅子上。

快离开吧，谢尔盖在心里想，我根本不想看见你。

然而安德烈亚斯松了一口气，弯下腰，把额头贴在那手背上：“饶恕我吧，凯里安。我发现我爱上你了。当时我吓坏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Chapter 16: 一次坦白

Chapter Text

艾尔娜·克林格曼是谢尔盖的管床护士。这姑娘工作勤奋，业务娴熟，最可贵的是她性格温和，待病人彬彬有礼，不像上了年纪的护士长，把所有人都当作待打磨的木头，时不时沉下脸敲敲打打。她那头棕色的卷发不像大多数德国女孩一样编成发辫，而像法国女人似的垂在脸颊。许多初来乍到的年轻医师都争相向她献殷勤。听见那些恭维话儿，她就靠在走廊里咯咯直笑，假装羞赧地梳理自己的头发。

她有战地医院的工作经历，确切地说，在波兰服务了一个月，罗特希尔德医生却因为她水平普通而拒绝了她晋升护士长的请求。自此，艾尔娜便对钻营者颇有微词。毕竟她出身高贵，还有一位年轻有为的未婚夫，从学会拿汤勺开始，她就没有为吃穿用度发过愁。在她眼中，不论手段是否光彩，对金钱和权力孜孜以求都是可鄙的，那不符合她所热衷的“自然平淡”的精神生活。她也不喜欢冲突，总暗自抱怨罗特希尔德医生的固执，那些不务正业、同她调笑的医学生倒颇受她的欢迎。享受生活的乐趣是人的天职，她坚持这么认为，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医生懂得顺应时势，这座医院里的每个人都能拥有更多享乐的资源。

她经由风言风语得知了安德烈亚斯的履历。这位急功近利、生活不检点的少校便成了她第一讨厌的病人家属。有几次，她都想给这位贸然闯入、不知好歹的少校一点颜色瞧瞧，尽管这些念头在安德烈亚斯对她的上级医生掏出手枪以后就烟消云散了。这完全是野蛮人的行径！她愤愤不平，又为卧病在床的凯里安·福科尔上尉感到担忧：他看起来像个天使，却和魔鬼做了朋友。真不应该。

福科尔上尉的绿眼睛总让她想起春天沿河的绿茵，等他脸颊上营养不良的浮肿消退以后，她更爱偷偷望着他：上尉的鼻梁很高，眼窝深邃，艾尔娜会算命的亲戚说这类人拥有神秘莫测的内心。他颧骨的轮廓流畅，下颌为五官增添了坚毅的气概，唯独那双嘴唇十分孩子气，唇峰饱满，嘴角微微翘起，不像许多德国人薄薄地抿成一条线。他们之间的交谈也很愉快。福科尔上尉对文学和艺术都有独到的见解，而她则讲述了近期阅读的医学论文，门格勒医生所作的、不同种族下颌骨形态的人类学研究。福科尔上尉皱紧眉头，认真地聆听着。他是艾尔娜的第一位听众，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位男士认为女性也可以讲授医学知识呢。

“或许我将来也可以考大学，就考医学院。”她对凯里安透露，“不过当护士也很好。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她的病人善解人意地安慰道：“等到战争结束，每个人都会有机会上大学的。大多数女孩儿都喜欢家庭生活，你倒是个例外。你比普通人出色得多。”

他的夸奖和那些实习医生完全不同，他们顶多夸她年轻貌美、举止温柔，是豪门妻子的好人选。因此，艾尔娜喜欢在那间病房的门前徜徉。安德烈亚斯说出那番惊世骇俗的话时，她正端着铁盘经过门外。哪怕她自诩对党卫军队伍中鱼龙混杂的现状抱有充分的理解，安德烈亚斯行为还是让她感到震惊。她颤抖了一下，在胸口画了个十字，在门前停下脚步，听到福科尔上尉说：“我不想谈论这件事。”

艾尔娜心头一紧。警察会把他们送进集中营吗？如果只把讨厌的小里特贝格送去，那也不错，毕竟他总是违反国家的法律。可她不是一个对德国上流社会知之甚少的农妇，等她冷静下来，又失望地意识到一切不会如她所愿。

安德烈亚斯的声音模模糊糊地传来：“抱歉，我知道你很失望……我请求你原谅我……这样，你想要我如何补偿你呢？只要是我可以做到的事，我一定为你去做。”

他恳切的语调让艾尔娜起了鸡皮疙瘩。对比他前些日子趾高气昂的模样，她觉得分外解气：万能的主啊，请千万保佑上尉远离不知廉耻的小里特贝格，过上平静的生活。正在她默默祷告的时候，病房里炸开一声巨响，有什么东西砸到了地上。

凯里安·福科尔虚弱而颤抖的声音怒吼道：“滚开！”

艾尔娜放下手里消毒的器械，旋风似的冲进房间。她绕过简易屏风，两个人齐齐转头过来望向她。刹那间，房间里一片寂静。直到安德烈亚斯对她微微眯起眼睛，露出那种标志性的、威胁似的笑容。她的勇气才迅速退潮，心里弥漫起深深的后悔：“抱歉，我听见声音，想来看看出了什么事。”

“克林格曼小姐……”他嘶嘶地说，“我记得您。”

那目光像箭矢射中了她，艾尔娜的膝盖颤抖起来。好在福科尔上尉是个正派的人，他还不能离开病床，却威严地打断了这场审问：“真不好意思，我把水瓶打破了。请您帮个忙吧。”

她支配着四肢走近床边，麻木地捡起碎片。在她的余光当中，那双军靴在床头烦躁地踏了一圈，停驻片刻，快速地走出了房间。艾尔娜把瓷片丢进袋子，扫去了地上的碎屑。福科尔上尉对她微笑着说：“谢谢您。克林格曼小姐，您是个热心肠。”

艾尔娜感到脸热：“这是我该做的呀！”

那病人用还未复原的、沙哑的喉咙，轻柔地说道：“今后里特贝格少校再来，您还是离这里远远的为好。你也知道我们的工作，有些事情即便只是听说也会带来危险。”

从那以后，安德烈亚斯在夜间的来访变得畅通无阻。谢尔盖并不打算放弃来之不易的、跻身第三帝国上流社会的机会，每当他的坏脾气出来作怪，他就感到深深的无力。如果连情绪都无法控制，还谈什么情报工作？或许我该换一个角度想问题，他规劝自己，如果我扮演一个忠诚的情人，无法控制的怒火会使一切更加真实。有几次，安德烈亚斯的确被打击到了，但在他的词典里没有轻易放弃的说法。如果谢尔盖不同他说话，他会把那种抵抗式的安静当作默许，自问自答起来；如果谢尔盖让他走开，对他扔一切可以够到的东西，那么安德烈亚斯会等他入睡以后再悄悄潜入，坐在他的床头。

这些日子谢尔盖睡得很差，任何脚步声都能把他吵醒。他背后的伤口正在结痂，痂皮拉扯着他的肌肉和皮肤，又疼又痒。淤青变成了斑驳的蓝绿色，可这丝毫不妨碍起身时的压痛。他总是在梦中回顾冷水灌进喉咙的窒息感。有时他会陷入一种奇异的幻觉，仿佛在病房的窗户外，一切都不再真实，没有战争，没有炮弹，没有刺刀和内脏，没有眼泪和鲜血调成的大海。世界上大部分的生命像酒瓶子那样被摔碎，他们却在围绕一丛罂粟进行拉锯；正义、公平、理性被践踏进泥土，他们却在争辩能不能在爱人的臂弯获得安眠，多么荒诞！有时两个人沉默相对，好像那些蜷缩在地下室里的人们，安静得仿佛轰炸机正从他们头顶飞过。

他们战略上的僵持维系了十天。一天夜里，安德烈亚斯把他从噩梦中叫醒。他等待谢尔盖停止颤抖，重新回到现实中，随后说道：

“听着。这几天我重新反思了我的错误。我太在意自己的感受了，我甚至没有了解你的计划。但我想，现在补救还来得及。让我慢慢了解你吧，凯里安，不要不理睬我、不和我说话。你说吧，你喜欢什么食物，读什么书，听什么音乐；你心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好啊，他终于失去耐心了。谢尔盖对安德烈亚斯萌生了一种怪异的轻视。他无情地打断了他：“你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补救？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相信自己的判断？你认为，哦，如果我伤害了他，再弥补他的损失，一切就可以像没有发生过，就像填平一个水泥路上的大坑，好让坦克顺顺利利地开过去。”

“不，不，我的意思是——”

“你总认为所有人都是可以摆弄的玩偶，你拉动丝线，大家就围绕着你翩翩起舞。你用刀剑刺伤谁，谁就讨厌你，你给谁糖果，谁就喜欢你；如果有谁得到了双倍的糖果，哪怕他被你刺过一刀，他依然必须做你的朋友。可我要告诉你，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运行的。你甚至不懂得把身边人当作真正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来尊重，你竟敢说你懂得爱吗？”

安德烈亚斯不再说话了。他垂下眼睛，像在谨慎地思索着他们的谈话。谢尔盖也正谨慎地观察着他的表情。医院的窗外挂着一排明亮的探照灯，这是纳粹上台以后修建的，用来防止军犬追捕的对象摸黑躲进医院里。那光亮被夜色染得发蓝，透过窗户，盘踞在他的床头，仿佛窗外升起了一轮巨大的、眼睛似的月亮。

安德烈亚斯的灰眼睛被照得晶莹闪烁。他在床边坐下，不安地向左右看了看。他的目光落到谢尔盖的嘴唇上，沿着他的鼻梁向上移动。谢尔盖的双手在被单下攥紧了。在他们即将对视以前，安德烈亚斯低下头，一眨眼，两道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淌下来。

谢尔盖哭笑不得。他的经验对于现下的情形完全不适用了，没有人教过他如何安慰一个流眼泪的敌人。这让他彻底手足无措。好一个装腔作势的恶棍，他有什么可委屈的，谢尔盖生气地想。他拿被子蒙住头，翻个身，不愿再搭理安德烈亚斯了。

在亚麻被套底下昏暗的光线中，因为手臂剧烈的动作，他的心剧烈跳动了一会儿，又随着窸窸窣窣的呼吸声平缓下来。

离开吧，就像昨天那样。他在心里期盼，但椅子摩擦地面的声音始终没有响起。过了大约五分钟，一只手轻轻地扯了扯他肩膀上的被子，却没有强迫他露出脸来。谢尔盖不肯理睬他。安德烈亚斯维持着这个尴尬的姿势，他们之间的空气颤动着，像一块欲言又止的凝胶。

“可是，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接纳我的全部，不是吗？”他轻声说道，“你应该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如果你爱我……”

当他在描述“爱”的时候，他在描述什么东西呢？谢尔盖想，他清晰地知道爱的感受，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明白。显然，在成长过程中，安德烈亚斯没有获得类似的机会。他对“爱”的定义大概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他会如何定义爱呢，谢尔盖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安德烈亚斯读言情小说的场景，这让他恶寒了好一阵子。

瞧瞧你！你甚至还不能下地走路，又同情起别人来了。他心里固执的那一面高声叫嚷。安德烈亚斯这样多疑，是因为他心里只有自己，生怕遭受一丁点儿损失，哪怕是在爱情关系当中。谢尔盖掀开被子，坐起身来：“我从来不能拒绝你，对吗？拒绝你意味着死亡。难道你会把我看得比你的自尊更重要？”

此话出口，他自己也吃了一惊。这个诘问让他想起《牛虻》的结尾，年轻的革命家让主教在上帝和自己的生命之间做选择。谢尔盖在上学的年纪阅读了这部小说，其中的爱情故事让他落泪，但他却抵触这结局的前奏，或者说，他抵触一切的软弱。保尔·柯察金为什么爱看这样的小说呀？他对务农回来的母亲抱怨说。理所当然的，他没有得到解答。

安德烈亚斯向后缩了缩：“你当然有权拒绝我。如果你说你再也不愿见到我，我就会从你眼前消失。”

他说着眼眶又红了。他怎么总在我面前流眼泪呀？难道他以为他像个小姑娘似的哭泣，我就会可怜他、同情他，因而相信他的谎话？谢尔盖回想着他们之前的相处之道，但任务的紧迫感催着他早些走下这个台阶。安德烈亚斯喜怒无常，如果让他失望太久，难保此人的态度不会发生转变。

谢尔盖从床头抽了一张叠好的纱布，生硬地说：“擦擦吧，我这儿只有这个。”

安德烈亚斯抓住他拿纱布的手，像落水的人抓紧岸边的植物。关怀的举动似乎让安德烈亚斯更难受了。他无声地哽了一下，甚至吸了吸鼻子。一颗泪水在他的鼻尖闪烁。他们以两只手掌为杠杆，相持了片刻。

“你不喜欢战争，是不是？”安德烈亚斯毫无征兆地问。面对谢尔盖变得凝重而警惕的眼神，他解释道：“求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凯里安，我只想了解你的想法。我承诺，我不会再对你有任何怀疑了。”

谢尔盖回答：“如果你曾去过东线，你也不会喜欢战争。或许有的人会把死亡作为亲密的朋友，但相信我，没人喜欢站在断头台上等待行刑的几分钟，这是死刑当中最不人道的部分。而在前线，每个人都在惊惧和死亡的笼罩下。”

安德烈亚斯的瞳仁转向谢尔盖，又好像凝视着虚空的一个点。在夜晚旖旎的光线中，矜持而冷酷的屏障消散了，他的眼神重新落到实处：“如果你在前线被炮弹炸死了，我们就不会见面了。从这一点来讲，我也不喜欢战争。”

“你也不那么讨厌犹太人，对吗？”

安德烈亚斯习惯性地否决了。谢尔盖轻蔑地笑了笑，他才露出无奈的神情，摇头说：“你想错了。雷奥妮只对你讲了故事的一半，那位先生拿到假护照以后出卖了我，害我差点被送进监狱。从那以后，我确实开始讨厌犹太人了。”

“你想说，他们也不是每一个都那么坏。”

安德烈亚斯再一次沉默了。他们聊着一个同他们关系一样的禁忌话题，鼻尖几乎贴到一起。

“不要再说这些了。”安德烈亚斯说，“这种交换让我很痛苦。”

谢尔盖凑近他的脸庞，紧盯他的眼睛：“没有一种信任不需要秘密的交换。我的档案正在你的办公桌上，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握当中，现在，我想要你的……”

安德烈亚斯握住他的手，迟疑着，停顿着，缓慢地眨了一下眼睛：“你让我想一想。给我一点时间。”

“既然如此，我要休息了。难道你明天不用工作？”

谢尔盖拍了拍枕头，挑选了一个舒服的入睡姿势。安德烈亚斯仍望着他：“我可以吻你吗？”

谢尔盖拒绝了。出乎他的意料，安德烈亚斯没有像以往那样胡搅蛮缠。少校向他道了晚安，握了握他刚刚拆掉绷带的左手，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Chapter 17: 意外之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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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的伤口恢复得很慢。医生在听诊结束后对他说，由于他的身体缺少必要的蛋白质，血液稀释得厉害，在肺和肋骨之间充进了一些液体。综合考量他的身体状况时，医生眉头紧皱，神情严肃，好像营养不良的症状是什么稀罕的情形似的。这些富足的德国人，谢尔盖在心里冷笑。好在他年纪轻，恢复了食欲之后，感染带来的水肿、疲乏与无力像冬天的河水一样消退了。

每晚七点钟，安德烈亚斯就出现在他的病房，像夏天在意大利洗海水浴的病人一样准时。他对工作绝口不提，却难掩焦躁。谢尔盖猜测他正为即将到来的“犹太人清除”发愁:不论是逃脱这在他眼中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还是通过电话指挥远在勃兰登堡州地图边缘办公的下属，都涉及到十分消耗精力的办公室政治。千年帝国在建立伊始便开始了其内部争斗，长远来看，这一台寄生在德意志土地上的战争机器，全然由极端的利己主义者构成，即使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都精疲力竭，也根本无法维持有效率的运转。

“如果工作很忙，你不用每天都来。”谢尔盖对安德烈亚斯说，“你的脸色可不好看。”

“这没什么，我很乐意见到你。”

谢尔盖皱皱眉头，他靠在床头继续读报纸。五分钟以后，安德烈亚斯把他的报纸抽走了，祈求说：“和我说说话吧。你看，我每天只能见你两个小时。我总不能只是在这儿坐着。”

事实上他们无话可说。在一些时刻，谈话就像摸一下鼻子、扶一扶眼镜之类的举动，它毫无意义，只是为了掩饰无聊和尴尬。

“我们有什么可谈的？”

“有很多……比如，比如聊聊你看的报纸。你对战局怎么看？”

“明年春天，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最迟拖延到夏天。这是你上个月说的。现在你还这样认为吗？”

“或许我错了，但它早晚会结束的。”

“你说得好像前线的一切都同你无关一样。每天都有人在死去，你却对此无动于衷。他们的人生、家庭怎么办？”

“我尽量不去想他们，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把这些问题留给发放抚恤金的官员去考虑把。”

“你当然无动于衷，但我曾经在前线战斗，一旦战况不乐观，最先死去的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孩子，他们丝毫没有战斗的经验。你以为那些传统的、荣誉式的军事训练会有用处？或许有，但只在学校的体育场上，如果我再回到……”

“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回前线去。”

“哈，你总是说着为国效力，却什么也不肯牺牲。德国究竟有多少像你一样的人？你看，现在我回去又能做什么呢？我连担架都抬不起来，医疗队也不会要我的。”

安德烈亚斯不说话了。他靠近了一些，弯着腰，端详谢尔盖的面容。这个位置恰好，窗外的光线穿过那双绿眼睛，把它们照得宛如水晶。但安德烈亚斯忍不住再靠近一些，好像在他们之间有细小的金线，像星球之间的引力拉扯着他，三位女神想必就是用它编成了人的命运。安德烈亚斯忍不住想象着那头金发的触感，但他刚刚举起的手停住了。

“我想……”他艰难地开口，“我想摸摸你的头发。”

谢尔盖的头发很久没有修剪。他的发色很美，留长了几公分，那些发茬就变成了金灿灿的、鬈曲的弧线。谢尔盖上一次照镜子还是为了剃须，那一面小镜子只容得下他的嘴唇和下巴，他的头发长成了秋天的羊绒，而他一无所知。

谢尔盖神色古怪地点点头。而这个贪心的特务头子志不在此。安德烈亚斯的手掌掠过他的头顶，手指顺着鬓角下落，贴住他的脸颊。谢尔盖捉住他的手，刚预备让他走开，安德烈亚斯说道：“你太憔悴了。”

那双灰眼睛端详着他，从眉弓直到下巴，紧随其后，那些冰凉的手指摸了摸他眉毛和嘴角的伤痕。安德烈亚斯梦呓似的声音又响起了：“你的伤还疼吗？夜里还会失眠吗？”

谢尔盖几乎要为他笨拙的情感表达发笑了，可他没有发笑的依据。他的父母运转着相敬如宾的婚姻，这是他唯一的范本。如果一个人肯许诺为另一个人付出一切，为什么不肯为她做饭、洒扫庭院呢？他的大脑里充满了解释社会现象的知识，可他对爱情的确一无所知。

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僵硬地转动肩膀，推开安德烈亚斯的手臂：“你明知道问题的答案……对我表示关心能让你可怜的良心好受一些吗？”

他小心地把控着两个人的距离，如果他们终将以“情人”的身份继续在一起生活，那么他需要让安德烈亚斯在示好中得到些什么，但不能太多，就像医生把控吗啡的剂量，既不能让病人陷入幻觉，又不能让病人感到疼痛。可安德烈亚斯并没有因他的态度让步。

“你不肯说，那么能让我看看你的伤吗？”

“你就是不肯罢休，对吗？如果我摇一下头，你就要在这儿坐一晚上，直勾勾地盯着我。你不如把你的实木办公桌搬到这儿来，把医院并入秘密警察部门。”

“我很担心你。”安德烈亚斯有些焦躁，“前些天我都不敢睡觉。”

“你像个被拿走了洋娃娃的小姑娘。毕竟我就是你的玩物不是吗？你想和我说话就和我说话，想和我上床就和我上床，当你厌倦了，什么都不想了，就把我像个垃圾一样丢开。”他躺回床上，伸开四肢，面无表情地看向天花板，“得了，你想对我做什么就做吧。反正我——”

“别这样说。”安德烈亚斯的手指碰了碰他的嘴唇，又迟疑地收走了，“对不起。我不会再做傻事了。让我看看你的伤吧。我在征得你的同意，好吗？如果你不想和我说话，你就点点头。”

谢尔盖不胜其扰：“好吧。你看完了就还我清静。你比一群和狗打架的鹅更吵。”

二月初的柏林依旧寒冷，在漫长的谈判以后，安德烈亚斯解开了他病号服的扣子，让他不自主地战栗起来。谢尔盖在他打量自己的身体时尽力放空脑袋，思绪却往将来飘去了：如果他一直用这种古怪的柔情对待我，不再变回原来随心所欲的样子，我可怎么样和他上床！他为自己的胡思乱想羞耻不已。

安德烈亚斯伸手碰了碰他结痂的伤口，手指尖像春天的花粉似的，轻轻拂过他温热的皮肤，让他想要咆哮、抓痒、打喷嚏。他欲言又止了好一阵子，对方也没有停下的意思，只好开口问：“你到底想怎么样？”

安德烈亚斯一愣，用被子盖住他：“没什么，我从没想过这些伤口长好的样子，我也从没想过它们会长好。”

“人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不是吗？”

“你和别人不一样。”

“你太高估我了，我很普通。天啊，你不仅自命不凡，甚至不能承认你的情人是个普通人。”

安德烈亚斯把手放下了：“好吧，你还在生气。”

“我可没有答应原谅你。”

“当然，当然。”

安德烈亚斯尝试让自己的语气放松，但神情和姿态都透露着深深的沮丧。谢尔盖终于没忍住笑出了声，这让安德烈亚斯有点生气，举起手掐了掐他的脸颊。

“为了把你救出来，我可是花了很大的价钱。”

“而你把我送去只用了一个电话。这就是你做的傻事，不动脑子，不计后果。告诉你吧，安德烈亚斯，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安德烈亚斯无言以对。他焦躁地摸出烟盒，把香烟塞进嘴唇之间，又想起谢尔盖那没有完全康复的肺。那支烟直到他离开也没有点着，卷烟纸被揉得皱巴巴的，掉了一地的碎屑。从那以后，谢尔盖的伙食当中出现了许多违反配给规定的食材。他旁敲侧击地询问艾尔娜，对方表示并不知情，有时干脆拒绝回答，这一切是谁的手笔便不言而喻了。除此以外，安德烈亚斯相当热衷于把军队配给的巧克力搬进病房，谢尔盖屡次强调自己躺在病床上，不适合吃这些甜腻的、高热量的食物，对方才悻悻地作罢。

依照安德烈亚斯的逻辑，他会想尽办法给“凯里安”补偿，以讨回他的欢心。像他一样自矜自傲的人不会询问恋人的需求，他们有一套围绕自身价值的赠礼体系：对安德烈亚斯来说，加官晋爵或者物质补偿。谢尔盖相当鄙夷他的行事逻辑，但这绝对会给他接下来的情报工作开个好头。现在他只需要在医院养精蓄锐，恢复体能，让自己能够适应接下来的斗争。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乎意料。到了第二天的换药时间，艾尔娜并没有准时出现。上午十点半，一个他从没见过的身影在门前徘徊了五六分钟，大步向他的床头走来。

“护士。”谢尔盖叫住了她，“我有些头晕，请您帮我端一杯糖水吧。”

病房的糖罐放在药橱的第三层，紧贴着碘伏和棉花，用于防止病人低血糖发作。但这位穿着护士服的来访者对此颇为迷茫。她佯装镇定地放下托盘，取走了谢尔盖床头的玻璃杯。尽管如此，放缓的脚步还是出卖了她。

她是什么人？她来这里做什么？他故作宽缓地笑了一下：“小姐，白糖在右边柜子的第三层。”

“感谢您。”女孩回答道。“很快就好。”

这个声音听着耳熟极了。谢尔盖的头脑飞快运转，在那杯糖水递到他手中的时候，紧紧抓住了女孩的手腕，压低声音说：“克劳迪娅，是您！我们见过的。就算不记得我，您也应该记得卢卡斯......”

他没来得及说完，那女孩将他一把按倒，用一把小刀抵住他的咽喉：“我记得您。您怎么沦落到医院里了？有人对我说，半个月前，您还穿着盖世太保的狗皮呢。”

谢尔盖举起双手：“我没有第一时间认出您，所以才给您出了难题。真是抱歉。”

克劳迪娅收起小刀，坐在床头笑了起来：“这没什么，您很警惕！燕妮说得一点儿也没错，您是一位出色的情报员。”

她比上次见面瘦了太多，苹果似的脸颊凹陷下去，要不是鼻梁上的几点雀斑和亚麻色的头发，谢尔盖几乎快认不出她来了。他坐起身说：“您和燕妮联系上了？您肯定受了许多折磨，那些该死的东西。”

他们对彼此都不熟悉，但是在强敌环绕下，有一个陪伴在身边的同志，的确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谢尔盖以为她已经遭到了不测，甚至还为她伤感过一阵子，但现在，一切都有了新的希望。在重逢的欣喜之中，克劳迪娅向他讲述了自己上一个月的经历：在卢卡斯把他们的计划和盘托出以后，安德烈亚斯处决了策划行动的三个人，准备把其他人送去集中营。卢卡斯则被押往柏林，上了法庭，还在监狱中关押了一阵。他的家族动用了不少人力财力，最终免除了他的死刑，但不久后卢卡斯还是被送上了东线。

在严酷的审讯后，克劳迪娅被送上了列车。车厢里装满了犹太人，还有几个刑事犯、同性恋，以及少数与他们一样加入德国共产党或者同情共产党人的民众。通过衣服上的标记，克劳迪娅可以识别每个人的身份。当一个国家以身份而不是行为来给人定罪时，法治便荡然无存了。

押送他们的军官是个好色之徒，在火车行驶的过程中，不断有年轻貌美的女囚被带走。她再也没有见过这些人的面孔。与她同在一间车厢的一位犹太洗衣工告诉她，那些女孩在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以后，会被毁尸灭迹。在火车靠站时，党卫军的管理员甚至让她们在车站旁给自己掘坟——他根本不在乎这些减员，这些人即使不死在列车上，也会因为集中营里不分昼夜的高强度劳动而死去。

这位洗衣工与克劳迪娅发展出了短暂的友谊。在列车上的第一个夜晚，克劳迪娅救助了她怀抱里因为高烧而哭喊的孩子。这个聪明的共产党人掰断了车厢外面悬挂的冰凌，把它们裹在头巾里融化，再用那来之不易的净水润湿小婴儿的嘴唇。母亲看到孩子渐渐平静下来，感激得眼泪直流，但没过多久，她的脸上重新笼罩了一层阴云：“呀，我可怜的孩子，把你救活又有什么用呢？”

克劳迪娅有点儿生气：“您怎么能这么说呀？”

那位母亲绝望地抱紧孩子：“好心的姑娘，您不知道，我们都即将道地狱里去了！我的亲戚曾告诉我，一旦您被送到集中营，离开的方式就只有那几栋燃烧的烟囱了。”

克劳迪娅一面观察着火车的地板，一面对她说道：“您不能就此放弃希望呀！说不定，我们可以想办法拆掉这些木头。”

她认真工作了一整天，也没有找到那地板的缝隙，仍在心里倔强地说道，我总能找到离开这笼子的路。她的老师曾批评她太过乐观主义，在斗争中容易犯冒进的错误，却也对她时刻都保持着活力与希望的态度表示赞赏。那位支持共产党人的教授在战争开始后不久便被盖世太保秘密逮捕、杀害了。在极度的疲劳中，留在她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突然发作，使她昏厥了过去，在幻觉中大喊大叫。那个母亲便尽力安抚她，让她枕在自己的膝盖上，不断向上帝祷告，生怕引起看守的注意。

第二天一早，灰色的雪照样飘落在铁轨上。克劳迪娅在精疲力尽的睡眠中听到了啄木鸟的声音。紧接着，有人告诉她火车停了，他们正经过一个补给站。此时正是一月中旬，德国北部最寒冷的时候，树林里遍布着鸟雀的饿殍，这里怎么还有鸟儿？她以为自己在虚弱中出现了幻觉。

军靴敲击地面的声响从车厢的一头传来，押送他们的中尉同一个卫兵走到他们中间。这两人经常在车厢之间巡游，寻找可供欺凌和侮辱的猎物。卫兵牵着一头毛发蓬松的牧羊犬。那狗被喂得膘肥体壮，吐出舌头呼呼地喘气。

那个犹太女人小声提醒她道，如果他们注意到你，你就使劲咳嗽，或许他们的长官会放过你。

果然，中尉拿出手杖，点了几张他心仪的面孔。克劳迪娅靠坐的位置离他俩稍远，但她还是被选中了。克劳迪娅暗自做了决定，与其被他侮辱，还不如找准机会将这个恶魔杀死，总归好让死亡变得有价值些。

在那个卫兵即将走到她身边时，她捂着嘴咳嗽起来，但对方并没有理睬她，蹲下来扶正了她的脸颊。就在这时，列车缓缓地开动了，他们两人都摇晃了一下。克劳迪娅能感到他粗糙的手套从两侧握住她的脖子，像从地上捡起一只被车碾死的麻雀。她具有日耳曼人特征的、过于年轻的娃娃脸让这个中年人迟疑了。克劳迪娅敏锐地抓住了他的犹豫，压低声音：“先生，我是德国人。行行好，难道您没有女儿？”

她说完又痛苦地咳嗽起来。卫兵一撒手，将她像根柴火似的丢在地上，大声说：“她快死了，你听听，她咳得简直像有传染病。”

中尉远远地说：“她还能不能站起来？”

卫兵再度蹲下来，用枪杆子粗鲁地捅了捅她的胳膊，叫道：“喂，长官让你站起来！”在无人注意时，他却压低声音，“快起来，否则他们会把你扔下火车去。”

克劳迪娅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在攀住铁窗的时候又爆发出一阵咳嗽。卫兵嫌弃地捂住口鼻，向后退了两步。中尉便叫道：“好了，不要这个。”

两人正物色下一个猎物时，克劳迪娅再一次听到了鸟鸣。这次她听得明白，那婉转的歌唱声近在耳畔似的，好像春天的一声惊雷。铁道的前方传来一阵轧轧声，列车缓缓地停住了。克劳迪娅望向窗外，他们正身处一段植被茂密的小山坳，两旁积雪的树林距离列车不过十几米地。在静谧的、银色的闪光中，枪声像一只铜号似的响起了。中尉与跟随他的卫兵丢下“战利品”，迅速地跑向车厢前端。克劳迪娅透过风雪，看到几个党卫军士兵手举步枪向树林中射击，但很快，他们陆续倒在了雪地里。好一个神枪手！她在心里由衷的感叹，不知道开枪的是哪一位同志呢，真想同他或者她认识一番。

第一节车厢的位置传来猛烈的爆炸声。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零零星星的枪声再度响起，没人注意到另一支小队正从林中跑向火车。游击队员从外面砸烂了铁锁，打开车厢的大门。

就这样，在火车中颠簸了三天两夜以后，克劳迪娅的双脚再一次踏上了坚实的、封冻的土地。游击队的同志为她治疗了身上的伤口，这是一支极其严谨的队伍，他们在丛林中藏着一架电台，正是这台仪器收到的无线电波救下了克劳迪娅与她的同志们。除此以外，在这次行动中，众人还缴获了不少配给物资，甚至还有两箱罐头。在克劳迪娅出现以前，游击队中只有一位女同志。弗里达比克劳迪娅年长不少，是一名出色的侦察兵。她身材瘦长，眼神凌厉，眼下有两道深深的刻痕，看起来沉稳而经验丰富。她是个出色的狙击手和格斗家，即使在冬天也穿着轻便，像在雪地上空巡游的猫头鹰。

弗里达对这个活泼的年轻姑娘十分照顾，很快，克劳迪娅适应了在游击队的生活，但她对秘密警察的仇恨与日俱增，仍希望回到城市中执行破坏活动。

“我对这些工作很熟悉！”她对弗里达强调，“我已经干掉好几个盖世太保啦。如果我回到城市里去，我一定能做不少事情。”

游击队众人商议了一番，同意了她的请求。毕竟克劳迪娅的腿伤没有完全康复，山区的工作对于她来说太过艰苦了。众人替她配备了口粮与手枪，将她送到最近处的小镇。在那里，她坐车回到了勃兰登堡，复仇的愿望攥紧了她。正当她乔装改扮，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处附近徘徊时，燕妮注意到了她，将她带回了旗队长的度假别墅。

Chapter 18: 屋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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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平缓地滑过湖面。谁都知道它最严酷的一面已经过去，现在，银蓝色的湖面上飘起了白雾，黑屋顶和银色的雾凇倒映其中，皱巴巴地铺满了令人晕眩的波纹。白雪还未消融，像一只圆号奏响着乐章收尾的旋律，使每一位心思活动的观众屏息凝神；他们早已不在音乐当中，不用过多久，轰然作响的掌声之后，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又要开始了。然而，在这个动荡的世纪，人们都不再忍受冬天带来的平静。这或许是工业文明带来的浮躁。然而事实上，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非动荡的季节，饥饿、战争、瘟疫、死亡在蓝色星球的每一个角落游荡。20世纪落得如此英名，或许只因欧洲大陆尚自诩世界的中心、文明的顶峰，诚然，轰然作响的工厂带来了骄傲的资本——在世界史书写的传统中，评价一个世纪是否动荡全仰赖这一片土地的情形。

在那座宁静美丽的小湖边，除了蒸腾的白雾，还酝酿着一些故事。丽娜在医院住了不少时日，药物给她留下了眩晕的后遗症。有时头顶的电灯亮得像一枚太阳，烤得她全身发痒，护士却说这天滴水成冰。在她能够下床走动之前，她的丈夫就因为工作需要回到了柏林。她尽量对此表现得毫不在乎。在上一个月，每当丈夫例行公事似的从她床头走过，用不耐烦的眼神扫视她，她便决定要同过去的生活做一次决裂。

丽娜病倒后，安尼卡在医院和别墅之间奔波，两个孩子时常沦落到无人看管的地步。旗队长自然不会亲自料理家务，他的副官和雇佣的仆人都留在柏林，大儿子罗尔夫便承担起了照顾妹妹的职责。罗尔夫也只是个半大的孩子，他年纪渐长，也有了几个同龄的朋友。可他们中没有一个认识锅碗瓢盆。即便如此，旗队长仍不愿意出钱在当地请几个帮手。他深知权势是一支羊毛刷，拥有它的人应当比画家更懂得如何模糊边界：当他的领章被换成橡树叶的时候，他的私事也就不再是私事了。

当地的大小公务员中，奥托进出旗队长的别墅最为频繁。这个年轻人对他的直接上司极其厌烦。安德烈亚斯甫一动身前往柏林，他立刻准备起了探望慰问的事宜。飞黄腾达的贵族令他嫌恶，同他一样出身贫寒而一事无成的庸人叫他厌烦，他愤世嫉俗，只尊重像旗队长那样，出身于普通家庭、却做出了一番事业的攀岩艺术家。

安德烈亚斯对度假别墅的搜查险些断送了他向上攀附的可能。奥托大为恼怒，认为他的上司故意将坏人面子的任务交给他，而让他的情人去医院“了解情况”，好讨旗队长的欢心。这事儿真叫人恶心！总有一天他俩会被送进集中营里的。他恼怒地想，转而又自怜起来：我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付出了超出常人的努力才能为国家献上我的忠诚，可我取得的报酬却远不及一个同性恋，这个世界多么的不公平啊！

在他生长的家庭中，家务绝不该由男性从事，即便他的父亲只是普通工匠。他的姐姐嫁给了记者，姐夫同社会民主党过从甚密，更让他的家庭成为了耻辱。奥托一想起这些拽他后腿的累赘便沮丧不已。然而，一旦他进入了旗队长的别墅，他就把一切都忘了。擦洗花瓶的时候，他常常感到心中升起一种圣洁的力量，仿佛自己正在从事神坛前的洒扫。

然而，奥托的计划并不一帆风顺。他打算去探望丽娜，格哈德与瓦尔特与他同往，两人的官衔高过他，自然不可能让他有表现的机会。好在他是三人中唯一一个愿意长期过问旗队长的家庭卫生情况的人。旗队长赞赏他吃苦耐劳的精神，给他签发了不少名誉上的空头支票。而实际上，他唯一的收获是罗尔夫的友谊。他俩相差十岁，性格却相似。奥托总悄悄瞧不起罗尔夫的少爷脾气，但总体上来说，他们都自诩为德国真正的男子汉，在社会交往上也都不那么顺利。奥托在学校成绩拔尖，在课业上给了罗尔夫不少帮助，对于那些有关投弹的物理问题，寥寥几笔就能算出答案。罗尔夫非常感激他的陪伴。

多亏这位少年人的喜爱，奥托才获得了升迁的契机，但那毕竟是好几个月之后的事了。而现在，奥托奉承讨好的战略很快被迫终止了。从医院回到家中没多久，丽娜就对丈夫下了最后通牒，旗队长在电话里威胁无果，干脆让他们自行解决家务。这让奥托懊恼不已。他不得不回到办公室，照安德烈亚斯在电话里的吩咐，处理鸡毛蒜皮的琐事。

这一变故也出乎了燕妮的意料。她本计划到柏林探一探谢尔盖的消息：自从他与安德烈亚斯一同离开后，便像从世界上消失了似的，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了。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紧接着是第二周，燕妮的心也跟着悬起来。旗队长分裂的家庭让她忙得像只陀螺，丽娜十分依赖她，说什么也不准她请假了。

这位阔太太消沉了一阵子，茶饭不思，每天坐在窗口抽烟。勃兰登堡州每下一场雪，窗口下的泥地里便多冻一层烟灰。同时，她身上浮现出了多疑的迹象，不仅不允许“安尼卡”在她洗浴之后为她擦干头发，夜晚还总是锁着门入睡。没过多久，她瘦得脱了相，美丽的头发失去了光泽。罗尔夫喊医生上门查看，对方却没有检查出疾病的痕迹。

“很多女人都会变得忧郁，有些事出有因，有些莫名其妙。”那医生说，“或许是冬天的缘故，女人的神经很脆弱。”

一天下午，丽娜又在窗口吞云吐雾。燕妮忍不住劝阻道：“夫人，您这样可不行。多抽烟会让您咳嗽的。”

丽娜被烫到了似的丢开香烟，回头见到她才放松下来，无所谓地回答：“叫我丽娜就成啦，我们之间和朋友有什么区别，说是亲姐妹也不过分。不必再讲那些等级尊卑了，也许……也许很快，我就不再是谁的夫人了。”

“您太悲观了。依我看，您应当好好吃饭，准点睡觉才好。我需要您，您的两个孩子也需要您呢。”

“也许你说得对。可是安尼卡，最近我总是想起一些不道德的话题，你不要责怪我……我知道这也许很让你惊讶，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每次我吞下想要说的话，就好像吞下一枚核桃，它把我的食道都刮伤了。”她看了看窗外，向燕妮凑近了，神秘兮兮地说，“你或许不能明白这奇怪的念头，从两年前开始，有时我看着我的孩子，心里就升起一阵怀疑。我难道真的爱他们吗？还是说，他们是捆绑住我的两把枷锁？就在这几天，它愈演愈烈了。天啊，我知道这绝对会让他们伤心的。我不知道我在胡言乱语什么，但是……但是……万能的主啊，我不能继续说谎了。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但是我又能怎么办呢？我不是有意同你这么说，请原谅我，我的心太痛苦了……”

她说着小声哭了起来。燕妮扶着她的胳膊，小声安慰了两句，说道：“夫人，我们回卧室谈吧。您看，罗尔夫抱着艾米莉亚在休息室里呢，不要让他们担心。”

在卧室门关上的刹那，丽娜跌坐在地毯上。她抓乱了自己的头发，解开女式衬衫，向燕妮展示了自己身上陈旧的伤痕。那些是旗队长的拳头、靴子和马鞭留下的。

“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家里生活了，安尼卡，我多么羡慕您……也许在您眼中，我的痛苦令人厌烦。您一定会想，她挂着满身的珠宝，穿着高档布料，每天都有现成的食物摆到桌子上……那不知好歹的阔太太，有什么可向一个女工哭诉！可我能感觉到，安尼卡，你的灵魂是自由的，不像我，我没有一点儿是属于自己的。我常常羡慕您能结交那么多朋友，一想到我到死都会被困在这个笼子里，我就觉得死亡也不那么可怕。”

“哎呀！”燕妮抚摸着她身上的淤青，低声说道，“你是怎样忍受这种折磨的呀！这不是人应当忍受的。”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丽娜抱着手臂哭起来，“我从小被教导做一个淑女，我学习文学、音乐还有其他的手工活，都是为了嫁一个体面的丈夫。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会，我又能怎么办呀！”

“这就是你吃药的原因吗？你想要大闹一场，然后获得解脱？”燕妮用睡袍盖住她的身体，抚摸她的肩膀。丽娜颤抖着哭起来，燕妮抱住她的脖子，把她轻轻拉像自己。丽娜依靠着她的手臂，在她的安慰下渐渐获得了平静。

“要我说心里话……我不甘心随随便便地毁灭，我遭受了这么多苦难，怎么能像一块无声的石头投进水里那样走向死亡？我至少要，我至少要报复，向他报复，把他施加在我头上的苦难还回去，哪怕只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呢。可我什么都不会呀，我没有很多钱，没有工作，和家里人也断了联系……我没有希望了，除了死，我还有什么出路？”

“我的夫人，我的好朋友，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呢？”

“我不知道。安尼卡，有时候，我觉得你身上有种特殊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它一定支撑着你，让你永远像火苗似的燃烧。而我，我和你忍受着同一个世界的苦难，却已经心如死灰了。”

“好，好，没事的，一切都会好的。你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呢。你看你，能抱起一个孩子，就拿得起水桶，能端起锅子，就能端得起步枪。你的个子还比我高些，要是不这么瘦弱，工厂里一定有你的位置。”

“你说得不错。等我准备好了，我想逃离这里。我能养活自己。甚至，我想要复仇，不计一切代价的复仇。如果我有一把枪——”她全身颤抖了一下，像被这么多疯狂的念头吓到了，“天呐，这简直是痴心妄想！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可我又有什么办法……”

丽娜的声音低下去，紧紧握着燕妮的手。卧室里的时钟哒哒地走动，时代的长河无声地流过她们，让她们的心摇摆、起伏，宛如两根飘摇的水草。最终，燕妮发话了：“既然如此，你需要做一个决定。”

窗帘被拉得密不透风，丽娜望着“安尼卡”的侧脸，她感到自己处在睡眠与幻梦的分界，那张脸的细节被她忘却了，只剩下鼻梁、嘴唇、下巴与背后墙纸的分界。她幼年时在教堂中做礼拜，走神时曾被一尊雕塑吸引，它在一个背光的角落，分不清雕刻的是圣人还是被救赎的恶徒，只在她心中留下一个低垂着头的形象。那个影子与“安尼卡”重合了。

她听见上膛的声音，一把枪贴着她的额头侧面，像一个圣洁的吻。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丽娜微笑起来。她做了最终的选择。

“说吧，我愿意抛下一切，请告诉我要怎么做，请带我离开这里吧！”

那尊塑像说道：“在人类的历史上，斗争永远是复杂的、艰苦的，不能单单凭借一腔热血，因此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必须忍受劳苦和孤独。你愿意走这条黑暗中的道路吗？”

教堂巨大的穹顶环绕着她，宁静中，只有这一个声音在她耳边回荡，如同从阶梯上飘下的圣咏。她仿佛掉进了虚空的黑洞，却从未如此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存在：“是的，我愿意。”

“如果你想要过一个战士的生活，就不能只为自己而战斗，一个想要保全自我的人必定不可能正直，因为有条件的正直是虚伪的、容易动摇的——即便如此，您还要走这一条道路吗？”

“是的。”

“你必然失去现在优渥的生活，或许在将来，你还要做出情感上乃至生命的牺牲。但那个我们为之欢庆的世界在百年之后，恐怕我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能看见它的全貌。你依然愿意为它奋斗终身吗？”

丽娜的双眼充满了泪水。这一刻比她说出结婚誓词的时刻更加神圣、更加光荣，她在巨大的幸福中喃喃说：“是的，是的。我太痛苦了，我不希望再有人受到这种折磨。”

“好的，如你所愿。”安尼卡身上模糊的影子消退了。她又变回了那个平凡的女佣人，丽娜重新闻到了她衣裳上干爽的肥皂味。“在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我不会再叫你夫人，我们已经是平等的了，我们是同志了。你叫我燕妮，我叫你丽娜。就这样，私下里我们就相互称呼对方的名字。”

“真好，真好……”丽娜喃喃地说。她坐直身体，对着燕妮手里的枪左右看了看，小声问道：“如果我加入你们，我也会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枪吗？”

在冬天的末尾，有一位新成员加入了她们。克劳迪娅起初并不信任燕妮，二人甚至为此进行了一段时间周旋。燕妮动用武力才完成了对这位小同志的劝诫，将她请到别墅当中，介绍给丽娜认识。克劳迪娅前不久才借用了这位旗队长夫人的名字，自然有些不好意思，她将自己学过的技能一样不差地教给了这位大家闺秀，从枪支、炸药的安装与使用，到伪造文件封口、撬锁和修车等等，连燕妮也佩服她在手工方面的天分。奈何她们的教学只能在室内进行，没有太多实践的余地。

“她可学得真快。”克劳迪娅说，“我以前总觉得家庭主妇不如女学生聪明，实在是大错特错。唉，我一开始可不太喜欢她，可后来发现，她和我也没什么差别。”

听到这儿，谢尔盖不由得笑起来。克劳迪娅多么像刚刚参与破坏工作的自己，两人一样莽撞，一样多疑而幼稚，将新学的本领四处炫耀。有时谢尔盖回想起先前冒险的计划会感到后背发凉。他常常教训自己：虽然你毫发无伤地逃脱了，但也应当记住哪里出了纰漏，吸取教训，现在你从事的工作不再准许你当一个孤胆英雄了。

克劳迪娅谈及她来到柏林的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将电台转移的消息传递给柏林的情报组员，二是来打探谢尔盖的情况。两人虽只有一面之缘，但谢尔盖出色的外貌给克劳迪娅留下了印象。那个英俊神气、试图提醒她的上尉，同面前这个憔悴的病号判若两人。提起安德烈亚斯，克劳迪娅恨恨地说：“我就该早点儿下手，把那披着人皮的野兽杀了，看看他把你祸害成了什么样！”

这个冲动的姑娘完全不顾自己凶险的经历，一见到别人的痛苦就把什么都忘了。谢尔盖的心中微微发热，柔声说：“今后我会更小心一些。你虽然比我年轻，吃的苦头却更多，这一次你能逃出生天，下次可就难说了。许多事情不是单凭勇气就可以解决的。”

克劳迪娅坚决地说：“我并不害怕死亡，我害怕这个国家、乃至世界变成纳粹党想要的样子。如果要我活在这样的世界，那么我宁可去死。”

“不会有那一天的，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相信人类的本性当中有正直和善良的成分，他们就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

“你说得在理。可是，你并不在德国长大，也不认识多少德国人，正因为他们是我的同胞，我才很容易被他们的恶行吓倒——让普通人变成恶棍和野兽多么容易啊！犹太人不该活着、精神病人不该活着、残疾人不该活着、女性不该出现在厨房以外的地方，对于这些不公正，人们轻易地屈服了。我的邻居太太对我很好，在我小的时候，她常给我送蛋糕和故事书，可那些魔鬼上台以后，她却举报了所有躲在镇子里的犹太人。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如此擅变，那该多么可怕！”

这个女孩并不是单纯的莽撞而直接，她明明很年轻，身上却没有希望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对毁灭的渴望。她期望自己在对抗纳粹的过程中死去。谢尔盖握住她的手。这两只相握的手上都有不少伤疤，也不知道该由谁出言安慰。他俩看着彼此，都为此笑了起来。

谢尔盖说：“你看，你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帮凶，你成为了一个正直而勇敢的人。你要相信德国还有很多和你一样的人。你比我更加年轻，你们这一代人，以及现在所有的孩子，你们应当要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克劳迪娅站起身说：“谢谢你。我想我该离开了。你的管床护士被我锁在了更衣室，她的心情可能会不大妙。”她眨了眨眼睛，“我看她挺喜欢你。啊，女人的怒火！你要小心。”

他俩彼此点点头，就算作告别了。这次见面让谢尔盖心情舒畅，这种惬意一直持续到了安德烈亚斯来访。安德烈亚斯还没坐下，谢尔盖便感到了他的兴奋，这个特务头子对他宣布：他在柏林城中置办了一间三四十平的小公寓，之后他们可以在那里短暂地见面。

“凯里安，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如果你厌倦了在安全局的生活，几个月以后，你可以回到军队当中去，但你一定要给我来信。如果你休假回到柏林，我一定要跟你见面。”

安德烈亚斯顿了顿，举手揉揉眼睛。他近来很难入睡，又不愿意向“凯里安”阐明失眠的原因——他每看一次卧室地毯上的枪眼儿，这症状就会随之加重。他咳嗽一声，继续说：“其实，我并不想让你回到前线去，出于我个人的私心。”

谢尔盖摆出一副自怨自艾的态度：“我也不适合再回到前线去了。”

安德烈亚斯叹了口气，靠在椅子上。这个矜持的德国佬确实关心着他，因而没法承受他痛苦的抱怨，只好把双手绞在一起：“我想得太远了，对不起。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没有考虑你的想法。或许我还是应该该先问问你，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他说得诚恳极了，如果他不是敌人，谢尔盖还挺赞赏那种知错就改的精神。我自然不能回到军队中去，谢尔盖暗想，现在正是安德烈亚斯对他心怀愧疚的时候，他需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不介意留在安全局。”谢尔盖假装为难地说，“但我一直在思考，我们之间究竟该怎么继续？你不该那样对待我，我很想说我仍然喜欢你，可是，你太让我伤心了。”

安德烈亚斯张了张嘴，艰难地试图夺回谈话的方向盘：“我很抱歉，我很抱歉……我不该怀疑你。你一直对我很好，从没有人对我那么好过……”

他大约没给几个人道过歉，更没承认过自己受到的优待，这些话像从胃里挤出来似的。谢尔盖本希望安德烈亚斯顺着话题问下去，直到他自然而然地说出留下的决定。他却直接认错了。谢尔盖认为，道歉与谅解就应该十分干脆，像掰断一根冻硬的树枝。可他在这一刻犹豫了。

我只能原谅他对我犯下的错误，谢尔盖心想，他的罪孽可远比辜负某一颗心多得多。

安德烈亚斯没有再说什么。他从怀里掏出一份报纸，一本小说，放在谢尔盖的床头。

“我不知道你喜欢读什么。医生说你还得再住一周。现在没什么好的小说，戏剧也一般。我不知道该给你带些什么可读的东西。”

“我什么都可以读。说实话，我对文学的兴趣很一般。我读报纸。”

“那么戏剧呢，你会去看戏吗？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父母会带我去，去自由人民剧院或者席勒剧院。父亲忙着交际，母亲就揽住我。我们坐在包厢里。对我来说围栏太高了，舞台有一半是被遮住的，但我不能抱怨，只能学大人傻傻地坐着，一言不发。有时候戏剧没什么意思，我就等着在散场的时候看人。那时候，大家比现在爱美得多。女人穿着亮色的长裙，在背后裁开长长的口子；剧作家和出版商在包厢里喝香槟，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如果剧作成功，他们会醉醺醺地到大街上庆祝。”

“不，我也不常看戏。我是个普通人，安德烈亚斯，贫穷得不能再贫穷。在我成年以前，我几乎没怎么进过剧院。”

“那么你怎么……你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你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呢？”

“读书，劳动，还有生活经验。世界上的知识不只有戏剧和文学。”

“是的。”安德烈亚斯小声嘟囔，“戏剧和文学是不长久的东西。它们和我们的时代一点儿也不适应。”

“也许应当这样讲：我们的时代不适应戏剧和文学。它们才是永存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政权比文学和戏剧更长久。”

“你一定是留着这些话跟我说，你在医院里憋了一整天，就想出这些折磨我的法子。天啊，我的神经每天都为这些言论紧绷着，你却把它们当笑话来讲。你知道我不会把你怎么样，对吗？”

“现在我们都听见这些话了。你看，脱离了社会的环境，它只不过是一个笑话而已，什么也没有发生。”

“等到战争的时代过去，一切又会恢复原来的样子。你还要再等几年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释放你的幽默感和辩才，这是必要的过程。”

谢尔盖笑了笑，拿起那份报纸读了起来。安德烈亚斯则拿走了那本小说。他把那本精装的书放在膝盖上，紧盯着它的封面，又把它放回了床头柜上。

“我还是把它留给你吧。”

“别这么哀怨，我会读的。”

“还有，关于我刚才……的问题，你没有必要现在就想出个所以然。”

“你问了很多问题。”

“也许，我想，只是一个假设。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如果你愿意的话……或许，或许，如果你不那么讨厌我，我们可以再相处试试看？”

在许多年以后，谢尔盖回想起当晚的答案，心里都会浮现出另一种假设。如果他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两人的人生又将走到何处去？他们能不能分别获得更平静的结局？有没有可能在某一个须臾，获得微茫却恒久的幸福？

在这些思索萌芽之时，谢尔盖有了更多的经验。人的内心总是充满了矛盾：在回望过去时，人们总感到羞耻，却又很少感到悔恨。他万分确信，这一连串的蠢问题来自许多年后的谢尔盖，而非1942年的谢尔盖。游客要欣赏高山峡谷的美景，总要离得远远的才能产生浪漫的想象，站在悬崖边只会让人恐惧而眩晕。正因为距离遥远，以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又回到了他的头脑当中。

他真的产生过那样复杂的感情吗？人的内心可能产生那样复杂的感情吗？他诘问自己。可他并不知道，他的犹豫与徘徊已经为一切做好了注解。这世上有的问句就是答案，一经问出，它就已经获得了解答。

Chapter 19: 权力，权力

Notes:

非常感谢我的读者们。这篇文的题材确实比较冷门，讨论的问题也比较枯燥，感谢你们的阅读。我一直避免把文写得不轻松，但非要说它是gay story的话，按照gay的成分检测会发现产品质检不合格。但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做严肃文学。文学是自由的，没有所谓正确和错误的解读。

Chapter Text

谢尔盖曾经有过不少名字。他的任务时间短、频率高，因此代号换得更频繁。他大多数时间在扮演德国人，熟知各地的口音习惯，没有人能准确地判断他究竟来自哪里。出于谨慎，他选择在北方扮演南方人，在南方扮演北方人——地区之间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总是难以细究的。他甚至在心里构想过一个带有欧洲南部气质的移民形象，却被他的老师一票否决了。

“太一本正经了，太遵守规矩了。你甚至不懂得如何把狗带进酒店去，并且为此和前台吵架。”教官评价道，“还好我们不准备让你去法国。”

所有人都以为“谢尔盖”这个抹去了姓氏的名字也是代号之一，而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从俄罗斯到乌克兰，你知道有多少苏联公民叫这个名字？”他对燕妮说，“就算你跑到列宁格勒的随便哪座公寓下面，对着楼上大喊，都会有三五个人打开窗户。”

每个人在童年时期都有过那么一段自命不凡的时光，谢尔盖也不例外。在他发现自己只是世界河滩上的一粒石头以前，这个过于普通的名字让他偶尔懊恼。他的头脑无疑十分聪明，但尚不至于使他成为杰出的创造者。能够凭借自己的头脑在人类历史上留下姓名是极少数人的幸运。父亲不在意他的教育，他认为这个男孩儿总有一天要继承家族历代的职业，当一个技术娴熟的农民，然后娶妻生子、攒一点儿闲钱，在闲暇时借酒浇愁。这种轻慢的态度没有让谢尔盖气馁，反而激起了他求知的欲望，更何况同他关系更紧密的母亲十分看重精神生活。在他升入中学时，母亲怀着期盼对左邻右舍说，“这会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大学生”；等到他离开家乡，母亲又说他“会是村里第一位哲学家或者医生”。

谢尔盖也很想成为医生，他不止一次做梦，自己会拥有弟弟或者妹妹。在他四岁左右时，他的母亲怀孕过一次，但没能留下那个孩子。在那以后，她一直很虚弱，村里的医生笃定地说她再也不会有别的孩子了。谢尔盖不信任那说辞，但他毫无办法。他把童年的孤独感归咎于医学技术力所不能及的领域。但年轻的心灵总会为它们丰沛的情感找到用武之地。他用友谊弥补了兄弟姐妹的空缺，朋友占据了他生活版图的半壁江山。其中同他关系最亲密的是塔莉亚。

总有人把男孩和女孩之间的情谊描述成懵懂的爱情，好像在某一个瞬间，他们之间必然会燃烧起身体上的吸引，但经历过这种友谊的人都会说那是不同的。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一条小河边。谢尔盖正扛着柴火往家走，在水曲柳树硕大的绿荫下，有个瘦弱的小姑娘沿着河岸翻找草丛。谢尔盖记得那个场景，尤其是她闪亮的棕色头发。他先提醒她天快要黑了，又放下筐子和她一起找猫。那只硕大的动物掉进了土坑，吓得张牙舞爪，两人费了不少劲儿才把它引到地面上。

在塔莉亚向他道谢时，黄昏降临在了小河边。棕红色的土路慢慢变暗，和两侧的草丛融为一体。在远处的丘陵和田地相接的位置，闪烁着几点黄色的灯，像停悬在空中的萤火，风却无法将它们吹动。蒙蒙的烟雾笼罩着山脚的杂树，沿着山坳看去，那朦胧而漂浮着的灰蓝色在暮色中聚拢了、凝固了，收束在山的顶端，再往上是无边无际、高不可攀的星空。

谢尔盖埋怨道：“我们应该早些回去的，现在黑得看不清路了。”

“真安静，什么声音也没有。”塔莉亚说，“从这儿看村庄真美。白天的时候到处都是泥土和灰尘。到了晚上，一切竟然都不一样了。”

那只大块头的猫在她的臂弯里喵喵地附和。谢尔盖心里本来有点儿怨气，却忍不住摸了摸它的耳朵，触感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好。在他的想象当中，云朵和猫耳朵是同样的——但现在不同了：云朵是集结的水汽，应该是冷冰冰的，而小猫是温热的，有生命的，跳动的脉搏让他感到震颤和害怕。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比自己更加弱小的事物，在这之前，他从没有体验过权力的滋味。

他缩回了手，像丢开一把滚烫的栗子。猫咪呜呜地叫唤起来。塔莉亚在黑暗中笑了：“您怕它吗？您是一个男孩子，而它只是一只小猫呀。”

“快走吧。”谢尔盖说，他的脸颊在发热，“不能再耽搁了，听说这个季节会有狼跑进村里来。”

塔莉亚也有些害怕。两个孩子一脚深一脚浅地走到了田埂上，视野变得开阔起来。星光勾勒着他们的头发，刚才在树林中的不安散去了。

“这儿可不会有狼了。”塔莉亚说，“看，我们其实生活在一幅画当中，多美呀。”

“但是我们在生活中花费了太多力气，农民可意识不到这幅画有多美。如果我们能不用劳作得那么辛苦，依旧生活在这个安静的夜晚里，那该多好。”

“广播里说，等建成了共产主义……”

谢尔盖忍不住炫耀自己的学识：“可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啦。我们要工业化、解放生产力，解放被剥削的世界人民。知道生产力吗，生产力就是——”

“天哪，快闭嘴。这些话听起来像学校里的课程。太无趣啦。在这之外，在这之前，难道生活就不是充满美的了吗？在所有人都富足以前，难道就不能停下来、欣赏一下当前的一切吗？”

“永远向前看，这才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呢。”

“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是回家挨揍。”

他俩哈哈大笑起来。十多岁是多么美好的年纪，丢了小猫让他们牵肠挂肚，世界的走向也让他们牵肠挂肚，成年人若能同时保持对生活的敏锐和对世界的关怀，那简直不可想象：青春才是人类心灵的鼎盛时期，成长则是一个遗失天赋的过程。同样，年轻的友谊也是最宝贵的。他们看待事情的角度完全不同，却仍然欣赏彼此，这也是年轻的礼赠。在他们即将踏入的另一个世界，有多少人为了一句话而反目成仇、刀剑相向！

他们的友谊也不是一帆风顺。在学业难度提高以后，他们之间产生过一些嫉妒和争论。塔莉亚不喜欢学校的课程，她更愿意花时间在农场的动物们身上。谢尔盖常督促她认真完成学业，塔莉亚却不以为然。一次，谢尔盖又在那条小河边抓住塔莉亚，对她说道：“你可不能一直这样。你得把学校的任务好好完成。”

“嘿，我不打算当工程师，我要学那些数理运算做什么呀。”

“不，如果你不弄明白这些，将来……”

谢尔盖不知怎么解释知识的必要性。如果不做工程师，这些知识有什么价值呢？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非完全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这让他产生了一阵恐慌。但塔莉亚已经撇下他，哭着跑开了。

他们之间的争执没有持续很久。在冬天到来以前，谢尔盖终于决定要上门道歉。他的母亲为他准备了一篮子蛋糕。他十分忐忑，但塔莉亚已经在门前等待他了。

“真对不起，我太蠢了……”谢尔盖梗着脖子，“我不应该干涉你的生活。”

塔莉亚打断了他。

“我真傻，唉，我干什么要嫉妒你聪明的头脑呢？”她抱住谢尔盖的脖子，“我错啦！谢廖沙。让我们继续做朋友吧。”

两个孩子就这样握手言和了。

他们的关系十分紧密，两个家庭也因此建立了友谊。直到谢尔盖离开家到城里上大学，他们才分开了一阵子。短短四年，他的学识和善思在他们之间划下了交流的鸿沟，爱没有因此断绝，但谢尔盖总能感到一种空缺。在他谈起在圣彼得堡、莫斯科的见闻时，四周的沉默便像冰块从他的脊柱溜下去。他打个寒战，随后便闭口不言，也没有人会鼓励他继续说下去。

唉，人总是不能同时要求爱和理解。他在心里劝慰自己。因此，当安德烈亚斯向他同时索要两者时，他只感受到不成熟的贪婪。过度苛刻的要求只会把一切都毁掉，他想，但在这里，他完全没有告知对方的义务。谢尔盖总觉得两人的生活像一出滑稽戏：他本来就是演员，安德烈亚斯却是在不知情当中参与，一想到大部分德国人都过着这样扭曲而遮掩的生活，他又笑不出来了。

安德烈亚斯接他出院时，谢尔盖的伤势已经基本恢复：咳嗽停止，骨折开始愈合，被挫断的指甲也重新生长了出来。生活的车轮再一次滚滚向前。安德烈亚斯竟然按照约定同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让他得意又惶恐。我可以吻你吗？安德烈亚斯常询问他。这并非个例，在一切越界的举动之前，他都会提问。我可以在你身边坐一会儿吗，今晚我可以睡在你的房间里吗……谢尔盖痛苦地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他还像之前那样，不由分说地到我身边为所欲为，那都比回答这类问题要好得多。

不可以，他常常拒绝，对方会一声不响地走开。真正可怕的是点头应允的时刻，安德烈亚斯的脸上露出一点点压抑的、小心的欣悦，谢尔盖不知该怎么面对那种表情。

他们之间有关情欲的生活被抽走了，剩下了大量无法打发、沉默相对的空档。他们不得不交谈。春冬之交的雨嘈杂异常，让他们彻底失去了在夜里独自看书、写作、听音乐的兴趣，几次短暂的言辞交锋之后，一些共同的话题浮出了水面。此后，在工作和生活的间隙，那扇卧室的门变成了一道神奇的堤坝，阻断了来自世界的涟漪。在门外，他们扮演着无情而恭敬的角色，而门一关上，他们就享有了思想的自由。谢尔盖甚至在安德烈亚斯的书柜底下发现了几本早就应当被烧掉的书。

他不清楚德国人如何看待俄语文化，但在苏联，不少年轻人热爱着德国文学、哲学以及音乐，也许反过来也是一样。安德烈亚斯的藏书里有很多他熟悉的名录。他们的交谈逐渐不再局限于艺术，然而，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哲学观点上，他们能各抒己见，而一旦涉及政治话题，谢尔盖便照搬那一套纳粹德国的宣传论调，这让安德烈亚斯非常不满：

“你对文学的见解很深刻，一旦涉及到现实中的话题，你却一点儿也不敢多说。”

“我说了又有什么用处？这些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你不赞成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理论，不也在命令手下做同样的事？我不喜欢战争，难道战争就会因我停止？”

“如果我们不赢得这场战争，所有人都会对我们以牙还牙。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他们只会毁灭我们，我们已经向所有支持犹太人的民族和国家宣战了，难道这样还有转圜的余地吗？除了赢得这场战争，我们还能够做什么？我们必须做历史的书写者，为了德意志民族，为了这个国家……”

“我有时候在想，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所作所为真的可以被胜利掩盖吗？”

“只要我们赢下这场战争，所有不合理的事件，都只会被看做战争中的炮声。哪一个世纪没有战争？哪一场征服不伴随着流血和屠杀？多少伟大的人物在血泊中登上了自己的宝座，他们不仅没有受到唾弃，反而成为了民族的骄傲。或许，有些人天生就是不同的……大多数人的命运都是由他们来决定的。”

“这么说，你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咯？”

“历史就是一场又一场的复仇。如果我们不对别人犯罪，那么就是容许别人对我们犯罪。这个可悲的世界只容许强者为王，疯子才会在历史当中寻找正义。”

“那么法律为什么存在？法律的存在不是为了维护正义吗？”

“天啊，你什么时候能忘了你的正义感。一个小偷为了救人而偷药，如果单单从正义的角度出发，这件事就无法解决了。法律有法律自己的逻辑，它不会按照民众朴素的价值观运转，一部通过合理的程序制定的法律，必然是合乎理性的。像你说的，如果立法是那么简单的事，我们还要那些法学博士做什么。我看到他们的逻辑学讲稿就头疼。”

“难道我们不是现行法律打击的对象吗？如果法律有自身的逻辑，为什么喜欢男人或者女人会成为定罪的依据？这难道不是偏见，怎么算合乎理性的呢？”

“——好吧，我承认你说得有道理。凯里安，如果你学习法律专业，一定能把格拉夫那个四处打洞的蠢蛋比下去，至少我们不会被送进集中营。总之，法律已经被制定了出来，我们无法更改，也只能执行它。更何况我也不那么在意法律的约束。哈，在法律以外，有太多其他的工具可供我使用了。”

为什么一个有思想的人也会变成纳粹？谢尔盖曾以为纳粹的拥护者常把自己的价值附加在集体之上，自我价值的缺乏让他们选择了独裁者，而现在，一个活生生的反例就摆在他的面前。他把可贵的天赋用在了错误的地方，谢尔盖想，如果我们生在允许坦诚相对的时代，我一定要好好反驳他的观点。

他怀着这个念头入睡了。他疑惑的来由和他分享着同一张床垫，计算着他伤口拆线的时间。意外总是在一切都顺遂的时候发生。谢尔盖醒来的时候，昨夜两人泾渭分明的姿态被睡眠打乱了。安德烈亚斯脸颊贴着他的肩膀，金棕色的头发垂在睫毛和额头之间，呼吸喷洒在他的脖子上。

谢尔盖刚刚开始运转的大脑产生了一阵异常的冲动。他伸手穿进那细软的头发，一股平静又温和的感受冲刷着他。他低下头，心里再一次产生了带有恐惧的震颤，就像那个抚摸猫耳朵的下午。这一次，他的权力不止能决定小动物的生死，且能左右一个人的命运。

我凭什么觉得我能左右他的命运？这种体悟让他脸色发白。是什么给了我权力，在何时？在何地？就因为他愿意尊重我、为我做出改变……该死，他为什么愿意为我做出改变呢？谢尔盖拉住那一点儿温柔的情愫，像拔出一颗土豆苗似的粗暴地对待它，可那根本无济于事。

我病了！谢尔盖心惊肉跳。资本主义腐朽的习气简直像传染病，难怪我们的国家要坚决地禁止它。世界总是充满诱惑，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必然要先认识到诱惑的客观存在，才能更好地防范、杜绝。他在心里对自己怒吼。人多么容易受到环境的改变啊！一个人越是认为自己心如磐石，轻视外界的影响，便越容易被外界环境改变。我不过同他多说了几句话，内心就产生了动摇！

可是，我真的喜欢男人吗？一旦他思考这个问题，答案又变成了绝对的否定。也许我只是太孤独了。不论是谁，在孤独中获得了一个长期的同伴，不论是敌是友，难免会对他产生感情。我不该把这种感情同爱情弄混了。可是真正的爱情应当是什么样的呢？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发生爱情以后谈婚论嫁，获得家庭的幸福。这显然不足以概括爱情的全部，甚至连她面纱的一角都没有揭开。

谢尔盖从不思考浪漫问题的大脑对他发出了警告：这对情报工作不会有任何帮助。他的手掌还贴着安德烈亚斯的头发，四周静得只能听见两支轻缓的呼吸，光线斜穿过窗帘的缝隙。他不敢再有任何动作。一阵绝望短暂地压倒了他，不论他如何作想、如何反应、如何不断的训诫自己，生命之中少有的平静仍不幸在这时降临了。

Chapter 20: 真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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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晨发生的小插曲像浮标似的被谢尔盖按下了。在他出院以后，安德烈亚斯正忙于疏通关系，准备给他谋个清闲的差事，但却对具体的安排守口如瓶。他的伤口到了恢复的末尾，创口周围的皮肤奇痒无比。为了及时拆线，他时不时要去医生的办公室里报到，两人见面的时间便大大缩短了。

“这年头人人前途未卜，谁也说不准呀。”安德烈亚斯靠在沙发上对他说，“不过你放心，现在有的是岗位空缺。档案处甚至开始招聘女职员了。”

在休养期间，谢尔盖无所事事，重新拿起了安德烈亚斯带去医院的那一部小说。《茵梦湖》显然不是他会喜欢的故事，谢尔盖掂量着这一部蜚声世界的中篇小说想，无聊的内容用作练习的材料再好不过了。他每天背诵四页，再随机挑选二十个不常用的单词记住它们所在的页码。起先，他的思维慢得像吱呀作响的破马车，默诵和记忆都让他头痛不已，但是在一个礼拜以后，他记忆的速度和准确率又恢复如前了。

“你这么喜欢看爱情小说？”安德烈亚斯嘲笑他，“有些人曾对我说，除了报纸，他对什么文字都不感兴趣呢。”

“今天你又搞砸了什么？看呀，你每次有不顺心的事，就会在推开门以后对我大肆嘲讽。”

“新邻居很麻烦。我是说——在市中心，那间公寓周围住着些热衷举报的人，我们不能就这样大摇大摆地住进去。”

“那么他们会向谁举报，长官？”

“哦，在柏林可不一样。”

“想不到你有一天也会害怕告密者。”

安德烈亚斯的脸色变了变：“从出生到现在，我都非常害怕告密者。”

他说着放下外套，一头扎进了厨房。老里特贝格和夫人难以忍受他在宅子里兴风作浪，乘火车到南方度假去了。里特贝格家的祖上在南方有不少产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的规模大不如前，但要找一处落脚的房产还是绰绰有余。这间位于柏林郊外的宅子只剩下了他们两人和住在侧面的几位女佣人。这一天，厨娘在五点半准备好晚餐，谢尔盖便放她回家去了。

安德烈亚斯草草吃完晚餐，在厨房翻箱倒柜，找了一刻钟也没找到半瓶白葡萄酒，连声抱怨：“真不知道这些蠢货按什么整理的柜子！”

谢尔盖在客厅喊道：“你就非喝不可么？”

“医生说我不能在你面前抽烟，该死——”

安德烈亚斯的胳膊碰歪了刀架，那沉重的金属底座和台子刮出了一声恐怖的巨响。他把那笨重的摆设扶正，没好气地走向客厅，“走，现在可不算晚，我们出去喝一杯。”

没有人回答。他朝壁炉旁那几把空荡荡的椅子看去：“真奇怪……天啊，你怎么了？”

谢尔盖试图站起身，但他的身体却反其道而行，蜷缩得更紧了。他的脸颊和地毯贴得如此之近，以至于闻到了旧皮毛烟熏火燎的气味。安德烈亚斯的声音像从极远的地方传来，而自己的呼吸却响亮得像风箱，又短又快，呼呼地在头脑里吹动。这是谁，谁生病了？谁在发出濒死的喘鸣？这里有没有医生？光怪陆离的、沾满鲜血的画面刹那间挤到他的眼前，难道我从没有逃离那里？曾有人提到过一种药物，叫什么来着，如果注射了它，会让人分不清真实和梦境……

一只手抓住了他，有人在他耳边叫喊，他却听不清楚。我没有什么可以招供的，他混沌地想，你们不要再问了，我不能说话，我要保持一言不发，就像这样……

安德烈亚斯握住他的手臂，却无法控制他。谢尔盖的双手蜷缩在胸前，指节发白，发出忍受着剧痛的颤抖。

“别问我……别……我不知道。”他含混地说，“你想知道什么……”

安德烈亚斯愣住了。他的手开始发冷，一股麻木的感觉从他的脸颊和脖子两侧升起：“你冷静点，我带你去看医生。”

谢尔盖睁大眼睛，更加用力地在他手臂之间挣扎起来：“不要医生……让我死……不要让医生来。”

我对他做了什么。安德烈亚斯抱住他的肩膀，颤抖着说：“好吧，好吧——那就不去看医生。”

那种剧烈的恐惧没有持续很久，谢尔盖的手臂渐渐放松了。像一阵风吹进房间似的，周围的亮光和声音重新汇聚到他的脑海。他好像又到地狱当中游历了一圈，酷刑以及延续生命的残酷治疗被施加在他的肉体上。人脆弱的神经可以承载那样的痛苦，在此之前，他从未想象过这种情形。

“帮我倒一杯水好吗。”他嘶哑地说道，“谢谢。”

揽住他的手臂撤走了。他听到衣料摩擦的沙沙声和远去的脚步声，一切都清晰得离奇，像穿过过度透明的一块水晶。原来真实世界是这样的，他迷蒙地想，我病了，那么，那么我的任务……

他接过那杯水喝了两口。安德烈亚斯就坐在不远处，脸色惨白地看着他，那表情仿佛遭受了灭顶之灾似的。客厅里寂静了一阵子，安德烈亚斯才迟疑地开口：“你想不想休息一下，睡一觉？”

谢尔盖没有回答。安德烈亚斯又靠近了些，想要握住他的手，最终只轻轻地把手指在他的手背上碰了碰，又放下了。他端详着谢尔盖的脸颊，像在观察他的表情，良久才说：“……对不起。”

谢尔盖抬起头，看向了别处：“我确实要休息了。”说完旁若无人地站起身，向楼梯走去。安德烈亚斯在原地怔忪了一阵子，还是扶着他上楼去了。

“对不起。”在房间门关上前一秒，安德烈亚斯再一次说道。急切和忧虑抓住了他的肩膀。谢尔盖回过头看了一眼，依旧什么也没有说。

安德烈亚斯在紧闭的门前站了一会儿。他永远不是那么擅长应对一扇关闭的门，因此在他母亲的家门外久久徘徊。他不愿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在这时独自一人入睡太可怕了，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会梦见什么。他支撑着自己，重新走下楼去，把几盏电灯都打开了。客厅里亮得像要举办一场舞会。他沉默地坐在谢尔盖刚才的位置，那本小说还倒扣在沙发上。他怎么爱读这样的故事，“时间会消弭一切爱情”，安德烈亚斯忽然感到不详。这部他随手挑选的小说横亘在他眼前，像个预兆似的，那深色的封面变得刺眼无比。

他独自在客厅里坐了两个钟头才感觉到疲乏。等他关上房门，独自面对盥洗室的镜子时，才发现疲倦也无法使他的内心平静。

镜子里的人也看着他。那个人穿着一身黑色的便装，胸前皱了一块，那是刚才的插曲留下的。他很久没有和自己对视，忽然对镜中的面容感到陌生，眉骨和鼻梁之间的阴影让他心里一坠。我的确令人惧怕，他确认道。在一年前，这种念头能给他带来掌权的快感，但一想到谢尔盖无意识的、恐惧的神态和正遭受的痛苦，他就无法继续跟随那种冷漠的审美态度。

“真可怕。我从没有发现……”他对着镜子喃喃自语，睁大眼睛。“如果他不爱我，那也是情有可原……如果他不爱我……”

虚无的恐惧在一瞬间追上了他。我的所做所为究竟是为了什么？他茫然地想，我想要躲开权力，最后却成为了掌握它的人，我害怕密探，最终却成了他们的聆听者，我讨厌我的父亲，但我最终像他一样：我声称我爱着谁，却用这种借口折磨他。我不屑那些世俗的规则，那么我究竟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我的一生究竟想要什么，又能得到什么呢？要是真有那么一间法庭，不，不是基督教用来分流天堂地狱的那种，在我死后审判我，给我一个公正的交代，那该多好。

想到这里，他的心却不安起来：谁有资格审判我呢，哪怕是神明。但我如此地需要指引，有谁能告诉我这条道路究竟通往哪里？或者说，它是不是一条道路，又或者是焚烧着的刑场呢？我到底该往哪里去？

他恍惚地沉浸在这种念头当中，整整一周都在失眠。在那场像“炮弹休克”似的发作以后，他们很少说话，有意地躲避着彼此。在周末夜里，安德烈亚斯终于找到了酒精，把自己灌了个烂醉。有关审判的念头再次出现在他的脑海：我至少要知道这一切是对是错，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可是谁才有资格判断我、评价我……

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驱使他来到谢尔盖的卧室门前。只轻轻一推，门就打开了。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他眩晕地想。

下一秒，浅黄的灯光扑在他的脸上，让他觉得无比羞惭。一切都难以启齿了，对更高的公正的需求忽然变得滑稽可笑、无关紧要了。他的心里有很多逻辑织成的网络，可每当他看到谢尔盖的身影，精美的架构就被他抛在了脑后。仿佛一片纱帘撤下，他那不堪重负、苟延残喘的心灵变得赤裸，让他羞耻又难堪，那中间只剩下一个愚笨的、俗套的问题：他是不是也对我抱有同样的感情？

谢尔盖吃惊地望着他：“你又想要做什么？”

“我想和你谈谈。就谈一会儿……十分钟，或者半个钟头……”

谢尔盖指了指床边的椅子。安德烈亚斯好像醒了酒，重新恢复了沉默。就在谢尔盖关上房门的刹那，他却扑向他，在他的下嘴唇上狠狠咬了一口。

谢尔盖完全惊呆了。他痛得嘶嘶吸气，一道热流从下巴正中穿过，鲜血滴在他的衬衫领口。在离他不超过一米的位置，安德烈亚斯染血的嘴唇扭曲地微笑着，胸膛剧烈地起伏，喉咙里发出咯咯的声响：“我喜欢你，我想要爱你，我想要吻你。现在，现在，你能把我怎么样？说呀，你要怎么审判我，我允许你……你给我一个痛快的判决！这样不好吗？”

所有的屈辱一下冲进谢尔盖的脑海，仇恨一股脑充满了他的胸膛。谢尔盖对准他的肋骨，用尽全身力气揍了一拳。安德烈亚斯捂着伤处弯下腰。他痛得嘴唇发抖，却没有喊叫，也没有还手。这并不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但凡他示弱、解释或者恳求，谢尔盖都会放过他的。可安德烈亚斯深吸一口气，扶着衣橱站直了，双眼如电地看向他。那道闪电抽中了树冠，让谢尔盖的胸膛里又烧起一把火。他的耳边充满了大地崩裂的轰鸣，额头上的血管随着心脏汩汩跳动，把粘稠的血推向大脑：我以为他变得不同了，可在他的内心深处，仍旧像之前那样看待一切！

“你怎么敢对我说这样的话？发生了这样的事……你，你有什么资格？”

谢尔盖的拳头再一次落下时，安德烈亚斯惊恐地躲了一下，但这无济于事。他跌倒在墙和衣柜的夹角，瘦肩膀在衬衫下颤抖，眼泪从鼻尖和下巴滑落，滴进深色的地毯。他仍然没有发出声音。

谢尔盖的心疼痛地撞了一记胸骨。他的大脑像个过热的线圈，嗡嗡叫着：这比起他对你做的又能算什么呢？简直不痛不痒。另一个声音却在叫喊：你还要依靠他的情报，快冷静下来。而心脏不依不饶，顽强地照着愤怒的频率跳动。他攥住安德烈亚斯的领子，强迫对方看着他的眼睛。那个罪犯压抑地喘息着，苍白的皮肤、沾着泪水的睫毛在他眼前晃动，瘦长的手抓住他的手腕，以期盼又绝望的姿势攀住他。它们仿佛也握住了他的心脏，那团肌肉像报纸似的被拧成一团，丢在他的肋骨中央。

安德烈亚斯仰起头：“如果报复我会让你好受一点……”

他的泪水使谢尔盖冷静了下来，羞辱漫过他的肩膀：“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个理性的、残酷的刽子手哪里去了？谢尔盖艰难地想，这个哭泣的疯子是谁？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他为什么想要从一个永不可能爱他的人身上获得爱情？他这样痛苦，这样多疑，难道只是因为我不愿靠近他、亲吻他吗？

“你觉得这不够吗，你想要怎么样折磨我，报复我？你为什么不和我说话……还是说你彻底厌倦我了，要和我分开……”

“不，不！”

谢尔盖粗暴地捂住他的嘴唇，力气大得像要捏碎他的下巴。安德烈亚斯伤心欲绝的泪水把他的手指沾湿了。在被误解的愤怒以后，一阵酸楚在他心中萌芽：我为什么憎恨他的眼泪，为什么要把一个纳粹的话当真？我究竟在为什么而生气、而难过呀！

令他骄傲的枷锁在那一刻收紧，理智的孤岛在惊涛骇浪中冒出了尖角。他的心冷下去，低声吼道：“你为什么不明白？你根本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自己！我早就说过，我愿意在你身边，不是为了你的权势或者庇护。你呢？你又在考虑什么？怀疑什么？”

这是个骗局，他在心里说，人应当保持诚恳才对。可是，这张罗网中是不是只有一只鸟儿？安德烈亚斯的嘴唇微微张开，双眼颤抖着凝视他，像一个从未见过世界的盲人。谢尔盖竟被这目光刺痛了，松开他的衣领。面对这熟悉又陌生的敌人，他觉得全身发烫。皮肤上的热度被他归咎于昏黄的台灯，那东西是世纪之初的古董，借它的光亮读书写字都十分困难，此刻，它的光线却像从更高更远的地方传来，太阳一般耀眼，射线一般具有穿透力。

安德烈亚斯的身体晃了晃，脱力似的向后倒去，靠在墙角捂住眼睛。他在痛苦中沉默了片刻，放下手指：“你究竟想要什么？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到现在，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

“我不想要什么。”谢尔盖悲哀地回答。他的确有一点儿不同了，一个念头像羽毛似的拂过他的心口。他拉住安德烈亚斯的手，轻轻地把他牵向自己，“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有一个宇宙在他们之间坍缩，变成一个奇点，让光也无法逃离。那只手的手心沾满了汗水，冷得像一块铁，像那些用来锻造铁十字勋章的材料。他也会变成我的一块勋章吗？谢尔盖心里浮现出一个荒唐的念头。安德烈亚斯向前一跌，紧紧抱住了他，抓得他衣裳起皱，勒得他无法呼吸：

“我已经满足了。就这样，就这样……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该死，我大错特错了。之前的一切都不对，让我们把所有都忘了、都推翻，然后重新开始……”

原来他还是只想着和我有关的事。谁也不会拥有谁，谁也不是单独的存在于世，谢尔盖怅惘地想，可惜，人们总是这样理解爱。

谢尔盖获得了这场交锋的胜利，但快乐像黎明隔岸的船笛，遥遥作响，转瞬消散在凄迷的晨雾当中。他抱着安德烈亚斯，头脑中却不停地、难以遏制地思索，一个鲜活的、依靠在他怀里的人会如何变成一块勋章？如果他能活到胜利，他也许会获得许许多多类似的奖赏，那些冰冷的金属制品，将排列在他制服的前胸，随着阳光角度的变化而发出五颜六色的光彩，在春风中叮叮轻响。所有看见那色彩、听见那音乐的人，都会对他行注目礼、感谢他为祖国做出的牺牲。而此刻，安德烈亚斯的脸颊正贴在它们悬挂的位置。他的泪水沾湿了他有关荣誉的想像。

Chapter 21: 奉命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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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有意地忽视那个晚上的冲突。安德烈亚斯为流露的软弱而尴尬，谢尔盖则对自己的动摇异常沮丧。在普遍的定义当中，一个含泪的拥抱远不及亲吻和做爱亲密，这给了他们对自己说谎的空间。有些东西遗失了，但谁也没有去寻找，那颗掉落的种子终究不可能长出什么像样的鲜花，连毒草也没有可能，只从泥土里冒出了些温柔的烟雾，荡漾在他们之间。

谢尔盖努力地挣脱精神衰弱带来的影响，但不论他如何努力，噩梦和心悸总是接踵而来。他没法控制自己在痛苦当中的反应，就试图拉开与安德烈亚斯的距离。如果我说了什么，他想，哪怕只是一句可疑的话、一个可疑的单词，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但他的计划显然没有成功。在他突然发病以后，安德烈亚斯就把他的房门钥匙带在身边，那扇门的阻隔作用形同无物。

谢尔盖无声地在心里哀叹，只能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自己的意志力上。在病情的起伏当中，他逐渐寻找着可能诱发症状的刺激：金属摩擦的声音、缺少的睡眠、突然晃过眼前的灯光。安德烈亚斯认定新鲜空气对他脆弱的神经很有好处。因此在无所事事的清早，他们常常出门散步。两人踩过潮湿的小路，从一栋房子的门前走进一棵树的阴影，有时小声交谈，有时默默不语。这个时节树影单薄，春芽刚刚探出苗头。哈弗尔河水光粼粼，河水的湿气随着微风流淌进树木的间隙，初春的土腥味四处弥漫。

“医生怎么说？”安德烈亚斯问，“据说你们俩对治疗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找个会动嘴皮子的大夫能把我治好。你相信这一回事吗？”

“不妨试一试，反正又没有什么损失。”

“要我连续不断的和人谈论自己的童年经历，我可做不到。”

“好吧——随你怎么想，那么吃药呢？你考虑弄一点安眠药来吃吗？”

“医生说那东西对炮弹休克还不如酒精管用。”

安德烈亚斯皱了皱眉头，显得有些烦躁：“好吧，真想不到精神损伤是不治之症——唉，你变瘦了。厨娘说你一天只吃两顿饭，像个维持身材的姑娘似的。”

“我的胃总是不舒服。你可不能指望刚刚康复的肺炎病人吃下十块猪肉排不是吗？你要让我慢慢恢复，你太心急了。”

“我很快就能给你找一份差事。但是——或许你想要晚一些再参加工作？你的身体……”

“不，我可以胜任。工作会让我的大脑劳累，但也会让我的注意力更集中，我就没有精力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

安德烈亚斯没再说什么。他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沉默地走了一段路，凑近了挽住谢尔盖的胳膊，转过脸来说：“不论发生什么，你都可以告诉我。好吗？”

“我没有对你隐瞒过什么。”

“有时候那不是有意的隐瞒，很多人把缄口不言看做一种坚强的品质……”

他们肩膀挨着肩膀，沿着小路走了半个钟头。直到晨间的雾气散去，水上运动俱乐部的划桨声和口哨声远远传来，安德烈亚斯才放开他的胳膊。谢尔盖忍不住看了他两眼，安德烈亚斯侧过脸躲闪了一下，走到他前方去了。看来他最近也不太好，谢尔盖心想。安德烈亚斯的脸颊也瘦了一圈，这让他锐利的颧骨更突出了。在冷空气的刺激下，那张苍白的脸皮微微发红。

他在为什么忧心呢？难道是为了我的事？谢尔盖为自己的想法吃了一惊。他赶紧在心里列举着亲眼所见、亲耳所听的证据，好证明安德烈亚斯工作当中的繁忙。除帝国保安总局的惯例之外，他还正操心着市中心公寓的布置，即便在周末，他也常搭车前往柏林。

这个生活奢侈的公子哥儿对室内布局的有种苛刻的审美要求，对于一切都想要亲力亲为。当然，让他操心的并不止家具选购，还包括对周围邻居的审查。政府官员合租公寓不是什么稀奇事，尤其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但在德国北方，尤其是1942年的柏林，碰上爱嚼舌根的邻居在所难免。如果有人对他们的关系妄加揣测，即便不引起非常严重的政治审核，也会带来不少麻烦。如果能拿住其他人的把柄，一切都变得简单多了。

谢尔盖对此异常焦虑：西部郊区是理想的情报传输地点：丛林密布、河网蜿蜒，是柏林人的休假圣地，常有闲杂人等往来。他与克劳迪娅偶尔会面，更多时候，他只需要把情报做成“石头”，投放在事先约定的位置——某一颗椴树的树根旁，并用烟头在树上烧一个痕迹。

谢尔盖想要摸清公寓的位置，如果有机会，他甚至希望亲自到公寓周围探查一番。多亏了罗特希尔德医生的电话让他获得了单独远行的机会：他的伤口大多已经恢复，肺部的炎症也全部吸收了。医生对他保证道，这是最后一次检查和拆线，从今往后，他再不用频繁地到医院报到。

轿车停靠在医院对面的大街边，下车以前，谢尔盖给了年轻的司机一笔可观的餐费，足够让他在餐厅点一份装点精美的扇贝和葡萄酒：“今天我要检查不少项目，恐怕要您等久一些。您去吃午饭吧。您最近的活儿可不少，挣钱养家可不容易呀。”

年轻的司机受宠若惊：“太感谢了——您怎么知道？”

“您看，您周末也不休息。您每天要开多久车？四、五个钟头？”

“哎！也没那么夸张。三个多钟头就足够了。”

“真是出人意料。您不是常送冯·里特贝格先生去置办家具么？”

“哦，您说这一回事。那楼房离这儿又不远。”年轻人熟练地报出一个地址。“他只是下订单，有时搞搞测量。您也知道，他不是个有耐心站在门前监工的人呀。”

这位年轻的司机身上有股市井的机灵。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早已经发现了谢尔盖的慷慨之处，也很乐意为他服务。他谙熟为自命不凡的中产阶级服务的道理，别多问，别多想，做一个安静的部件和陪衬。谢尔盖愿意对他的工作表示关注，甚至关心他的生活，这让他很是受用，不知不觉间说得比平时多了不少。

谢尔盖把那地址默诵三遍，走进医院的铁门。罗特希尔德医生才从前线医院回来，闷闷不乐了一阵子，谢尔盖能观察到他情绪的变化。这天中午，医生刚刚做完一台阑尾炎手术，一见他便抱怨起来：“上尉，您真是瘦了不少。安德烈亚斯上周给我打了至少十五个电话，恨不得教我牵着电话线上班、下班、吃饭、睡觉。”

“真抱歉，这都是因为我……”

“你有什么可抱歉的？该对我说抱歉的是他。有时候我在想，他究竟怎么交上了你这么体面的朋友。”医生粗声粗气地打断了他，拖过一张椅子，“过来。坐下吧，说说，你的神经到底怎么了？”

或许我需要更多的活动时间，我才能在不让安德烈亚斯起疑地情况下到公寓那儿去。谢尔盖对医生简要叙述了发病的经过，有意说道：“我的安眠药吃完了，您知道的，有时我会睡不着。”

“严谨地来说，用药片治疗炮弹休克的效果并不好……或许你该试试心理医生。”

“和人聊天？医生，那可不见得有用吧。”

“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过度饮酒，躲开那些吵闹的环境。”

“好吧，好吧。我听从您的建议。但麻烦您给我开一些助眠的药片吧。过不了多久，我就要开始工作了。总睡不着可不行。”

“我只能给你些传统的药方，这些东西都被军需用品挤出医院去了。你得去药店问问。”

这正合谢尔盖的心意。他借着去药店的机会，到那间公寓门前探查了一番。他骑着自行车，带着毛呢帽子，假装成一个不熟悉此地的路人。从这里到阿尔伯特亲王大街，他在心里计算着，我必须在这一段路程当中找到情报的投递点。

与此同时，安德烈亚斯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工作安排。万湖会议的决议飞快地通过轰然作响的官僚机器向下传达，免去了法官和证人的职责，几百万份死刑判决就这样被拍板了。安德烈亚斯接到了最令他厌烦的指令，而他把责任推卸给了手下。在他们散步归来的第二天早晨，谢尔盖被一阵说话声吵醒，安德烈亚斯正同勃兰登堡的办事处通电话：

“这件事交给你与瓦尔特去办。做得干净漂亮些，我会在报告里向上级如实转述。”

楼梯间里沉默了一阵子，说话声再次传来。通电话的人拉长的声气，谢尔盖可以想象他侧着脖子、懒洋洋又不耐烦的模样。为此他不禁微笑了一下。

“……至于那个新来的，何必一直揪着他不放？你们拷打了他三个礼拜，如果没有消息，就枪毙他或者送他去……”安德烈亚斯顿了顿，“不，就枪毙他好了。这些人、这些人也没有什么继续劳动的价值。如果你拷问得太严厉，就得请医生在一旁看护他，更别说让他干活了——哼，要是他们四肢健全，还要防范他们逃跑。”

他盯着桌面上没吃完的早餐，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古怪的念头：我在想什么呀。我以前从来不会过问这类细枝末节的事情。那些赤色分子有没有受折磨，该不该受折磨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在拷问之后将送往何处去，有什么样的结局，本不需要我花心思去想呀。“凯里安”身体上的伤疤忽然出现在他的脑海，让他皱起眉头。他心里不知怎么升起一股湿冷的寒意，让他的脖子发麻。那天他没敢对谢尔盖问出的、有关审判的问题再一次侵占了他的思维。

他们怎么能够和他相比呢。安德烈亚斯故作轻松地点了一支烟，把电话扣下了。我这样容易胡思乱想，最近真是太累了……

他坐到桌边继续吃早餐，谢尔盖才从楼梯上缓步下来。安德烈亚斯立刻对他抱怨：“该死，我根本不想掺合这个，我想找点别的事来做。”

他一向很有行动力，这一点毋庸置疑。谢尔盖认为他那看似荒诞不羁的大脑里隐藏着一部密码，上面标注着无数让世界按照他的意志运转的路径。没过多久，他的办公室就接到了来自乌克兰的一通电话，那是一位在东普鲁士大区长官埃里希·科赫手下工作的秘密警察官员，他刚刚抓住了几个穿过雷区跑到德国占领区的人，其中有几个说着熟练的俄语。他希望柏林能派人协助进行身份审核，考虑是否让他们加入到安全局的谍报工作中来。

“怎么样，你喜不喜欢旅行？”安德烈亚斯询问他的意见，“虽说乌克兰占领区到处都是蝗虫似的游击队，但这比每天放羊似的驱赶、折磨犹太人强得多。至少，这是需要大脑的工作，一份属于文明人的工作。”

这意味着他要脱离现有的情报小组，进入他从未涉足的陌生区域。谢尔盖想了想说：“我想东区的警察局长先生并不在意你是否能做有益的工作，他只希望多一个人来承担错误判断的责任。”

“那么就尽量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安德烈亚斯说，“苏联人很聪明，尤其在情报工作上。我们的老上司们被骗过不止一次。”

谢尔盖自然在心里赞同。他的同事在酒会上讲过类似的故事：在战争打响以前，苏联方面向保安总局购买过一份情报。内务部确实向德国人交付了足够的钞票，可是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怪事。大量的德国情报人员在苏联神秘地消失了。原来那些钞票上印有内务部准备的隐秘标记，德国人一旦在苏联境内使用它们，立刻就会被逮捕。秘密警察头子海德里希对此大为恼火却又无计可施，只能让手下把这些纸币全部销毁了。

法西斯也不是那么精明，他对那位同事说道，据说海德里希连个像样的文凭都没有。对方哈哈大笑起来：他的手下却全是些争权夺势的大学生，真不知道他在审查档案时会不会心生嫉妒。

对于安德烈亚斯的要求，谢尔盖自然满口答应：“只要你愿意，我会协助你完成这件事的。”

“很好。我让人安排我们的行程。这趟算是个闲差，你只需要分担一点儿文书工作。我们甚至可以回去看看几位老朋友，天啊，格哈德和奥托会恨我的。他们每天都在赶着犹太人上火车。”

“乐意效劳。我在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对你说过了，如果你需要帮助，我很乐意协助你。”

“这是看在祖国和公民义务的份上，还是在向我行贿？”

“天啊，你可真记仇！”

“谁能想到我们会变成今天这样。你对我的第一印象可不算好。”

让我对他表示原谅吧。谢尔盖想，也是时候了。一段稳定的关系才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你想说的是，我差点儿错过你了，是不是？”

安德烈亚斯被酒呛了一口。他在感情上一向直来直去，如果他喜欢就绝不会说讨厌，如果他讨厌，就休想他说出半个好词。这样一个人却对直白的表达接受不良。谢尔盖觉得有意思极了。

安德烈亚斯咳嗽了两声，脸颊涨红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他们坐在窗口，和许多在工作之余套近乎的公务员并没有区别。在他们右手边，有一对谈情说爱的情侣：男的穿着军装，周身散发着男青年常见的急切和自傲，女的则望着他高谈阔论，伪装出一无所知的天真情态。另一扇窗边，有两位目光四处游弋的贵妇，她们假装谈论着浪漫的话题，不时发出听到逸闻后的笑声，但谁都知道，在她们的手套和耳朵之间，有不少不能公开发表的秘闻和意见。在权力的中心，每个人都会成为出色的秘密警察，搜集并揭发秘密是他们的本能。安德烈亚斯根本没有给他们任何的目光，但谢尔盖知道，他一直密切地把握着周围的一切。

他选择相信这种谨慎。谢尔盖向人群扫了一眼，说：“我的意思是……”

就在这时，宣传广播的时间到了。收音机发出一声没有调试好的爆鸣，嘶嘶的电流声踩在所有人的神经上。每个人都不得不停止用餐，对帝国的惯例报以巨大的尊重。随着最后一声餐叉落进磁盘的声响，餐厅里静得像一片坟墓，只有那台留在时代水流中的收音机奋力地嘶嘶作响。

又一声电流的爆炸，像撕开一片锡纸似的，教人等待的广播响起了：“……意志强大的人才能掌握这个世界运转的规律。而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我们将重新建立整个欧洲大陆的秩序，一切必要的牺牲都是值得的。我们，最优秀的种族，理应指挥这个世界的运转，让一切都公正而理性地运行……”

在毫无意义、又因为无意义而显得分外恐怖的静默中，安德烈亚斯对他露出了意味不明的微笑。

那是个促狭又玩味的表情。他也相信这些话吗？谢尔盖望着安德烈亚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把对陈词滥调的厌恶写在脸上。那么他究竟别有所图，还是干脆对一切视而不见？狂热总是以冷静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当规则失去约束效力以后，任何人都有可能变成魔鬼。“那只是为了生活，我也没有违反规定呀，我只是奉命行事，为我的祖国，为我公民的义务。”他们说。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只要文明社会的规则出现了破洞，令人胆寒的邪恶就会在那里出现，而它往往会被赋予一个动听的名字。

知识的累积对于正义毫无益处。谢尔盖越想下去，却感到一阵虚无的恐怖。原来人的理性并不能带来道德。

在广播结束后，世界又回到了正轨，让人不禁怀疑刚才那灰色的暂停时刻是否存在过。四周沙沙的话语声、咳嗽声、咀嚼声又逐渐响起。安德烈亚斯尴尬地清了清嗓子，说道：“有两种人会仔细倾听这类广播，一种是相信它的人，一种是急于反驳它的人。我们往往要处理后一种，他们中有些能言善辩的教授，你绝不能让他们拿到辩解的机会。他们会把他们的逻辑一股脑儿砸到你的面前，让你眼花缭乱。他们往往表现得正直，热爱德意志祖国，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决定……”

谢尔盖从善如流地询问：“我可完全不懂这些，请你说得详细一点。”

安德烈亚斯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又向四周扫了一眼，在这一番谈话以后，看向他们的、若隐若现的目光减少了。

“人会反对很多东西。一个杀人犯会说他不敢杀猪，又或者他还注重保护环境，反对过度的砍伐树木。一个存着共产主义想法，或者同情共产主义者的人可以反对一切其他的政治观点，他说，我反对君主，我想让每个人都吃上面包。这些都是迷惑人的烟幕弹。人类早期的言语就是谎话，我们总是先学会说谎，再学会敞开心扉——受过训练的共产党人很聪明，他们比有些官员还要熟悉我们的思想，他们会搬出同样的理论应付或者威胁你，真叫人头痛。要抓捕他们，只能拿出实质的证据，比如宣传手册等等。我早就说过，布尔什维克像花园里的杂草，当你见到一丛，它的种子早已撒开一片了。俄国就是最好的证据。”

“我们需要把俄国恢复成没有布尔什维克以前的样子，这样更有利于帝国的统治。”

安德烈亚斯耸耸肩膀：“谁知道？我们已经不需要用西伯利亚来聚集犹太人了。如果前线的将军们没有那么懈怠，一切工作都会简单许多。也许元首希望保留斯拉夫人来做一些简单的、不需要头脑的工作，有布尔什维克思想的工人非常懈怠，没有奉献精神，是不合格的。”

他谈论着他的同胞，他同一个阶级的战友，像谈论一群可以随意贩卖、处置的奴隶。那条淡去的鸿沟骤然出现，让谢尔盖吃了一惊。他心里有些微不可察的失望，但这失望让他感到安全。旁逸斜出的枝条被剪除了，一切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他在心里思索着乌克兰之行，以及如何将自己离开德国的消息传递给燕妮。

在谈话的结尾，安德烈亚斯对他坦白了这份“美差”的来源。

“不瞒你说，作为交换，我动用关系把我们的老朋友调回来了。卢卡斯在东线战斗了两个月，他居然还活着，真像一条狗似的命大。”

“你和‘那位女士’做了交易？”

“好吧。我知道你要说我没骨气。只要能达到目的，要那些原则有什么用处呢。而且，这是等价交换，哪里会损害我的尊严？”

谢尔盖笑了：“我根本没有那么想。我认同你的生活哲学，这不是什么值得羞耻的事。倒是你，你好像很在意我对你的看法嘛。”

安德烈亚斯的动作停住了。他深吸一口气，努力控制着面部表情：“……你今天怎么了？”

在之后的十五分钟里，他们飞快地吃完了盘子里的食物，沉默地坐回车上。安德烈亚斯的司机是个严谨又战战兢兢的年轻人，谢尔盖注意到，他在开车的时候几乎不敢看后视镜。他们并肩坐在后排的座椅上，尽量避免着身体和目光的接触。异常的渴望像个气球在他们中间吹起来，鼓涨着，把他们远远地挤开，又让他们不发一言。安德烈亚斯努力地忽视它，但他发红的耳朵和颤抖的睫毛早就把他出卖了。

当汽车转过最后一个城市的路标后，安德烈亚斯说道：“就到这里吧。”

那个年轻人猛踩了一脚刹车。安德烈亚斯清清嗓子，克制着声音里的颤抖：“就到这里吧，我和上尉步行回去。”

司机自然没敢多问。他毕恭毕敬地尽到自己最后的职责，为两人打开车门，随后跳进驾驶室，逃命似的踩下了油门。

谢尔盖忍不住笑了：“你到底对他说过什么？”

安德烈亚斯没有回答，甚至没有看他的眼睛。谢尔盖攥住他的胳膊，这个不可一世的特务头子在发抖。他的花言巧语起到了作用。

谢尔盖自豪地认为自己的演绎可以评到九分以上。教材的编者和他的教官，这些曾经挑剔他表现的权威也必须承认他是最优秀的学员——地狱里的魔鬼都不得不在引诱大赛上给他留一个席位，如果真的有地狱的话。

他拉着安德烈亚斯向路边走去，而后者丝毫没有反抗。两人在离道路不远的林子里停下脚步。安德烈亚斯的脸颊泛红，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挣脱，背靠着树干轻轻喘气。

“我想过——我想过有一个真正的爱人。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仰起头，对谢尔盖轻声说道，“教教我。如果你可以的话。”

Chapter 22: 特例

Notes:

写得有点太纯爱了，纯爱得想揍自己两拳。

Chapter Text

爱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大多数人说不上来。谢尔盖也是如此。世界上大部分人通过疼痛来感受它：离别是爱的第一个教训，那是纽带两头的钩子，深埋在皮肤下面，牵动它会叫人流下痛苦的泪水；但在其他时刻，这种被文学家、艺术家高歌描摹的神圣之物则像空气一样存在着，巨大、透明、无从察觉却又不可或缺。如果把爱的范围再缩小一些，变成两个人之间独占性的浪漫，谢尔盖则更是一窍不通了。他的玩伴们大多都有过青春懵懂的经历，而他却像个教堂里的圣徒石像：所有人都喜爱他美丽的面孔，也有女孩儿大胆地向他表露心迹，可他心中有关浪漫爱的部分一直空空如也，只好礼貌地拒绝她们的好意。

对于青春期的男孩来说，爱一个人是值得称道的，谁也不爱才教人羞于启齿。他不想显得恃才傲物、自命清高，可人们难免这样解释他的言行，被误解的经历让谢尔盖伤心了好一阵子。他有意做一个坚强的人，从不轻易吐露自己的苦恼，因此只对最亲密的朋友说过这些心事。塔莉亚在劳动课上亲吻过一个男孩，两人同出同入了三个月，但她很快厌倦了。谢尔盖向她请教“爱情的诀窍”，塔莉亚便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打趣他道：“呀，难道真像他们所说，你是嫉妒了？”

因为亲密的友谊，常有人揶揄他们两人的关系。在他们儿时的玩伴之中，有几个常管塔莉亚叫做谢廖沙的女人，被那女孩狠狠揍了两拳。我谁的也不是！塔莉亚气愤地宣告，她的拳头叫所有人住了嘴，你们这些狗崽子……

“不，不。”谢尔盖笨拙地解释，他本来就不擅长谈论自己的感情，在塔莉亚面前就更加羞赧，“我只是从没有过爱情的感受，因而好奇。所有人都说，他们看到美丽的姑娘或者漂亮的小伙，都难免产生好感。有时那种感情更强烈些，像闪电似的耀眼，他们就管这叫一见钟情。可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你看，塔莉亚，大人们都说你是顶顶漂亮的姑娘，可是……”

“我可说不好。我觉得，非要比喻的话，爱情——啊，我也不能说那就是爱情。我确实亲了他一下，我只能向你描述那个吻了。那就像打猎一样，你必须小心翼翼地靠近，害怕他逃开，又害怕自己受伤。但这和打猎似乎又不同，在打猎的时候，你怀揣着一种想要得到猎物的想法，你或者喜欢它美丽的皮毛，或者喜欢它的肉或者骨头，但对人是不一样的……”

“哪里不一样？”

“哎，我真的说不好。但是，我认为一个人不应该是另一个人的，人与人之间哪能有从属的关系——某一天他对我说，我是他的，要我同他结婚。这可把我吓到了。然后我们就分开了。你看，假如这就是爱情，它甚至不如我们的友谊坚固。至少你从不会对我说这种混账话……”

谢尔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眨眼间十几年过去，他也从没体会过那种“像闪电般耀眼”的喜爱。当安德烈亚斯把问题抛给他的时候，他很难不为之迟疑。他多么希望有什么东西掉到他们之间，几片树叶，一阵足以吹乱头发的狂风，或者一只在头顶呱呱大叫的乌鸦。只要这宁静被打破了，他就可以让安德烈亚斯重新解释他的问题，或者干脆让他因为胆怯而退缩。安德烈亚斯或许没有勇气问第二遍，如果他的自尊一如往常，但谢尔盖很快否决了这个想法。

然而，他所期盼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谢尔盖望着安德烈亚斯，进退两难。他们之间紧张的、像凝胶似的联结根本无法化解。林木间的风吹过，他感觉到脸颊发冷。随着春风湿冷的触感，他心中因为引诱成功而升起的兴奋沉落为一种怪异的憋闷。

安德烈亚斯的脸变白了：“如果你不愿意……就把我的蠢话忘记吧。”

他感受到了冒犯，或许还有些愤怒、羞耻之类的情绪。尽管他没有太多的表情，然而刹那间，谢尔盖就知道了这一切，尽管他刚才言语的挑逗，或者说勾引，还不到安德烈亚斯平常所做的十分之一，却已经让对方的自尊无法忍受了。

安德烈亚斯在他面前站直了，扬起下巴看着他——又是那种倨傲而矜持的表情。谢尔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从他的角度看去，零碎的亮光笼罩着安德烈亚斯的鼻梁和嘴唇，树枝在头顶沙沙作响，那些光斑随之轻柔地摇晃。在他们之间有过不少剑拔弩张的时刻，但唯独不该是此时。谢尔盖的思绪融化在周遭模糊的光影当中，他不知道安德烈亚斯是否有着与他相同的感受，悄然的迷惘将他们的心各自包裹，那些容易伤人的刀剑，至少在此时此刻，显得不那么必要了。

没过多久，安德烈亚斯叹了口气。他拍拍衣袖上的碎屑，准备离开。那一声叹息撬动了谢尔盖心里的某块石头。他健步上前，抓住了安德烈亚斯的手臂。他的动作很小心，几乎没有用什么力气，只是把手指轻轻搭在安德烈亚斯的小臂上，刚好触摸到毛呢的面料。但轻柔的触碰就让那个倔强的人停住了。安德烈亚斯转过头，如释重负地、又有些紧张地抿了抿嘴唇。

他等待着谢尔盖开口。既然谢尔盖伸出了手，就没有理由不看他的眼睛。答允不是一件难事，谢尔盖想，之前不已经说过许多次了吗，我喜爱你，我重视你，哪怕在发生那种可怕的事以后，我依然愿意在你的身边……但此时此刻，他突然想到退缩。尽管安德烈亚斯在餐厅所说的一切鼓动着他——他把你珍爱的祖国、同志和朋友家人看做什么呀，一片等待征服的沃土、一群无关紧要的劣等人。对此，他的心里攒着一股怒气。抛开伪装的身份，谁要是胆敢这样对他说话，他绝对会报以老拳——然而，在他内心的深处，在仇怨和欺骗之间，仍然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

现在，要我朝他开枪都比向他表白容易，谢尔盖懊恼地想。安德烈亚斯仍在等待，把期盼、渴求、绝望的眼神摇摇欲坠地投向他。信仰在这时拉了他一把，他举起手，触摸安德烈亚斯的脸颊。那里的皮肤干燥而温暖，谢尔盖稍稍放松了些。他动了动肩膀，不希望让自己看起来很不情愿。安德烈亚斯僵硬了一下，但没有躲闪，甚至朝他的手掌不动声色地贴近。

谢尔盖躲开那双灰眼睛的注视，慢慢看向安德烈亚斯鼻梁下面的阴影。他的手贴着安德烈亚斯脸颊的皮肤滑动。或许我可以吻他一下，这样就什么话也不用说了。但想到那双嘴唇曾对他倾诉、微笑、轻轻地呼唤，他的拇指就停顿在了安德烈亚斯的嘴角。在这时，安德烈亚斯握住了他的手腕。

我必须要下决心了！在一切都太迟了以前。谢尔盖捧着他的脸颊，低下头，含住那双嘴唇。

刹那间，疼痛撞上了他心里的堤坝，让他的呼吸停滞了。潮湿的空气填补着周围的空白，像一条河漫过他的肩膀，他从未感到如此窒息。安德烈亚斯的手心贴着他的胳膊，剧烈地颤抖了一下。他感到难以忍受，疼痛让他几乎无法站立，但他无所凭依，只好紧紧抱住面前的人。他突然的、爆发似的动作让安德烈亚斯向前踉跄了一步。他们的肩膀、胸膛就紧密地贴在了一起，其中形成了温柔的闭环，谢尔盖心中过于激烈的情感随着它的沟壑流淌，渐渐平静，随着森林的雾气蒸腾而去了。

他完全忘记了这个吻的感受。在他的视觉被重新开启时，安德烈亚斯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脸庞因为欣喜而发红，透露着一丝平静而坦然的、细微的羞涩。谢尔盖心里涌起些黯然的歉意。他举起手，理了理安德烈亚斯耳边的头发。安德烈亚斯环抱住他，脸颊贴住他的脖子，无声地叹了一口气。

他们在树下逗留了一会儿，以一个相互依偎的姿势，或许是十分钟，或许是一个小时——总之只是短短一瞬。和人生相比，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都只是转瞬即逝的光景。离开时谢尔盖甚至回头看了一眼：那是一颗很普通的树，没有任何风姿可言，连画家都不会愿意把它安排在画面的正中。

真古怪。他就在那棵树下吻了安德烈亚斯的嘴唇。他们以前不是没有亲吻过，但他清晰地记得那些发生在现实中的时刻：有关情欲的、温热柔软而潮湿的触感，香气四溢的脸颊、头发，被汗水浸透的皮肤。而这一切像一个梦。叫人时而不愿醒来，时而讨厌逗留，时而带着嗤之以鼻的微笑冷眼旁观，由于梦不同的形式和意味，人们对梦的感情总是复杂的。

他们穿过鲜有人迹的山坡，沿着路边走了一段。树木的遮蔽被撤下，道路两旁渐次出现荒凉的建筑。安德烈亚斯忽然停下了，指着从草和山坡的交界处对谢尔盖说：“看到了吗，那边有很多墓碑，那是一个墓园。很多墓碑上面刻着我的姓氏。”

就好像一个不详的预兆似的，谢尔盖的心绪波动了一下。他眯起眼睛，尽力眺望，才看见了几块黑色的尖角。安德烈亚斯小声说：“真奇怪，今天怎么会走这条路，不知不觉间就到这地方来了。”

“你害怕死者吗？”

“不。我对他们没什么感情，既不害怕，也不尊敬。”

“那你为什么打了个寒战？你的脸色也不好看。”

“我害怕将来到他们中间去，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那里。比起一般的死人，我家族的那些人应该更讨厌——如果他们都像我的父亲或者祖父一样。我不愿被埋在这里。”安德烈亚斯的脸色又变白了，但一个讥讽而对抗的微笑很快出现在了他的嘴角。“不，我不会埋在这里的，总有一天，我……”

“别总想着死的事。”谢尔盖捏捏他的手指，“死后什么也没有，不值得我们花费活着的时间去想。”

他们在下午收拢的阳光中离开了墓园。等他们又回到大路上，空旷处干爽的风吹散了刚才的沉重。安德烈亚斯才对他眨眨眼睛：“反正我也不是无处可去。”

在爱侣之间，类似的话语必定能引起甜蜜的眩晕。谢尔盖却觉得肩膀发冷，有什么沉沉地压在他的脊背上，让他的脚步变得迟缓。他的头脑机械地运转着，把适宜的漂亮话从嘴唇当中挤出来：“是啊，我总会陪着你的。”

“你不知道我刚才有多么紧张——在你答允我之前。说紧张不大确切，我是在害怕。在我母亲离开家以前，她也总对我说她害怕，我当时不明白她在说什么。现在我倒有点理解她了。我的母亲，我一开始以为她害怕从没有得到过爱，后来我才明白，她是害怕爱也不过如此。”

“那么你现在还害怕吗？”

“不。”

安德烈亚斯没有像以往一样解释。他坚决地丢下答案，把话题错开了。谢尔盖松了一口气。他试着逼迫自己去想感情以外的事情，显然，他的任务将有重大进展。可是直到夜里，他也没能把这天下午的一切从脑海中驱赶出去。躺在安德烈亚斯身边，他接连做了好几个奇怪的梦。在一个梦里他被深埋进冰冷的泥土，另一个梦让他面红耳赤，第三个梦强迫他对所有人承认他是安德烈亚斯的爱人，没等他登上去集中营的火车、被拉去枪毙，更荒诞的故事已经接踵而来。等谢尔盖完全清醒，安德烈亚斯已经离开了，时钟指向八点，空荡荡的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谢尔盖快速地做好了投递情报所需的准备。他打算像往常一样，先投下消息，等克劳迪娅来把它取走。当他到达指定地点时，燕妮却已经在那里等待着他。

Chapter 23: 风雨之夜

Chapter Text

燕妮穿着一身白色的裙装，在外面套了一件米色的大衣。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戴着毛呢帽子，头发柔软地垂在两颊，浅色的装束让她融入了环境，像印象派画中的一朵鲜花，又像故事里的湖边仙女。她没有朝大路上张望，也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仿佛只是在熟悉的环境中散步时停下歇脚的旅人。从她下滑的瘦肩膀和弯曲的脖子之间，谢尔盖看到了难以承受的疲惫。与大多数人的认知相违背，很多时候，情报工作是了无回声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传递的纸条或者口信到了谁的案头，又在决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比起刀尖起舞时激增的肾上腺素，长久的静默更能把心灵压垮。

谢尔盖点燃了一支香烟，遥遥示意他已经看见了她。燕妮举手碰了碰额角。这是可以交谈的标志。

谢尔盖走到她的身边，在树干上捻灭了烟头：“哦，安尼卡，怎么在柏林遇见了您？”

“旗队长有些家务事，我是来柏林取东西的。”

“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好。就在昨天，有一只鸟飞进了后院里，撞到玻璃窗上摔断了脖子。”

这意味着情报小组的一位成员被捕了，现在已经牺牲。谢尔盖并不认识小组中所有的成员，他同燕妮和克劳迪娅单线联系。今天克劳迪娅没有出现，本该在勃兰登堡边缘小镇的燕妮却来到了柏林。他的心头一紧，嗓子像被人掐住了。

“真不妙。”他深吸一口气，缓缓地说，“那么您打算装个捕鸟网之类的吗？”

“不。我们还是照往常的规矩收拾院子。”

他们的情报小组不能沉默。谢尔盖想，那位成员的死讯应当是确切无疑了。

他们远离了大路，来到一片静谧的林子里。两人仔细地检查了周围，确认无人后，燕妮说道：“你不必担心克劳迪娅，她很好。我来是为你上次提到的情报交接问题。你确认要搬去柏林市中心？”

“是啊，到市区生活。上次的地址已经确认无疑。那里的居民成分复杂，除了那位危险人物，窗户和大门后的其他眼睛也值得警惕。如果我总是和一个女孩儿见面，立刻就会被发现的。”

燕妮为他提供了新的联络方式：谢尔盖可以通过信箱投递情报。安德烈亚斯很少与人通信来往，不会经常查看信件，而谢尔盖却有一位编造出来的母亲，这一条危险却安全的情报通路便有了建立的可能。在柏林邮递员中有他们的侦查员，他熟悉每一个成员的住址。每天傍晚五点，他会变装成普通市民，骑着自行车从市中心的窗户下经过。如果他的同志有“写信”的需求，就在窗口摆一瓶墨水。第二天，他会提早半个小时上门收取信件。封死的信封是紧急情报，粘四分之三的则是用于伪装假身份的“家书”。“邮递员”会把信件分类。必要的情况下，寄信的侦查员会得到暗含组织指令的回信。

谢尔盖认为这个计划太过冒险，燕妮则十分坚决地要求他执行命令：

“你必须要让他注意到你写信的习惯。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慢慢地、一封封地给我们南方的地址寄信了。”

这天下午，谢尔盖从安德烈亚斯的柜子里翻出信纸和信封，卡准时间，在桌边开始写作。安德烈亚斯十分谨慎，除了那一本令人起疑的《布兰诗歌》，他的身边不会携带任何与工作相关的文件。因此，他的抽屉和书柜也从不上锁。对于一切物品，谢尔盖都可以随时取用。

在他写到第三段的时候，安德烈亚斯推门进来了。这位热爱工作的少校近来难得清闲，除了通过电话指挥勃兰登堡的手下以外，盖世太保没有给他安排更多的工作。他每天在办公室喝着咖啡，对别人的工作成果审阅签字，过得好不自在。

鉴于他在宣传集会当中出色的表现，老里特贝格没有再为难他俩。他的心思都扑在雷奥妮腹中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安德烈亚斯毫不在意他父亲老来得子的喜悦。他认为就算这个家族多一位继承人，以他的经营手段和年龄差距，那孩子归根结底也只能寄他篱下，仰他的鼻息生活，更何况雷奥妮还有一半的概率生出女孩。除了餐桌上一贯的死寂，和走廊里那一排虎视眈眈的画像以外，他几乎找不出什么不顺心的事由。

至于东普鲁士大区的援助请求，在被授权负责的第一天，安德烈亚斯便与军事谍报局的同僚通了电话，把国防军的情报系统拉下了水。

在电话里，他先说明了对于前线屡次出现错误情报的关注，承认可能存在情报漏洞，宣称国防军和党卫军有必要校对彼此的情报来路。他表现出一副愿意合作的姿态，并向对方提供了一起调查的机会，等军事谍报局答应下来，将增派的人员名单交给他，才收到具体的任务指令。

“能负责的人总是越多越好。”安德烈亚斯对谢尔盖解释，“我才不在乎他们会问出什么结果。如果错了，无非大家一起倒霉。东普鲁士的同事们，还有勃兰登堡的军事谍报局，他们才是熟悉前线状况的那一群，要是他们认不出苏联间谍，那才最该责备。说实在话，我想为祖国多做一些贡献，但我不能为超出职责的决策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谢尔盖从信纸上抬起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柏林？因为这些派系斗争让我厌烦。”

“我牵连了你的老东家，让你不高兴了？”

“我只为德意志祖国效力。在前线，在保总安局，都是一样。”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这才发现他胳膊底下压着的信封：“这是什么？你打算给什么人写信？”

“这是写给我母亲的信。安德烈亚斯，还有，祝我生日快乐。”谢尔盖放下钢笔。

“你的生日？四月？该死，我完全忘记了。”

我从没有向他提起过生日，他应当偷偷调查了档案，因此才会说“忘记了”。安德烈亚斯在工作中能处理那么多琐事，在生活上却糊涂得彻底。好一个怪人。谢尔盖暗自嘲笑道，难怪他以前的恋爱常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不仅霸道多疑，还不懂得如何讨人欢心。

“我已经很久没有给家里写信了。说起来怪不好意思的，我的母亲只会说不会写，所以她不常给我回信。我们约定好了，如果家里有什么情况，她委托了住在对门的姑娘写信给我。我每隔三个月都会写信回家，如果没有回信，就说明一切都好。”

“原来如此，看来我耽误你回家了。等我们从乌克兰回来，或许你想要一个假期？”

离开他是很危险的，一旦安德烈亚斯脱离了他的视野，万一情况有变，他根本无法察觉端倪。

“写信就足够了。或许等到战争结束以后，我就会回家去了。”

安德烈亚斯不愿同他分开，自然很乐意他如此决定：“你可以多写几封信回去，既然你已经不在前线效力，时间也多，免得你母亲担忧。”

“说点不合时宜的话。我不用上前线去，我的母亲应当高兴得睡不着觉。如果她知道了一切，她才不会管我是不是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她只会去教堂里为你祈祷。”

“理所当然的事。我是家里的独子，父亲也不希望我上前线。我当秘密警察把他气得不轻，但这在他看来比参军要好些。”

他的确放松警惕了，谢尔盖松了口气。一个新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你为什么不给你的母亲寄信呢？”

安德烈亚斯吃了一惊，脸上浮现起尴尬又厌恶的神色：“天啊，为什么你要提起这件事？你知道的，她不愿意见我。”

“她毕竟是你的母亲呀。面对面的时候，人总是有很多说不出口的话。或许你给她寄信，她就会给你回信了，如果没有回信，我想她至少也会读一读。人总是先决绝地离开，然后用许多年去后悔。你都没有尝试过，怎么知道一定不会有结果呢？”

安德烈亚斯被问住了。他坐进椅子里，面带犹疑，伸手去摸兜里的烟盒。谢尔盖见好就收：“我并不想逼迫你。你有很多时间来考虑这件事，不是吗？”

“是啊。”安德烈亚斯重新放松下来。他的生活习惯有鲜明的特征，谢尔盖甚至可以通过他抽烟喝酒的频率来判断他近来的心情。他们夜里仍睡在一起，但仅仅只是分享一张床而已。在表白心意以后，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安德烈亚斯莫名其妙地维持着暧昧而躲避的态度。也许在他自己的理解里，这是一种必要的尊重：如果谢尔盖表示明确拒绝，安德烈亚斯连他的手也不会碰一下。

突然拉开的距离让谢尔盖感到舒适，也让他惊异。安德烈亚斯真的决心要改变，还是说，这一切又是一时兴起的演出？但他不敢放任这一场相敬如宾的表演持续下去。如果有一天对方对他失去兴趣，他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前功尽弃了。他强迫自己对安德烈亚斯表现出恋人间渴望，比如抚摸，比如亲吻，又严格地把亲近控制在既不让自己晕眩且不让对方起疑的尺度上。在安德烈亚斯眼里，小心的试探演变成了被伤害后的犹豫，让他时常为自己的多疑感到悔恨。每当谢尔盖在入睡前摸摸他的头发、对他道晚安，面对那张温柔的脸庞，他就必须全力抑制胸膛里的冲动。

谢尔盖在那封“家书”的封口夹了一缕缝线，试着检测这类信件能否躲过安德烈亚斯检查一切的癖好。他收好桌面上的纸笔，时钟刚好指向八点。他完成洗漱，靠在床头写了一页半的日记，便躺下睡觉了。

这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大约一点半的时候，他们被风雨声吵醒了。

大风像从湖面与群山之间吹来，隆隆地掠过树林，把二楼的玻璃窗吹得砰砰直响。安德烈亚斯不安地辗转了一阵，拧开台灯，走到窗边向外看去。谢尔盖望着他的背影，脑子里忽然跳出一串渺远的念头：他没遭受过战争的侵袭，甚至不知道前线的炮声是什么样的，稍大些的风雨都能扰得他不得安眠。那么他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懂得战争吗，如果他明白它的残忍之处，为什么甘愿为了一个所谓的、德意志民族的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灵魂？如果他不懂得，为什么要把爱人抓得这样紧，把生命看做转瞬即逝的东西？

在他的沉思之中，道路的尽头亮起一个光点，在风雨中飘摇着。那应当是一个拿手电筒的人。他方向明确，虽然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举步维艰，但他顺着车道正向他们的房子走来。

“那会是谁？”安德烈亚斯喃喃地问。他从窗口快步走到桌边，拿出抽屉里的手枪，又返回了那扇咯吱作响的窗户。

谢尔盖从床上起身，握住他的手：“看来今晚要发生点什么了，不是吗？”

安德烈亚斯的手在微微颤抖，他的紧张让谢尔盖感到异常。果然，他犹豫着开口：“那天下午，有人在林子里看到了我们。他向近处的警察局举报了。凯里安，你害怕吗？”

谢尔盖心头一颤，假装平静地说：“无非是强制劳动之类的，再不济就被拉去枪毙。你看我害怕死亡吗？”

安德烈亚斯有些焦躁，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目光从玻璃窗外转向他的双眼：“他没有看到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脸，也没说出什么有用的信息。就算——就算他拿出了证据，我也不会让这些发生，好吗？你在想什么？集中营？你真的有和它们对抗的胆量吗？”

他害怕极了，却在试图逞强，假装出一副可以依靠的模样。谢尔盖想了想，尽量妥帖地回答：“我愿意留在你身边，就愿意承担后果。如果你有所担忧，应该早一些告诉我，我们在外应当更加小心。不要总把这一切当作你一个人的事，好吗？”

在他的手掌中，安德烈亚斯的手指动了动。他向谢尔盖靠近了些，垂下眼皮笑笑：“是吗？我可能反应过度了。这十年之内，一夜之间发生的改变还不够多吗？说实话，如今的局面让我不太舒服。我多么希望——”

就在这时，花园里传来了犬吠，沉重的木门打开了。他的话被打断了。风雨声更加嘈杂，一只鸟在林中粗野地大叫，伴随着树枝摇摆的声音。从楼梯下传来了细小的窸窣声，掌管钥匙的女仆正在同来访者说话。

“我要下去看看，你和我一起。”安德烈亚斯命令道。

他们俩借着房间透出的昏暗光线，在楼梯口看到了那位浑身湿透的不速之客。安德烈亚斯小声地骂了一句该死，撇下他跑向门前。谢尔盖只好跟在他的身后。

在门前的灯光中，那个黑影的面貌终于展露在他们眼前。来者穿着长筒靴，歪戴着船帽，一身皱巴巴的军装，布满了污泥和水渍。他的脸颊瘦得凹陷下去，美丽的蓝眼睛惊恐地睁大，嘴唇透着病态的红色，右手拿着手电，左手捏着一张黑色的油布。他就是用这东西裹住自己，在猛烈的风雨中穿行的。

“你们好。”他颤颤巍巍地说，“安德烈亚斯，还有，这位是……啊，上尉，是您！”

卢卡斯麻木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恐，很快消失在他那如同面具般僵硬的表情下。战争将它的颓丧与木然涂抹在了那张俊美的脸上，谢尔盖根本无法再将他同那个英俊潇洒的公子哥联系在一起。女佣人把那不成体统的雨衣拿到了门廊以外，卢卡斯不再能适应体贴周全的照顾，僵硬地挥挥手表示感谢。谢尔盖发现他的右手缺了两根手指，黝黑的缝线嵌在皮肉里，边缘被雨水泡得发白。

从他们见面开始，安德烈亚斯的眉头一直紧紧皱着，没有任何要说话的意思。谢尔盖见卢卡斯站在门前，冷得不住发抖，便让他赶紧去洗个澡，换身衣裳。卢卡斯向客房走了两步，忽然回过头：“安德烈亚斯，我今晚到贵府打扰，是有话要对你说！我知道你或许对我……”

安德烈亚斯一把抓住了谢尔盖的手臂，好像那股从门前吹进的冷风也让他颤抖。他清了清嗓子，冷酷地拒绝了：“我累了。明天再说。你应该早点休息。”

卢卡斯犹豫不决，最终，身体的不适还是战胜了表达的渴望。他强调了一句“那是很重要的事”，随后由女佣人引着离开了。

回到房间后，安德烈亚斯依旧没有放开谢尔盖的手臂。因为屋子里的暖意，他苍白的脸色缓和了一些。在沉默许久以后，他愤愤然地小声咒骂道：“该死，他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

“他在前线吃了很多苦头，你应该对他好一些。看看他的手，他今后可能要重新学写字了。”

“他把我的消息出卖给共产党人，本来该判他死刑。这下他落下了残疾，要在我父亲面前哭诉，我该怎么办？雷奥妮肯定要借此发作，闹得我不得安宁。”安德烈亚斯坐到床边，疲倦地长叹一声，“幸好我给自己找了个去处，不过忍受几天罢了。”

他的冷漠让谢尔盖心底发凉。突然间，他的胸口被刺了一下似的，怀疑像窗外的狂风吹动了他：难道他们之间的柔情是独处带来的幻觉？面对他不偏爱的人，即使是像卢卡斯这样的可怜人，安德烈亚斯都将自己武装起来，毫无顾忌地掠夺与欺凌。那么，就算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文明的教养也丝毫没有让他学会怜悯。又或许，或许他珍爱“凯里安”，就如同珍爱一件昂贵的、费尽心思得到的拍卖品——他时不时表现对母亲的思念，也只是表演忧愁而多情的高贵罢了。

谢尔盖怀着微妙的忿然入睡了。在凌晨时分，安德烈亚斯却把他推醒了，在他耳边小声说：“我们走吧。他这样——我不想看见他。”

谢尔盖望见窗外黑沉沉的天色。他还没有完全清醒，眯着眼睛问道：“现在？你要去哪里？”

安德烈亚斯凝视着他的眼睛，叹了口气，倒回枕头上：“我在想，只是一个想法。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去瑞士，或去阿根廷。只有我们两个。”他神经质地沉默了片刻，在枕头上凑近了，捂热的胳膊揽住谢尔盖的肩膀：“有件事我一直不明白。在他们折磨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事说出来？在那种时候，你不想报复我吗？”

谢尔盖就着紧密的距离，吻了吻安德烈亚斯的嘴角：“你说呢，为什么不？”

安德烈亚斯僵了一下，脸颊开始发烫，眉宇间露出难以自制的柔情和酸楚。

“我们走吧。”他再一次小声哀求，“就我们两个，你和我，随便到哪里去……”

谢尔盖沉默了。想起睡前对安德烈亚斯的猜测，他的心里浮起一丝愧疚。

安德烈亚斯接着说：“为什么在所有这些发生以后，他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闯进我的房子里，就好像我们还是朋友一样？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开枪打死对方的。”

原来他也有无法面对别人的时刻，这是出于愧疚，还是出于害怕？如果他还有些良知，他又怎么走到了今天这般光景？

谢尔盖拍拍安德烈亚斯的手臂：“原来如此。你想要离开，是怕他报复你吗？”

“他想要报复我还好些，我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可现在，像这样——我该怎么办？”

“世界上总有比朋友和仇敌更复杂的关系。卢卡斯没有怨恨你，这不好吗？谁知道他会不会责备你呢？你总是在担心自己无法改变的事情，像个怕黑小孩子，担心床底下有没有妖怪似的。”

安德烈亚斯把头埋进他的肩膀里，烦躁地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才说：“哦，要是没有你，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他没再要求谢尔盖讨论这个问题。谢尔盖拍拍他的后背，让他枕着自己的肩膀，什么也没有再说。安德烈亚斯很有决断，不需要谁在身后推一把就能作出决定，他只需要倾听者。很快，睡眠重新把他们包裹起来。

第二天早上，卢卡斯也坐在了餐桌边。昨夜在风雨中积攒的勇气消失了，他甚至不敢和安德烈亚斯对视。那个欲言又止的“重大秘密”也没有再被提起。

中午时分，谢尔盖检查了那封信的开口，一切都没有变化。他认为这与昨夜的突发事件有关，又将信封在桌上放了两天，封口照旧如常。他对于燕妮的判断不由得感到佩服——对于身边正在发生的事，安德烈亚斯有种奇怪的盲目。

在十多岁的时候，即便有塔莉亚这样直爽的伙伴，谢尔盖依然难免对女性怀有偏见。他认为女性可爱温柔、充满感性，需要得到全社会的爱护和支持，需要刚毅和理性的工作还是交给男性更好些。而战争开始以后，前线和敌后的女战士们改变了他的看法。在理智上，他逐渐放下了性别的陈见，但时不时地，不信任还是会在他的心头冒出个尖角。他已经能及时的识别并改正它们了。

没过几天，他同安德烈亚斯坐车前往保安总局的办事处。新任务的材料经由六处转交到了他们手中。与他们同时出现的还有军事谍报局的人员：这三个国防军的情报专家绷着脸，除了必要的工作交接，不愿和他们多说一句话。

此地离心离德的工作氛围让谢尔盖在心里嘲笑了很久。他开始加紧训练自己的记忆力，以便在不动用纸笔的情况下记录乌克兰大区的基本状况。就在他准备通过这次旅程向内务部提供敌占区的信息时，新的任务被投在了椴树下。纸条上的字迹十分潦草，像是临时书写的紧急通知。上面只用隐形墨水写了一句话：“务必保证诗人安全。”

Chapter 24: 战争的底色

Chapter Text

克劳迪娅骑行到旗队长的别墅附近，发现了自行车后的尾巴。

她的车筐里只有一袋面粉，两块黄油以及一块杏仁膏。克劳迪娅常把需要送达的情报藏在杏仁膏的纸包底下。她完成了今天的情报搜集，现在，只要到旗队长家门前同“安尼卡”交接即可。她挑选了一条弯曲的小路，在拐角处，她不用回头也能用余光扫过身后的一切。

离开学校后，她便一直从事着危险的反抗活动。每个年轻人都指望用生命做出一番事业，可成事常不依靠一瞬间的咬牙牺牲，那是个更加漫长、更加消磨意志的过程。她不再追求英雄主义似的死，逐渐将任务看做自己分内的职责。她寄居在一位农妇的家中，燕妮声称她是自己远房的表妹，新婚丈夫在东线牺牲了，不得已投靠自己。那位中年女子起先不愿收留她，但耐不住请求与金钱的诱惑。几个礼拜以后，她对这位“不幸却坚强”的姑娘改变了态度，甚至不那么在意回报了。

克劳迪娅在表面上同“安尼卡”一道儿当洗衣工，暗地里，她以回柏林料理丈夫后事为借口，承担起了情报传输的工作。她同此地的秘密警察打过照面，不得不在出门前乔装改扮，连收留她的女人也不知道她的真实相貌。当她发现自行车后的树林里，有人悄悄凝望着她的时候，心里不由得一紧。

克劳迪娅又一次改变了路线。她将车骑到水边，在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一把手枪正藏在裙子的口袋里，紧紧贴着她的大腿。这让她重新获得了勇气。如果秘密泄露，需要动粗，河边是最合适的位置。她调整了坐姿，用裙摆盖住膝盖，好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放松。树林里沙沙一阵响动，一个少年拨开灌木丛，向她走来。

“我记得您。”罗尔夫对她说，“您是安妮卡的亲戚，时不时替妈妈出门兑换配给的，是吗？”

他金色的头发很凌乱，似乎被他挠了两把，或者刚刚被树枝挂住了。这个十五六岁的少年长得像纳粹宣传画报上标准的雅利安孩子，模样俊美，眼睛深蓝。

这孩子生在了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克劳迪娅惋惜地想。

“是呀。”她假装谦卑地说，“小少爷，没想到您会记得我。可惜我今天没空同您谈话，我还要去给您母亲送东西呢。”

说完，她快速起身，骑上自行车离开了。

在丽娜的家庭中，一切仍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燕妮亮明身份以后，丽娜便向旗队长示弱，希望丈夫可以不计前嫌，让他们的婚姻和睦如初。旗队长得了这个台阶，欣然应允了她的祈求——前一阵子政敌对他婚姻状况的弹劾让他焦头烂额。他在电话里对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活表示关切，好像他从没有过任何伤害与虐待的行径似的。若在往日，丽娜必定会痛苦不堪，而现在，全新的道路在她眼前铺展开来，于她，婚姻时一片生满荆棘的花园，早已没有任何魅力可言、再不值得为之流一滴眼泪了。她的丈夫逐渐在电话里谈起公务上的烦心事，而所有消息都分毫不差地传进了燕妮的耳朵。

大儿子罗尔夫对父亲十分想念。虽然这位一家之主从没有照料过他的饮食起居，连他在学校的表现都一概不问，但他依旧把父亲看做毕生的榜样。虽然没有父亲的关怀，他在勃兰登堡的日子也不是十分苦闷。除了必要的课程学习和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他把大量的时间消磨在奥托的办公室里。这个年轻有为的秘密警察办事利落，还是远近闻名的神枪手，罗尔夫非常乐意向他讨教射击技巧，而奥托也十分乐意服务这位身世显赫的学生。

克劳迪娅本以为这只是个小插曲，可是，在一个礼拜以后，同样的情形再一次出现了。克劳迪娅在袖子里藏了一根尖锐的钢丝，靠边停下，假装自行车胎被扎破了，气恼地下车查看。果不出她所料，罗尔夫忽然从道路的另一边向她走来，邀请她一同回家。

“今天我的功课都做完了。”罗尔夫自豪地说，“奥托说我的枪法也越来越准了。本来今天要和他一道去打兔子，可忽然有人来举报，说有个农场主人在地下室藏了四个犹太人。”

克劳迪娅推着车说：“真是不幸，那么你要失望了。”

罗尔夫怒气冲冲地说：“呸，猪狗不如又狡猾的犹太人，我们伟大的国家被他们出卖了。希望明天早上起来他们就都死光了。”

克劳迪娅直犯恶心，口头应和了两句，心中却咒骂起戈培尔的宣传品对孩子的毒害。这些少年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从他们上学开始，就被教师和课本注入了可怕的思想。这让他们趾高气昂、自命不凡，地狱的大门也在同时打开了——没人教会他们维护生命和生活的尊严。

“你长得很美。”就在沉默的空档，罗尔夫像个小大人似的恭维道，“我很喜欢你的眼睛，如果能和你做朋友……非常荣幸。”

克劳迪娅心中的惋惜彻底变成了厌恶。有许多参加青年团的男同学曾对她示爱，几乎都是类似的说辞。过不了多久，那种令人厌烦的大男子主义作风便会显示出来：她在考虑升学、研究，那些追求者却将她规划进了自家的厨房，好像她是个性能优越的水壶或者搪瓷铁锅似的。

“您过奖了！安妮卡常常向我提起您，您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冒昧地问一下，您今年多少岁？”

滚开，克劳迪娅在心里想。为了脱身，她不得不礼貌地回答：“21岁。您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我们之间只相差五岁，我想，如果将来我们结婚，军队会批准的。”

“您在说什么？您应当去找一位门当户对的女性。我，我同您可不般配。”

克劳迪娅假装受惊，好掩饰自己内心的愤怒与骇然。她将此事告诉了燕妮与丽娜，让这两位充满生活智慧的女性也犯了难。燕妮让她这两天别再出现，今后务必选择罗尔夫不在家中的时间登门拜访。丽娜则惴惴不安，她深爱自己的孩子，但罗尔夫与父亲相似的冷漠常常让她感到心寒。她的心被痛苦撕扯着，游移不定。此时此刻，小女儿正在她的臂弯中沉睡，她望着那张柔软宁静的面孔，心想：我把她带到这世界上，难道是为了遭受苦难？不，我决不能让她在这样的德国长大。我希望她不被当做某个人的妻子培养，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这个念头让她下定了决心。燕妮希望她能对大儿子施加些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丽娜深知一切都不是那么容易。她试着让儿子参与家务，罗尔夫却认为擦擦洗洗不是男子汉该做的事。他情愿和奥托一起去山上打兔子和野鹿，或者干脆躲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室，听一群男人夸耀他们在清扫犹太人工作中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与此同时，谢尔盖正在横穿东普鲁士大区的路途中。春天的迹象在荒原和城市中不断生长，野花布满了道路两旁，如果不是时不时出现的断壁残垣和冒着烟的大型集中营，这个春天和千年以来的每一个春天毫无分别。

在他们的车队之前，有一组骑摩托的武装党卫军开道。保安局的车走在前面，军事谍报局的车走在后面。在他们经过波兰的三座城市，进入乌克兰境内以后，道路两旁的树林变得稀疏了。在刚刚解冻的土地上，战争的痕迹还没有来得及被自然掩盖。炮弹的深坑和坦克的车辙布满了原来的田野，树林间的鸟鸣声也渐渐听不见了。

离开柏林之后，安德烈亚斯维持着沉默寡言的姿态。他不常穿制服，并非不喜欢那身被纳粹政府鼓吹作“黑衫骑士”的套装，而是着便装更不容易成为游击队和共产党的靶子。然而此刻，少校的领章和盖世太保的标识能够让他获得更多的权威。一身黑衣增加了他冷酷又冷淡的气质。他坚信塑造外形与恩威并施的态度同等重要，这样才能让同僚和手下易于管理。谢尔盖看着他装腔作势，暗自在心里发笑。

他们的司机是个管理集中营的军士长。此人将近四十，一直循规蹈矩地埋头苦干，却没有什么升迁的渠道。他看向安德烈亚斯的目光包含着艳羡与仇视，但行为举止却毕恭毕敬、近乎谄媚。他会说三国语言，除了德语以外，还能熟练地运用荷兰语和俄语，甚至精通加贝尔斯伯格速记，这让安德烈亚斯十分满意。

这几天气候干燥，天边凝滞着积雨云，空气中偶尔飘来几缕甘甜的水汽，然而迄今为止，在被阳光烘烤的大地上尚未落下一滴雨水。正午十分，他们刚刚离开接待处，酒足饭饱，昏昏欲睡。两个农民打扮的男人从他们的车队边经过。那时安德烈亚斯正看着窗外，像在看风景似的，但谢尔盖感觉不到他目光的落点，不知他又在想什么心事。

突然，他转向后视镜：“停车。”

司机靠着路边踩下刹车，后车便紧跟着停下了。在刹车声响起的刹那，两个人跑下公路，向两边荒芜的田野中躲闪。枪响从摩托车队中传来。一个男子小腿中枪，倒在了纵横的沟壑中间，他的同伴没有抛下他，在原地查看他的伤情。

谢尔盖放在大腿上的手指抽搐了几下。安德烈亚斯拍了拍驾驶座的靠背，命令道：“你去看看。”

司机打开车门，手持步枪，向荒芜的田野中走去。他走出了十米左右，安德烈亚斯才对谢尔盖说：“走吧，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那两人蜷缩在一个弹坑里，彼此依偎着，十分害怕。他们长着典型的乌克兰农民的脸，中弹的人年轻些，另一个看起来是他的父亲。他们的面容叫谢尔盖想起了无数的乌克兰人，其中有他的教官、他的大学同学。在一瞬间，他的眼球后面传来灼痛。如果他不用短促的呼吸逼自己冷静，眼泪就要漫进眼眶了。他绕到两人的身后，以免直视他们的眼睛。这种包抄的站位在其他人看来是种必要的谨慎。

军事谍报局的技术官员姗姗来迟。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尉问道：“他说什么了吗？”

安德烈亚斯扫了他一眼：“没有。”

“真晦气！斯拉夫人就是一群不堪教化的野兽，劝不动的硬骨头。就是这些人，给前线的推进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中尉客气的笑了笑，不卑不亢地回答：“您不在前线工作，对附近不那么熟悉。前面有一片雷区，如果您不想审讯，可以把他们两人赶去那里。让他们自己选择，一面走一面等待被炸死，还是交代事实。”

谢尔盖的血液敲击着太阳穴。正发生的一切都让他如同身在冰炭之间，一会儿热血翻涌，一会儿彻骨寒冷。这两人必死的结局他无法更改，但他无法忍受将人的生命看做玩物的行为。

他握紧拳头，捻了捻手指。果不其然，安德烈亚斯的目光移向他，口中却继续着刚才的讨论：“我们已经在这耽误了不少时间，更何况这两个蠢货未必知道什么消息。何必大费周章呢？”

谢尔盖哼了一声，没有表态。他用恪守命令的姿态表达着对讨论的不屑，掩盖着心中的紧张。

安德烈亚斯皱起眉头，踩在那个小腿高的坑边缘问道：“你们是乌克兰人？”

司机把他的话翻译成了俄语。

年长的那个回答：“是的。”

乌克兰人的态度惹得司机不大愉快。他上前一步，用步枪戳着两人的肩膀，大吼起来：“你以为你是谁，要说‘是的，长官'。”

安德烈亚斯看了他一眼：“你叫什么名字？”

司机答道：“恩斯特·舒尔特海斯，长官。”

“嗯。”安德烈亚斯拔出手枪挥了挥，像驱赶苍蝇似的，“舒尔特海斯，你去搜查一下他俩。”

这两个农民近乎赤贫。除了劣质烟草与破钱袋，他们的口袋里空无一物。

来自阿伯韦尔的中尉不大高兴地说：“据我所知，游击队不会把情报随身携带。”

安德烈亚斯不置可否，让舒尔特海斯继续翻译，询问道：“现在是晌午，你们两人为什么站在路边？见到我们又为什么要跑？”

老人回答道：“我们正要探望我生病的妹妹，她现在病得下不了床。我们本来不打算跑的，可是你们是德国人，在这儿一停车，我们心里难免害怕。”

“你们这有游击队吗？”

“不清楚。长官，我们不清楚。”

“那你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喽。不知道游击队，不知道坦克，也不知道德国人正管理着这里，嗯？”

他冷笑着在那名老者面前踱步，又晃到中弹的年轻人面前：“你呢，你也和你父亲一样是个糊涂虫，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年轻人的额头上满是冷汗，他小腿上的枪伤正流血不止。在剧烈的疼痛中，他抬起头说：“我们确实不知道什么游击队。我的母亲被地雷炸死了，我同我的父亲都是农民，我们能知道什么呢。”

“你的母亲被炸死了。那么你不仇恨德国人吗？你的父亲呢？你们在路边等着车辆经过，然后告诉游击队，把我们打死在前面的树林里，对吗？我给你们时间想想清楚。看到那棵树了吗？等它的影子转到石头上，如果你们还是不愿意说，我就处决你们。”

他说完看了看手表，把枪放低了。舒尔特海斯把他的话翻译过去。年轻人听完猛烈地挣扎起来，对他脚下的地面啐了一口：“等着瞧吧。你也会有粉身碎骨的一天，你这禽兽。”

国防军的中尉又一次嘟囔起来：“哦，这些人可不害怕枪毙……”

安德烈亚斯打断了他：“好了舒尔特海斯，等时间一到，就请你处决他们。”又假装宽缓地将人支走了，“劳烦您了。太阳底下晒得真是难受，不如您先回去吧。”

舒尔特海斯飞快地举起步枪。安德烈亚斯摆摆手，他从自己的烟盒里掏出两支烟，丢给他俩，命司机给他们一盒火柴。他们，连同两辆轿车，在这片焦土上接受着阳光杀菌般的审视，远远看去只是几点黑色的灰尘。谢尔盖的双眼被光线和大风刺痛，在帽檐下时不时地眨动，凝望着天际厚重的白云。因为缺失参照，在他眼中，它们贴在石头与地平线的夹角，一动不动。死也是一种停滞，没有前言和后记，一块纯黑的、骤然落下的幕布。这将近的死亡并不属于他，但他的同胞，甚至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无辜的人，同他自己又有什么分别？

他疼痛地眨眨眼睛，又看到安德烈亚斯向他投来的视线。身穿黑制服的少校偏过下颌，正以一个微不可察的角度向他使眼色，但谢尔盖很难分辨那是点头还是摇头。

他和以前不大一样。一个声音从谢尔盖的心底钻出来，他从不喜欢掺和这些，如果在以前，他甚至不会反对……

舒尔特海斯头一个忍受不了这种寂静。他在三个穿制服的人当中站得最直，不得不找个借口活动僵硬的腿脚。在两个俘虏点燃香烟以前，他走到安德烈亚斯面前报告：“长官，要让他们自己挖坑吗？”

“何必呢，这不是在集中营里，不需要额外的、一板一眼的工作。”

被冒犯的怒火从脸上一闪而过，但舒尔特海斯仍向他敬礼，走到一边去了。两个俘虏擦亮火柴，坐在那道坦克炮遗留的深沟里、他们三人的面前抽起烟来。

那两个俘虏在吸烟的时候，安德烈亚斯转向谢尔盖：“对于这种人，你们一般怎么处理？”

“能怎么处理？如果不开枪打死他们，他们很快就会向游击队通风报信。”

“就照你说的做。”安德烈亚斯拍拍他的手臂，像安慰似的，“别在这站着了，我们回车上去。”

在五分钟以后，原野里响起了两记枪声，在它们之间夹杂着一个男人悲愤交加的短促呼号，不知是来自父亲还是儿子。谢尔盖向窗外望去，两只被惊动的、像是燕子的鸟儿，迅捷地从车窗框定的画面中飞过。在它们下面，舒尔特海斯，那个提着枪的、博学多才的刽子手正向汽车的方向走来。

Chapter 25: 会面

Notes:

“可是我还没谈到比死亡更令人恼火，比瘟疫、大火、饥饿更加严重的后果：许多人灵魂之宝也已被劫夺一空。”

Chapter Text

那朵悬在天边的云最终没有变成一场大雨。在太阳沉入地平线以后，连弥漫着的、凉爽的湿气也消失了。西面天空下的晚霞和飞扬的灰土腾空而起，灰蒙蒙中泛着橘红色，像一盏蒙着黑纱的灯挂在树梢。这群柏林来客在昏暗的光线中下了车，迎接他们的是驻扎在格扎茨克的格利茨中校，女秘书陪同在他的身边。这位经验老道的反间谍官员对他们表示欢迎，称自己命人收拾了房间，准备了热食和酒为他们接风洗尘。

他们穿过住房区，在职工食堂门前，看见两个年轻人正在争吵。在他们走近时，其中一个气不过，往另一个脸上揍了一拳。军营里的小伙子们正围着他们起哄，见到格利茨便都立正了，战战兢兢地望向他们的长官。

格利茨中校并没有动怒。他眼睛深邃，眉骨高起，五官像蜡像似的僵硬而刻板，让人猜不透他视线的方向。他常保持着安闲的神态，谈话时，他好像看着对方，又好像透过人的面孔在看着虚空之中。此人是个久经风霜的战士，和安德烈亚斯集中精神、充满威慑的凝视相比，他的姿态更加内敛，更加圆滑，也更加难以琢磨。这并不意味着他不信奉专断独行的官僚态度。作为上级，他并不急着切入工作事务，而是在酒席上就巫术迷信的问题同在场的人员夸夸其谈。

多么精明的人，谢尔盖想，他要借着荒诞不羁的辩题探测所有人的心理：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来自怎样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他回忆着有关德国政治、宗教议题的知识，而安德烈亚斯率先结束了这场谈话。他在中校即将举杯敬酒的当口发言，显然是早有计划：“中校先生，您是我们中最有经验的，或许您愿意谈谈犯人的情况吗?”

他摆出一副谦逊的派头，看来这回他要假装一个不懂人情世故、专注自身工作的技术员了。谢尔盖不禁犯嘀咕，如果安德烈亚斯同他的邂逅不那么戏剧化，而是在寻常的工作场合当中，难保他不会被这副谦逊谨慎的假面骗过去。人一旦登上权力的阶梯，对上对下露出的都是粉饰之后的人格。

格利茨中校把酒杯放下了：“不瞒您说，我审讯了几个人。其中几个是对情况浑然不知的傻瓜，只想谋个差事，还有几个总是沉默不言。”

“那么这件事也没什么疑点了，我们之后的工作就由您安排。”

他明摆着奉承，暗地里却要把责任推给中校一个人。

格利茨中校说：“中央集团军的考夫曼先生得知了此事，正从斯摩棱斯克赶来。电报里说他后天就能赶到，考夫曼接见过不少流亡贵族。不如我们都等一下，听听他的意见？”

安德烈亚斯乐见其成。既然国防军的情报系统对这件事感兴趣，如果格利茨打算留下几个俄国人，就让他们去阿伯维尔工作。帝国保安总局拥有希特勒与希姆莱的信任，不必要做高收益却也高风险的活计，而军事谍报局则不然。双方对于现状都十分满意。

谢尔盖对于官场上挑拨离间、笑里藏刀的套路厌烦不已。他原本专注于敌后的破坏工作，更擅长随机应变，处理短暂而复杂的情节。长时间的警惕和分析让他疲惫。对于组织交代的任务，他暂时没有发现有效的切入点：他如何同那几个犯人接触，又如何把“诗人”辨别出来呢？他忍着烦躁，暗自赞叹在敌人的机关里工作的侦查员们。他们并不都像他一样有一位可以依仗的政府要员在。没有庇护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为自己的一切行为注解，以应对不时的怀疑和政治斗争。而在安德烈亚斯身边，他只需要唱和或者保持沉默。

谢尔盖逼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场勾心斗角的演出中。大约八点钟的时候，在闹哄哄的屋顶下，中校喊来女秘书，后者从门外带进两个面容愁苦的人。这一男一女对他们弯腰行礼，随后，男人吹起长笛，女人站在他的身旁唱起歌来。他们的奏唱非常和谐，谢尔盖却无心欣赏。白天的画面不断在他的脑海里反复，那高亢的尾音让他想起荒原上那一声凄厉而悲惨的呐喊。

他发现安德烈亚斯正端着杯子，与周围人肆意谈笑，毫不犹豫地向过量饮酒的方向进发。谢尔盖在心里松了口气。欢乐的气氛不断酝酿，其他在食堂用餐的人也加入进了热烈的交谈中。在人们开始走动以后，谢尔盖察觉到一缕若有若无的目光，在他抬头的瞬间，对方又谨慎地收回了视线。

啊，他就是那个打架的人。谢尔盖的头脑清晰起来，那不是意外，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他询问中校身边的女秘书：“那个人是谁？他长得好像我的一位表亲。”

女秘书笑起来：“他能和您攀上什么亲戚？那是这里负责给文件盖章的小伙子，嘴巴虽然甜，但到底没什么本事。要我说，如果机器发展得充分，第一个丢掉工作的就是他这种人。”

“我看他长得挺俊，没姑娘喜欢他？”

“在这大厅里，哪个德国姑娘愿意忍受没用的小职员呀……再说了，论身材相貌，他可赶不上您。”

女秘书的手套触碰到了他的手背，谢尔盖向后缩了缩：“您过奖了。”

“冒昧地问一句，您的表亲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么，他还不如这小伙子呢。他是个流水线工人，因为身体不好，连军装都没得穿。”

“哎！流水线工人，那不是同他完全一样的工作吗！”

谢尔盖假装自己喝得脑热，不太得体地哈哈笑起来。

我怎么样才能和他说上话呢？直到吵吵嚷嚷的欢聚结束，谢尔盖也没有找到机会。他和安德烈亚斯往住处走，心里却充满了遗憾。少校绷着脸走进自己的房间，用钥匙把门上了锁，身子一歪，靠在他的怀里。

谢尔盖头痛不已。他原以为安德烈亚斯在没有搀扶的情况下，好好地走回了房间，今晚他就不用忍受酒后的疯言疯语了。今天发生的一切在他心里缠绕成一道有待解决的题目，让他愈发烦躁不安。

“喂，这可不是在柏林，不是在你自己的房子里。”他从安德烈亚斯的口袋里掏出手绢，蘸着凉水往他脸上扑，“你最好当心一点。”

安德烈亚斯睁开眼睛：“你怕什么？你不是敢和女人调情么。”

他说着往谢尔盖面前凑，粗暴地拉住他扎在制服外面的腰带。谢尔盖瞥一眼窗外，推开了他。安德烈亚斯的大腿毫无防备地撞在桌子边缘，让他倒吸一口冷气，高叫道：“这是什么意思？”

谢尔盖慌忙捂住他的嘴唇：“天啊，你别在这发疯！别出声，别乱喊！”

安德烈亚斯哼了一声，用肩膀撞他，含含糊糊地命令他滚开。谢尔盖并不理睬他，直到他保证安静之后，才放开他的手臂。

“你今天对我很坏！”安德烈亚斯下结论道，“在晚餐的时间，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你生我的气了？为什么？”

“你和那些人喝得那么开心，我怎么打断你？他们位高权重，你也很有必要同他们套近乎……”

“你倒怪起我冷落你了？”

“我不能么？”

“你今天真奇怪……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似的。”

我太低估他的敏锐了。谢尔盖暗自懊恼，要是在一切开始之前，开枪把他打死是多么简单，现在却弄得不上不下，叫人为难。

安德烈亚斯觉得头晕，推开半扇窗户，让外面干爽的空气吹进房间里。这个空隙让谢尔盖平复了心情。他转过身，对安德烈亚斯说：“你为什么非要枪毙他们？”

安德烈亚斯看着他的眼睛：“那两个乌克兰人？这不是你所期盼的吗？”

他究竟有没有喝醉？谢尔盖的后背起了鸡皮疙瘩，像一滴冰水从领子里滑下去似的。

“我期盼什么？你说清楚些。你知道我不喜欢打哑谜。”

“你认为我不该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下手，这有悖于道德，对吗？比起两颗子弹，把他们赶到雷区里去更加不道德、更加残忍。”

“我从没有说过。”

“那个共产党人，你是故意打死他的，对不对？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我竟然做了和你一样的事……”安德烈亚斯说着眯起眼睛，哼哼地冷笑起来，“你骗得过别人，但休想骗过我！”

他怎么把这些事串联在一起的？谢尔盖被他的直觉吓了一跳，假装愤怒地推开他：“这不是一回事。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弃，非要套出我的话来？你叫人折磨了我两个礼拜，还不够么？”

安德烈亚斯退缩了：“好吧，好吧，我不再问了。有许多人都没有胆量探究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想法。”

“对我使激将法可没有用处。”

“你承不承认没有差别，我知道所有人心里在想什么。”

“你太自信了。我知道对待敌人需要冷酷无情，但究竟谁是敌人，谁又不是？你能辨别清楚吗？如果有一天，你的上司要开枪打死我，你也会执行吗？”

“当然不会！”

安德烈亚斯停住了，焦躁地摸了摸鼻尖。他推开谢尔盖，坐到一旁的椅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袖口：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总有你自己的道理——你好像关心所有人、全世界。你以为你是谁，你又不是个神父，为什么要管那些与你的命运毫不相干的人呢？凯里安，你明明可以融入人群当中，为什么要选择做一个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人？”

“那么你呢？你明明可以随便找一个女人结婚，借此获得正常人的身份，从今往后高枕无忧，再也不用担心被人揪住把柄，为什么不那样做呢？或者回到勃兰登堡，和你的手下们一起处理犹太人，他们中有些人富得流油，其中大有好处可捞，为什么你不愿去做呢？”

安德烈亚斯从椅子上跳起来，揪住他的衣领：“你以为，你以为这是为什么？”

“你看，在我们之中，你才是擅长欺骗自己的那一个。”

安德烈亚斯的脸色不亚于被人啐了口唾沫。

“你希望我做一个正派的人是吗？哦，你可不会承认，那就是我，我自己，我希望做一个正派的人咯？听着。但凡命运对我公正一丁点儿，难保我不会变成一个像你一样的人——坚守信条、谦卑正直、令人尊敬的骑士。我想要像你说的，凭着自己的喜欢和不喜欢做选择，但我能选的太少了。我能怎么办呢？如果我不在这个位置，我会在哪里？我还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吗？”

他怒火中烧地说完，做了一个深呼吸。悲哀的神色在他的眼中浮现，又沉没在层云一样的灰色海浪之中了。

谢尔盖被问住了。他本不该思考赘余的问题，甚至不该记住相关的话题，但他无法控制自己。安德烈亚斯的困惑感染了他，让他说不出任何漂亮话，也不愿像以往一样躲开话题。他沉默着，讨好地向安德烈亚斯伸出手，想要触碰他的胳膊。安德烈亚斯看了他一眼，脸色阴沉地走开了。

等他想清楚安德烈亚斯为何生气的时候，对方已经在他的身边睡着了。时钟指向一点。谢尔盖悄悄地起身，关掉床头的台灯。他推开门，站在走廊昏黄的灯光下面。一只蜘蛛正从天花板上垂下丝线，谢尔盖的脚步声惊扰了它，它便顺着那根亮晶晶的光芒向原处慌张地爬行。面对那个求告无门的小生灵，他忽然感到无限的疲惫。

既然我决定不把他作为策反的对象，我何苦听他说这些？我何苦拯救他死掉的良知、让他意识到自己身上自相矛盾的地方？这除了让他对我发火、对自己发火，还有什么好处？

就在他关上房门，打算抽一支烟的时候，一把枪压在了他的脊柱上。

“这么晚了，你为什么站在走廊上？你和里特贝格少校是什么关系？”一个压低的、年轻的声音在他耳边说，“你们做的一切我都看见了。别动，也别叫喊，继续往前走，否则我就开枪了。”

Chapter 26: 誓言的效力

Notes:

每天都在骂自己写得太纯爱了，但一想到下一章更纯爱就无心责怪自己了。我将就一写，大家将就一看。

Chapter Text

被人拿枪指着的感觉总不是那么好。谢尔盖摸黑走进房间，挟持他的人在身后扣上了门。随着咔哒一声轻响，脚底的那条亮线消失了。

在这栋大楼当中，每个房间的摆设是一致的，自己的这间屋子里应当也有一张椅子，金属的、沉重的，德国人的刻板设计。谢尔盖缓慢地向黑暗深处走去。他估计着枪口的位置，勾住椅子，在黑暗中猛一转身。沉闷的撞击和痛呼在狭小的空间里响起了。装着消音器的手枪打中了衣柜的一角。谢尔盖脱离了他的控制，翻过床垫，拔出配枪，在房间的另一头拧亮了台灯。

一张年轻的脸展现在他的面前，眉头和嘴角因为忍痛而颤抖。此人正是那负责文件印章的青年。他们僵持着，观察着彼此，把手里的枪放低了。

“你胆子不小，鲁莽极了。”谢尔盖说。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我是那群需要回答的人中的一个，我刚才就开枪把你打死了。明白吗小伙子？”

那年轻人不安地调整着站姿，试图缓解胫骨被击打的剧痛。过了一会儿，他才挺直脊背，轻轻说道：“抱歉，我的家境不好，请您不要怪罪我。我曾经在鲁尔河岸边的咖啡馆当服务生。”

“别提了，那地方的咖啡像刷锅水似的。”

“我可不那么认为，你该去试试汉娜家的咖啡，那是当地最有名的。”

“是啊，我听说过。人们都说我该试试冰咖啡，多加些冰淇淋。”

那年轻人轻轻叹了口气：“我没想到这些话会在这个场合说，听起来莫名其妙。您该在聚会的时候来找我的。”

“您也看见了，我可不是个自由人。”

谢尔盖在房间里检查了一圈。他没有发现任何的窃听装置，对那年轻人比一个手势，拉过椅子叫他坐下：“真抱歉，你的腿没事吧？明天一早你该去医疗室看看，对他们说你喝醉酒撞到栏杆上了。”

年轻人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不过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却为内务部工作了三年。在战争开始以前，他混入了军事谍报局，阴差阳错地被派了个闲差：他德国的同僚们都不屑于琐事。一旦被卷入了谁都可以替代的工作中，大概率便晋升无望了。这对他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他在德国特务的证件上大动手脚，通过印章的位置来标明此人是否为间谍，是否手握重要情报。

他在这个岗位一干就是两年。一个尽职尽责、但毫无上进心的同事，人人都愿同他建立友谊。这让他消息灵通。对于军事谍报局内部的动向，他总能通过闲言碎语，和经过他印章底下的文件勾勒出一个大概。

“我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贸然出现是不好的，我知道。可是，我这个级别的士官，要同你说上话多么困难！为此我还挨了一拳头，就在食堂门口。”

“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

“格利茨那老东西已经做了决定，将谁枪毙，将谁留下来。他对你们说的是一派胡言。”

“我还需要做什么？”

“您看一看这张照片，这是诗人。然后我就将它销毁。”

“他在枪毙的名单上吗？”

“不。他——他在接受审讯的时候很机智，格利茨完全被他骗了。”

“那么我最好什么都不要做，或者……或者，我得想个办法让这个案子快些草率地结束，以免节外生枝。”

在那张照片燃烧的当口，谢尔盖点了一支烟。他的心里有了一个计划。

在十五分钟之内，他们的交谈就结束了。年轻人悄无声息地走进楼梯间的阴影之中，就像他出现时一样。他太平凡了，混迹在德国人当中就像一滴水落进大海。谢尔盖不禁暗想，我之后还能见到他吗？或许在我们一同胜利以后，或许永远不会。他们谁都没有与对方告别，像两个行色匆忙的旅人，在短暂的交汇以后，抓紧回到各自的轨道上去。

谢尔盖在自己的房间完成了洗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心里还是为刚才短暂的情报交接感到不安。谨慎为上，他这样想着，拿着手枪，悄悄溜进安德烈亚斯的房间。如果刚才的动静传到隔壁，惊动了对方，他不得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他心里惴惴不安。但等他摸到床边，安德烈亚斯仍安稳地睡着。

对不起。他悄悄地想，从口袋里取出一粒药片，掰下四分之一，投进了床头的水杯里。

时钟已经指向凌晨两点。谢尔盖心如鼓擂。这张床小得可怜，让他没来由地害怕对方听见他剧烈的心跳。在三点以前，他心中想着秘书员委托给他的任务。三点整的时候，安德烈亚斯翻了个身，在睡梦中抱住了他的胳膊。

谢尔盖僵硬地维持着体态。东面的天空一点一点变白，他放弃了入睡的想法。

我对他做这种事……啊，又不是致死的药物，只是让他多醉几个钟头。谢尔盖局促地舔了舔嘴唇。以往他投下那些毒药的时候，内心从不会这样动摇。如果说，我对他产生了感情，那我究竟把他当做什么？在我想要拯救他的时候，他那么冷酷，在我要放弃他的时候，他又变得不同了——而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我该拿他怎么办呢？最后的最后，难道真要我开枪打死他？谢尔盖回想着刚才走廊的灯光、持枪的潜行，如果安德烈亚斯真的醒着、听见了他们的谈话，也只好这么办。他的胸口涌起一阵怅然，身体的感受让他无法再用政治教育欺骗自己。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在他心中产生了。

想到这里，谢尔盖耳朵里的血流轰轰作响。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具体的人和某个词语的差别。

我不该胡思乱想，重要的是把当下的任务进行下去。现在，安德烈亚斯抓着他的手臂，依偎着他的肩膀。那脸颊还是一样瘦削，皮肤苍白，在睫毛下、耳朵边有几颗浅浅的小痣。他与这个刽子手离得那样近，近到他情不自禁地害怕，那害怕变成了一阵愤怒和憎恨。谢尔盖想象着自己拧断那根纤细的脖子，或者朝他的心脏扎一刀。他们离得这样近，他怎么可能躲得开呢。

这一阵情绪让他浑身颤抖，他害怕把安德烈亚斯惊醒，但它很快就过去了。崭新的阳光洒落在窗台上，安德烈亚斯动了动，把脸埋进他的胸口。

谢尔盖拍拍他的肩膀：“早上好。”

安德烈亚斯仰起头，嘴唇碰了碰他的脸颊：“早上好。”

那种令人讨厌的引诱又开始了。谢尔盖装作没有睡够，重新倒回枕头上。过了一会儿才睁开眼睛，以困倦的语调说：“我们要抓紧时间起床，我得回到我自己的房间去。”

安德烈亚斯点点头。在谢尔盖的注视下，他喝掉了床头的那杯水。

他从宿醉中醒来，头痛是难免的，但这次醉酒的反应似乎尤为剧烈。这让安德烈亚斯一整天都脸色不佳，很不耐烦，只想快点结束所有工作。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安德烈亚斯草草了事的态度让格利茨中校决定，他要坚定地依靠自己缜密推理得出的结论，而不是听这几个柏林来的、不务正业的年轻人胡说八道。这个案子很快便尘埃落定了。

他们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拍板，又用了一天庆祝工作成果。一位来自内务部的同志就成功地在第三帝国的情报系统挂牌上任了。

谢尔盖等人没有停留，在完成文书工作后立即乘车离开。这天中午，天空中飘下迷蒙细雨。一行人没走出多远，这场小雨变成了天上倾倒的汩汩水流，仿佛盛满湿气的云朵被捅了个口子。司机不得不放慢车速。直到暮色降临，他们还没有到达下一处落脚的地点。

司机舒尔特海斯忍着内心的抱怨：他不是前线的坦克手，也没有门路，自然弄不到提神灵药柏飞丁——他开了一天车，疲惫极了，又不敢在上司面前抱怨。扑面而来的雨水模糊了视线，更让他烦躁不已。而前方摩托车上的小伙子们更加怨声载道。

“天气真不好。”谢尔盖对安德烈亚斯说，“下雨天只适合在公寓里休息。”

安德烈亚斯刚从头痛里缓过劲来，坐直了身体，面对这场大雨，他警觉地交握着双手。谢尔盖想起了卢卡斯对他描述的那场事故。游击队叫他断了几根肋骨，在这种夜晚，他理应感到害怕。五分钟以后，前面的车队停下了，一个浑身湿透、披着雨布的年轻人敲了敲车窗，说了些什么。舒尔特海斯将窗户摇开一条缝隙，才勉强听清他的喊话：

“前面的路上有一棵树，像是让风给刮倒了。我们必须把那东西移开才能通过。”

安德烈亚斯向谢尔盖身边挪了挪：“这很奇怪，今天的风并不大。”

话音未落，树林里传来了枪声。安德烈亚斯弯腰滑下座垫，顺手按住了谢尔盖的脑袋。舒尔特海斯在卧倒前熄灭了车灯，他是个有经验的军人。一颗子弹打破了右手边的车窗，嵌在了左面的窗框上。雨声倾泻进车中，他们听不清彼此说话，又不敢大声叫喊。所有人都心知肚明，他们被游击队埋伏了。

令人紧张的静默没有持续很久，摩托车队开始了还击。安德烈亚斯悄悄推开左侧的车门，拉着谢尔盖向车外挪动。

“我们不能等在车里，简直就是活靶子。”他凑近谢尔盖耳边说，“你——”

猛烈的交火打断了他的声音。乌云笼罩了林间公路的上空，所有的车灯都熄灭了，唯一的光源是摩托上机枪枪口的闪光。黑暗中，交火的双方都不太清楚对方的位置，只能根据偶尔传来的枪声判断。

借着雨声和车体的掩护，他们试图向树丛中移动。谢尔盖率先离开车门。他飞快地滚过公路，拨开灌木丛，向树后躲闪。就在他准备第二次腾挪以前，树梢上荡下一根绳子，冲着他的脖子飞来。

他持枪的习惯帮他挡住了要命的套索。但凡他的手放低一些，那根绳索就会套牢他的脖子，让他在一瞬间失去抵抗的能力。在躲闪之间，他听见了斜前方步枪上膛的声音。那声音在暴雨中分外清晰：他同那个游击队员只有半米的距离而过。谢尔盖凭本能握住枪管，把它从自己身前推开。这一枪打空了。那把枪打出了几发子弹，钢铁的热度灼伤了他的双手。

他们不得不近身缠斗。对方显然是训练有素的战士，力气比他更大。打斗中，步枪被抛到了从草中，又被远远踢开。谢尔盖腾不出手拔枪，又不敢叫喊，被对方拖向森林中。雨水模糊了他的双眼，手掌和拳头触碰到的一切都又冷又滑。他不知道这游击队员哪里来的勇气，但他腾不出心思来赞赏这位勇士——他们两人脚下一空，一齐滚进一道浅沟里。

谢尔盖的额头磕到了石头上，摔得头昏眼花。黑暗中，一双手掐住了他的喉咙。

如果我因此死了，那算怎么一回事！他奋力挣扎着，眼前因为缺氧冒出一串光斑。在他快要失去意识时，不远处传来枪响和树枝折断的声音。那游击队员犹豫了一秒，松开他的脖子，爬上水沟的另一边，飞快地消失在丛林中。

他做了明智的选择。谢尔盖跪倒在地，捂着喉咙咳嗽起来。他的手在颤抖，肩膀也是，耳朵里充斥着暴雨和血流声，不分彼此地碾压着他的神经。重新吸进的新鲜空气让他头晕。

追来的人跳下来，一把抓住谢尔盖的肩膀，把他提了起来。

“你还好吗？嗯？”安德烈亚斯贴着他的耳朵咆哮，粗暴地检查他的面部和脖子。在暴雨之中，他的指甲把谢尔盖的脸刮痛了。“你流血了吗？受伤了吗？快告诉我，这鬼地方、鬼天气，我什么都看不见！”

“我没事，没事。”谢尔盖咳嗽着，“额头上可能破了个口子，只有这一点儿——”

“你的枪呢？”

没等他回答，一双手顺着他的武装带粗暴地摸了一圈，抽出了手枪。暴雨声中，谢尔盖的头脑难以正常运转。他倚靠着安德烈亚斯的手臂，过了一会儿才想明白，原来安德烈亚斯的子弹打完了。

他拿着一把空枪，冒冒失失地跑进林子里来了。

谢尔盖的心重重地跳了一下。在生死之间，难以阻挡的酸楚冲向了他的心脏。千百个问题尖叫着、海啸似的涌向他：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对我做了什么，我又对他做了什么。天啊，这一切——

他不敢开口，知道自己一定会语无伦次。安德烈亚斯静默地搀扶着他，像在等待什么似的。大雨把他身上原本的气息都掩盖了，只剩下一点儿皮肤的温度。谢尔盖平复着心情，但他的眼眶像被海水浸泡着，粗粝的海岩挤压着他的心脏。他在黑暗中摸索，抓住安德烈亚斯的左手：“你呢？你有没有受伤？”

安德烈亚斯紧绷的姿态放松了。他全身湿透，微微颤抖着，专注着周围的环境，神经依然紧绷：“我没事。……你能走动了吗，我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Chapter 27: 天平两端

Summary:

“我心悬于天平，起伏考量，狂热的爱与操守不可得兼；顺从双眼所见，我甘愿戴上爱的颈枙，甜美的枷锁让我屈服。”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Chapter Text

在两个小时以后，车队到达了军事谍报局的临时办公处。没有人记得他们如何在大雨中行进，颤抖让所有人脸颊疼痛、手指抽筋。有一辆轿车的油箱被打破了，几位情报官员清理了其中的机要文件，将它遗弃在了潮湿的公路边。两个年轻人受了重伤，一位军事谍报局的官员挨了两颗枪子。多亏他们充足的弹药储备，这一小股游击队同他们战斗了大约半个钟头，退入了丛林深处。被打散的人们重新聚拢到公路上，狼狈地用皮带和外套扎住冒血的伤口，试图用剩下的轿车和摩托运送伤员。

一位驾驶员凭记忆带他们穿越雨幕，到达了这座秘密的小楼。它坐落在一片村落当中，和民居毫无差别，但内部设施齐全、灯火明亮。刚一进门，谢尔盖就看见了不下五台发报机和其他无线电设备。

伤员被送进了医疗室。医生常常见到被游击队袭击的军官，对于半夜卧室门上拍打没有表现出丝毫惊讶和不解。仅剩的轿车被让给了重伤员，其余人只能淋雨。站在大堂里的每个人都僵硬着，大衣边缘不断向下滴着泥水，像一排洗衣店的衣架。春天夜晚的寒气让他们脸色发白，用手里的烈酒和香烟压制自己的恐惧。淡蓝色烟雾飘荡在明黄的电灯下。

一位勤务兵正给众人安排房间，谢尔盖有意拖延时间，选择了最不起眼的角落。那年轻人有眼力见，扫视一圈，拿着楼房图纸先来问他。住宿空间有限，他不得不同上司住在一起。

谢尔盖心里很乱，他冷得发抖，衬衫掩盖着脖子上的勒痕，火烧火燎的疼痛擦过他的皮肤。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抽烟，只喝了小半杯白兰地，勉强擦了擦头发，在角落里找了一把椅子。那年轻人执意让他先挑，他就随便选了一个清静的位置，拿过钥匙，挥挥手把人支开了。

什么样的春天这么冷。谢尔盖对着窗外发愣，透过玻璃的反光观察众人。安德烈亚斯不在他的视线之中。他正在隔壁向柏林发电报。门半掩着，谢尔盖能听见急促的敲击声，紧接着，木头椅子框地移开，哒哒的脚步声响起。

一个声音出现在他身后。“你怎么不上楼去？”

安德烈亚斯面向窗户，他们的视线在玻璃窗上交汇了。

谢尔盖连忙起身，鞋跟带到椅子，踉跄了一下。做什么这样着急，他麻木地叫自己务必冷静，可今晚，他心里的支点不知去了哪里。安德烈亚斯已经走上楼梯，他便跟上他的脚步，用钥匙开门，再把门锁好。

两人简单地洗漱一番，擦干头发，更换衣服。窗外仍旧风雨交加。他们一直沉默无言。在临时安排的房间里，各怀鬼胎的两个人，在窗台前各自假装忙碌。

玻璃上的水流被床头灯照成了金红的小蛇，犹疑着、延宕着，某个瞬间倏忽穿过玻璃，落到窗台下的昏黑和虚无当中。驳杂的雨声和它们迅捷的游动毫不相关，在这面窗上，正在进行一场配乐错误的歌剧。覆盖天地的气象不会理会一扇窗上的水流，它再威严也无法掌控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该去睡觉了，反正这有两张床。谢尔盖站起身，正好撞见安德烈亚斯朝这边望来的视线。他心里一空，脑中轰地一响，所有的打算都忘了。

难道我要一辈子不和他说话？谢尔盖攥紧拳头，尴尬地笑了笑，迎着那目光走过去。

现在他们都坐在木板搭成的床沿上了。谢尔盖的绿眼睛被夜色渲染成平缓的棕色，他的面容不再带着天真的勇敢，反而沉静又悲伤。那条差点要命的伤疤还在他的脖子上，他的嘴唇却在微笑。安德烈亚斯忽然不愿面对他，双手在膝盖上抓紧了。

他准备起身离开，谢尔盖却握住他的手：“你在发抖。”

安德烈亚斯不情愿地转向他。

“天气很冷。”

“你总是不说真话。”

安德烈亚斯斜了他一眼，瞪着他额头上的擦伤：“对，我很生气，我很想揍你一耳光。在树林里、在摩托上，我心里都在这样想。我一直忍着。”

谢尔盖想给自己辩解几句。他痛恨自己一到这种时刻就笨嘴拙舌。主动出击的是他，在关键时刻恍惚的也是他。想逃走的心思在他们之间振动，从一个转移到另一个。

然而，安德烈亚斯托住了他的脸颊，强迫他看向自己。他的灰眼睛逡巡着，谢尔盖无处可逃。他应该感到害怕，可今天，他被迫端详着对方眼睛和鼻梁之间的折角，那弧线的柔美感忽然浮现出来。在那张脸上，一些从未被发现的东西击中了他。

安德烈亚斯质问道：“如果你莫名其妙地死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和自己交代？我从前完全不是这样的人。我不懦弱，也不会随时随地害怕。我真想狠狠教训你一顿。”

他越说越生气，神情激动。谢尔盖以为他要动手，刚想躲开，对方却把他粗暴地按倒在床垫上。谢尔盖敢担保，他倒下时弹簧那一声巨响让隔壁听见了。安德烈亚斯触摸着他脖子上的淤血，皱着眉头，动作却放轻了。

“看看你！”他用气声嘶嘶说道，“你把我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谢尔盖没有接话，只握住安德烈亚斯的手。对方一下子陷入了沉默。

安德烈亚斯摩挲着他下巴的皮肤，凝望他的眼睛。那种饱含眷恋的注视让他呆住了。有一阵子，他们相顾无言。等谢尔盖从梦中醒来，他的手臂环抱住了安德烈亚斯。安德烈亚斯俯身下来，吻他受伤的额头，双手拨开他的衬衫，和他的皮肤紧紧相贴。他的吻一路向下，直到牙齿在谢尔盖的胸口留下轻轻的咬痕。

我可以对他做什么？我曾对他做了什么？谢尔盖扪心自问，让他感到不安和酸楚的想法再次缠绕了他。难道真的是我将他变成了这样？

在细微的疼痛中，莫名其妙的嫉妒滋生在了谢尔盖心中。他握住那双手，把安德烈亚斯拉起来，让两人继续面对面坐着：“你的话问完了，那么我来问你。你为什么要去找我？你应该和他们待在一起。这太冒险了。”

安德烈亚斯彻底被惹火了。他推开谢尔盖，厉声问道：“我为什么回去？你怎么问得出口？该死的，别逼我在这时候揍你！”

他以为他在做什么，像小说里的人物为爱情献上生命吗？要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感情是多么困难，在这个世界上、在人与人之间，因此充满了进退、考量与虚伪，也因此充满了毕生的遗憾——但是他如此轻易地做出了选择，在生命和爱情之间。天啊，他聪敏的头脑究竟对什么动了感情？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两种相似的命运，还是单单对他扮演出来的、矜持的爱呢？他究竟是爱人，还是自怜，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谢尔盖感到眩晕，感到惶恐，甚至感动，在全世界的人当中，他最最不该感动！可是紧接着，安德烈亚斯抱紧他的脖子，埋在他的肩头哭了。

谢尔盖心里一惊，从睡梦似的嫉妒中挣脱出来：他刚刚救了我的命，我却在说什么蠢话呀。我嫉妒他的爱，可他的爱不是正指向我吗，我怎么能把那当做他一个人的事，在心里评头论足？

愧疚压在他的脊背上。在他所学习的表演中，安慰自有一套流程。可当他想露出自我、真诚地致歉时，便觉得自己又尴尬又愚蠢，像被捉到劳动课上的小少爷，手也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对不起……我不该这么问。都是我的错。”

对于骤然失控的感情，安德烈亚斯本也想蒙混过去。他也在心里咒骂自己，你要在他面前哭多少次？在以前，他可以默然地承受许多，说一万次我不在乎。冷漠或者假装冷漠，那是他最谙熟的一门课程。可谢尔盖一开口，他心里那个懦弱的、爱哭的男孩就挣脱了束缚，夺走了身体的控制权。

他哽咽着，掐住谢尔盖的手臂：“你不能这样对待我！”

谢尔盖呼吸一滞。那几滴眼泪就好像流在他自己的脸上，相同的委屈和忧愁也在他的心中回荡。他不甘心就此屈服，仍绝望地说教着自己：虽然他看起来挺可怜的，但他把被侮辱、被轻视的报复施加在了无辜的人头上。因不甘做帮凶或奴隶而被他开枪打死的人，谁来同情他们呢？小恩小惠就让你如此动摇……你的一条生命献给了祖国，他的一条生命注定要被法律裁决，在你们之间，献上生命可不就成了小恩小惠？那么，你的家人、你的祖国、你的信仰呢？为了放纵的感情，你就什么都不要了吗？

但另一个声音更大更响，声嘶力竭地对他吼叫，不论如何，他深深地爱着你呀。他的爱并不比母亲、塔莉亚给你的爱更低等。在罪恶的政治之外，他也是一个饱受折磨的人呀。

谢尔盖越逼迫自己远离，却把他们推得更近了。一个可怕的想法划过他的脑海：他们都愿意为了虚无缥缈的东西承受肉体或精神的苦痛，甚至献上生命。在人人追逐美貌、财富与权势的世俗之中，他们的分歧是微小的，因为他们的心之所向都不在滚滚红尘，可正因为他们渴望着抽象而虚无的幻景，使得那条裂缝天堑似的不可逾越——世界上没有不会凋萎的容颜、不会耗费的金钱、不会丧失的权力。可是，自由、信仰或爱情之类的东西，有谁能将它们证伪，有谁能为它们估价、在它们之间一较短长？

忽然之间，平静降临在了他波涛翻涌的心湖之上，短暂地、静谧地，像台风的风眼。他把安德烈亚斯从肩膀上拉起来，用手指揩了揩他脸上的泪水。那双含泪的眼睛窘迫地躲避着。阒寂无声的思绪中，他对自己愤然叫嚷，我就爱他一会儿又能怎么样呢！安德烈亚斯再看向他的时候，谢尔盖便亲吻了他的嘴唇。

这一刻，他们心底的爱欲压倒了本能，压倒了计算，压倒了一切环绕他们的规则。一股酸涩而欢乐的暖流经过胸膛，让他们战栗。死亡的阴影像帘幕似的撤下，连同对于来日的恐惧，都一道儿烟消云散了。

安德烈亚斯关掉电灯，冰冷的双手伸进他的衬衫下摆：“过来，抱着我。”

谢尔盖头脑发热，温柔的情愫在他的身体中翻涌。他依言照做，根据掌中细小的颤抖，不由自主地想象着那蹙起的细眉毛、泛红的脸颊，以及微微抿起的嘴唇。那张脸常一副讥诮而傲慢的神情，却在夜里对他流露出无限的依赖与眷恋。想到这里，他的心便震荡不已。原来我也需要有一个人爱我么，他悲哀地想，也许不是随便的某一个人，又或者，也不仅仅是需要……

房间里很暗，只有一扇窄窄的窗户透过光亮，随着灯泡的熄灭，它完全被狂风骤雨的夜晚夺去了。

在谢尔盖的视线里，只剩下了四个幽蓝色的方框，除此以外，唯有静谧而潮湿的、有待完成的黑色。安德烈亚斯坐在他的腿上，谢尔盖扶着他的腰，稳稳抱住他。他的嘴唇贴着安德烈亚斯脸颊的皮肤，轻轻拂过，停留在微张的嘴角。对方发出一声叹息，听起来又疲倦、又满足。

谢尔盖对这种吻很熟悉，他记得那种过度的、压倒一切的工业香水，可今夜他只嗅到雨水的气味。他闻起来好苦，和以往的一切时候都不一样。窗外暗淡的光线在房间里游荡，玻璃上流水的灰痕在肌肤上蜿蜒。除此以外皆是黑暗。谁会知道是谁在同谁翻云覆雨、互诉衷肠？如果没人知晓，哪里的规则又受到了破坏？

谢尔盖向那片光晕伸出手，他的手背也被照亮了。他解开衬衣，靠近安德烈亚斯温暖的皮肤，手掌慢慢贴合上去。电流似的触感从指尖窜进他的胸膛。安德烈亚斯哽了一下，仿佛被人刺了一剑，他攥住谢尔盖的手腕，像对温柔的触碰无力承受似的，急促地喘息起来。谢尔盖靠近他的耳边，想说些什么，最后又换成了吻。在狭小的空间中，他无法再分出精力去想应该与不应该，只想要更多的呼吸、体温、爱抚。于是谢尔盖撑起身体，再次把安德烈亚斯拉近，抱着他滚进床的另一侧。

安德烈亚斯的后背陷进床垫里，难以忍耐地哼了一声。谢尔盖摸摸他的头发，在他腰下放了两个枕头，慢慢俯身下去。安德烈亚斯捧着他的脸颊，皱起眉头。他们从没有用这样的姿势亲密过，近得能看清对方每一丝表情的变化，太紧密、太过彼此依赖的联结让他们不安而兴奋。

在左右墙的背后有无数的眼睛和耳朵，他们不能发出声音，只能借嘴唇和手掌的禁锢来压抑情感反应，在沉默中迎来海浪的冲刷。谁也没有说话。两人在黑暗中、静默里紧紧相拥，用轻吻分享那一点儿微醺似的回甘。

“你感觉怎么样？”谢尔盖悄声问道。

“在以前，你可从没有问过我这个。”

“我——”谢尔盖的耳朵根一阵发烫，“对不起。”

“你怎么总是不解风情，在这种时候对我道歉？”安德烈亚斯贴着他的脸颊耳语，“你对我很温柔，你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你明白吗，不论是什么，我都愿意为你去做。”

在以前，谢尔盖可以把他的承诺当作随口的爱语，但他已经无法逃避铁证。人总是得非所愿的，以往，他需要确认两人间有些感情，让他能在帝国保安总局的文件柜前逗留，这就够了。安德烈亚斯愿意为他献上生命，他不需要这种证实。这太过沉重了。

他沉默不语，于是安德烈亚斯补充道：“嘘，你不要觉得——对这些受之有愧，或者难以承担。在很久以前，我就考虑过自杀。生命对我来说，也许不像对热爱生活的人那样宝贵。”

谢尔盖感到难过。他想再靠近些，但他只把手指搭到安德烈亚斯的下嘴唇上，轻轻碰了一下：“不要这么说，求你。”

安德烈亚斯对他笑了笑：“这没什么。那是在我十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妈妈刚从家里离开。父亲总想把我矫正成正常人，把我送去见各种医生和术士，见识各种恐怖的酷刑。她尽力在粗暴的教育下保护我，好让我开心些，但她先忍受不了了。婚姻让她筋疲力竭，我不能责怪她，对不对？但我还是怨恨了她一阵子，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讨厌学校的死板教条，但忙碌可以让我忘记家里发生的事。十六岁成了我最喜欢学校、功课最优的时候。可是每次假期，我回到家，这些念头就占据我的脑子。有一阵子，我总是站在桥上，盯着底下的河水，什么也不做，直到傍晚才回去。在那以后，我开始喜欢舒伯特。他总是谈论死亡，用直接或者委婉的方式。再禁忌的话题，在音乐当中总是自由的。舞台上的人唱，青年在黑夜中经过椴树的身旁，沙沙的树叶对他说，来吧旅人，来这儿找到你的安宁。我想，这和我望着河水的时候所想的完全一样，或许那里有我想要的安宁。”

谢尔盖紧张起来，一根丝线疼痛地勒着他的心脏。他丝毫不了解心理医生该怎么工作，只能握住安德烈亚斯的手，急切地询问：“那么，你现在还会这样想吗？”

“不。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和人谈话、读书，它逐渐从我的脑子里消失了。罗特希尔德医生说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它并不是我自己的想法。他说，人不是时时刻刻都被自我、也就是自由意志主宰着，情绪、幻觉、妄想都会夺走一个人对自己的掌控，就好像高烧的病人会看见不存在的东西。只有当你能够掌控悲伤，而不是让悲伤掌控你的时候，才有资格为人生做选择，否则那都只是逃避而已。你知道的，我并不想做一个懦弱的人。”

他身上有种令人敬佩的坚韧。谢尔盖心里浮起一阵怜悯，眼睛随之湿润了，没人在乎他这点儿黑暗中的眼泪，也没人会因为他的难过而嘉奖或者处罚他。安德烈亚斯却凑近了，吻他的脸颊，柔声道：“哦，你也难免有多愁善感的时候。”

他的声音有一点儿雀跃。谁也不可能对爱无动于衷。谢尔盖突然想说些什么，那表达的、袒露的欲望从没如此旺盛过，可到头来，在任务许可的范围内，他找不出半句话。

他强迫自己开口：“我与你相反，我其实很怕死。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这也太蠢了，他在心里咒骂自己，但安德烈亚斯没有表示抗议，而是揽住他的肩膀，嗯了一声：“没有谁不怕死的。哪怕是自杀的人，他们也害怕。”

“那是一种很异常的恐惧。我害怕自己的死，也害怕别人的死。在我小的时候，我在村子里见过人是如何死去的。一个猎户，踩到了捕兽夹子。那东西当时没要了他的命，但没过多久，他的腿就溃烂了。渐渐地、一点一点地死是最可怕的。我住得离他很近，在情况还不算糟糕的时候，我能看见他坐在门口，什么也不做，就只是向外看。但很快他就不见了。有天晚上，母亲告诉我有人死了，我才明白过来。对我来说，他就像被门后面的黑暗吃掉了，所以我小时候特别怕黑。”

“你应该多和我说说你的想法。这一点都不蠢，我很想了解你，包括过去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我不知道你有这一面——或许人人都不像他们表面看起来那样。但那很可爱，我很喜欢，你应该和我多说……”

可我不能对你完全诚实，谢尔盖遗憾地想。他清了清嗓子：“我后来做了好几次关于死亡的噩梦，长大以后就好了。但我心里还是害怕。我并不是每周都去教堂的人，死后的世界对我来说是一片虚无。人们会渐渐忘记你，就好像你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最令人恐惧的是，曾经在意你的人也会把你淡忘，因为这样能让他们好受一点，仅此而已。”

安德烈亚斯吸了口气，他似乎想发表些评价，或者做出些保证，但他最终只说：“或许忘记也很好。让爱你的人好受一点，这很值得。”

谢尔盖说：“我不知道你心里是这样想的。”

他张开手臂抱住了安德烈亚斯，心里却想着他的眼睛。那颜色像钢铁又像雾霭。灰眼睛总代表着冷酷的精明、无情的智慧，就像驾车飞驰过特洛伊战场的雅典娜，即将用战争毁掉一对恋人。俄国人有句谚语，一个人的心在哪里，他的眼睛就会看向哪里。为什么一个法西斯分子会长久地凝视他？在两难之下的人，又该对那种眼神做出什么反应？他抱着安德烈亚斯，心中充满了难言的酸楚和迷茫。

对自己来说唾手可得的、永恒不变的爱，安德烈亚斯从未拥有分毫。对他来说，荣耀全是过眼云烟，他热爱的国家也将被千万人踏进污泥，当然，那才是它该去的地方。谢尔盖曾经恶毒地想，就算他爱上了我，那也是他欠下的债、他应当受的苦难。和苏联人民遭受的一切相比，失恋的痛苦简直滑稽可笑。

然而这天晚上，他的决定受到了动摇和质疑——安德烈亚斯显然要受到惩罚，不管按照哪一部文明国家的法律，最终判决都该是死刑；但我该不该代历史和法庭对他处以一颗子弹以外的刑罚？因为他是个杀人如麻的法西斯分子，我就有资格把他贬为非人，随意践踏他的感情吗？

Notes:

各位，我狠狠地给大家安利布兰诗歌【in trutina】这一段女高音独唱，在写这一章的时候我狠狠地单曲循环来当bgm（x）

Chapter 28: 劳动带来自由

Chapter Text

谢尔盖紧绷的神经一放松，熟悉的噩梦就袭击了他。肉体和精神上的疼痛把他带回了暗无天日的囚室。在那里，致幻药物混淆了真实与虚构，他感受到一条冰冷的河流——一条穿过他家乡的小河。

它细长地蜿蜒着，每个当地人都熟知它的秉性，但没有人能在苏联广阔的版图上指出它。冬天，这道水流曾经夺去许多羊羔、牛犊的生命，它们因为好奇踏进寒冷的水流中。而在春夏之交，它应该解冻了。只要沿着青草构成的堤坝，溯流而上，谢尔盖就能望见升起的炊烟。

你究竟是什么人，来自什么地方？在河岸的风中，一个声音问道，悄悄地引诱他，你从哪里来？你离开家乡，是为了做什么？如果你告诉我，一切痛苦就会消失了。

谢尔盖头脑中的保护机制做出了反应。他照着自己无数遍背诵的身份，缓慢而艰难地回答着。

不对，不对——那个漂浮的声音说。忽然之间，周围的景物倒转过来，河流离开河床，在重力的牵引下变成一场大雨，河底的卵石化作漆黑的天空，掠过它的游鱼原来是雪亮的、划破天空的闪电。

窒息感像轮胎压住他的喉咙。难道我还在那片下雨的林子里？那个和我搏斗的游击队员去了哪里？

你还好吗？他听到一个声音说。黑暗中亮起一点明黄的光，闪烁着，越来越近。大雨之中，安德烈亚斯丢开了那支烟，向他走来。可他没有听到靠近的脚步和呼吸。他们都又湿又冷，像两个幽灵，漂浮在不熟悉的土地上。安德烈亚斯在他的嘴唇上落下一个冰冷的吻，拽着他湿透的衣裳，把他拉近了一些。

我知道很多事情。那个让他眷恋又憎恨的人贴着他的嘴唇，细细咀嚼着句子。或者说，所有事情。你以为你能欺骗我吗？虽然你做得很好，很好，看呀——

一只冰冷的手捏住他的脸颊。在闪电的光亮中，他看到了遍地散乱的尸体，燕妮、克劳迪亚、塔莉亚、母亲……他挣扎着，抽出配枪。安德烈亚斯不闪不避，目光饱含怜悯：亲爱的，难道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谢尔盖的五官被嘈杂的血流声封闭了。为这一天，他恐惧又期盼地料想了很久。脚下的大地颤抖了一下，让他的心也随之鼓胀、喷发。他怒吼一声，向那个仇敌的形象扑去。梦就在这时落幕。有人摇晃他的肩膀，亲吻他的额头。听觉先落入安宁的空洞，一道呼吸在距离他脸庞极近的地方响起了。

他睁开眼睛，床头灯迷蒙的光线映入眼帘。安德烈亚斯的手指滑过他的脖子，拨动他耳边的头发：“嘘，没事了。”

他梦里的敌人正抱着他的脑袋，嘴唇贴着额头。温热的触感让他平静下来，渐渐地，五官由梦中向现实聚拢。他嗅到了安德烈亚斯肩膀上淡淡的香味。以前他觉得那香水太女气、太做作，但至少在这一刻，它给他带来了安宁。恐惧和怨恨还没有完全消退，然而梦和现实的界线已经画下。

他咳嗽了一声，清清嗓子：“我没事。”

“我知道你梦见什么了。你在医院的时候，也总是这样咬紧牙关，不停发抖。你又做那种噩梦了，对吗？”

谢尔盖无法隐瞒：“没事的，我只是——我只是太疲惫了。这个夜晚发生了太多事。我的头还被磕了一下，做几个奇怪的梦并不能说明什么。”

安德烈亚斯担忧地望着他。谢尔盖仰起头，碰碰他的鼻尖。安德烈亚斯停住了，眼神变得复杂，许久，他像打定主意似的开口：“在我离开柏林之前，六处的同事转给我一份报告，有关你可能的身份。”

“哦，那上面怎么写的？”

“我把它烧了。”

“你是想要我奖励你？”

“我不该那么对待你。我很后悔。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会不会让你好受一点？”

他的神情又紧张又严肃，胳膊上的肌肉也收紧了。谢尔盖打算迅速绕过他的关切：任何让安德烈亚斯精神紧绷的话题，都应该被及时规避。如果放任他胡思乱想，对一切都没有好处。

“好啦，就让它过去吧。我早就原谅你了。”

“但我想要你向我保证，你不能总不把自己的感受当一回事。至少我——如果有人这么对待我，我难以想象我会如何报复他。如果你对这件事心有怨恨，我并不会介意……”

如果没有法西斯主义——安德烈亚斯通情达理的回应让谢尔盖忍不住感到悲哀。半年以来，他承受了太多难以复原的创伤，身体和精神都大不如前。他能隐约地预感到在未来，一个垮塌的时刻正等待着他：也许在许多年后，也许就在明天。到那时候，谁能接住他呢？

他不敢指望一个法西斯的信徒，哪怕对方可能深爱着他。在高压的政治之下，人没有能力改动命运的轨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背后的代价他无法承担。

他痛苦地吸了口气，继续撒谎：“正因为我们是不同的人，所以你和我才躺在一张床上。我想，你并不是不信任我、故意折磨我，你是不信任你自己，认为自己不配得到幸福。”

安德烈亚斯贴近谢尔盖的面颊，停留在那里，满腹忧愁地说：“你总是把我想象得那样好。”

他们拥抱了一会儿，安德烈亚斯便离开了，到桌边清点文件。谢尔盖把窗帘拉开，好让房间里亮堂些。他在窗口站了一会儿，面对窗外的绿荫出神，忽然感到那风景变得陌生，摇动的树叶，扑面的微风，以及从远处的公路上传来的声响。不过下了一场雨，整个世界却像在一夜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受到极大的惊吓，几位官员对这场袭击均言辞严厉。大区长官埃里希·科赫接到报告后，下午便亲自致电了情报站，矜持地表达了歉意，强调将加强对片区的管理。

在德军开进乌克兰以后，一些反对苏联政府的当地人甚至对他们表示了欢迎，而侵略者顺势以解放者自居，背地里却仍做着肮脏的勾当。科赫作为最高长官，却对此置若罔闻，除了雅利安人，其他民族在他眼里同畜生无异。

我早该知道，乌克兰人是冥顽不化的动物。他在电话里愤怒地论断。要让我同乌克兰人同桌吃饭，还不如让我同一条狗同桌吃饭。该死的斯拉夫下等人——如果我们对游击队的搜捕有所成效，抓获了暴动的要犯，必然会给柏林方面一个交代。

科赫说得义愤填膺，好像他本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似的。这完全是为了讨好情报官员，以免这群自命不凡的鹰犬回到柏林参他一本。然而，人人都清楚他的盘算：军事谍报局对他的声明嗤之以鼻，不断申请赔偿相关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而安德烈亚斯写了一份冷嘲热讽的报告，直接呈送到了保安总局。他的恭维话自然不少，字里行间却在暗示东普鲁士大区管理不善，警戒解构松散，给了这些破坏分子可乘之机。

旅行结束后，谢尔盖与安德烈亚斯搬进了柏林的小公寓。

两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同居一室，很容易引来闲言碎语。为此，安德烈亚斯请了一位女佣，请她担任这处私产的管家。他隐去了自己同谢尔盖相识的经历，只说找了一位室友，好从空置的房间挣几个小钱。在柏林有不少合租的单身汉，至少比住进上司的私人公寓要普遍得多。谢尔盖开玩笑地管她叫房东太太，让那个原本生活拮据的女人喜笑颜开。

“房东太太”是个典型的德国女人，足够严肃却又单刀直入，在谈话中常不明所以地大笑。她不算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因为她根本不认识几个大字。安德烈亚斯要求她对这里发生的一切守口如瓶，她也不深究其中的缘由：作为母亲，她的儿子是个老实本分的公务员，她坚定地认为，服侍好这两位“来自党卫队的老爷”，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儿子的仕途；作为小老百姓，她对于保安总局心存敬畏，不敢对他们有丝毫不敬。

谢尔盖主动揽下出门采购的活儿，借此查看门前的信箱。那个邮箱漆成绿色，因为转轴生锈，打开时会发出轧轧声。

它绝对需要除锈，谢尔盖想，“邮递员”取信的时候可不能让整个走廊都听见。

晚饭以后，餐厅里的电话响个不停。谢尔盖坐在床头读报，安德烈亚斯在房间的另一头，正往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非常不喜欢思路被打断，因此怒气冲冲，把笔记扔下了，反扣在桌面上。谢尔盖早就被默许阅读这本册子——安德烈亚斯的笔记非常不工整，其中夹杂着各种简笔图画、没头没尾的诗歌创作，包括夹缝里颇具侮辱性的内容，专门评价让他不满的同事。谢尔盖怀疑他故意让内容看起来像乱涂乱画，好防备来日可能遭到的检查。

谢尔盖不愿过多参与他的私人事务，独自在房间里等待。卧室的门开着，这与他紧随其后没什么差别。他听见安德烈亚斯小声地回应，气势汹汹地扔下听筒，推了一把手边的椅子。

等着吧，等他自己冷静下来，就会忍不住对我抱怨的。他的报纸打开着，那一页印刷着沙皇遗产继承的案子，时隔多年它将再次开庭审理。“如果证据充足，红色帝国的残暴手段将会被公之于世——苏共对沙俄贵族犯下的重罪”。谢尔盖轻蔑地笑起来。除了虐杀儿童、强暴妇女以外，德国人竟也会关心一家子俄国人的生死呢。

他丢开那份无耻的报道，在床上躺下了，挑了个舒服的位置闭目养神。没多久，客厅里传来了熏人的烟草味。

又是一件棘手的事务，谢尔盖暗暗叹息。他忍着睡意，踱步到客厅。安德烈亚斯靠在沙发扶手上，正准备点燃今晚的第三支香烟。谢尔盖贴着他坐下，绕过他的肩膀，把香烟夺走了：“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不抽烟的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医生的吩咐。现在你的肋骨彻底好了，你就使劲地违反禁烟条例。明天房东太太又该念叨你了。‘哦，该死，谁又在屋里拿香烟熏火腿。’”

安德烈亚斯露出个勉强的笑容：“她太多事了。”

“这又是怎么了？你总是一个人生闷气。有什么棘手的事，你应该让我知道。”

“你还记得卢卡斯吗？我刚把他从东线调回来，雷奥妮正准备动用关系，给他官复原职呢。你猜他怎么了？他开始胡言乱语，发表些很不正常的言论。在咖啡厅里说，在广场上说，对所有他认识的人说。”

谢尔盖想起了那天晚上失败的对话，以及卢卡斯在早餐桌上欲言又止的神情：“他说什么了？”

“我哪里知道？几个有心人向警察局举报了他。天啊，在柏林，有谁不知道他和我的关系？我能怎么办？再把他抓起来判刑吗？”

“这很难办。或许当初你该听听他想说什么。”

“如果他真的背叛了国家，我在那时候就该把他枪毙。”

谢尔盖皱起眉头：“你太紧张了。你也知道他，一个左右摇摆、头脑空空的蠢蛋，或许他只是因为战争而变得疯疯癫癫的。”

“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应该去见见他，至少给他安排个去处。”

第二天清早，他们两人穿过柏林的晨雾，来到罗特希尔德医生的办公室。他们出现得太早了，医生正在检查病房。安德烈亚斯却不以为意。他抓住一名高个子医师和一名护士：“你们两位，和我去接一位患者，这个人发了疯，在大街上太危险了。”

他掏出两卷帝国马克，分别塞进两人的口袋里，对他们二人比了个手势。安德烈亚斯穿着便装，两人还是认出了他，对他蛮横的行径心有余悸，唯有点头。一行人绕过街角，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等待着捕猎对象的出现。

时钟敲过八点以后，卢卡斯的身影出现在了广场的一头。他在街上悠闲地走着，时而低头沉思，显得犹豫不决。人群从他身边经过，他礼貌地对他们报以微笑。在八点十分，他走向一家药店，在门前踟蹰了一阵子，扯扯衣领，走了进去。

谢尔盖心中暗暗一惊。那家药店是柏林的情报站，燕妮对他介绍过可以躲避的地点，那是其中之一。

“哦，看来他确实从战场上带了些毛病下来。”谢尔盖耸耸肩膀，假装无所谓地评价道，“四处打听，再偷偷地去买镇静剂。炮弹休克的病人都这样。”

安德烈亚斯撇撇嘴：“好吧。在药店里抓人总比在大街上好些。”

一阵急促的鼓点在谢尔盖心里敲动。他对安德烈亚斯的多疑心有余悸：哪怕是蛛丝马迹，千分之一暴露的可能，那都极度危险。不论如何，我可不能给他这个机会。

谢尔盖飞速地扫视四周，霍然起身，叫道：“你在拍什么，把相机取下来。”

真是抱歉，他想，但这也是无奈之举。被他点中的那个男孩毫不在意，嬉皮笑脸地望着这群怪人：“先生们，我在这里拍照，你们和两位大夫在这里坐着。我们之间也没有互相影响呀。”

安德烈亚斯从口袋里掏出证件：“你最好听这位先生的话，把相机交出来。”

男孩吓得脸色苍白，赶忙取下相机，一面颤抖，一面磕磕绊绊地说：“我不是故意的，先生们，真的很抱歉。我不知道你们是警察——”

谢尔盖接着命令道：“把胶卷拆下来。”

他们四人都看着这男孩。就在安德烈亚斯接过胶卷的时候，谢尔盖再一次把目光转向广场那头。快离开那儿，他想，哪怕是出来抽根烟，到门前张望一下都行！

出于职业习惯，安德烈亚斯对那男孩盘问了一阵子。谢尔盖才看见卢卡斯推开药店的大门，他等待着，等那年轻人走出了十来米，才提醒道：“他出来了。”

安德烈亚斯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冷笑道：“看来他喜欢在大街上被带走。”

他一声令下，两个白影左右夹击，胁住了卢卡斯的两条胳膊。卢卡斯骤然遇袭，短促地尖叫了一声。安德烈亚斯捂住他的嘴巴：“好了，疯子！你有什么鬼话，就说给我听吧！”

路人对一切心知肚明，他们装出一副见多识广、满不在乎的样子，时不时好奇地回头，与同伴窃窃私语。在这个年代，精神病人的下场往往不太理想。如果这潇洒英俊的小伙子不能被治好的话，等待他的命运就十分残酷了。

卢卡斯因为窒息挣扎起来。他的身体在东线消耗过度，但经过战争的锤炼，他的力气却大了不少。安德烈亚斯被迫放开了他，恶狠狠地威胁：“你今天必须去冷静冷静，不然他们就要枪毙你了。你在外面游荡，到底想跟所有人说些什么？嗯？你想当真理报的编辑？”

他说着，伸手搜查卢卡斯的外套：“你是真病，还是假病？还是说，你也吃上柏飞丁了——”

“劳动带来自由。”卢卡斯憋得通红的脸上露出苦笑，笑容又变成了痛苦的眼泪，“安德烈亚斯，哦，天哪，你原先就知道这些事吗？”

他的口袋里空空如也，谢尔盖的心随之悬了起来。安德烈亚斯的脸色阴晴不定，眯起眼睛。他感到一阵凉意从领口窜起，雪水似的淋在谢尔盖的后背：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继续问下去了。

他假作关切：“我们快些带他走吧。看热闹的多了，难免有议论，别让事情传出去……”

安德烈亚斯点点头。所有人都不愿在这个惹人怀疑的场景停留。路途中，安德烈亚斯扯扯谢尔盖的衣袖，悄声问道：“你在前线见过这种情况吗？他是不是那种常见的，呃，炮弹休克之类的毛病？我可以这样对人解释吗？”

谢尔盖紧绷的神经稍稍放松了些：他暂时没有怀疑卢卡斯去药店的原因。很多时候，人们对于近在眼前的一切视而不见。比起卢卡斯的私事，安德烈亚斯更关心自己的仕途。

“我不敢确定。看起来很像……嗯，但是你该让他去看医生。”

“他疯了。”安德烈亚斯喃喃道，像安慰自己似的，“又多了一个疯子。”

谢尔盖在心中冷笑：第三帝国以为的疯子，有多少是真正的疯子呢？在这个泥潭似的千年帝国当中，疯狂的不是被关进医院、被机枪扫射的那一群，而是所有手握着权柄的人。

自然，罗特希尔德医生对整件事愤怒极了。他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像公立学校暴力的教师似的，把安德烈亚斯叫到走廊上——这个掩饰的尝试收效甚微，整间病房都听见了他的怒吼：“你把我的医生和护士当做什么？你手下的秘密警察吗？你还教他们收受贿赂。好啊！”

他手里的拐杖笃笃地敲着地面：“你要是觉得盖世太保的办公处太小，容不下你，你就把这地皮买下来。但是只要我在这儿一天，这儿就不会变成你的靶场，只救人，不杀人，明白吗孩子？”

病房里的所有人都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只有卢卡斯依旧靠着枕头，睁大深蓝色的眼睛，在镇静剂的作用下凝望着头顶的灯泡。谢尔盖望着他，隐隐的担忧再一次袭来：他究竟为什么要去那家药店呢？

Chapter 29: 一个软枕头

Chapter Text

在柏林的生活并不轻松。一整个五月，谢尔盖的生活都被文书工作淹没了。他获得了一份清闲且梦寐以求的差事：报告的审核与归档。

安德烈亚斯在人事调动方面自有门路。直到上任，谢尔盖才知道布鲁诺·斯特雷肯巴赫与他的家族渊源颇深。安德烈亚斯的叔父经营着几家钢铁厂，在斯特雷肯巴赫管理着汉堡警察时，里特贝格厂长曾多次请这位警察头子镇压罢工，自然也给了对方不少经济上的好处。现如今，里特贝格家族的产业越做越大，斯特雷肯巴赫也飞黄腾达，在帝国保安总局全权负责人事任免。

第一次进入档案室，面对满墙的文件柜，谢尔盖激动得肩膀颤抖。在工作开始以后，对于所有即将归档的文件，他都会亲自过目。下属以为他事必躬亲，细致严谨，不仅毫无微词，还对他的工作态度十分敬重。

然而难题接踵而来：即便在内务部接受训练时，他也没有在短时间内接触过如此大量而繁杂的信息。对于奥布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其他的雇员来说，卷宗是一叠有待加工的原料，他们的打字机是流水线的机械，修订完成的纸张就该被扔进档案柜里，谢尔盖却怕错漏了一页纸、一句话。交通、能源、工业产值方面的信息都具有非凡的价值，它们在暗中指示着军事行动的可能，影响着战局的动态。这些信息常来自某两行简略的记录，夹杂在邻里鸡零狗碎的矛盾、对婚姻对象血统的怀疑以及举报消极怠工的教师、宗教人士的狂热当中。

巨大的信息流穿过他的视线，强迫记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疲劳。他的神经无法承担这种消耗，他常在梦中无声地发抖、抽搐，被唤醒以后，他仍需要十多分钟来确认真实世界。

安德烈亚斯睡得很浅，一点儿轻微的动静都能把他吵醒。因此他的睡眠状况也每况愈下。谢尔盖腹诽，这才是“优秀谍报工作者”的睡眠模式。差异带来的唯一好处是：每当谢尔盖在噩梦中挣扎，安德烈亚斯都会立刻把他唤醒，哄孩子一样抱住他的脑袋、亲吻他的头发，直到他完全平静下来。

谢尔盖提出和他分开睡——毕竟他们的小公寓里摆了两张床，用来掩人耳目。安德烈亚斯却拒绝了。

为此，谢尔盖惴惴不安了一阵子。他不想消耗对方的耐心，许多关系的破裂是从细微而持久的隐痛开始的，比如不合拍的生活作息。在他强调数次以后，安德烈亚斯和他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希望他把自己当作可以依赖的恋人。这就是现在安德烈亚斯发脾气的途径：一场称作谈话的单方面宣讲，包括陈列经过挑选的事实，以及随后的胡搅蛮缠。

“我认为你需要看医生。至少吃一点药片，我可以弄到安眠药。”

“你明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你相信它能一劳永逸地振奋精神，照你的习惯，你早就用药盒子把房子里都装满了。”

“你想劝我戒烟戒酒。蠢得发疯的禁烟条例就是你这样的德国人制定的。”

“我不会吃药的，只是做噩梦而已。你太担心我了。”

“好吧。”出乎意料地，安德烈亚斯妥协了。“慢慢地你会好起来的。”

他的平和加剧了谢尔盖的不安。以往他接触不到如此高密度的情报，只需要伪装度日，这仅仅关乎他自己的生命，倒可以心平气和、高枕无忧。可现在，他面对着无数的资源，便开始担心自己能否物尽其用。有天晚上，他在急促的呼吸和尖叫中醒来了。

谢尔盖惊魂未定：他在梦中发出一声惊呼，是否意味着心理防线的松动？他紧张地想，我一般不说梦话，可是在异常的精神状态下，人做出多么不像自己的事情都不值得奇怪。在某几个短暂的瞬间，克劳迪娅的话在他的心里回荡：这场胜利是注定会到来的，你一定要亲眼见证它吗？你已经为祖国和信仰做出了贡献，直到生命的尽头。那把悬在头顶的剑，它什么时候落下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巨大的精神痛苦中，这一丝有关死亡的念头让他觉得安慰。谢尔盖第一次察觉到，过度的要求、过度的希望是一种傲慢，它高估了个体的承受能力，让人无法稳稳地站立在当下的情境当中。

当他在内务部受训时，最后的考核会决定他们能否成为对外的谍报人员。适合建立情报网络的学生将被派往欧洲，而更适合在国内工作的则会留在内务部。他们的长官认为，这一批从大学招募的、经历严苛训练的人才，即便最终不成为谍报人员，在各自的岗位上也能秉持坚毅而勇敢的品质。在他离开以前，教官向他透露：对于是否将他外派这件事，评审员们并没有达成一致。他的语言天赋和职业技能无可挑剔，然而他倔强而过度乐观的个性引起了一些担忧。有人认为那是不知变通的表现，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比一般人具有更加坚定的信仰。

随着战争的阴影在东欧上空飘荡，他被派往德国南部协助情报网络的组建。

“谁不是被推到某个情境当中呢？这个世界上可没有准备好的战争。准备永远是不够充分的。”临行前，他的教官叮嘱道，“我小时候十分贫困，填不饱肚子，还曾经在荒山当中放羊。哪个放羊娃会具备着成为情报官员的品质？最重要的是，接受必要的打磨切磋，也接受一些无可奈何。”

在二十多岁这个冲动的年纪，谢尔盖在慕尼黑与奥格斯堡一带从事破坏活动，组织起一支支持工人运动、抵抗纳粹暴行的小队。当地不少官员和纳粹的支持者因此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工作经验多次将他挽救于水火之中，这次也不例外——当他从水杯里喝出异乎寻常的淡苦味时。

谢尔盖偷偷倒掉了那杯水，但晚上九点左右，他仍感到前所未有的精疲力竭。

那疯子在我的水杯里掺了什么，估计是哪种巴比妥之类的药物。他在心里大骂安德烈亚斯，所幸在昏沉当中，他仍记得提醒自己——凯里安曾是前线的士兵，不应该熟悉这些药理知识。他必须把自己的疑问保留到明天早晨。

谢尔盖一直睡到了七点半，安德烈亚斯不得不在他耳边大吵大闹，把他从睡梦中唤醒。谢尔盖努力坐直身体，眼前的世界在旋转。好在对方在投入的剂量方面表现了一贯的“谨慎”，不然他很有可能一直睡到第二天。

“你昨晚给我吃了什么东西？”

安德烈亚斯洋洋自得：“你看，一整晚都没有噩梦，这不是很好吗？”

“天哪我真是受够了，你那种变态的控制欲究竟是怎么来的？我说了，我不希望今后的睡眠都必须依赖药物。我只是太累了，给我一点时间，让我自己克服它好吗？”

他尝试了整整一天，甚至把手臂内侧拧出了一块淤青，都没能让自己的头脑正常运作起来。我浪费了一天的时间，不知道错过了多少有用的情报。谢尔盖气急败坏地想。回到公寓，他向安德烈亚斯再次申明：“我根本没办法正常工作，亲爱的，请你不要再把药片加到我的茶杯里了。”

安德烈亚斯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当然，如果你不需要的话。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这没什么奇怪的。我不希望你没有尝试过一种东西就拒绝它。”

“听着，我知道你睡得不好。如果你认为这件事给你带来了麻烦，我完全可以——”

“没门。”安德烈亚斯在他胳膊上锤了一拳。

他们没有再说话，直到深夜。谢尔盖关掉床头灯，安德烈亚斯拉住他的手臂：“我其实很希望你能依赖我。我知道这很矛盾，过去——过去的那些人有求于我，我很快就厌烦了。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好吧，我没办法说清楚这是为什么。”

谢尔盖抱住他：“我知道，我知道。这样看来，只好麻烦你把我叫醒了。”

入夏之前，柏林的白天闷热，到了晚上才变得凉爽宜人。安德烈亚斯喜欢开着窗户，他们不得不挤在一条毯子底下。

过了一会儿，在黑暗和流动的空气中，安德烈亚斯说：“别生我的气。”

“我不会的，我保证。”谢尔盖的心动了一下，一个念头随之升起，“也许只是剂量问题，我们可以试试四分之一片。”

罗特希尔德医生对他提起过，安眠药对他的症状毫无益处，长期使用可能造成依赖。但他管不了这么多。情报就在他的眼前，他必须活着，必须保持清醒，必须不声不响地睡够七个小时，以最清晰的头脑去记忆它们。

在1942年，谢尔盖觉察到了时局悄然的变动。可能因为是办公处出现的第一位女职员，也可能是逐渐减少的酸菜配给量。安德烈亚斯也看到了这些改变。他不安的表示更多了，夜里常常提起离开德国的计划，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仍甘愿沉浸在千年帝国的美梦当中。

“这是秩序重建之前必要的风波。”安德烈亚斯对他说，“长期作战总是艰苦的，况且苏联人的抵抗十分顽强。”

但很快，他努力忽视的隐忧被提到了桌面上。

5月28日十二点半，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帝国保安总局的屋檐下酝酿，最终响起一记惊雷。它的起点是急促的电话铃声，然后是不详的静默，在楼梯间、办公室、大厅的廊柱和铁门之间，像蜜蜂嗡嗡扇动翅膀似的低语中，一个消息传开了：海德里希在捷克遭到了刺杀。

捷克地区是保安总局恐怖统治的试验场。盖世太保满以为通过恩威并施的政策、血腥的告密与镇压，德国人可以高效地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变成顺民。可事实嘲弄了他们：最残酷的手段也没办法掐灭反抗的勇气。

没过几天，科隆遭到了大规模轰炸。部分前线的士兵被批准了二十天的假期，回到故乡帮助他们遭受灾难的家人。然而直到假期结束，有一部分士兵仍没有找到在轰炸中失踪的亲人。一时间，前所未有的惶恐出现在了德国的大街小巷。虽然在戈培尔主导的舆论场中，对于祖国狂热的信心仍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即将垮塌的大厦上，灰尘和碎石开始从缝隙中飘落。

为了防止盟军的轰炸，柏林警察有了新的任务，他们将重新检查柏林所有民居的地下室，将适合改造成防空洞的那些挑选出来。

这是卢卡斯出院后参与的第一个任务。

他很享受在医院的生活，除了安德烈亚斯的两次探望。如果他讲起冬季在前线的遭遇，这位厌烦的亲戚仍能忍受，可当他说起让自己“发疯”的事由时，安德烈亚斯差点甩他一个耳光。

“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并不仅仅把集中营里的人赶去打扫街道、修补房顶。他们把活人放进低压房里，抽干里面的空气——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事？犯了什么过错的人会被这样处罚？天啊，我们自称是文明人！如果不是前线的运输车开错了方向，我也不会知道……”

谢尔盖心中惊讶。他知道德国人在前线犯下的罪行，想不到他们对自己的国民也一样残忍。在卢卡斯激动的声调中，他瞥见安德烈亚斯脸色不悦，立刻阻止：“您完全是在前线受了刺激。”

“您不相信！我可以向任何人作证，我不能撒谎……我是德国人，我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消息呢！”

安德烈亚斯不愿再听，径直走出了病房。谢尔盖为卢卡斯倒了一杯水，安慰道：“您不是想陈述事实，您想让他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不可能。就像现在，您把那些无中生有的罪行对我说了，但我不得不问，您有证据吗？不管是安德烈亚斯还是其他人，我相信他们也会这样问您对吗？您有证据吗？”

“您为什么不相信——”他深吸一口气，低下头喃喃道，“要有证据……要有证据……”

“这是相信与不相信以外的问题。您在柏林对多少人说过一样的话？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人相信您，但他们除了向警察局举报您，什么也没有做不是吗？”

卢卡斯陷入了沉默。谢尔盖察觉到了他神情的变化，那双天真烂漫的蓝眼睛里立起了一面盾牌。

谢尔盖决定推波助澜：“你肯定记错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如果真的有人在做如此残酷的试验，我们的纪律不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

卢卡斯不再言语。谢尔盖并不知道，这颗种子在不久之后就会生根发芽。

检查地下室毕竟不是什么残忍行径。卢卡斯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他负责的街区在城市的北面，英国皇家空军曾轰炸过那里，因此当地的居民表现得相对配合。他领着几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拿着登记册，客客气气地敲开每家每户的大门。

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们更喜欢雷厉风行的领导作风，同他们的领导者一样，比起被爱戴，他们更享受被惧怕。这群青年团成员七八年前就叫嚷着要参军，在文化上只知道如何论述雅利安人的优越性，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和阅历来认识复杂的政治与战争，能够教化他们的书籍早在1933年被烧毁于各大城市广场了。在学校，对新生暴戾恣睢的言辞和姿态让他们风光无两。卢卡斯尽力表现得和善与亲切，让他的助手们颇有微词。

直到午后，平静的工作才出现了一些插曲。他们先在一间不太宽敞的地下室发现了一批的货物：塞满两个储物柜的土豆、面包和两打罐头。它们有可能来自开战前某一位主妇敏锐的直觉，也可能来自战争中的黑市交易。不论如何，这都是可耻的行为，在民用煤炭被削减，皮毛大衣被捐往前线，不论男式还是女式——的时候，在家庭中囤聚物资严重地违背了道德和规定，随时可能被收缴。

几位助手因为他们的发现而沾沾自喜，其中一个向卢卡斯报告：“长官，这件事怎么处理？”

卢卡斯看看屋檐下两个消瘦的孩子，显然兴致不高：“记录下来，让他们上缴。”

“需不需要处罚他们？”

“没有必要。”他小声嘟囔。

那年轻人像没听清似的待在原地，两眼看着他。那眼神让卢卡斯被自己的怯懦惹火了。他吼叫起来：“没有必要。做好你的记录。你没有听见吗？”

拿着记录册的年轻人吓了一跳，赶忙向他敬礼，低头用铅笔在纸上刷刷书写起来。

卢卡斯志得意满，不过很快就为自己的粗暴懊悔起来。在自己的行事当中，他看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影子，感到深深的不安。从文理学校毕业以后，他便当起了安德烈亚斯的尾巴。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同事们自有一套行事逻辑，卢卡斯并不能适应，他无法效法真正意义上的男公务员们欺下媚上，躲在安德烈亚斯身后让他避免了许多纠纷。除了直白而不留情面地指出他的错误，让他下不来台以外，安德烈亚斯在工作上对他多有指导。然而今天，往日习得的技能引发了他强烈的自我厌弃。

那一家人瑟缩地站在餐桌后面，惧怕地、愧疚地偷看他。卢卡斯被那目光烧得羞愧无比，手背的皮肤也开始发烫。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切只是这个可怕的下午的开端。

下午五点，工作到达了收尾阶段。表格上列举了十个可以作为防空收容处的地下室，其中包括那个囤积货物的家庭。卢卡斯在心里祈祷，但愿在改造那间地下室以前，警察局能给那对夫妻应有的赔偿，让他们瘦弱的孩子度过冬天。

他正在视察的三层楼房属于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孩子没有留在柏林，房间便空置了。二楼居住着几位从西面城市搬迁来的租客。在战争伊始，为了军事建设的需要，他们被武力胁迫着离开自己的村庄。希特勒政府的一沓配给票券换走了他们多年经营的家，让他们开始了漂泊无依的生活。显然，房东老太太刚从配给店门前的“长蛇”之中脱身：一碗酸菜正摆在厨房的窗口——她和配给店老板的关系不错，那绝对是满满的一勺。在今年年初，物资愈发匮乏，已经没有多余的纸袋供给普通老百姓使用了。

卢卡斯叫来了楼里所有的居民。几个家庭沉默地挤在狭小的客厅里，十几双眼睛不安地望着他们。

“这就是全部？”他问，“没有其他人了？”

“是的。”老妇人回答道，“没有其他人了。”拿纸笔的助手又沙沙地写起来。

“抱歉夫人，我们需要查看一下您的地下室。您知道的，今年柏林已经拉了几次防空警报了。”

“当然可以，但愿您不要嫌弃。下面又小又破，脏得厉害。自从我丈夫中风了以后，已经很久没有人打扫了。”

她很紧张。卢卡斯在心中判断，我可以通过她的姿态辨认出来。这栋房子里也许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想法一冒出来，他就恨不得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一枪。就在这时，楼梯下传来了一声闷响，像有个罐头被碰倒了。

书记员警觉地抬起头，对老妇人说道：“您说地下室里没有人。”

一个小男孩接话了：“但是有老鼠，长官。总是在夜里跑来跑去的，碰倒东西……我都睡不好觉。”

卢卡斯快步走到通道口：“我下去看看。”

在一片寂静无声中，他顺着楼梯走到拐角，用手电往里照了照。在手电原形的光亮中，有一个黑头发黑眼睛的男人，瘦高个子，蜷缩在昏暗的角落里看着他，浑身发抖。一个犹太人。

天啊，是这么一回事。卢卡斯的肩膀颤抖了一下，他朝那个人眨眨眼睛，对上面喊道：“没什么，这家不要。这鬼地方又小又破，还有老鼠。”

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他们在临走前礼貌地向老两口道别，但卢卡斯的心跳得飞快，直到从新踩在坑坑洼洼的街道上，他才长出一口气。这一刻，夕阳被街道的末尾牵引着，缓缓下沉。一阵久违的宁静汇聚在他的胸口。那感受来自于战争以前，他没有在战场上赢得它，哪怕他活着回到了柏林。它忽然降临在他的心头，重得像敲响的定音鼓，轻得像候鸟重新落回同一根枝条。

Chapter 30: 旧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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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的葬礼让柏林的洗衣店生意兴隆，卢卡斯的窗台就正对着其中一家。接连几天，装着丧服的包裹在大街小巷流动着。帝国保安总局内部的权力更迭正在悄悄发生。但卢卡斯不关心这些。他生病了，流感让他浑身无力，更没法集中精神。在休假期间，这一场盛大的国丧悄然地过去。对玻璃窗外无声流动的人群，他只是看着，把窗帘打开一条缝隙，防止怪诞的世界注意到他的存在。

他们在哀悼什么，他精神恍惚地想，这个灵柩里的人曾经主持着集中营里的那些事……集中营，天啊，那些电网，那些铁轨，穿着条纹衫的苦力，高大的灰色烟囱……

大约五点半的时候，卢卡斯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原来他蜷缩在窗边睡着了。他不想应门，谁也不想见。可来访者非常执着，在他门外等候了十五分钟，间断而克制地折磨那面门板。

卢卡斯懊恼地站起身，敲门声再度响起，让他紧张地理了理皱巴巴的睡衣，披了一件睡袍。

不详的预感弥漫在他心中。难道是为了上周的那件事……不，绝不可能。如果来者是盖世太保的话，不可能客客气气地等他开门。他踱到门前，喊了一声“是谁”，又惊慌失措地开始寻找自己的配枪。

谢尔盖在门外说道：“你的一位老朋友。”

门打开了，卢卡斯头发凌乱、脸色惨白地出现在那道缝隙里。谢尔盖看见他，点点头：“看来您没事。安德烈亚斯让我来看看您。”

“哦，请进请进，谢谢您。也谢谢他的好意。”

卢卡斯的居室十分不起眼，与他那在酸枝木壁炉下度过的童年毫不相称。谢尔盖稍感惊讶，眼见卢卡斯从柜子里拿出玻璃瓶，给两人倒了白兰地，阻止道：“您还生着病，不能喝酒。”

“啊，那么两杯都给您。”

卢卡斯把酒推过去，局促地坐在谢尔盖的对面。谢尔盖换掉了制服，穿着便装，领口系着一条深绿的丝巾。那颜色衬托着他的双眼，显出无比深邃的美丽来。他坐在沙发上，说话时身体微微向前倾倒，怜悯又关切，却不失庄重的尊敬。卢卡斯感到一种被关注的熏熏然。

难怪安德烈亚斯如此喜爱他，他想，单凭那双眼睛，不论他注视谁，谁都会爱上他的。

谢尔盖喝掉了其中一杯，举起玻璃杯看了看：“这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人们都把玻璃器皿保存得太好，玻璃厂总有一天会因此破产的。”

“我不清楚。”卢卡斯不好意思地说，“这些都不是我买的。”

“难怪。我猜这是安德烈亚斯送给您的，不是吗？”

“您可真敏锐！”

“除了他，也没人喜欢这种奢侈的生活。”谢尔盖试探道。

他希望看清卢卡斯同安德烈亚斯当下的关系：他们之间是否亲密，是否在消息上互通有无，再判断是否询问他出入药店的原因。

“啊，您这样说虽然不错，但不是全然公正。他其实不爱这些，他在送礼的时候会选最贵的，不管那是玻璃瓶子还是鲜花——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该送些什么。”

“您似乎非常了解他。”

“那是自然，我们认识很久了。”卢卡斯顿了顿，忽然惶恐起来，“您不要误会，我们之间可没什么。尽管我们以前比较亲密，但……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谢尔盖忍不住笑了笑：“你们是怎样认识的？”

“这件事说来很可笑。我们的父亲相互认识，您知道的，那些懂得经营的人总是彼此接近。”

他们第一次见面正在雷奥妮的婚礼上。卢卡斯被要求表演大提琴。在紧张之中，他难免犯了几个小错，但对着他天使般的面孔、腼腆稚气的神情，谁也不想扫兴。没有人愿意苛责一个十三岁的漂亮男孩。在掌声之中，他注意到一双眼睛，目光穿过人群，牢牢盯住他的脸，让他感到吸引和恐惧。那个人没有鼓掌，看到卢卡斯投来的目光时，露出一个讥讽的微笑。

天啊，我完了。卢卡斯的脸开始发烫，刚才窘迫的错误在脑海中回放起来。他什么都知道！

就在他收好琴谱，准备回到座位的时候。那个青年向他招招手，他心里害怕，但那个动作像不可违抗似的，让他踱步到他的身边。对方很有风度地请他坐下，给他倒了一杯酒。他的衣袖上飘起一股淡淡的香气。

或许我误解他了，他也没有那么可恶。卢卡斯悄悄想。是我太紧张了。

就在新娘和新郎穿过手臂构成的拱门时，安德烈亚斯在他的身边问道：“你觉得她美吗？”

“当然。”

“看来你空长了一张漂亮的脸，却有眼无珠，头脑空空。就像你正要结婚的姑妈。”

卢卡斯肩膀一颤，确信他遭遇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委屈极了，转头要走，安德烈亚斯却拉住他的手臂。

“跑什么，他们正在举行典礼，你就这样含着眼泪、从教堂门口冲出去？真丢人。”

他使劲捏着卢卡斯的小臂，朝他微微弯腰，假装关切，甚至笑了一下。卢卡斯差点儿嚎啕大哭，无措地攥着裤腿。在那之后，婚礼的现场发生了什么，他完全不记得了。卢卡斯试着甩开他，而那个魔鬼仍站在他身边，挂着得意洋洋的笑容，双眼上下打量，等待着他的崩溃或者反击。

卢卡斯含着眼泪，气愤而沉默地度过了十五分钟，心中的不平竟缓和下来：这和我没有关系，只是一个混蛋，我没必要同他争辩呀。

安德烈亚斯的期待变成了徒劳。他早就计划着要让婚礼彻底完蛋，至少让被他诅咒的新人们出出洋相，尤其是那个取代了他母亲的傻女人。没有什么比一个放声大哭的孩子更能帮助他达成目标了。

然而，卢卡斯怯懦的表情让他不屑继续。类似的事件够多了，他想，很快他就该去寄宿学校了。寄宿学校的地下室总能派上别的用场，不受欢迎的学生会在那里接受“审判”以及“处刑”，即便他们什么也没有做错。高年级学生有一张猎物名单，他险些榜上有名，如果他没有把那个四处嚼舌根的男孩痛殴一顿的话。这场殴打让那个男孩从此躲着他行动，但没过多久，他就写信向父母炫耀脸上的伤疤，自称参加了击剑俱乐部的决斗。安德烈亚斯只是冷笑。他的剑术学得不差，但他相当爱惜自己的脸，对愚蠢的、没有保护的格斗毫无兴趣，更不乐意用野蛮的方式彰显男子气概。他的特立独行引来了不满，但他毫不在乎。

“如果你什么都不怕的话，何必戴着防护眼罩呢，让花剑剑条戳瞎你的眼睛不是更加光荣？”他对一个取笑他的男生说道。“或者干脆不穿任何的防护衣，让你在决斗中被人一剑刺死，让父母把你光荣地埋进家族墓园，在墓碑上刻‘这儿埋着一个死于校园斗殴的勇士’，你认为如何？”

这些言论太过频繁地出现，以至于授课教师认为他轻视自普鲁士一脉相承的骑士精神，在学生当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此他被口头教育过几回，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了。这都是由于他和校长扭曲的贿赂关系。他却沾沾自喜，还把决斗中可怕的片段添油加醋地描述给卢卡斯听，导致卢卡斯噩梦不断，怎么也不肯去念军事学校了。

不论如何，那场婚礼成为了他们友谊的开端。大人们并不看好他们的关系。卢卡斯投资着煤炭产业的父母试图为他指一条明路，但他们很快发现那行不通：卢卡斯的性情温和，几乎不适合担任任何能在千年帝国出人头地的职位。这对体面的夫妻很不喜欢安德烈亚斯，认为他刚愎自用、目无法纪，却装出一副谦和优雅的表面风度，十分虚伪。在卢卡斯加入党卫队以后，他们却对这位朋友表示了前所未有的赞赏。

“哦，感谢上帝。我们这么多年也没能教会你怎样当一个男子汉。”他的父亲带着复杂的情绪说，“去上文理学校是个彻底的错误，完全没有前途。还好，你算是走回正道上了。”

卢卡斯不敢反驳父亲的话。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几乎支持他的所有决定，只会稍加抱怨，他不敢索求更多。他的哥哥们都是出色的产业主，擅长管理和资源调配，把家族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延续家族荣耀的责任根本不会落到他的头上。因此，没有谁对他提出过严苛的要求。

卢卡斯乐得过清闲的生活，他把自己拒绝继承家业的决定告诉了唯一的好朋友。

天啊，真是个傻子！难以想象他能活到十八岁。安德烈亚斯在心里感叹。他坚信，不够强大的小孩不配活到成年。但卢卡斯向他证明了，有的幸运儿不仅能够顺利长大，且不用经受任何侮辱和背叛。

“我很嫉妒你。”在卢卡斯毕业的那天，他直白地说，“你简直是个怪胎，你不思考、对这个世界毫不关心，但你依旧过得顺遂。”

卢卡斯不以为忤，只是笑笑：“啊，或许你想得太多了。你总是在思考一些大事。”

在这个顶顶重要的日子，他的父母没有来，安德烈亚斯却出现了。他从一辆军用车上跳下来，还穿着制服，看样子推掉了下午的工作。这让卢卡斯心存感激。

安德烈亚斯冷笑：“是吗？戈培尔正带着大学生在城市广场烧书呢，你会把家里的藏书拿去烧成肥料吗？不适合德意志民族的书本，惧怕纸张和文字的民族又能有多么强大？我们的国家从未如此团结，不应当害怕这些虚无缥缈的思想。”

“不会的。我不会去，也不会把书给他们，也许我会给他们一些我不喜欢的、不重要的。有些书是我花大力气弄来的，那种版本烧掉就再也没有啦，如果你想看的话——”

“你看，就算你完全不关心所谓的‘大事’，你依旧不得不应对它们，在它们的摆弄下做出自己的反应。如果我不关心这些事，我也不会拿着今天的薪水。你看，我过得比白领职员好多了。”

“你希望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而我想要的很少，普通的工作、幸福的家庭，这就够了。我最近正同一个姑娘恋爱呢。”

“哦，年轻的爱总是短暂的。和一个姑娘恋爱离‘幸福的家庭’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这样看问题太悲观啦，难怪你每天愁眉不展的。她特别可爱，特别有头脑，不像我，每天都过得懒懒散散。如果她和我生活在一起，就会弥补我生活习惯上的不足。我不像其他人那样，一定要妻子服从他们的命令，如果她更有指挥的天赋，为什么不让她来决策家庭的事务呢。”

安德烈亚斯笑了：“这么说来，你喜欢跟着指挥棒团团转喽。那么有头脑的姑娘为什么喜欢你呢？”

有时卢卡斯读不出他话里讽刺的意味，这是他们为什么能和平共处的原因之一。他老老实实地回答：“我问过她。她觉得我是一个能听取意见的人，我的确比较温和不是吗？我不像那些军校的男孩子，咋咋呼呼地发号施令，不说话的时候又总板着脸。”

安德烈亚斯笑得更厉害了：“这倒不错，你确实更讨人喜欢。我应该把你的评价用油漆刷到军事学校的围墙上去。”

“你有没有喜欢的姑娘？你已经二十五岁了，完全不打算结婚吗？”

“你应该听过那些传闻吧？现在我告诉你，那都是真的。”

“啊……你太孤独了。和那些人在一起，你真的觉得快乐吗？我知道的，他们并不……并不……”

卢卡斯没有表现出吃惊或者鄙夷 ，只为他感到难过。他的同情被安德烈亚斯狠狠地嘲笑了一番。

“看着你自己的路吧，恋爱的蠢蛋。幸福的家庭、爱情、婚姻这三者根本不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毫无关系。人们把它们混为一谈，我只是早早脱离了窠臼而已。爱不属于懦弱的人，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胆量，就根本没有资格对人说爱。那是虚伪的欲望，你只能承认自己想要拥有她，却没有能力爱她。”

正如安德烈亚斯所说，他的恋情彻底失败了。卢卡斯望着窗外穿梭的人流，柏林像一台轰鸣的机器，每个配件和齿轮都闪闪发亮。他从未像此刻那样憎恨它的无情。

谢尔盖打断了他的讲述：“原来如此。你们的关系可真不错。”

这一切早该结束了，卢卡斯的话里没有多少有用的信息，但他不忍心打断。面对这个可怜的病人，他静静地聆听着，忍不住想着安德烈亚斯：原来他曾经这样生活着，像每个普通人一样。他也有朋友，也有校园生活，也被迫参加无聊的婚礼，也有许多得意或者失落的时刻。谁也不是一出生就是纳粹分子，不是吗？

卢卡斯悲哀地笑了笑：“这些事根本没过去多久，但一切好像都变了。您能明白吗？忽然之间，我熟悉的东西都离我远去了。我的朋友变成了冷酷无情的人，而我变成了一个懦夫——我甚至背叛了我爱的人。”

说起克劳迪娅，他的心里难免难过。谢尔盖递给他一张手绢：“哦，我能明白的。克劳迪娅，她是个好姑娘。”

“上尉，您说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我还能再和她谈心吗？唉，再见了又有什么用处，我根本不知道怎样面对她。”

他知道克劳迪娅没有被处决，甚至可能知道她逃离的事。谢尔盖心中一震。这么说来，他找到药店去，或许不是无心之举。也许是克劳迪娅在柏林的大街上让他认出来了。有时候，只是遥遥一眼，就能让所有的伪装前功尽弃。

“您说得很对，您应该往好处想。她或许还活着。”

“我根本没法面对她。”

“您应该想办法让她接受您。您看，您说您爱她，却又没什么证明和表示——就像您前些日子控诉的罪行那样，没有证据。谁也不会相信的。”

卢卡斯的眼神变了。谢尔盖知道他的引导起到了效果，继续说道：“您也知道，安德烈亚斯是个相当固执的人。您同他认识得更久，您应该更清楚才是。如果找到证据，证明您的话不是胡编乱造，您可以告诉我。或许我可以替您劝劝他，让他别对您那么苛刻。”

“您真是一个正直的人。先前我还以为……”

他说不下去了。谢尔盖便善解人意地提出告辞。在离开之前，他特地提点道：“您要去药店买药吗？您常去哪家？您上次去的那家药店怎么样？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替您去买。”

一阵僵硬的惶恐闪过卢卡斯的面孔。

“您太好心了。我不用买什么药。我只需要休息，只需要休息。”

谢尔盖心里的怀疑被敲定了。他点点头，离开了卢卡斯的住处。

在门关上的那一刻，卢卡斯飞快地拴上锁，蹒跚着，脱力地跌坐回椅子里。克劳迪娅怎么样了呢？那个地下室里的犹太人，他又会有怎样的命运？没有哪个时代永远不会过去，可一旦历史在某个节点稍稍驻足，人的一生就在朝不保夕的恐怖与绝望中过去了。

卢卡斯无法想象这种感受。他不必也未曾体验被压迫者的惶恐，即便在东线的战场上。寒冷的气候让他抱怨，但冬天一视同仁，寒风在夺走生命的同时并不会贬损人的尊严。把某一群人赶到地下、让他们像老鼠一样生活是人类社会的专利。

他又想起克劳迪娅。在上个月十七号的下午，他亲眼看见她走进那家药店。克劳迪娅的打扮与往日完全不同，走路的姿态也经过了刻意的掩饰，但卢卡斯确信自己没有认错。他跟随着，捏着手心的汗，心虚地走进药店。那个影子再次飘荡在他的眼前。他的目光被引向一幅棕色裙子的边角，以及黑色的、嗒嗒作响的皮鞋。

克劳迪娅绕过柜子，她同他之间就只相隔一面帘幕。她正同药店老板交谈着一些琐事，像两个普通的街坊邻居。

卢卡斯的手颤抖起来。他让助手拿了两包止痛片，付了钱，又说要向老板咨询某种药膏的用法。他僵硬地等待着：克劳迪娅会怎么想他？同她比起来，他多么懦弱而难堪啊。一想到克劳迪娅鄙夷的目光，他就心痛不已。

昨晚入睡前他尚在安慰自己：我或许愚蠢而不识时务，但我至少变得勇敢一些了。如果再一次见到她，我一定会告诉她那个犹太人的事。这不是为了挽回爱情，我只想让她知道，我并不像她想的那么坏——

当那熟悉的模样出现在药房柜台的后面，他的心膨胀起来，雀跃地跳动，好像有无数金光闪闪的春雨落在他的心头：她真的还活着！上帝听见了我的祷告，让我们跨越一切再一次重逢了！可是，面对那个匆忙的影子，他依旧不敢说话，也不敢抬头。

卢卡斯拿着两包药片，在柜台旁漫无目的地逗留。他形迹可疑，鬼鬼祟祟，那姑娘便发现了他。

Chapter 31: 明证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Chapter Text

“您好，您需要什么？”

哦，她必须假装不认识我。卢卡斯笨拙地张开了嘴，张望着货架上的商品标签。

“您看起来不太舒服，先生？”

“我没什么。我这就离开。”

他后退一步，看见了柜台后的绷带，忽然想起自己的残疾，把手往袖子里缩了缩。克劳迪娅停下脚步，注视他的脸庞，叹了口气：

“您看起来不太舒服。我送您回家吧。”

卢卡斯愣在原地，窗外的光线从未如此刺眼，把他的一切感知都蒙住了。克劳迪娅搀着他的手臂，同他肩并肩走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她与他靠得很近，假装与他关系密切的样子，卢卡斯闻到一股芬芳的香皂味儿。这让他更加眩晕。他试图开口说话，又不愿打破这个温馨的、幻梦般的琉璃世界。

克劳迪娅没有将他送回公寓，而是攥着他的胳膊，在一个僻静的拐角停了下来。

“我们早就已经分道扬镳。卢卡斯，我不知道该怎样看待你。就当做我们从没有认识过，不好吗？”

卢卡斯呆呆地站着，心里翻涌的话语越多，他就越发难以开口：“我不是，我不再——克劳迪娅，我该怎么对你说呢，天啊……请你相信我。”

他的喉咙像卡着一块炭火，让他想要尖叫，大声告诉克劳迪娅他背叛了保安总局、背叛了纳粹政府。可他们在大街上，难保某一扇窗户后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她不愿听我说话，我再向她讲述那件小事，又能说明什么呢。只会显得我卑微又可怜。卢卡斯悲哀地想。难道我要在她心中留下一个悲哀、愚蠢又滑稽的形象，直到永远吗？

他一想到永远这个词，就觉得了无生趣：“我很想念你，我有话想对你说。可是……”

克劳迪娅露出了一丝动摇。她环顾四周，再次缓缓挽住他的胳膊：“领我去你的公寓，如果你还想继续谈的话。你可要想好，别再让我听你那些愚蠢的解释。男人能编出一百万个借口，眼睛却不眨一下。”

他们正穿过连廊的拱门下时，一个骑车的男子穿过巷口，对他俩吹了个口哨，冲卢卡斯眨眨眼睛：“你女朋友多漂亮呀，可别再犯错了。”

卢卡斯感到毛骨悚然。

他们在大街上假装成一对拉扯的情侣，不得不做出吵吵闹闹的情态。而公寓的大门关上以后，两人再次无话可说。

卢卡斯躲开克劳迪娅的目光，去厨房泡了两杯咖啡——他的公寓里只有两个陶瓷杯子，除此之外，就是安德烈亚斯赠送的礼物。同事们笑他明明家财万贯，却生活得像个锅炉工人。他不敢把那些玻璃器皿摆到克劳迪娅面前。天啊，他够惹人讨厌的了，哪能再在一个女共产党员面前，恬不知耻地摆阔呢。卢卡斯胡思乱想着，忘记了咖啡刚刚出炉。他抓住那两个滚烫的杯子，等思绪随着剧痛回到现实当中，杯子打破了，他的手掌被烫红了一片。

克劳迪娅听到动静，快步走来。她在厨房门前停顿片刻，走近了，也蹲下来。卢卡斯心中大乱。他的手里抓着两块碎片。手指的残疾加重了他的笨拙，让他自惭形秽。之前那个光辉灿烂的下午变成了一粒炉灰，再也不值一提了。

“你的手。”克劳迪娅单刀直入，“是冻伤？还是弹片？”

“没什么。倒是你，你——你过得还好吗？”

“如果你指差点被送进集中营的话。”

“对不起。”

等卢卡斯把瓷片装进袋子里，克劳迪娅用剩下的玻璃杯接了水，又把玻璃酒器里的白兰地全倒进了水池。

“你开始喝酒了？”

“一点儿，偶尔喝得多些。”

克劳迪娅凝视着他，那眼神让他感到陌生。刚才羞赧的温柔退去了，生活的海洋又相隔在了他们之间。

“我原来以为人与人是不同的。”她缓缓地、用寒冷的语调说，“我以为你的不同发自于内心，不是外在的教导，而是灵魂的构造。可我现在不确定了。你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或许只是成熟得晚些，我从没想过终有一天，你会加入他们之中——而现在，一切的一切都告诉我，今天我不该来这里。”

“不，请你不要急着离开……”卢卡斯语无伦次，“我虽然还在保安总局工作，但是我已经……”

克劳迪娅的脸色沉下去。她冷酷地打断了他：“你回到了他们中间，你本可以不回去的，不是吗。在你从前线回来以后，你本可以找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她从口袋里摸出手枪：“请不要再纠缠我了。”

这些话像疾风吹过沉沉压着的乌云，那些积重难返的水汽化成痛苦的暴雨，浇在卢卡斯彷徨的心头。他放下手里玻璃杯，肩膀颤抖着，向前走了两步。突然间，不知哪来的勇气推动了他。卢卡斯向前一倒，握住袖珍手枪的枪管，扑到了枪口上。

克劳迪娅吃了一惊：“做什么，你不想活了？”

他的嘴唇颤抖起来，发出又像哭泣又像大笑的怪声：“这样也好，这样也好。克劳迪娅，我没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啦。你就开枪吧，开枪打死我吧。”

“不。”克劳迪娅说。她的眼睛睁大了，不安闪过，紧接着，她的神色变得更加坚决：“不。”

“我不想当纳粹了。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克劳迪娅挣脱了他。对于一个虚弱的病人来说，她几乎是不可战胜的，不论是身体还是意志。

“你不能总希望别人达成你的意愿。你难道没有办法自己做选择？我把你打死，你就可以解脱吗？你要关照自己的灵魂，那我算什么？我是你自杀的一根绞索、一把刀吗？”

“那么让我跟你离开！我会听你的话。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错了，我不该为了平稳的生活做蠢事的。”

“不。我不需要你听话。世上盲从的人够多了，何必再加上你呢？上次——难道还构不成教训？你没有办法承担职责，不是因为你缺少某一部分知识，而是因为你不够勇敢。曾经我想，如果我爱你，在我们结婚以后，我可以替你做一辈子的决定，那时候我简直蠢得可怕！没有谁能够替另一个人做决定，也没有谁能够靠听从就加入某一场事业。谁也不能左右你的选择、承担它的后果，除了你自己。”

卢卡斯哭泣的眼睛望着她，嘴唇嗫嚅着。克劳迪娅有点儿难过，他们认识的时间不短，战争打响以后，这个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温柔的回忆仿佛都被堤坝隔在人生长河的另一端了。

我们本来就是不一样的人，克劳迪娅想，无所不能的时间会把剩下的激情都熄灭的。卢卡斯还想上前和她说话，而她已经退到了大门边。

她举起手里的枪：“站在那儿别动。记得吃药。”

房门打开了一条缝，她就从那道细小的裂缝中消失在了卢卡斯眼前。克劳迪娅急匆匆地跑下楼梯，这才听到滂沱的雨声。水汽从小巷外扑面而来。她没有回头，走进了漫天的风雨当中。

卢卡斯不知道自己如何度过了那一天剩下的时间。他陷入了荒谬的昏睡。死亡的欲望握住他的肩膀，从身后狠狠地摇晃他。但是，当他梦见过去温柔的生活，心里又产生了求生的本能。至少不是今天，他想……我还没有享受到这个世界的全貌。爱情只是暂时的，一闪而过的，就算我如此痛苦，那也只是当下的反应，用更广阔的尺度衡量，它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重要。

他烧得口干舌燥，喉咙发苦，缓慢地把自己安放在床上，像搁置一件古董似的。吊顶的一根木条悬在他的正上方，在他的视野中旋转，离他越来越近，卢卡斯只好闭上眼睛。

他不得不凝视自己的内心世界：生命多么可贵！它只有一次，应当充足地、丰盈地度过，也正因为它一去不回，无法弥补的遗憾才让人如此痛苦。这是我唯一的一生，它却不能包括这段爱情。每当他想到这里，便鼻头发酸。

等他醒来时还是傍晚，客厅里的电话铃正响着。他睡了多久？整整一天？这是对方拨来的第几个电话？他前几天的所作所为会被人知道吗？在他成功坐起身来以后，那铃声又停止了。他只得依靠在床沿上，既不敢躺下，也不愿起身。

他被恐惧和忧愁笼罩着，不多久，电话铃声再次响起。母亲的声音从那头传来，语气喜滋滋的，希望他出席一场政治婚姻的典礼。卢卡斯讽刺地想，哦，现在我一无所有，倒成为国家的英雄了，多么光荣。

然而，这世界上没有一个角落可以让他、克劳迪娅，以及千千万万曾是、正是或即将成为青年的人们只作为他们本身存在。在这个国家，他们必须相信些什么，拥戴些什么，并为之献上自己的生活，自愿或者被迫。领导着他们的人像鼹鼠似的躲在地下，却让他们把死亡视作光荣。只有当他们作为铁矿， 被投入熔炉时，才认识到它笼罩性的、巨大的残酷。

他去药店等待克劳迪娅，但那姑娘再也没有出现。在某一个令人失望的早晨，他从药店出来，被安德烈亚斯绑进了医院。医生对此无可奈何，让他吃一个礼拜的安眠药，并为他开具了炮弹休克的证明，很快便放他出院了。他本打算就此和生活妥协，但谢尔盖的到来让他心里又多出了些勇气：有人相信他，他还应该放手一搏。

为此，卢卡斯筹备了许久。随着夏天的到来，雷奥妮生下了一个女儿。在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即将过半之际，安德烈亚斯有了一个同他有一半血缘联系的妹妹。破天荒地，他接到信件以后没有冷嘲热讽，而是兴致盎然地去探望了这个小婴儿，甚至参加了她的洗礼和满月礼。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摩擦，谢尔盖没有一同前往。他心里只想着那个高大的文件柜，对于邀请，他表现出一副记恨的态度。安德烈亚斯便没有坚持。

每个人都不太期望这些典礼。唯有卢卡斯等待着那张请柬，为此他有一个礼拜没能睡好。两个老朋友在教堂门前碰面了。安德烈亚斯踟蹰了片刻，想到他制造的麻烦，便抬高下巴，冷漠地点了点头。卢卡斯全然不在乎他的无礼。这个英俊的年轻人只在看到孩子的瞬间露出了笑容，其他时间则保持着忧愁与肃穆。安德烈亚斯无聊极了，在他身边游荡了一阵子，试图让他开口说话。卢卡斯只是静默地站着，像头一回参加祷告的幼儿园学生。

他在做什么？安德烈亚斯想，他的确生了一场大病，在外面胡言乱语，又住了几天医院。难道高热或者镇静剂弄坏了他的脑子？

直到用餐以前，卢卡斯盯着墙面的装饰，保持着凄苦而漂亮的微笑，好像那是博物馆的画作似的。安德烈亚斯心中莫名产生了傲慢的同情——如果他的生活不够顺遂，他倒不至于关怀别人的幸福。可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

“喂，医生没能治好你？”他把卢卡斯拉进门廊的转角。这里摆着几盆花束，空荡荡的，透过窗户能看到外面散步、聊天的宾客，却没人能注意到他们。“一阵子没见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不，我好得很。我看起来不太好，还是因为生的那场病。你应该知道，我在病床上躺了一个礼拜呢。”

“别总想骗我。你的心里话都写在脸上呢。”

反正总是要做的，卢卡斯心想，我不正式为这件事来的么，也许我不必那么死板，也许我不必等到晚餐以后。

他鼓起勇气，压低声音：“你知不知道他们在集中营里做什么？”

“天哪，你非要纠结这些事。知道又怎么样？不知道又怎么样？”

卢卡斯不管不顾，像倾倒一桶牛奶似的说下去：“你知道集中营怎么杀人？看守把他们赶到一个巨大的房间里，其中的一个小伙子负责爬上梯子，把齐克隆B从烟囱的高度倒下去。在这之前他们执行枪决，很多人受不了这个，认为太浪费子弹，所以他们用卡车做了毒气实验。这是他们实验的结果。你听说过这一回事吗？”

“你倒说说，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是德国人，必须效忠自己的祖国。你抓来一个瑞士人、美国人、英国人，随便他来自于哪里，让他生活在我们的国家，他又能做什么选择？更何况，你的抱怨毫无根据。”

卢卡斯在心里悔恨：我不该和他说这些的，难道我不知道他是个危险角色？我说这些，冒着把一切毁掉的风险，难道只为了满足我倾诉的欲望？也许克劳迪娅说得对，我太软弱了，我甚至无法承受保守秘密的痛苦。他又羞愧又恼怒，一部分是为安德烈亚斯的冷漠，更多则是对他自己。

“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样想？尤其是你——你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你亲手把人送往那里，你知道集中营里不只有犹太人。难道一定要把证据摆到你眼前，你才肯承认吗？就好像你知道那是砒霜，非要亲自去尝一口，才知道它有毒吗？”

“你说什么？”

安德烈亚斯转向了他，敌意在他的灰眼睛之中浮现，像两把匕首的刀尖。在这之前，他一直凝视着窗外，试图让对话维持在无关痛痒的深度。现在他凝视着卢卡斯，好像从未见过这个人似的。

“永远不要这样对我说话。”他的声调陡然一变，“这是什么意思？”

卢卡斯习惯性的瑟缩了一下。他向四周看了看，吞吞吐吐的样子又让安德烈亚斯不耐烦起来：“好了，就当你什么都没有说过。别再……”

“你之前对我说过，凡事要有证据。我有证据，如果你必须要看的话。”

安德烈亚斯低下头，卢卡斯手里有四张照片。他先看到一排栅栏，紧接着是烟囱，灰白的、和天空分不清边界的云，在这片苍穹和建筑的环绕下，那是——他心中先是一震，恐惧才刚刚冒出头，又被无名的愤怒淹没了。好吧，好吧，就把这些东西登上报纸吧。让所有人都下地狱，所有人都挂到绞刑架上，每一个，每一个接触到这些名字的人。他恶狠狠地想，手攥在背后，指尖焦躁的搓着袖口。所有的德国人都有份！

那些有关审判的念头又回到他的脑海。他仿佛看见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套索，那排行刑队的靴子，六支或者七支步枪，一堵石墙。面对死亡，他习惯性地感到轻蔑，可凯里安的绿眼睛在某道缝隙里一闪，像一只手拂过胸口：灰白的、鲜血四溢的想象一下被抹去了。他的心因为惶恐漂浮起来。

卢卡斯的视线停留在安德烈亚斯的脸上，试图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些蛛丝马迹。

终于，安德烈亚斯笑了笑：“这是从哪里来的？你的胶卷？”

“不，拍照的人是我的战友。胶卷和相机都在他那里。”

“我从没见过这些，不得不承认，或许你说得不错。你得给我几天时间考虑考虑。”

“哦。”卢卡斯颇有些受宠若惊，把照片收回口袋，低头仔细检查了纽扣，“哦，天哪……”

就在他放松戒备的刹那，安德烈亚斯忽然逼近，把他挤进墙角。卢卡斯看到了他口袋里隐藏的手枪，枪口正对准自己。他完全僵住了：他的朋友带着枪来庆祝一个小女孩来到人世。

卢卡斯无比讽刺地笑起来，靠着门框摇头。在一个月之内，他总是被枪指着，几乎要习惯了。而他惊奇的发现，面对死亡，他的恐惧逐渐消退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寂寞和无聊。

“给我吧，照片，还有你那位朋友的名字。”

那几张皱巴巴的照片，即便丢在废品站也不会惹人注意。它们登上报纸的情形却在安德烈亚斯的脑中闪烁：版面，篇幅，报道的首段，标题尖尖的凸起像教堂的顶端。他不敢再想下去，用火柴把它们点着，丢进了壁炉。

Notes:

我在写作过程中总有很多废话想说，还想做点reference，但是要写章节notes的时候又开始犯懒，每次都是。如果大伙有什么好奇的就留言吧，当然没有也没事（

Chapter 32: 复制品们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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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ext

这是凉爽宜人的一天。刚下完几场阵雨，单薄的水汽在树林间漂浮，河面翻动着难以查明的水波，像毛衫的针脚。在印象派的画作中，那儿应当铺满青灰色与暗黄色。直到汽车驶进柏林市区，周围的一切才变得狭窄、局限，弥漫着喧闹而冷酷的人烟。四季的区隔与自然的变换被城市简化。除了阴晴雨雪以外，人们很难找到丰富、优美的词汇描述城市中的一天。他们更愿把那奉献给大自然。

安德烈亚斯对这座城市很有感情，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座“未来的世界之都“。

柏林的设计师像是位牙医，你看那些窗户，整齐得让人心烦。在他们散步时，凯里安曾经这样抱怨。谁能想象呢，德国最复杂的人类活动竟在如此枯燥的场所进行。

自打和谢尔盖同居一室，安德烈亚斯的生活习惯日渐松懈。对于他们两人以外的世界，他反而越发警惕，像草原上的动物看守领地似的。两周前，他不再允许那位假扮房东的太太进出卧室，以免她猜测两人的关系。谢尔盖不得不打理起乱糟糟的桌面和衣柜。安德烈亚斯对此颇感愧疚。他尝试自行熨烫衬衫，差点引发一场火灾，谢尔盖只好敦促他远离那些从他出生起就没有使用过的电器。

他身上小布尔乔亚的习气太重了，谢尔盖想，不过这样最好，这能让他更多地依赖我生活。

“你看起来挺高兴的。那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他进门以后，谢尔盖放下手里的杂务，“你的父亲应该很喜欢她。”

“婴儿都一样丑。她现在皱巴巴的，和刚生下来的小狗没有区别。”

谢尔盖大笑：“天啊，不论如何她是你妹妹。”

安德烈亚斯把别着纳粹党徽章的外套扔在沙发上，谢尔盖把它抽走了，丢进洗衣篮里。安德烈亚斯读懂了他隐约的抗议，耸耸肩膀：“不瞒你说，我挺喜欢她——我不会因为讨厌她的母亲而迁怒于她，喜爱她的人注定不会太多的。”

“她拥有所有家人的爱，这还不够吗？我早就说过，你看待问题的角度太悲观了。”

“那可不一定。她一出生，她的父母估计大失所望。就好像我父亲知道我不喜欢女人的那天，哈！等她可怜地长大了，如果她美貌而愚蠢，或许她能找到虚假的幸福，并且永远在幻影当中欺骗自己。可如果她有一点儿头脑，她很可能会度过不幸的一生。永远不要相信爱情，这是我对她唯一的祝福。”

“你自己用尽全力追求的东西，却不希望别人追求。这是什么道理？”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他在沙发上坐下来，对着墙上的挂画思索了片刻，说道：“她和我不一样。从我们出生起就注定了。”

悲剧的源头不在于生为女性，而在于你们如何看待女性，谢尔盖暗暗想。

没过多久，安德烈亚斯又惆怅地说：“我终于变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你不是多余的人。”

这时天色渐晚，谢尔盖到厨房煮了两杯咖啡。等他回到客厅，安德烈亚斯还坐在沙发上，闷闷不乐。

“你心里一定还有别的事。你又在担心什么？”

“有一件事。我想让你给出公正的评价。就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不必担心我的想法或者其他政治利害关系——如果世界上还有谁能做到的话，那个人就是你了。请你告诉我你最真诚的想法。”

谢尔盖坐到他身边：“当然，你说吧。”

“一个应当效忠国家的士兵，偶然间获得了有关祖国的负面消息，那消息又是真实的。你认为他该怎么做？如果他把这消息公之于众，那么他是一个罪人吗？你认为他应该受到惩罚吗？”

这个试探似的问题让谢尔盖本能地警觉，他想了想，问道：“这就是让你感到犹豫的情况吗？”

一个很聪明的回答，如果安德烈亚斯心有顾虑，他也无权指责谢尔盖“不正确”的观点了。对于保安总局的宗旨来说，这本不该是个问题。然而这并不是一场试探。安德烈亚斯叹了口气，让他靠近些，压低声音：“那么你说说看，这是好的犹豫，还是坏的那种？”

谢尔盖突然想起他同卢卡斯的谈话，再一次紧张起来：“这件事和你相关吗？”

“不，你不要猜测，也不要担心我的处境。我只想请你就事论事，评价一下故事的主角究竟有没有罪责。”

往日，谢尔盖必定早已发表了一番有关忠诚的论述。可一个久违的念头回到他的心中。谢尔盖想起他们在乌克兰的经历：安德烈亚斯坚持枪毙那两个嫌疑人，而不是允许同僚折磨他们。他的身上有些细微的转变，那些转变再次成为了一种诱骗。我该不该给他一个机会？哪怕只是对权威的细微挑战，试探一下他的态度？譬如“你应当效忠的是德国人民，而不是某个特殊的政府和他们的要求——”可这样一来，他又将处在危险的境地。假如卢卡斯泄露了他们的谈话呢？又或者他试图取得证据，让安德烈亚斯起疑了？

莫名其妙地，谢尔盖感到一阵灰心：那些柔情的时刻难道会是假的吗？譬如那个下雨的夜晚。但有谁会为了肉体的欲求，做出那样的牺牲？然而，作为侦察员，他的词典里容不下“万一”，万一安德烈亚斯对纳粹的忠诚超过了他的私人感情呢，万一他把所有的酷刑故技重施呢……

铃声打碎了他们各自的思索。安德烈亚斯绕过茶几，听电话去了。五分钟以后，他开始在客厅里寻找大衣。

“这么晚，你去哪里？”

“别管我——”安德烈亚斯停顿了一下，“我是说，我有事要去做。工作上的事。”

“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你早点儿休息。”

他在撒谎。谢尔盖没有揭穿，拍拍他的手臂，叮嘱道：“一切小心。”

安德烈亚斯的脚步一顿，侧过脸，在门前对他点点头：“不是什么棘手的事。我很快会回来的。”

等他披着寒气回到公寓时，谢尔盖正准备关掉台灯。他冲安德烈亚斯打了个招呼，对方握住他的手，一拽灯绳，替他把灯熄灭了。黑暗中，一双手落在他脸颊和脖颈的交界，接着是嘴唇。他没来得及说任何话，睡衣前襟的纽扣就被解开了。

他们做了两次。除了急躁地催促他以外，安德烈亚斯一言不发，只是喘息和呻吟，难忍而热切地抚摸他的身体。谢尔盖熟悉他对情欲的反应，但今晚，一切都反常极了。在安德烈亚斯又一次把他拉近，充满引诱地亲吻他时，谢尔盖拉亮了台灯。灯光把他们相对的、沾满汗水的脸庞照亮了。安德烈亚斯不适地眯起眼，举起手挡了挡，把脸转向一边。

“喂，你怎么了。”谢尔盖用手指碰碰他的脸颊，“你明明觉得不舒服，却不告诉我。”

安德烈亚斯抓住那只手，放到胸前的锁骨上，引着他向下抚摸。那张脸因为情欲泛红，眼神闪烁，眉头不自觉地拧着。见谢尔盖没有理会他委婉的示意，又用大腿碰了碰他的腰腹。

“我没事。快把灯关了，我想要你——”

“不，不。”谢尔盖侧身躺下，揽住安德烈亚斯，把煽风点火的动作全束缚住了，低声恳求：“我很担心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告诉我吧。”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缓缓把头放在他的肩膀上，良久说道：“我心里很乱。有许多事，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

他们静静地拥抱了一会儿。谢尔盖心中一片混乱，理智告诉他，他应当赶紧理清当下的情况，可他无法说出半句或是诱导、或是逼迫的话来，尤其当他们一丝不挂，在一条毯子下相互依偎时。当他决定放宽坦白的期限，让安德烈亚斯第二天再做决定，对方却在他的怀中睡着了。

世界的不公之处在于，有人遭受折磨时，必有人迎接幸运。在谢尔盖提心吊胆的日子里，勃兰登堡州还在盛夏之中沉浸。这片普鲁士精神的发源之地享受着胜利，没人认为他们会输掉战争，尽管领取生活物资的“长蛇”已经让家庭妇女怨声载道。英国人的战斗机不常光顾这里，所有人的精神都相对放松。除了军事谍报局，此地的其余部门将大部分精力投入了处理犹太人的计划当中。

奥托经历了最为繁忙的两个月。这让他的休假计划泡了汤。但他没有丝毫懊恼——旗队长回到别墅探望了妻儿，正因为万湖会议的决策，他得以抓住机会，在未来的上司面前表表忠心。

在第三次拜访结束以后，奥托怀着复杂的情绪站在别墅门口。半个小时前，他捧着一束鲜花敲响了大门——难为他在夏季末尾买到如此鲜艳的花束。旗队长夫人颇给面子地接待了他，留他喝咖啡。唯独夫人的女仆对他爱搭不理。在门廊里，他试图对她开玩笑时，安尼卡转身径直走了。

“哦，他回到柏林去了。”丽娜放下杯子，遗憾地说，“下次我一定会转告他，让他同您多见几次面。”

“那就太感谢您了。说实在的，上周我同他见了两面，已经十分荣幸了。这次只是来见见您，看看您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别的需求，我一定为您安排妥当。”

不是瞎子都能看出，这次拜访不同于往日。奥托有备而来，却为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家务事，显然别有用心。他特地避开了罗尔夫在家的时间。当他看见那男孩前往湖边以后，便直奔别墅而去。

事情的起因在两天前。旗队长的家庭矛盾一解决，奥托对小别墅里的两个女人和两个孩子便更加殷勤。他希望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有时也顾念他和罗尔夫的友谊。同这个十六岁的青少年相比，办公处的其他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并没有狂热的痴迷。他们对于战争的进展漠不关心，把一切都当做任务来完成。

奥托憎恨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从他进入军校开始，他在生活和工作当中保持着一丝不苟的进取心，当他发现自己同这些“庸人”享有相同的生活待遇时，一种巨大的愤怒袭击了他。

那么我的付出、我的忠诚都是没有价值的喽！他在给姐姐的信件中抱怨。他的姐姐没有像他一样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那姑娘嫁给了一个碌碌无为的小记者，每天在家缝缝补补，拉扯三个孩子。奥托常在信件中向她抱怨生活和工作的不顺遂。他并不需要谁为他提供建议或支持，这有损他聪明的自尊，他只需要单纯的安慰和同情。对于这些要求，一位勉强算受过教育的女性，或者一个头脑简单的少年再合适不过了。

罗尔夫比他的同龄人坦率些，没有公子哥儿的架子。在奥托工作的闲暇，两人常在敞开的阳台上聊天，有时一道儿喝咖啡。罗尔夫很珍惜这段时光。过不了多久，父亲就要把他送进军校去了。他快要成年了，念军校、参军是转眼间的事，而战争的尽头还遥遥无期。这让丽娜痛苦了好一阵子。入夏以前，在勃兰登堡盖世太保的办事处里，罗尔夫向奥托宣布：他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可惜同他的家庭一点儿也不门当户对。

“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奥托叼着香烟问道，“是个女学生吗？”

“不，不，她算不上女学生。”罗尔夫忽然觉得难以启齿，但他还是承认说，“她……她是个佣人，女工人之类的。”

“哈！那么她应当长得很美了。你可以把她当做情人嘛。如果男人喜爱某个女人就要和她结婚，那他的一生中该有多少段婚姻呀。”

罗尔夫有些失落：“你认为我们不合适。”

在他们交谈时，犹太人的队伍从他们脚下走过。全副武装的警察站在道路两边，驱赶着那一片贴着地面漂浮的灰云。他们从附近的集中营来，为德国人打扫截到，修补设施，又像一群鸭子似的被赶回笼子里。路边的孩子向他们投掷石头、浆果以及一切他们的小手可以握住的东西。这群戴着大卫之星的人们在街道的东面分散开来，开始涂抹破损的墙壁、打扫地上的落叶。

“当然。直白地讲，你完全在白日做梦呢。就算是元帅，也很难在婚姻中寻找自由。你知道布隆贝格先生怎么辞的职？据说他想要娶一位名声狼藉的女士，一位站街女郎。元首大为恼怒，他因此丢掉了仕途。”

“天哪，别这么说。就算她不是什么高贵的小姐，也请你别把她同那种不知廉耻的女人作比较。”

“我非常抱歉。但事情如此：元首非常不支持这种婚姻，那些无产女性没有文化，刁钻古怪，准让你吃苦头。你不应当找一个粗鄙的姑娘结婚。我近来也在考虑结婚的事，对于我的那位女士，至少她得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懂得音乐、艺术和文学。否则我如何教育孩子们呢？”

罗尔夫并没有被他说服。这个少年沉默了片刻，转换了话题：“周末你想去打猎吗？我想再练练枪法，你可以教我。我还没见过有谁的枪法比你准呢。”

他的恭维让奥托十分受用：“啊，当然。现在是周一，早早约定也没什么不好的。打枪最重要的就是练眼力，但你也不一定要去树林子里练——你看，下面那群人里有没有谁在偷懒？”

奥托站在窗台上，用步枪瞄准下面的犹太人，朝他们脚下开枪。他们压抑的惊叫声和畏惧的眼神让他兴奋不已。罗尔夫心里浮现出剧烈的、少年人的自豪：只要他们两人愿意，丛林里的法则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复制，他们则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你来试试。”奥托把步枪塞进罗尔夫怀里。他这位年轻学生端着枪有模有样，同他在军校的照片如出一辙。奥托梅梅对他陷入一种喜爱又嫉妒的循环当中。

罗尔夫学着他的样子开了两枪。他们的玩闹引起了警卫的注意，其中一个管理者抬头瞥了他们一眼，并没有出声阻止。

罗尔夫不满地说：“他看什么，就算我打死几个人，他还能让我承担责任不成？”

奥托被他的傲慢刺中了。他向来以不得罪同僚为工作原则，对罗尔夫今天的派头也不满意，便劝阻道：“这附近都是居民，你会吓到他们的。如果流了血，还得有人清理街道。”

罗尔夫不情愿地将步枪还给他：“好吧！那说好了，周三你得教我射击。最好你再教教，我如何得体地同姑娘说话。”

他的这句话提醒了奥托。这个青年人嗅觉敏锐，很擅长抓住机会。旗队长显然不会同意他的儿子与一个庸俗的村妇有任何联系。他也清晰地知道，父亲在子女成长的过程中并不起太大作用，将此事向他的母亲揭发，或许能赢得更多好感——德国女人一心扑在家庭上，一个不检点的儿子就能够给她们的生活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他这次上门是为了给丽娜卖个人情。看见女人脸上惊讶、不安的神情，他便心满意足了。丽娜却彻底陷入了惶恐之中，倒不是为她儿子的前程：一想到克劳迪娅的消息正通过罗尔夫流向那一群危险人物，她便手脚发凉。

“天啊，我真该让你在咖啡里放几滴老鼠药。”丽娜在胸前画了个十字，“上帝会原谅我的。那个名叫奥托的小伙子，看起来整整齐齐，谁知真是个不知廉耻的坏东西。就在前天，他领着罗尔夫，在楼顶上朝犹太人开枪呢。”

燕妮严肃地说：“幸好他邀功心切。这势利眼暂时还没有起疑，我们得想办法处理——或许我应当让克劳迪娅到别处避避风头，越快越好。”

“我们需要一个借口。譬如她找到了一份新工作，或者同一个男人结婚。我们不能就让她忽然消失，这绝对会引起怀疑。”

就在丽娜和燕妮商议下一步的安排时，客厅里的电话响了起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从那头传来：旗队长同他的几位同僚即将被调往前线，负责占领区内部的安保工作。

Notes:

政治观点的习得和动摇都不是一瞬间的顿悟，而是绵延起伏、不断动荡、左右为难的。罗尔夫和奥托不是在一瞬间变成纳粹的，同样，谢尔盖的人格魅力足以影响一个纳粹分子吗，长久来看也许可以，但一年半载就太难了。

Chapter 33: 把柄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Chapter Text

谢尔盖没想到安德烈亚斯对于那个电话讳莫如深。在汇报中，他无法倾诉自己的个人情况，也没法和燕妮、克劳迪娅以及那位神出鬼没的邮递员见面。他心里有点儿焦躁，但很快，安德烈亚斯重新提起了那个问题。

“你认为将真实的、不利于国家的证据散布出去的人是有罪的吗？”

他为什么要不断追问？是因为卢卡斯在自己的诱导下，找到集中营的证据了吗？如果安德烈亚斯发现了这一切，他有没有进行追究？他会不会知道自己与卢卡斯私下见面的事？这个问题是决策之前的犹豫，还是决策之后的良心不安？

谢尔盖不得不承认，在上一次的对话中，他太过慌乱了。他准备冒险一试：“我想，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他是有罪的。然而，法律不是为了人存在的吗，或许国家也是。如果没有任何人从其中获得好处，那也不见得是理想的法律。”

安德烈亚斯沉吟片刻：“你我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但我承认，这并非无稽之谈。”

“哦，你是想说，这和我们的工作相冲突。这种想法可不像密探的思维习惯。”

“人并非二十四个小时都在工作。”

除了那个让他心烦意乱的夜晚，安德烈亚斯对于当下的生活十分满意。安定是种异常的状态——在他的大脑深处装着一个警报灯，当一切顺遂的时候，它便莫名其妙地拉响，发出刺眼的红光，催他为即将到来的不幸做好准备。过分未雨绸缪的人生态度像件没晾干的衣裳，让他不得不在阴冷的念头中强装镇定、维持体面。这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至少当他接到奥托的工作调动文件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情绪波动。

在最后的审查时，安德烈亚斯向这位不大听话的下属提了不少刁难的问题。而奥托冷冷地说：“您在这儿对我横加指责，可您自己呢，您就是个完全忠诚于国家和法律的人吗？”

“终于，您说出来了。究竟是权力让您觉得我有罪，还是您的良知？如果是良知，在您调动之前，您可从不敢这样同我说话。但您现在却说了——”

奥托的脸颊变红了，他走到办公桌边，低下头小声威胁：“我知道您和什么人住在一起。”

“您可以试试，不会有人相信的。还有，我记得您的姐姐结婚了。哦，可不是什么通过了政治审核的结合。据说这位新郎并不愿意加入我们，并且和社民党人联络紧密。他曾是个记者，总是参加工人运动，对吗？”

奥托的脸色变了变：“这么说来，您不会准许我的调动了？”

“不，放轻松些。我可不是在公报私仇，把这当做老上司对您的提醒好了。”

他倒攀上了高枝，当上了副官。这年头谁往东面去不是缺胳膊少腿地回来，他也不例外，最好死在那里。这对我来说更加安全。安德烈亚斯想着，在那份报告上敲下了印章。

奥托审核过关的报告经过层层批示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斯大林格勒正进行着异常艰苦的战斗。出于宣传需要，所有的家书都被严密地审查，但紧张的氛围已经在德国的大街小巷悄然蔓延。为了争夺一间会客室，我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战斗。有幸归来的伤员这样描述：简直像一群老鼠。类似的言论在公开场所被严令禁止，却在每一扇门背后大行其道。消息自然瞒不过谢尔盖的耳朵。除去那几台决定人生死的打字机，盖世太保的办公室就是一个嘈杂的茶水间。在熟络以后，同事、尤其是女同事的搭讪常常打断他的思绪，他不得不扮演一个木讷无趣而不善言辞的形象，好让信息通过好事者流向他的耳朵。

这天他难得往安德烈亚斯的办公室走了一趟。为了避免嫌疑，两人在办公时从不见面，即使有必要的工作交接，也只像同事那样冷淡地点头。木门打开，奥托正从其中怒气冲冲地出来，愤恨的眼神在谢尔盖的身上停留了几秒，快步走向楼梯间。

哦，真是倒霉。谢尔盖嘲弄地想。正当他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准备离开时，门吱呀一声开了。

这是个胆子不小的新人，不敲门，也不通报。等谢尔盖看到他灰绿色的军装，和脖子上系着的铁十字勋章时，才恍然大悟。他退到一边，用眼神询问着。安德烈亚斯却没有让他离开的意思，懒洋洋地招呼道：“早啊，菲利克斯。好久不见。”

菲利克斯身材高大，面容英俊。同大多数有着军旅生涯的德国男青年一样，他总是不必要地将后槽牙碾在一起，绷紧咬肌，好像他不摆出这一幅咬牙切齿、不知在痛恨和容忍什么的神情，社会当中弥漫的“软弱作风”就要像酸雨一样腐蚀他的男子气概了。不管是艳阳高照还是阴雨连绵，即便在礼仪不作要求的场合，他也必须佩戴宽檐帽，因为他相当痛恨自己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深色的头发。尽管那种浅棕色足以让他通过种族测试，但他对一切秉持着完美主义的态度。

“早啊。”他推着桃木门说，既没有迈步进来，也没有立刻离开的意思。“好久不见，你怎么样？”

“一般般。倒是你，听说你在前线过得不好，但你看起来精神十足。”

菲利克斯穿过房间，领口的铁十字随着他激动的脚步微微摆动。他全然没有把谢尔盖放在眼里，径直走到办公桌前：“今晚在我家有个酒会，你乐意赏光么？”他说着瞥了谢尔盖一眼，又转过头，“我只请了几个重要的朋友，我们有两年多没见了，不是吗？”

“真抱歉，我没有时间。”安德烈亚斯用相当例行公事的语调说，“格拉夫说他一定会请你喝酒的。祝你们心情愉快。”

菲利克斯的脸上闪过不可置信的神情。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他阴沉而直接地说，“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我来柏林，除了那些倒霉的接风酒会，就是想同老朋友见一面。我在一个多月前不是托人和您打了电话？”

安德烈亚斯笑出了声：“是啊，是啊。太久了，我的时间表也和过去不同了。我每天都有重要的事要做。”

原来是他。谢尔盖沉默地观察着。这个人性格暴躁，控制欲强，看似和安德烈亚斯的渊源颇深，不知道会为他的计划带来怎样的变故。他向墙边退了退，试图让自己显得无关紧要。气氛变得尴尬，安德烈亚斯仍然没有准许他离开的意思。谢尔盖在心里抱怨，他总是这样，以为自己可以让一切人或事都按他的编排行动。

他刻意表现的轻蔑让菲利克斯恼火。他焦躁地脱掉皮手套，靠近了那张横在两人之间的办公桌。

“我希望你能来。”他压低声音，“我非常想念你。我回来了，大家都为我庆祝。把工作往后推一推？”

安德烈亚斯学着那腔调，再次笑起来：“哦，把工作往后推一推。你以为我是战地医院里的护士。”他转向谢尔盖，朝他招招手：“过来。把柜子上的文件拿去，等会儿念给我听。这些歪歪扭扭的个人报告看得我眼睛疼。”

菲利克斯脸色阴沉，他看看谢尔盖手里的文件夹，傲慢地评价：“有些部门效率太低，总拿些不必要的事烦扰人。也难怪、有些人甚至没有像样的学历呢。”

“如果你指一个刻在门牌、邮筒、墓碑上的头衔。那么，我也没有像样的学历。”

“唉！你总是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无关紧要的人和事可以今后再处理，我们俩要见上一面多么难得！”

“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别总惹人发笑，菲利克斯。”

安德烈亚斯把目光移回面前的文件上，又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菲利克斯尴尬地站在离他不到一米的位置，他搓了搓手指，很快恼羞成怒。谢尔盖警觉地盯着他。

菲利克斯注意到了他的目光，他骄横地转过脸，对谢尔盖命令道：“出去，我要和你的长官单独谈。”

安德烈亚斯终于放下手里的杯子，站起身：“请离开吧，晚些时候我会给您打电话。有些话不方便在工作场合说。”

菲利克斯十分不满，但安德烈亚斯给了他一个台阶。他意识到，继续坚持只会让他在对方的下属面前丢人现眼。

“那就这么办。”他粗暴地回答，推开门出去了。

在菲利克斯离开以后，安德烈亚斯没有真的让谢尔盖朗读那份文件。他陷入了一种紧张的沉默，随后命令谢尔盖赶紧离开。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谢尔盖离开办公桌，走到大厅时，却发现安德烈亚斯在门前等着他。

“我得去见他一面。”他有些焦躁地说。“你先回去。”

“需要我和你一起去吗？”

大厅里人来人往，所有人都挎着公文包，彼此客套地告别。安德烈亚斯抓住他的手，隔着手套，飞快地握了一下。

“不，你回去等我。再见。”

他们之间究竟有些什么？难道那个战争疯子的手里抓着什么不得了的把柄，以至于安德烈亚斯总是为他魂不守舍？谢尔盖决心去见卢卡斯一面。这很冒险，但很值得。他必须快去快回。

在敲开门时，谢尔盖吃了一惊——卢卡斯对他的来访期盼已久。

“请您进来。”这个年轻人说。他比两人上次见面时胖了一点儿，蓝眼睛闪烁着愉悦的光，不再憔悴不堪，甚至称得上荣光换发。面对谢尔盖，他连基本的待客礼节也忘了。谢尔盖还站在门前，他已钻进卧室，翻找了一阵，拿着一台相机，和两卷胶卷回到客厅。

“这些给您。您要好好保管，别让安德烈亚斯知道。”他热切地说，“您先劝劝他，咱们再做打算。”

谢尔盖立刻明白了安德烈亚斯的问题从何而来。他佯装惊讶：“天啊，这是什么？您所说的集中营的照片吗？”

“我给他看了其中几张照片，他自以为很聪明地把它们烧了，来销毁证据。我对他说，这些是从我的朋友那儿得来的。其实我那位战友，他已经因为伤寒去世了。这是他留下的遗物。他总不能审问一个死人。”

谢尔盖激动地心一下凝住了：“您是这样告诉他的？”

卢卡斯说：“就像您说得，我倒希望他对证据哑口无言呢。可没想到他还是那么固执。”

如果他把我的来访也告诉安德烈亚斯，一切就全完了。谢尔盖的心悬起来。

“您该没有对他说我来拜访您的事吧。您知道的，我爱他，也很想了解他，但是他并不愿意旁人刺探他的过去。”

卢卡斯对于爱情问题一贯矜持，很少听到如此直白的示意，脸微微发红：“哦，我完全理解。我没有对他说，今后也不会说的。”

谢尔盖暗中松了口气，假装谨慎地说道：“您的朋友还有家人吗？您不知道您究竟做了什么——您难道没有在保安总局工作过？您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行事的吗？难道你以为把责任推卸给一个死人，就可以……您应该先来找我，而不是告诉他。”

“天啊，您说得对。那我怎样才能补救呢？”

“要知道，安德烈亚斯最近很忙。如果您不在他面前出现，收好这些胶卷，或许他会把这件事忘记的。对了，您知道一个名叫菲利克斯的人吗？安德烈亚斯最近常提起他。”

卢卡斯的脸色一变，忽然变得吞吞吐吐：“哦，您是怎么知道他的？”

“这么看来，他同您认识？”

“不，他同我只见过几面——他是安德烈亚斯的朋友，以前的朋友。他们在学校里就认识了。”

谢尔盖恍然大悟，一位棘手的老情人。他假装严肃地点点头，向卢卡斯告别，再一次强调了那些胶卷的重要之处：

“我和他住在一起，可没办法代您保管——如果您害怕搜查，又有其他信任的人，也可以把这些胶卷交给他。”

但愿他联系上了克劳迪娅。谢尔盖想，如果没有，这些重要的罪证也只好存放在这里了。

他不敢久留。安德烈亚斯随时都可能回到两人的住处，如果发现他不在家中，必然会起疑。他找了个工作上的借口，告别了卢卡斯。这时天色已晚，道路两边的灯光下，飘下细小的雨水，让他忽然想起《莉莉玛莲》。没有谁喜欢战争，哪怕在对战争浪漫化的宣传当中，让人倾心的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这些美丽的情感被宣传机器用来欺骗青年人，推动他们走进邪恶的战争当中。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此：它颠倒黑白，混淆了荣誉与罪恶，柔情与残酷，用人性的骗局剥夺人性。

谢尔盖等到很晚，安德烈亚斯才回到小公寓。在这之前，他不敢睡着，头脑中总是莫名其妙冒出可怕的画面。他们认识的头一个月，谢尔盖就见识了德国人那种作为权力证明的性爱。菲利克斯，那个从战场回来的自大狂，安德烈亚斯会不会被好好对待？难道他又想要那尊严做一些交换，或者只是排遣忧愁。不论是哪种，谢尔盖都感到难过。想起那些可怕的痕迹，他的心就抽紧了——他不能不在卧室里等着他。

他没有立刻审查卢卡斯的朋友，而是来询问我的态度……谢尔盖在黑暗中悄悄想，人总是可以被改变的不是吗。但一种紧迫感随之降临了。我能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他呢？就像盘尼西林，在它被发明以后，仍有人死于感染。如果我来不及让他做出改变、让他赎清自己的罪过，毁灭就降临了，那么——

安德烈亚斯在浴室里待了很久。谢尔盖只能听到间断的水声。就在他以为安德烈亚斯要把自己闷死在浴室的时候。门轴转动，一串脚步声穿过黑暗的客厅。紧接着，他听到床垫一响，身体一沉，赶紧坐起身来。

安德烈亚斯颤抖的声音传来：“我想回到勃兰登堡去，或者更远一些，永远离开这儿。柏林的政治斗争真让我厌烦。所有人都会回到这里，从别人的手里榨取点儿什么。”

谢尔盖感觉有一个核桃堵在喉咙当中。他艰难地吞咽了一下，回应道：“别说话了。你该好好休息一下。不仅仅是你，我的神经也太紧绷了。”

安德烈亚斯模糊地笑了一声：“你指今晚，还是真的需要一个假期？”

他只披着一张毛毯，谢尔盖隔着那张毯子抱住他。安德烈亚斯不言不语，把手放在他环绕腰间的手臂上，故作矜持地、羞赧地等待着。他的肩膀抵在谢尔盖胸前，微微颤抖，谢尔盖的心里蓦然升起对自己的恐惧。就像他在小河边抱住猫，或者捡起一只小鸟。依恋也意味着权力，面对他锋利的刀剑，安德烈亚斯的心完全赤裸。他害怕这种情形。

“可以让我看看你吗。”谢尔盖轻声祈求。

安德烈亚斯拉亮了床头的台灯。昏黄的灯光只覆盖了床头的一隅。他们都显得忧愁而憔悴，看到对方的神情，却都忍不住微笑。安德烈亚斯没有立刻丢开裹住自己的毛毯，却伸手来解谢尔盖睡衣的纽扣。谢尔盖僵住了：难道在这种时候，安德烈亚斯还是想着和他上床——这算什么，某种离奇的安慰吗。他痛恨把亲密当做一种工具。可很快，他发觉自己错了。在他的衣物被扔到地板上以后，安德烈亚斯没有任何暧昧的示意，缓缓掀开了那条毯子。

他们赤身裸体地在床边相对。谢尔盖起初有些羞赧，但他的目光被安德烈亚斯的身体吸引了：他的手腕上有一片淤青，颈侧有几个牙印，剩下的伤痕全在大腿上。那些痕迹因为热水的冲刷微微泛红。

“看清楚了？”安德烈亚斯小声问。“你都知道，对不对？所以你还没有去睡。”

他的双手局促地放在膝盖上。谢尔盖握住他的手腕，将他拉近，把伤痕盖在手掌底下。

他刚刚用毛巾擦完头发，芬芳而湿润的水汽荡漾在他们的呼吸之间。安德烈亚斯的头发垂在额头两边，脸颊的绒毛被灯光照亮，让他看起来更年轻、更温和。他的灰眼睛在暗光下像黑色的海，笼罩在低垂的眉骨和睫毛以下。每到这时，难以控制的念头就在谢尔盖的脑海中浮现：他是必死之人。不管是死于子弹、绳索还是别的什么。

可谁不是必死之人？人类的生命有尽，区别只在早晚罢了。这个念头产生于他噩梦缠身的日子，绵延至今。谢尔盖不在乎对自己残忍些、不公正些，他早已经习惯了成为牺牲的一部分。在他的童年时期，他便知道所有伟大的事业都需要痛苦灌溉。可当他面对的不仅仅是自己，他便犹豫起来。他的痛苦越深，越不禁意地报偿在安德烈亚斯的身上，更促进了对方不健康的迷恋。

谢尔盖心里一阵难过。卧室的黑暗为他打了掩护。在这个微风吹拂、芳香暗涌的夜晚，他的心像一个打破的圆底烧瓶，不确定地敞开着，让他不敢向其中倾倒任何不慎的感情。可此时此刻，他的理智无济于事：“答应我，不论为了什么，别再去找他了，行吗？”

安德烈亚斯露出一阵惊异的神色。他的眼睛随之湿润了，悲哀、忧愁、眷恋纷纷涌现其中：“你总是很信任我，但我什么都没有对你说过。”

Notes:

我觉得这里把谢尔盖无性恋的取向表达得挺清楚了。对于他来说，情欲和爱是完全区隔开来的，所以他对于发生的一切不感到嫉妒，只看到这种性行为之中充满暴力的权力结构，因而产生了毫无批判的同情。他有浪漫取向，但是感受不到情欲的驱动，也不太理解其在亲密关系中起到的作用。对他来说，爱是全然建立在思维和情感之上的。

Chapter 34: 展露端倪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Chapter Text

“我听说你有了一个妹妹。这年头，嫁妆可颇为不菲。”

“哦，别替我担心，用不了几个子儿。更何况，她连一周岁都不到。谁知道你我能不能活到她出嫁呢。”

这是一间地下酒吧。它原先属于一位退休公务员的女婿，两年前被盖世太保买了下来。这里的每张桌子底下都装有窃听器，然而在柏林，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个秘密。安德烈亚斯是其中之一。保安总局四处的秘密警察们从来不会到这里来放松紧绷的神经——这儿属于工作场所，他们到这里来只作为垂钓者，为了把水搅浑，钓到水中的鳟鱼。

菲利克斯对此并不知情。他喝了两杯白兰地，皱起眉头：“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你在柏林灯红酒绿，当然可以把生死当笑话讲，我还得回去开飞机呢……”

安德烈亚斯压低声音：“你不能不回去？”

“前线的状况并不好。下一次我会负伤回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躲开战争了。你不是想离开吗？你想去哪里？瑞士？或者阿根廷？”菲利克斯问，“我可以弄到护照，也可以弄到飞机。和那种人——做朋友，我真弄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安德烈亚斯靠近了，拨了拨他领口的勋章，意味不明地微笑道：“别总拿自己和别人比较。你现在有了它，该更自信一些。”

“我调查过他了，一无是处的穷光蛋。除了那张脸。他是怎么从国防军调到柏林的？”

“你好嫉妒。只要忠诚于祖国，谁都可以获得提拔，谁都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不是吗？”

“如果你上过战场，你就不会这样说。”

“哦，那么你说说吧。说实话，在半年前我以为你死了。你在法国，一封信也不往家里寄，更别说寄给我。所有人都以为你出事了。”

“除了当兵，我还做别的。像从前一样，你明白的。”

“你又偷偷做什么买卖？”

“小声些。反正无害，只是挣点儿钱罢了。”

安德烈亚斯点点头：“行吧。在公共场合，你倒比我还要小心。你打算继续在这儿喝酒，直喝到明天早上？”

菲利克斯在桌子下握住他的手腕，想要说什么。安德烈亚斯却把手抽走了：“走吧，这儿人太多，挤得我头晕。”

在二十分钟的车程后，菲利克斯把他带到自己的住所。安德烈亚斯来过这里，熟悉周遭的环境。他在门厅环顾四周：“你的两个弟弟都不住在家里了？”

“他们也都在前线。”菲利克斯有些忧愁，“我回来觉得十分冷清。”

“也没什么不好的，至少不用躲开他们。”

菲利克斯停顿了一下，把手放在他胸前的纽扣上：“你说得有道理。”

他从前线回来不久，没来得及请人仔细打扫住所，只是换洗了床单、地毯和窗帘。灯罩中有不少死虫，尸体堆在弧形玻璃的凹陷处。安德烈亚斯看着那块天花板，忽然问道：“你有没有留着我的信？”

菲利克斯笑了，垂下手触摸他的膝盖：“那么你有没有留着我的？还是说，你是彻底变心了？”

“我以为你死了，你知道的，我可不悼念死人。但你还活着——很让人惊喜，也很幸运。”

“回答我的问题。”

一阵疼痛顺着神经打中了他，安德烈亚斯吸了一口气：“当然留着，你知道我那个保险柜。你呢？”

“我也是。”

“你知道，我一直很真诚，而你总是撒谎。我们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是如此。”

菲利克斯弯下腰抱住他，轻声说：“就在那边的书柜里。如果你一会儿还能活动自如，可以亲自去检查一下。”

安德烈亚斯小声笑起来，拍了他脸颊一掌。那盏落满灰尘的灯让他眼前闪出一片黑斑。他盯着它看太久了。菲利克斯摆弄着他的身体，试图让他完全顺从、沉浸，可他不想闭上眼睛。那些小虫的尸体，像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他再一次为这个荒谬绝伦的想法发笑，抬起手挡住眼睛。

菲利克斯放下床头的帘幕：“你今天很高兴？”

“能见到你，我当然很高兴。”

这很荣幸，他可是个贵族，菲利克斯想。他按着安德烈亚斯皮肤冰冷的肩膀，很快否决了自己：那又如何呢，他再怎样聪明、再怎样自命不凡，在床上也不过是个张开双腿的婊子。说来也奇怪，如果安德烈亚斯完全是女人，是一位贵族小姐，他就不能对其产生欲望了。聪明的女人只会让他害怕。叫他兴奋的并非某具身体，而是财富和荣誉的继承权。征服一位继承人比征服一件美丽的摆设更令他心潮澎湃。

要同时拥有头衔和财富，必须从祖上开始交好运，其次要有一些手段，最不济就靠自己的汗水和鲜血。菲利克斯不缺钱，也乐于钻营，但他没有交上好运气，以至于他的名字中间缺少了那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冯字。他为此愤愤不平了许多年。而现在，甚至还有将来，在卧室当中，一切的遗憾都被补齐了。他只需要凭部分的身体，凭借性交，就能占据、征服不属于他的那部分社会。菲利克斯感到一阵狂喜。

“你愿意记着我，我很高兴，我很高兴。”他喃喃地、兴奋地再次说道，“你会永远在我的身边，你是我的……你看，谁还会像我一样喜爱你？”

他紧紧握住安德烈亚斯的身体，对方在他的怀里向后仰倒，发出细微的声音。他们衣衫不整地在卧室里摆弄对方，安德烈亚斯只套了一件亚麻衬衫，这时的他比穿着整齐时看起来更引诱人。菲利克斯撩起那衣裳的下摆，俯身咬他的皮肤，让他小声痛呼起来。

鼻梁下的阴影延伸开去，歪斜地掠过那嘴角。安德烈亚斯低下头，在眼前，菲利克斯那两片因酒精而发红的嘴唇颤抖着张开：

“你是我的。”

安德烈亚斯瞪大眼睛，嘴唇颤抖，像在忍耐着什么。他的脸无表情地白了一阵，最终尖锐地笑起来：“天啊，你多大了，别说像女学生一样的傻话。”

“你——”菲利克斯涨红了脸，握住他的两只手腕：“别说这些……别这样笑。听话些。”

大约晚上十一点，他们终于办完了事。安德烈亚斯几乎喘不上气。他请菲利克斯倒两杯酒来，让他润润喉咙，否则明天他可能没法正常说话。在菲利克斯离开的那两分钟，他捡起地上的外套，从口袋里掏出一枚药片。

“我得毁灭证据。在他睡着以后，我把那些信清点了三遍，丢进了壁炉里。”在昏暗的卧室中，安德烈亚斯疲惫地对谢尔盖说，“年轻时做的傻事，人总要为它们付出一些代价。”

哦，他也会给人写情书呢。谢尔盖不禁感到诧异，忍不住顺着这个离奇的现实想下去。他在期待什么样的回应呢？他有没有曾经得到过他所期待的？他把这些证据都毁灭时，又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

“你不会再去找他了？”

“不会了——天啊，但凡换一个人，肯定会以为你妒火中烧。”

“你就不觉得我会妒火中烧？”

安德烈亚斯自负而得意地回答：“我很了解你。”

他们躺回了那张床上。谢尔盖握住他的肩膀，把他塞进毯子里，让他依靠着自己：“别自责，每个人年轻时都做过傻事。年轻的时代就是用来做傻事的。”

“你呢，你就没有爱过什么人吗？在我之前？你以前提起的那位朋友呢？”

“我和她很久没见了。我不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模样，更不知道她的内心变成了怎么样。我都不了解她，我怎么才能爱她呢。”

“你很少和我说起自己的事。”

“我的生活很单调、很无趣。我小时候没有什么钱，维持温饱都很困难，更不要说体面地生活。”

“至少，你现在的生活变好了。因为战争。”

“但是战争并没有让所有像我一样的人过上好的生活。你很聪明，你应该知道的。”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一会儿，谢尔盖以为自己的试探又越界了，却听见一声轻轻的叹息：“是啊。我不得不承认。”

他的坦率让谢尔盖措手不及：“将来……我们会越来越了解彼此的。你还想知道什么？我知无不言。”

“我也说不上来。你和我认识的人完全不同，你和他们每一个都不一样。比如，我对你说过许多过去的痛苦，但你从没有用它们贬低、伤害过我，哪怕在我……在你最讨厌我的时候。你一旦相信了什么，就很难改变，为了它，宁可和整个世界作对。有时候我想，你的勇气从哪里来呢？如果你是个十几岁的学生，人们尚能期望你被世界改变，但你早过了那个年纪，不再有稚气而愚蠢的决心了。就好像……就好像每个喜欢写作的青年总有一天会遇到席勒和歌德，发现世界上根本不需要他们的心血。而你无所谓，你只顾写啊写啊，没有什么能让你失望似的。”

他的比喻让谢尔盖笑了。安德烈亚斯懊恼地说：“我说得不对？”

“你说对了。但是，你自己就没有不切实际的坏毛病？你为什么愿意冒风险和我在一起？你在追求爱吗？爱，那是什么东西？谁见过它？世界上难道还有它的容身之地？现在战争接管了一切，当然包括人内心最浅显、最世俗的那一层。大多数人的灵魂就可悲地寄寓在那里。再往深处去呢？在我们称作灵魂的东西底下压着什么？没有人想涉足自己的内心深处。万一那里什么都没有呢？只有虚空、寂寞、无聊！和我们能观察到的外部世界一样。那么爱呢，谁保证在一颗心的深处能找到它？”

安德烈亚斯愣住了。他把脸转开了一点儿，有些局促地说：“我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好。说真的，起初我喜欢你的相貌。那时候，我从没有想过爱你，或者把你当做朋友尊重。我盯着你的嘴唇想，这个人长得真美，我一定要让他吻我一次。后来我的想法改变了。”

“那么，是什么让你改变了？”

话一出口，谢尔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可他心里的钢丝越拧越紧，连着他肋骨之下的神经，把他的胸膛紧紧包裹起来，塑铸成一间牢笼。他饱含理想的心在可悲的铁瓶里燃烧。不，他对那躁动的火焰说道，我在这个世界上仍大有可为，这些束缚的铁是铆钉而不是枷锁，在它之内的世界，我还有许多更重要的、有待完成的事。那个瓶子，向外眺望不是我应该做的，至少不是现在。

但安德烈亚斯仍在回答，盯着他的双眼，说出让他内心震动不已的话：“因为我不甘愿度过缺乏爱的一生。既然从人出生起就需要爱、也能给出爱，为什么白白浪费这种天分？难道冷漠、空虚地度过一生就值得尊敬吗？如果我至死都在扮演某一个角色、至死都没有找到自己，再多的财富和荣誉又算什么呢？”

谢尔盖心里打了个哆嗦。他控制住自己，照本宣科地问：“我还以为是我有什么不同？”

就在他犹豫的瞬间，有些东西像小溪中的一片树叶，漂向下游不见踪影了。肩膀和胸口的重压消失了。他仍是在调情，不是在恋爱。前者的技巧他学得精通，而对于后者他一无所知。

“你当然是不同的……但是问题不在于此。对某个人的喜爱并不足以支撑爱本身。关键在于，你有多看重爱情。爱情的恒久不在于喜爱，而在于决心。对于那些轻视它的人来说，爱人在他心中再与众不同，那又能怎样呢？面对需要抉择的时刻，他们会轻易地把一切抛弃。”

“你看，你很难相信别人，所以会悲观地看待一切。每个普通人，包括不识字的农民和纺织女工，他们都想要爱，也有资格爱。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力，并不需要什么出众的智慧和坚毅的品格。等他们爱得足够深，感情自然会随之坚固。”

“可如果一个人软弱到没有能力维系爱情，开始又有什么意义呢？没等他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他就会失去它了。”

“或许爱的维持不需要锻炼出的勇气、毅力和智慧，相反，真正的爱能让人富有勇气、毅力和智慧。”

安德烈亚斯想了想：“那么你呢?如果我什么也没有，谁也不是。你会像你所说的那样，坚定地、深深地爱我吗？”

Notes:

实在没控制住，又开始写哲学辩论了。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无聊T-T

Chapter 35: 命运的引线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Chapter Text

“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回答的？”

“我记不清了。如果我回答了，那么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不得不撒谎。”

“您是为谎言而感到痛苦吗？我甚至不能确认在那种情形下撒谎有悖于道德，您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太高了。”

“我没有因为谎言而痛苦。像您说的，我们不能苛责无奈之举。在那种情形下，战争让一切都乱套了，没有谁会在乎一句有关爱情的谎话。”

“从您的精神状态来看绝非如此。您在折磨自己。”

“我只是太累了。”

治疗师推推眼镜，对他老派的顽固大摇其头。这个矮胖的年轻人戴着圆眼镜，面容和蔼可亲，神情却非常严肃，总像在努力克制着什么。他常对同事说，与谢尔盖聊天让他鼻头出汗。事实上他的眼镜从没有滑动过一毫米，他只是太紧张了：

“您知道美国人怎么报道我们。一些教授认为我们苛待从战场归来的英雄。但现实却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疗愈创伤的资源，不论对肉体还是精神。我们选择帮助那些能帮助的，我时常感到无能为力。”

“不，您不必为此焦虑。我对自己的情况认识得很清楚。也许我会渐渐好起来，也许我不会。这不是药片和谈话可以决定的。您不必给自己太大的负担。”

“把太多秘密藏在心里并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您不愿对我说，那么您可以告诉您的家人，或者任何值得信赖的人。我们都在战争中失去太多了。”

谢尔盖答应了他。这个保证没有丝毫约束力，两个人都心知肚明。谢尔盖记忆力超群，他说忘记了，只是乐意保持沉默。如果他萌生了写自传的想法，那巨著应当同词典一样厚，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细节。在疗养院工作的医生并非不知道这一点。这个年轻有为的大学生在他面前难掩失落——他还处在雄心勃勃、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年纪。谢尔盖翻看过他的档案，像所有人一样，他背负着战争的创伤。他的家人、朋友被纳粹烧死在了一间教堂里，只剩下他和一个年幼的弟弟。作为一个苏联公民，他能够专注地、不带批评地聆听他的讲述，谢尔盖表示异常感激。

他也不会失落太久，谢尔盖想，很快他就不用再为自己服务了。

莫斯科，这座让他在童年时魂牵梦萦的城市，在他即将步入中年的时刻，忽然变得太大、太空旷了。他心里早有回到家乡的想法。卢比扬卡只是工作场所，他很难将其称之为归宿。其中有一些人是他的旧相识，他们在战前一同受训，劫后余生的喜悦总会带来亲密，然而等这一阵子分享的欲望过去，他们的友谊也没能朝更深厚的方向发展。

谢尔盖的工作只剩下教学，除此以外，就是无休无止的谈话和著述。比起他的作品，心理治疗的内容倒更可能泄露，因为他书写的材料永无传世的可能。可凡事都有两面，他最擅长保守秘密，因此心理技术对他几乎没有作用。即便如此，为了处理使他精神压抑的回忆，谢尔盖听从了专业的建议。

下午四点左右，他同治疗师告别，临走前再一次拒绝了疗养的邀请。他回到房间，照例从抽屉里拿出纸笔，写了大约一个半钟头，把那三四页心声点着了，在火焰即将灼到手指的时候，把它们塞进了烟灰缸。这是他近十年来最熟悉的动作。他看向窗外，这天晚上看不见月亮，漫天星斗正从两片薄云之间显露。

“我没法直接回答你的问题。”在四年前的那个夜晚，他这样说。小公寓里一片漆黑，谢尔盖的鼻尖充斥着毛绒绒的气味，像挂毯或者小动物的皮毛，混杂着安德烈亚斯头发边的香气。“或许你愿意保持清醒，听我多说几分钟，好让我解释得更清楚一些？”

“好吧，你说说看？”

“在我上前线不到半年的时候，战局非常顺利，我们还没开始在冰冻的泥浆里打滚。在夏季末尾，我们经过一条小河。一条无名的、窄窄的小河。它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在地图上只是一条钢笔画的黑线。河岸两边飘荡着和大腿齐平的芦苇。我们尽量小心地通过那里，但还是遭遇了埋伏。异常剧烈的交火，谁也没有占到便宜。你不是想知道我肩上的伤疤是哪里来的——我的肩膀被打中了，整条胳膊没法动弹。紧接着，夜幕降临了。”

事实上，这条河不在波兰、乌克兰或者任何东欧的土地上。它在德国的南部，巴伐利亚州无人涉足的角落。谢尔盖推开车门，它就在离他靴子尖六米的位置粼粼地闪光。他的轿车在乡间彻底抛锚了——那当然不是他的私有财产，他从当地的警察局“支取”了这辆车。盖世太保的办公处不需要携带有照片的证件，谢尔盖英俊的相貌、风雅镇定的谈吐又为他的谎言添砖加瓦，门前的青年人立刻相信了他是前来视察的上级。他向一位纳粹官员开枪时，疏忽了楼道拐角处的安保人员，那个二等兵正端着一把冲锋枪。他向来顺利的计划发生了变故。现在，他肩膀上的伤口正向下滴血，疼痛让他的脸颊抽搐。他学过基本的医疗知识，却没法判断他的锁骨和肩胛骨是否骨折。幸运的是，那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肩膀，他不需要取出弹头。

他背靠着一块石头，在河岸边坐下。头顶的鸟鸣声越来越远，天色逐渐变暗。

“起初，我能在黑暗中听到枪响。很快那声音停止了。我听不到战友的声音，也听不到敌人的。只有老远传来轰隆隆的炮声。那地方离我有好几公里远，炮弹炸开的声音轻得像风声似的。前线从没有那样安静过。我们不知道会有埋伏，更不知道增援何时赶到。也许我流了太多血，也许我太过疲惫了。我就在那里，蜷缩在某一颗石头旁边，因为失血而犯困。除了等待，我什么也做不了。”

他的确什么也做不了。理智告诉他，远离那辆抛锚的汽车，走得远一些，再远一些。但是他的体力和精神无法支撑他再次站起来。谢尔盖给怀里的手枪上了膛，把它握在手心。如果有人找来，如果有人看见了我，那么我就一枪结果了自己。在这之前，我不能睡着。他严苛地督促自己。然而在枯黄的草地和白色的石头之间，疲倦和疼痛夺走了他对身体的控制。

“夜晚过半，北方的星座升上天空。有人说那像一把勺子，或者一杆秤，谁知道呢。人们常说那是指引，但我只看到微茫的星光。稍晚一些，我竟然睡着了。很难想象，在最阴森可怖、最绝望的夜晚，我做了战争开始以来最平静的梦。我站在家乡的厨房里，母亲正在淘洗搪瓷盆，我想她打算腌菜。光芒从她身后的窗户照射进来，我看不见外面，只能看见两片白色的亮影。周围环绕着蛋糕香甜的气味。我和她交谈，握住她的手，好像我从没有离开家乡似的。你知道的，和太过熟悉的人交谈时，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沉默，往常只要哈哈一笑，谈话就能继续下去。可就在那个空档，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巨大的恐怖从背后罩住我的脑袋。我说，妈妈，这一切不是真的，我在做梦。我手心冒汗，像在法庭上认罪似的。我心里充满了愧怍。而她平静地看着我。我抱住她号啕大哭，恳求她留下，恳求她不要离开我。反正在梦中，又有什么不能说的话呢？在现实当中她当然不会知情。正因为这样，在那场梦的结尾，我的话是说给自己听的，眼泪是为自己流的——你明白吗？我想说，安德烈亚斯，我会为你做同样的梦。”

他一半谎言、一半真实的阐述，让安德烈亚斯震惊而沉默地望着他。他的紧张感染了谢尔盖。或许我不该对他说这么多，他想，唉，一旦身体的距离靠近，要克制表达的欲望总是很难。他们在黑暗中凝望彼此。静默的火焰在谢尔盖心中燃烧，他胸口的瓶子冒出一串滚烫的气泡，顶住他的喉咙，让他不得不再次开口：“还记得那天晚上吗？在死亡逼近的时候，在大雨当中，我不觉得愤怒或者害怕。我突然想到了你。我……我感觉，我对你心怀愧疚。”

这句话一出口，他胸口酸涩的胀痛就缓解了，哪怕那真相夹杂在无数谎言当中。谢尔盖的眼睛望着他。即便如此，我也不能原谅你。你会记得那些死去的人吗？在勃兰登堡的监狱里，在乌克兰的荒原上。你根本不会记得，他们只是你清单上的一排数字。对于这些罪恶，除了安德烈亚斯本人，他无从责怪。难道要他责怪那些被消除的规则吗？可是，也有德国人不甘心做刽子手的帮凶。如果他在这时展露慈悲，他该怎么公正地面对那些人呢。

安德烈亚斯在毯子下抓住他的手，贴近他的肩膀。自袒露心迹以后，他很喜欢这样表示亲近。轻柔的靠近和欲望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那条界线由一些十分可贵的东西构成，可是在更重要的责任和仇恨面前，谢尔盖不得不轻视它。

安德烈亚斯小声说：“我会尽力不和你分开，至少不是因为这种蠢事。我说什么也不会让你再上前线——如果你不喜欢柏林，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比如在勃兰登堡找一间小房子，保证没有人打扰。嗯……最好有院子，我们还可以养一条狗。”

“我希望如此。但我不得不说，你计划得太远了。谁也不能保证事情会怎样发展。我们就好好过当下的生活，不好吗？谁也不要去想明天会怎么样。我们的时代不适合畅想未来，太美好的想象只会带来痛苦。”

他这样说着，好像在告诫安德烈亚斯，更多却在劝慰自己。在1942年的末尾，谢尔盖暂时望不到战争的尽头。他的祖国，以及他深爱的家人、朋友，他们的命运让他忧虑不已。他对家乡的思念常常让他在梦中模糊现实和过往的界限，但他没有倾诉的可能。好在安德烈亚斯并不追索他惊醒的原因——他本打算追根究底，但罗特希尔德医生建议他不要逼问刚从噩梦中惊醒的病人。

在城市的另一端，卢卡斯的公寓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为了那几张照片，他提心吊胆了一阵子：他那位战友回国后不久便去世了，胶卷和相机是他的遗物。卢卡斯从他的未婚妻手里花重金买下了它们。同谢尔盖谈过话以后，他心里惊惶，几次站在电话前，想要拨通对方的号码，又迟疑地把此事搁置了。他不敢面对可能的后果。

他依旧出入办公室，处理邻里鸡零狗碎的矛盾——有许多人爱匿名举报素不相识的人，甚至是邻居或老朋友。这些信息没多少可信度，大部分是因为嫉妒或者宿怨编造的故事。日复一日的工作中，他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谬，以至于对自己的命运倒不那么关心了：到处都是流言和诬陷，即便他的所作所为被发现了，也不见得会有人相信。

卢卡斯本以为自己将平静地度过战争，但是命运没有忘记他这个无名之辈。这天下午，他推开房门，看见克劳迪娅正坐在正对大门的沙发上。他吃惊不小，悄悄走近，才发现她偏着头睡着了。窗户的挂扣在风中叮叮作响。她不是从正门进来的，因此毫无痕迹、悄无声息。

卢卡斯小心地触摸她的肩膀，那姑娘却一跃而起，双眼瞪着他。卢卡斯才看到她的手里抓着一把手枪。

“天啊。你这是怎么了？”他不知所措地问，“你——你怎么会来这里？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想见我了。”

克劳迪娅的脸色白得像个溺水的人。她的头发贴在前额，眼下青黑，双眼布满血丝。她先发出一声叹息，沉重得像风箱刚被拉开的动静，随后脱力似的，坐回了沙发上。

“我就在这里待一会儿。”她轻声说，“但我不是在恳求你。如果你不答应，我还有枪。”

“你想待多久都可以。”

克劳迪娅凝视了他一刻钟，没有道谢，靠着沙发重新闭上了眼睛。

他们的沉默保持到了晚餐时间。卢卡斯不敢靠近她，用盘子装了些冷肉和面包，倒了一杯牛奶送到她的面前。

“谢谢。”克劳迪娅说。

“不，你不用感谢我。我这是在……我想要补偿你。”

气氛又冻结了，克劳迪娅小声地吃着那些食物。她饿极了，吃得飞快。卢卡斯远远地看着她。

“你，你想要吃苹果吗？”

“不了，谢谢——我有一件事想请你去做。”

“你说吧。”

“我想请你帮我，”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黄色的信封，“在明天八点以前，请把它投到火车站第二条楼梯旁的邮筒里。”

“我会去的。”卢卡斯急切地说，他冷如死灰的心里忽然烧起一点儿火苗，“我会去做的。你要知道，我和之前不同了。”

无数的话语堵住他的喉咙，但是望着克劳迪娅憔悴的脸色，他便无言了。我不该在这时候对她坦白的，她那么疲倦，那么虚弱，我不能在这种时候要求他接受我，这不公平。

“你累坏了。你可以用我的浴室洗个热水澡——我这儿没有你穿的衣服，我明天可以去买。”

卢卡斯说着躲回了房间。关上门以后，他既没有听到脚步声，也没有听到流水声。他坐在黑暗里，时钟咔咔地走着，漫长的夜晚就这样过去。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他感到悲哀，又有一点儿欣悦，或许她需要依靠我，这次我一定要抓住机会，把一切告诉她。

第二天早晨，卢卡斯换好衣裳，对着镜子整理仪表，从房间的一头走向玄关。克劳迪娅盖着毯子在沙发上熟睡，一只胳膊落到了扶手以外。阳光斜照着，从她的身上浮起一片蓝盈盈的雾霭。在晨曦没有完全升起以前，她在他的小卧室里安眠。或许等到她醒来，她就不再需要被他庇护，不再需要他。克劳迪娅，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庇护她、拥有她，她也从不寻求。她只是暂时栖息在他身边。

她不该这么争强好胜，作为一个女孩，有许多人这样评价她。在她展现出与纳粹完全不同的政治思维时，人们惧怕她、远离她，明明她才是强风当中脆弱的枝条。可在卢卡斯的眼中，克劳迪娅的脸庞散发着别样的光彩，在她争辩时、从球场中穿过时，她亚麻色的头发让他无法移开视线。她多么锋利，像阿尔忒弥斯射出的一支箭，泛着七彩的冷光。同那种光彩相比，世界上其他的人都死气沉沉，好像刚从棺材里爬出来似的，准备在人间饱餐一顿后回到坟墓中去。可是克劳迪娅，她那么鲜活，哪怕在她急躁、板起脸的时候，卢卡斯也觉得她可爱极了。

她是一个很好读懂的人，即便她变得沉默。她和人群之间理解的鸿沟来自于性别。如果她是男性，早就有一个代表性的类别在等待着她，但现在她只能被归纳到泛泛而谈的“女人”这类。

那是个狭小的框架，像尖头鞋一样拥挤，哲学家却企图在其中塞进世界上一半的人。即使那个爱美的、神经质的类别真的存在，克劳迪娅也不属于其中。她什么都能做好，跳舞却跳得差极了，在学校舞会上，她狠狠踩了他的皮鞋跟、鞋带和裤腿，让卢卡斯后悔选择了浅色的礼服。他们在舞池里东倒西歪，小声尖叫，抱歉连连，简直称得上颜面尽失，克劳迪娅却执拗地练习，让他一遍遍地教学，毫不在乎舞会是展示而非训练的场合。她的目光永远专注在自己身上。她希望跳得好一些，但她没有天赋。

卢卡斯徘徊的脚步声把她惊醒了。她睁开眼睛，卢卡斯感到一阵欣喜的自责。他僵硬地站在房间对面：

“克劳迪娅，克劳迪娅，我要出门去啦。”

“去吧。”她打起精神说，“不用管我，我能照顾好自己。”

“面包和果酱都在柜子里，你要吃些东西。我得去买一点儿餐具，再买一张毯子。”

“我知道了。走吧，走吧。”克劳迪娅催促他。

这天早上的火车站比往日热闹些。站台旁有一支送行的队伍，大概又有人要上前线去了。在一年前，他也乘坐过那班火车，在呼啸声中朝遥远的东方进发。他从没有认为东方的土地会与他有任何关联，可他却在那里失去了几根手指和几片灵魂。面对涌动的花束，挥舞的帽子和手绢，他的心里只有平静的疲惫。

在他投递完信件以后，在楼梯下遇见了一个军官。他觉得那人看起来眼熟极了，想了很久才记起那是办公处的奥托。

哦他把黑领章换掉了，卢卡斯想，果然人人都比我更会谋划前途。奥托的军靴锃亮，灰绿色的制服像是做了一身新的，烫得笔挺，举止也不再小心谨慎，显得威风又气派。奥托看见了他，得意又客气地请他抽烟，问他有没有在附近看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这年轻的军官讨厌安德烈亚斯，连带着讨厌他这位攀附的亲戚。只是今时不同往日，卢卡斯仍是落魄的秘密警察，而他即将成为战斗英雄了。

卢卡斯吸了一口香烟：“我可没有在意。天啊，今天车站的人太多了。”

奥托点点头：“是的。我刚刚和我姐姐一家告别。”

“您这是要上前线去了？您打算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未来东面都是我们的土地，每个人都有份。我们会在那里安营，然后建起楼房、公园、绿地。”

卢卡斯再次感到一阵悲哀：“哦，那您要保重身体。”

他们随意地聊了几句。奥托心不在焉，目光一直在楼梯间打转。卢卡斯不喜欢他对战争天真的想法，心里又惦念起克劳迪娅，便同他告别了。

Notes:

剧情发展到这里，几位主要人物的命运都在柏林交汇了，故事即将进入高潮啦。

Chapter 36: 狭路相逢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Chapter Text

卢卡斯如何在车站投出了那个黄色信封，谢尔盖并不知情。当奥托和卢卡斯在楼梯旁交谈时，他正在公寓里奋笔疾书。整个一周，安德烈亚斯都忙忙碌碌、早出晚归，不到十二点以后，门前根本不会传来任何动静。这对谢尔盖来说是个极好的放松机会，他甚至可以在纸上写写画画，整理思路，再把它们丢进壁炉里。与此同时，未知带来的隐忧盘绕在他心底：安德烈亚斯又在忙些什么神神秘秘的事务？为什么一点儿风声也不肯透露？他是不是看出了什么？或者又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

然而，他很快否决了这种猜测。安德烈亚斯对谁产生怀疑，一定会在目标身上倾倒大量的时间，观察、试探、询问，可近来他们两人的相处时间少得可怜。

星期日的晚上，谢尔盖整理了本周引起他注意的情报。他把那封写满暗语的信装进信封时，安德烈亚斯推开了大门。他看起来疲惫万分，在抬头挂大衣的时候摇晃了一下。谢尔盖把信撇在桌角，站起身问道：“你要忙到什么时候？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你不要命了？”

“哦，太麻烦了。”安德烈亚斯嘟囔，“我怎么知道……海德里希死了，所有人都忙着分一杯羹，大半年了……天啊，这地方根本没人能管事。一切都只是权力，权力！”

谢尔盖挽住他的胳膊，试图阻止他滑到地板上。安德烈亚斯的身上没有酒精味，让他无法正常思考的另有其事，要不是疲劳，就是一些棘手的政治事务。谢尔盖将他扶到沙发上，劝道：“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不乐意过问政治的原因。”

“你不过问它，它会找上你，哪怕在办公室里。”

安德烈亚斯说着，一头栽倒在软垫里。他困极了，在五分钟之内就睡着了。谢尔盖只好把他叫醒，送进卧室。一切完成后，他把桌上的“家书”仔细折好，投进了门前的邮箱。此时正是深夜，他难得地在信箱旁停留了片刻，想获得几分钟喘息。然而，信件落入信箱那一声响动让他觉得异常。他的心像被烧水壶烫了，猛地一缩，全身肌肉跟着紧绷起来。

谢尔盖环顾四周，确认没有一双眼睛正盯着他，才掀开盖子：两封包装得一模一样的信，寄往同一个地址——上个周末投递的邮件，同他新写的信一起躺在箱底。

他的背后起了一阵寒意：为什么没有人取走它？邮递员生病了，还是他的工作难得出了纰漏？他在脑海中飞快地排列着无数的可能。谢尔盖抬起头，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保持清醒。拱形屋顶的石材在他眼前摇晃，似乎在一瞬间压到了头顶。灯光忽然变得闪烁不定，模糊地排列到远处，黑暗中，仿佛有庞然大物正朝他缓缓移动。

他拿起上周的信，它的封口被封死了——他从不会这么做。有人取走了这封信，又把它放了回来。

这是怎么了？他的手颤抖起来，发生了什么事？如果邮递员来过了，他想给我传递什么信号？如果不是他，那会是谁？有什么用意？

他拆开前一封信件，在昏暗的光线下，“杏子蛋糕”这个词底下，出现了两道着重号。他从没有在信中做过任何记号，对于盖世太保的审查员来说，一两个记号都是可疑的、危险的。做标记的人特意用了相同颜色的墨水，大概是那位严谨的邮递员，把信件投回他的手中，也许是情急之下的无奈之举。

他的每封信里都有这个词语，“杏子蛋糕”是行动停止的代号。如果继续任务，则回信中不会出现这个词语；如果组织命令他沉默，便也会在回信中提起“杏子蛋糕”，或者以其他方式展示暗号。显然，这个标记意味着：他所在的情报小组必须暂时沉默，情报传递全部停止，每个人原地待命。

这封信件不能再次寄出，连带他手里的这份情报，他必须立刻把它们销毁。从现在起，他和“南方家人”的通信只是维持身份和社会关系的标志，他不能再往其中加入任何关于情报的暗语。

谢尔盖的手指颤抖了一阵。他摸了摸口袋，才发觉没有随身带着火柴。他在心里指责自己的松懈，把信塞进口袋里，关上房门。壁炉边准备着一些炭火，火柴盒就搁在茶几上。他在客厅走了一圈，又想起在卧室休息的安德烈亚斯。但愿他今晚都不要醒来才好，谢尔盖祈祷着，如果烟味让他起疑，就太不妙了。

他想了想，把卧室门推开一条小缝，朝里面张望了一眼。

一切如常，黑暗中只有安德烈亚斯轻轻的呼吸声。他的心刚刚放下，却听到一阵衣物和被褥的摩擦。安德烈亚斯挣扎了一下，喊了一声他的名字。

他犹豫了两秒：“怎么了，我在呢。”

“你过来，我有话对你说。”

他究竟是没有睡着？还是突然从梦中惊醒了？该死的，那两封信还装在他大衣的口袋里。他该不该把大衣脱下来，远远丢开，再进去同安德烈亚斯说话？这样不是更可疑——他为什么非要在这时候出门，又为什么非要多看这一眼！

他强迫自己镇定，走进黑黢黢的卧室，坐到床边：“你说吧。”

安德烈亚斯拉亮了台灯，端详着他，眯起眼睛问道：“……你在家里穿着羊毛大衣干什么？”

谢尔盖的心猛烈地跳动了一下，佯装镇静地回答：“我觉得有点儿冷。”

“你怎么不去把壁炉点起来？我的天啊，我知道你很节俭，可你不再穷得连蛋糕都买不起了。”

“我会的，我会的——你不能嘲笑一个人保留过去的生活习惯不是吗？现在还没到十二月……更何况，你不在客厅里，那儿只有我一个人。”

安德烈亚斯对他微笑了一下：“哦，别紧张。我不介意你的这些习惯，也不会因此把你丢开的。”

谢尔盖无比痛恨他含糊其辞的说话习惯，尤其在这种时刻。今夜的每一句话在他耳朵里都像极了盘问。他低下头，举起手碰了碰安德烈亚斯放在被褥外的胳膊，柔声安抚道：“什么重要的事，让你睡也睡不好，非要今晚和我说？你的哪位老情人又找上门了？”

“闭嘴吧，不是那些事情。”

谢尔盖叹了口气，佯装担忧：“你什么都可以对我说，明白吗？上次那个可恶的家伙，我看他像个自恋的精神病人。你不能不告诉我，就选择自己承担这一切，明白吗？我不想让你……让你受不必要的苦。”

安德烈亚斯的脸色变了变，语气放缓了：“那不是不必要的。”

“要我说，几封信而已。如果让我来决定，我会去烧了他的破房子。”

谢尔盖的拳头在身后捏紧了，指甲让他的掌心疼痛，细微的痛觉往往能让他回到现实当中，而不是被可怕的想象缠绕。安德烈亚斯大笑起来，脸颊有了点血色。他在谢尔盖的注视中垂下眼睛，随后望向天花板：“我讨厌战争。这很奇怪，以前我没有过类似的想法。我只会偶尔厌烦，但现在，我一想到它可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我就……我从没有这样仇恨过它。”

这是他想对我说的吗，还是在刚才的几分钟内，他又对我起了怀疑，因此要试探我？谢尔盖的外套又厚又重，但口袋里的两封信像两块烙铁似的，透过层层布料烧灼着他的皮肤。他想要逃离，又无法迅速地结束话题：

“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说出这些话，你知道的……”

“我曾经想过无数次：如果可以，我宁可什么都不要，我们远离柏林，远离能听到车轮声和广播的地方，往南面或者西面去，找一个安静的所在，或者去哪个占领区。你可以放心，我手里有一些你想不到的消息，我想，它们应该足够保证我们的安全。”

谢尔盖并没有追问，只是用一种柔情、专注的眼神看着他。在潜意识里，此时此刻贪图情报是危险的。他想起那部充满标注的布兰诗歌，线索忽然浮现，像雾天沾水的蜘蛛丝在篱笆上闪烁。他拍拍安德烈亚斯的手臂，在心里想：他沉浸在喜忧参半的规划当中，或许我不该打断他，可我也不能支持他。他近来的生活太顺遂了。一个正处在异乎寻常的幸福中的人，才能感受到抛下一切的冲动。匮乏的人只会想把拥有的紧紧攥在手里。即使他说自己厌倦了战争，也并不意味着他的内在有了转变。

“你不必为了我改动自己的生活。其实我觉得柏林不错，我挺喜欢这里的气候。”

“你以为我喜欢这样的生活？在从前，我只想要赢得属于自己的东西，但现在，我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了。我对人生的理解也改变了一些，但我……我不能说我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或许我只是更贪婪了，我想要过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生活。”

“不论你去哪里，我都和你一起，好吗？现在你最重要的是睡上一觉——你这周才睡了几个小时？”

“这种生活……如果，听着，我没有强迫你的意思，这只是一个假设。如果我要去过这种生活，你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哦，除了气候，柏林也没什么好的。你以为我为什么留在这里？等你做好了决定，就告诉我。”

安德烈亚斯笑了笑，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犹豫片刻说道：“好吧，那么晚安。”

谢尔盖摸了摸他的肩膀，帮他关上电灯。关门声响起的那一刻，他的身上似乎卸下了千斤的担子。壁炉被点燃了，他把两封信丢进火中，面对火焰陷入了沉思：

安德烈亚斯当然有选择的余地，大多数德国人也有。在他们将希特勒票选为总理以后，这些选择减少了；但同在贫困和战火中挣扎的苏联人比起来，他们的生活悠游自在。谢尔盖第一次进入德国时，曾有过一段大惑不解的时光，一个物质和精神生活都相对丰足的国家，为什么自认为是欧洲的最大受害者？为什么要将独裁者的谎话奉为圭臬？随着工作的开展，他愈发困惑。按照理论，法西斯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但在国家征集战略物资时，一贫如洗的工人、农民都愿意为战争的胜利捐钱捐物。

或许我该同老师谈谈这件事，在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之间，有一些别的东西在其中起作用。它似乎来自人类心灵的更深处，比一切的经济发展、技术腾飞都更加古老。可没等他再见到教官，战争就打响了。

他又想起安德烈亚斯——抛下一切？一起远走高飞？他怎么有胆量做这样的梦？谢尔盖不禁有些恼怒，不知是对自己，还是对别的什么人。他不管不顾地犯下可怕的罪行，就打算这样一走了之？可他又想起那个不可能的设想中他的位置，像剧院里永远空着的包厢。这又让他的心中起了恻隐，甚至一丝疼痛：也许他确实后悔了，这才想要离开；他总是想着我，计划着和我的未来，那些话也都不是骗人的，然而……

此夜，谢尔盖无心思考任何情感问题，压力正让他脆弱的神经摇摇欲坠。在剧变之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保持镇静。和所有侦察员一样，他只是情报网伸出的一条细小的根系。就在这个夜晚，冬天的第一场暴风雪抵达了斯大林格勒城外，飞机引擎在城市的上空轰鸣了数月，忽然的静默让所有人感到不安。战局的天平将在一个月内发生倾斜。然而，没有谁能够观察到局势的全貌，包括谢尔盖。忧愁的阴影依旧徘徊在苏联人的心中。

安德烈亚斯继续着忙碌的生活。他对这一切含糊其辞，称只是家族事务。这加剧了谢尔盖的担忧。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做出了违反规定的决定：他要亲自去情报交接点探查一番，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一眼，或者在街道对面喝一杯咖啡，稍作打听，也比他对于一切茫然不知要强得多。

出乎他的意料，那家药店并没有打烊，也没有传出任何异常的消息。他推开玻璃门，店主不在，柜台后空空如也。此时正值午后，大街上人影稀疏，他不便在门前站着，便到货架中间去走动。大概十五分钟以后，门前的铃铛响了几声，隔着木架和药瓶，谢尔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湛蓝的眼睛，秀美而忧愁的面容——卢卡斯竟又一次出现在这家药店。

他来这里做什么？那些胶卷、相机，他有没有好好保存？他会不会把消息无意间透露给了某位同事，导致他们的情报线不得不沉默下来？谢尔盖本可以屏息凝神，等他离开。可他无法忍受疑问继续堆积，这些天所有的消息快要把他的头脑撑破了。我不能再传递情报，但我有行动的自由，谢尔盖想，虽然莽撞了些，但我必须弄清楚。

在卢卡斯走到西南角时，他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把他拽进了柜子旁的角落。

“您怎么在这里？”

光线昏暗，卢卡斯适应了一阵才看清他的脸，打了个寒战，惊恐地问道：“您又在这里做什么？”

他一定知道了这里的秘密，谢尔盖在瞬间便下定了结论。他决定单刀直入、穷追猛打：“您害怕得直发抖呢。看来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对吗？”

“我来做一些必要的调查。”

“您一个人？”

“我的人等在外面。”

“别骗我了，您根本不会撒谎。”

卢卡斯的左手插在衣袋里，谢尔盖发现了这一点，不由笑了笑。他拉着卢卡斯，快步来到窗边，把面朝大街的窗户打开了。

“您要在这里开枪？您就能保证，在我打倒您之前，您就能瞄准我么？就算您做到了，下一秒我会躺在地板上，大街上的人也会听到枪声。不管我有没有死去，有没有受伤，盖世太保都会把这儿翻个底朝天。您希望他们这样做吗？”

“我不怕。”

“这么说来，该害怕的另有其人？您在替谁害怕呢？”

“……没有什么人。您真是可笑。”

“看来真的只有您一个人。背后的主使是编造的，外面的增援也是，对吗？”

卢卡斯的脸变得煞白。这场交锋让谢尔盖放松了些：局势不是不能掌控，他曾经破解了那么多困难的情境，现在，一切像个巨大的、纠缠在一起的毛线球，而他是坐在扶手椅上的老妇人，只要他找到关键之处，就能继续把自己的角色编织下去。

“您说吧，您来这里究竟为了做什么？”

“抱歉，我不能告诉您。”

“我帮您隐瞒了衣柜里的胶卷，不是吗？我能替您瞒天过海一次，说不定就乐意为您瞒天过海第二次，只要您告诉我。您告诉我，或许还有被原谅的机会，如果您不告诉我，我只能把您移送相关部门了。”

这些话立刻在卢卡斯身上起了作用。谢尔盖暗自觉得好笑，一点儿希望，一点儿绝望，再加上讳莫如深的态度——从没想过有一天，他能用上安德烈亚斯那套威逼利诱的话术。

“我可以告诉您。我的确是来买药的。我的一位朋友，她的状况很不好……”

谢尔盖心中一惊，卢卡斯口中的这个“她”，除了克劳迪娅还能是谁？刹那间，那张娃娃脸和飘扬的棕头发浮现在了他的脑海。距离他们上一次见面已经过去了半年，那情形却恍在眼前。这位勇敢顽强的女同志，她现在还活着，真是万幸！紧接着，他的心又揪了起来：若不是情况非常危险，以克劳迪娅的习惯，根本不会寻求卢卡斯的庇护。卢卡斯说她的状况不太好。那么燕妮呢，情报小组的其他成员呢？究竟出了什么事，让整条情报线在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Notes:

悄悄解释一下文章开头的情形。布鲁诺·斯特雷肯巴赫原为帝国保安总局第一处的负责人，负责人员培训，人事任免，在前文提到安德烈亚斯的家族与其有官商勾结的情形。海德里希遇刺后，帝国保安总局权力空置，斯特雷肯巴赫是众望所归的权力继承人，然而希姆莱却选定了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就是春天的十七个瞬间里出场的那个保安总局的疤脸老大（x），据说他的伤疤也不来自英勇的决斗，而是酒驾），斯特雷肯巴赫则在43年初被调离保安总局，文中暗指的是这件事背后的政治斗争。文中的时间来到了42年底，安德烈亚斯背后的（我虚构的）这个贵族/产业主家庭在政治场上将要失去重要的庇护，这也是他为什么急着抽身而退的原因。

Chapter 37: 暗流

Chapter Text

谢尔盖离开公寓走向药店时，西方的天际悬停着一片沉云。在午后突起的微风中，它漫过那过度简洁的包豪斯建筑群，把半边大街的阳光遮住了。一阵贴地的旋风，把街边的报纸翻得作响，摊主因此抱怨连连。有一场突如其来的雨水正在柏林的上空酝酿。那是深冬降临的前奏，谁教它淋着了都会打一整天的哆嗦。有经验的行人纷纷默不作声地加快步伐，落叶和碎纸在他们脚边滚动，咬着他们的鞋跟。

在倏忽而过的汽车引擎声中，小教堂的尖顶传来一阵钟声，高低错落，悠悠地沿着街道飘开了。整片街区忽然陷入寂静，像磁带播放到了两个乐章中间，没有掌声，没有喧闹，按下了暂停键似的，实则只是乐队喘息的空档——生活手中的总谱仍在沙沙掀动。人人都停下脚步望向天空，意会着空气中难以言传的一切，在下一分钟咒骂着看向手表。

谢尔盖和卢卡斯一前一后地回到大街上，深秋的冷气从他们的皮鞋和裤脚之间钻进去。在谢尔盖看向手表的刹那，卢卡斯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好吧，刚才多有冒犯。我请您喝一杯。”谢尔盖说，“您选个地方。”

在大门合拢以前，两人相中了一家咖啡馆。谢尔盖坐下后为卢卡斯点了一支烟，把双手插进口袋，微笑道：“您太固执了。我还以为您是一个听从劝告的人。您的那位朋友，现在在哪儿呢？”

“我不能告诉您，我对您说得够多了。就算您杀了我，我也不会带您去见她。”

“哦，真感人。我猜她是您的恋人。我是否认识她？”

卢卡斯攥住桌子的边缘，压低声音说：“如果您要离开，去找她，我就在这儿对您开枪！”

“哦，天哪，您可别威胁我。这么说来，您宁可和她一道儿死去，也不愿意让我知道她在您的房子里？”

卢卡斯的脸忽然变得煞白。他把烟拧灭，倏地站直了，引来好几道探寻和不赞同的目光，又慢慢坐回椅子上。谢尔盖仍看着他，双手搁在咖啡杯两旁，保持着一个放松的姿态。我自然不能向他揭露我是谁，谢尔盖想，我只要知道他是否可以信任。如果他保持拒绝，克劳迪娅就是安全的。

“放轻松些，”谢尔盖拍拍他肌肉紧绷的手臂，“您口袋里有一把手枪，我知道的，您甚至不用把它拿出来。但您既然想同我谈话，就不能总想着开枪解决问题，是不是？”

“您都知道了。”

“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

“那么您想要什么？您会不会告诉他？”

“想想那些胶卷。”谢尔盖把声音放轻，试图让一切显得轻松、自然、无所谓，“对我来说，死物和活物没有区别，您可以在家里藏任何东西。安德烈亚斯至今也不知道那些胶卷正在您家里呢。”

“哪怕是她？”

“哪怕是她。她是您的爱人，为什么不可以呢？人都会犯错误，但这又不是不能原谅，她已经吃过了苦头，何必一直揪着她不放？”

卢卡斯脸庞上的犹疑和紧张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可置信的惊喜：“您——”

谢尔盖立刻打断了他，冷漠而傲慢地说道：“您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我可以替您隐瞒，但只是隐瞒而已。您怀疑我的忠诚就未免太过分了。”

“我明白，我明白。感谢您的好意。”

“嗯，您说她不太好，她受伤了吗？你知道的，在柏林也有些不需要证件就可以给人看病的医生。”

“哦，不是身体上的疾病。我觉得她——她的精神特别疲惫，她有时候整夜睡不着，吃的也很少。这可怎么办？”

谢尔盖松了一口气，他胸口压紧的弹簧总算松开了一点儿，让周围饱含湿气的空气流进了他的肺。克劳迪娅没有生命危险，且有卢卡斯在身边照料。他想了想，假装被卢卡斯的揣测冒犯，不耐烦地把咖啡勺丢进盘子里：“我不管您的私事。您自己小心些，别走漏了风声。快走吧，我替您买单。”

我也不能在这里久留，等到时机合适，我得亲自去同克劳迪娅见上一面——趁卢卡斯不在的时候。谢尔盖拿起折好的餐巾，擦了擦嘴唇。按照卢卡斯刚才的反应，克劳迪娅没有揭露他的身份，她一定有什么顾虑：如果她认为这样最好，那么谢尔盖自己也应该对卢卡斯保持警惕。

他仔细琢磨着这件事背后的暗流，又担心起燕妮来。这让他一整天都闷闷不乐。绵绵阴雨在半路上停了，只来得及打湿他的衣袖。谢尔盖在沉默中推开公寓的大门，室内一如既往的安静。窗帘敞开着，细雨之后的夕阳金灿灿地流下窗台。在玻璃刺眼的闪光边，沙发上，安德烈亚斯枕着胳膊睡着了。

他这么早就回来？真是奇怪。万一他问我去了哪里，我该怎么回答？谢尔盖在餐桌旁踟蹰了一阵，悄悄走进厨房，拿了两小包平时常用的药片放进包里。如果他问起的话，一切都好解释，我的旧毛病又犯了，不得不买药去。

他准备好一切，深呼吸两次，在小沙发边蹲下了，轻声叫道：“喂，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安德烈亚斯毫无反应。他的头发和眉毛被阳光照得发亮，一片橙黄的光斑把他全身烤得暖烘烘的，却没能让他醒来。他的外套被睡得起皱，却连衬衫的第一粒扣子都没有解开。

谁能想到他是这样的一个人？谢尔盖坐到地毯上，靠近他的脸，拨了拨他耳边的头发：“醒醒，你睡得像死了一样。别在这儿睡？”

安德烈亚斯的肩膀动了动。他的睡眠浅，忽的有人在他耳边说话，一下将他吵醒了。

“走开。”

谢尔盖沉默了。那些挤压着他的疑惑、让他坐立难安的现状忽然松动，像微风掀开帘幕、透进日光的刹那，叫人惊奇，又叫人不安。他踟蹰着，等那阵奇异的感受过去，安德烈亚斯又闭上了眼睛。

谢尔盖叹了口气：“你该到床上去睡，不该睡在窗口。”

不知怎么，他今天非常坚决。安德烈亚斯艰难地睁开眼，举手挡住光线。他的目光中有很多不满，但很快变成了疲倦的期待：“你——等一下，我有话对你说。”

安德烈亚斯慢慢坐直身体，暴力地揉搓着肩膀，试图从困倦中挣扎出来。谢尔盖感到心烦意乱，那种熟悉的感觉又飘荡在他的心中，让他皮肤发痒，坐立难安。他无法这样在安德烈亚斯身边直等到他开口，便去厨房倒了一杯水。

“谢谢。”安德烈亚斯从他手里接过杯子，“你不知道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我恨不得把每个来访的人都扔到大街上。”

谢天谢地，他终于变回那个精明的对手了。谢尔盖指望自己把刚才看见的情形都忘记——安德烈亚斯应该对他抱怨可恨的庸人，唾弃上司和下属，不应该像之前那样对他落泪，更不应该在他眼前毫无防备地睡着、甚至晒着太阳。他不能再让这些时刻在两人之间织上一针又一针，让他看到自己是被擦去了一段弧线的圆圈。

可惜供他喘息的时间不多。安德烈亚斯把水杯放下，清清嗓子：

“头一件事，我知道卢卡斯的照片从哪里来了。”

谢尔盖在一瞬间攥紧了拳头。他庆幸自己和安德烈亚斯并肩坐着，对方不可能注意到他的动作。

“什么照片？”

“哦。天哪，我太忙了，我没有告诉你。你还记得我之前问你的问题吗？他不知道去哪儿搞来了照片，在那些集中营里拍的——他总是这样疯疯癫癫，真是难办。”

谢尔盖感到后牙磕到了一起，咬肌发痛：“原来如此。你查到了什么？”

“那是他的一个战友洗出来的照片……那小伙子都埋进坟地里好几个月了。我也问了他的家人，没人知道他怎么拍的照片，何时何地。他母亲说相机也随他埋进坟墓里去了。按照惯例，我得去找找他的墓碑……”

谢尔盖感到有什么东西掐住了他的喉咙。他的头脑飞速运转，忍住咳嗽的欲望，平淡地说：“真麻烦。”

“不麻烦，因为我没有再查他。”

谢尔盖的耳畔轰然作响，像有颗手雷在不远处爆炸了似的。他的心跳追着思绪飞快地跳动，让他紧张得想呕吐，欣喜得想大笑。可他只是坐在沙发上，动了动僵硬的脖子，瞪着安德烈亚斯：“为什么？”

“你说得对——没人从这些倒霉的法律里得到任何好处，我为什么要去刨一块公墓？为了谁？为了什么？”

“就这样？”

“就这样。”

“你。”谢尔盖说不出话来，“你真的——”

如果他不在凯里安的皮套当中，他一定会从沙发里跳起来。可他只能低下头，佯装思索地望着自己的手指，它们在膝盖前交叉。谢尔盖从没如此清晰地看到指甲上的白瑕疵：“我从没想过你会说这些。”

“我第一次做这样的决定，从今以后，敬业精神就跟我说再见了。除了这句，你就没有什么要说的？你有那么多绝妙的比喻。”

“你希望我怎么说？”

安德烈亚斯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压低了声音：“你该说我做得对，无与伦比地正确。”

一阵从未有过的感受从那片皮肤冉冉升起，谢尔盖坐直了身体，转向他：“这又是什么测试吗？”

“什么也不是……你最近怎么心不在焉的！”

“我很担心你，你太累了。你现在该在床上睡觉，而不是颠三倒四地、和我说那堆愚蠢的照片。”

安德烈亚斯露出一个狡黠的表情：“哦，还有另一个好消息。今天的消息太多了——我想，我不会再这么忙碌了。”

“这又是为什么？”

“你跟我，我们俩很快要从柏林滚蛋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厌烦了——我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

谢尔盖感到一阵晕眩，橘黄色的阳光让他的头皮发热。他究竟在说什么？他刚才放过了什么人，现在又要带我去什么地方？在这一刻，他的心尖叫着蒸腾，拉着他向窗外的天空飞去，思维却变得粘稠无比，把他牢牢地粘在那张小沙发上。在巨大的情感冲刷下，谢尔盖心里疑窦顿生：难道有灵媒把他的灵魂换给了另一个人？可他说话的语气，姿态一如往常。他越因为幸福而抗拒这个事实，越感到鼻头发酸：如果早一些，再早一些……他也让他等得太久了。

安德烈亚斯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向自己：“你很奇怪，你可不常傻笑。傻瓜，你在笑些什么？”

哦，又到了该撒谎的时候。谢尔盖清了清嗓子：“你乐意继续留我在你身边，我很高兴。”

“是你把我想得太糟糕了。等我们到了勃兰登堡的东面，你要好好向我道歉。”安德烈亚斯钻进他的双臂之间，转过头，吻了吻他的脸颊，又很快松开了他“不过你这样说，我也很高兴。哦，真是莫名其妙，今天的一切都莫名奇妙的。一切发生太快了！”

谢尔盖试图控制住脱缰的感情，但那股撕裂般的晕眩仍停留在他的头脑中。这一刻，他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应对：“我以为你不想过糊里糊涂的日子。”

“那不是糊里糊涂的日子。我知道了我想要什么，什么对我更加重要。这么多年，我一直……”他说着把语速放缓了，看着谢尔盖的双眼，郑重地问，“倒是你，你真的决定好了吗？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战争结束了会怎么样……”

刹那间，所有的欣喜、担忧、迷茫、疑惑都远去了。盘旋着的幸福随着夕阳投入层林，谢尔盖像一个烤完火的人摸到了室外的锄头，现实冷冷地击中了他的神经，让他骤然清醒过来。战争，他怎么敢忘记这个词语。谢尔盖咽了口唾沫，对安德烈亚斯笑了笑：“我早就决定了。”

安德烈亚斯因他的局促笑出了声。他攥着谢尔盖的手臂，愉快地哼了一声，在不着调的旋律即将进行下去时，又有点儿忧愁地转向他：“你要记得你今天说过的话。”

“我会的。”

“如果你不乐意，你可以继续留在这儿。我可以给你点儿时间考虑。在柏林有很高的工资，无数美术馆、酒吧、夜总会、剧院，一切都很好……”

“我乐意至极。我不需要那些就能生活。”

“……再说一次，我要离开柏林，这个决定可不全是为了你。”

“没有关系。”

“这个决定的百分之五十，或者更多，是为我自己做的。”

“没什么区别，都算是为了我吧。”

“你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不真实。”安德烈亚斯沉默良久，轻轻地说，“你真是个奇怪的人。”

谢尔盖伸出手臂抱住了他。他不能再看安德烈亚斯的脸，更不愿意让安德烈亚斯看见他的神情。对于突然的亲密，安德烈亚斯愉快地接受了，把下巴搁在他的肩膀上。

一股熟悉的香氛味扑面而来。谢尔盖呼吸一滞，贴着他的头发喃喃说道：“哦，这没什么奇怪的。”

他的回应让安德烈亚斯一整个晚上都特别兴奋。这个奇怪的德国人睡意全无，在房子里四处走动，不时到谢尔盖身边打断他看报的进程。谢尔盖不胜其烦，只好扔下报纸，加入他对未来的畅享之中。晚些时候，他把谢尔盖当做一个手感绝妙的抱枕，钻进被褥就睡着了，留下对方独自与千百个问题角力。

克劳迪娅、燕妮、那个不知姓名的邮递员，他们的命运要走向何方？他是不是要见克劳迪娅一面？否则离开柏林以后，他该怎么联系组织？现在通信也断绝了，燕妮生死未卜，一切都陷入了巨大的不确定。一整晚，谢尔盖在疲倦的海洋里漂浮，却分外清醒，忧愁像海钓的丝弦，让他无法沉入睡眠之中。时间却一点一点过去。他真想掀起被子，爬起来打开广播，哪怕听一听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声音也好，可现在，世界留给他的只有寂静。

这个无眠的夜晚进展到两点，谢尔盖才敢在微弱的灯光中看向身边的人：安德烈亚斯睡得很沉，头发垂在双眼前，把他看起来刻薄的眉骨遮蔽了大半。你到底在想什么？谢尔盖拨了拨他耳边的头发，又意识到自己近来对这个动作颇为沉迷，立刻把手撤走了。睡梦中，安德烈亚斯无意识地哼了一声，把左手搁在他的胸前。谢尔盖心中五味杂陈，低下头，却忽然发现了异样：安德烈亚斯的耳朵边有一小片新鲜的擦伤。在下午，他完全忽略了这个细节。

Chapter 38: 回声

Notes:

我每天都在警告自己要克制点写，但总是事与愿违，气晕，暴打自己。

Chapter Text

谢尔盖在夜里做了三个梦，但在醒来的时刻，他把它们全忘记了。他在梦的边缘挣扎了片刻，倏忽踩进现实里，像挣脱一片挂住衣角的荆棘。他轻微的抽搐把安德烈亚斯吵醒了：他的枕边人挪向床头，把台灯拉亮，看了看时钟，又扭头望着他。谢尔盖对他耸耸肩膀，故作轻松，可安德烈亚斯不愿意挪开视线。他的灰眼睛常给谢尔盖带来两种感受，像纸牌的两面，有时意味着绝对的未知，需要他压上一笔筹码才能解开谜题；有时意味着不可更改的决定或者感情，那是印在正面的数字，无法加减，难以变动。

可是，谢尔盖复杂的感受在今夜被消解了：往日他只敢偷偷地抱有期望，那感情是不合情理的、不正当的。如果有谁来问他是否愿意给安德烈亚斯一个机会，他会罗列理由、斩钉截铁地拒绝。但不论他如何同自己抗辩，那一丝愿望永远浮动在他心中，缠绕着他坚如磐石的决策，挥之不去；能够解释它的言语是被禁止、被轻蔑的，尤其在战争之中。

在安德烈亚斯的注视下，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阵欣喜，随后是让人怅惘的幸福，后之后觉地，好像拨开了生活门前的纱帘。如果此刻有魔鬼叫他做一个交易，他难以担保自己不会选择永远留在这一刻。灯光下，他困倦而憔悴的脸上出现了悲喜交集的神色。安德烈亚斯皱起眉头，伸手触摸他的前额，手掌在他的发根停留了一会儿：“又做噩梦了？”

“没有，我不知怎么醒了。真抱歉打扰了你。”

“别再说这种蠢话，”安德烈亚斯凑近了，低头看向他，“'抱歉打扰'，这算什么？这不是你第一次做噩梦，我也不是第一次这样醒来，我们已经……从今往后，一切都不同了。”

谢尔盖的心震动起来，像蝴蝶翅膀拍打他的肋骨。他为什么这样说？难道他认为我们已经难分彼此，连基本的客气也不需要了？他为自己的联想感到羞愧，又依稀感到私密的愉悦。然而，安德烈亚斯在被褥里找到他冰冷的手，将它们握在自己的手心，挨着他的肩膀半坐在床头。他没有再询问，摩挲着谢尔盖的手指、手背以及手腕凸起的骨骼，望着钟面转动的指针，过了一刻钟又转向身边人：“你好些了吗？你想不想和我说说话，好让你从那些事里分心？”

“说真的，我没有做噩梦。”

安德烈亚斯嗯了一声，对谢尔盖的陈述将信将疑。谢尔盖想对他解释，但安德烈亚斯重新躺下，把脑袋搁在了他的枕畔。他的鼻息吹过，轻柔而短促地，拂过谢尔盖不安的皮肤。安德烈亚斯的手臂环绕在他的肋骨之间，温热地、沉重地。谢尔盖把被褥拉高了些，盖住两人裸露的肩膀。这一刻太不真实，让他怀疑自己仍在梦中：昏黄的灯光把他们的鼻梁、嘴唇、下颌涂上阴影，温暖的宁静从光与暗的边界升起，裹住他闹哄哄的思维。

他要和我离开柏林，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让他厌倦的是纳粹轰然作响的机器，还是永不止息的政治斗争？谢尔盖在心中反复衡量，有意躲避着他最想得到的答案。当他准备闭上双眼的时候，安德烈亚斯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这么说，你是不想离开柏林，对吗？我是不是勉强了你？”

“不。”谢尔盖转过脸看着他，“我从没那么想过。你在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

安德烈亚斯的胳膊收紧了，沿着他们接触的皮肤，一阵颤抖穿过骨骼。他的手心甚至出了汗。谢尔盖的鼻尖一酸，好像有人拿着苹果醋灌进了他的喉咙。他转过身面对安德烈亚斯，把他脸颊边的头发拨到耳后，轻声说道：“你不要紧张。这里是怎么受伤的？在什么时候？为了什么？就像你决定离开柏林，也没有对我说明原因。我很担心你。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难处告诉我，为什么总是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问题？”

“我——这是我亏欠你的。我不能夺走你的一切后把你带到这里，又抛下你不管。”

“你在说傻话。你亏欠我什么？”

“是我把你变成了这样，不是吗？你本可以继续建立军功，结婚成家，或者做一切你原本想做的。以前我强迫你，甚至折磨你……我一直在等你离开的那一天，可你就是不走！你总是缠着我，回应我的每一句话，让我变得自私又贪心，让我一点儿没法离开你……你知不知道自己做了多么可怕的事？”

谢尔盖的嘴唇颤抖起来：“你怎么会这样想？我在你身边，比之前的任何时候都要开心。”

“你不明白……”安德烈亚斯小声说，“是我不管不顾地要求你，是我把一切搞砸了。”

“不如你把事情告诉我吧。让我看看你究竟又做了什么糟糕的事，再考虑考虑要不要和你分开。”谢尔盖害怕地数着自己加快的心跳，对他开玩笑说，“不过我很固执，你知道的，但愿你真的做了些让人震惊的事——你不会打算承认你昨天往我的咖啡里加了十块糖吧。”

安德烈亚斯笑了一声。他试图显得放松，但现实效果相当敷衍。谢尔盖打算再认真严肃地安慰他几句，安德烈亚斯却说：“唉。这几天发生了很多事，首先，关于这一点儿小伤口，那是因为我在办公室和人打了一架……”

前一天的午餐时间，谢尔盖正准备出发前往药店，他的心里充满忧虑，想着如何获得情报小组的消息。在他锁上门，把钥匙丢进口袋的那一分钟，安德烈亚斯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了。这一回，菲利克斯好歹叫人对他通报了一声，没直接闯进来。但他神色不善，气势汹汹地走到办公桌前，把手套扔下了。

安德烈亚斯从文件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虽然你的问好不太礼貌，但你有所长进了。如果还像以前一样，你会害得有些人丢了工作。”

“你有什么可生气？”菲利克斯脸色阴沉，拉过一把椅子，“我知道你做了什么，你到底怎么想的？我知道你有一天会开窍，要找一个人结婚，你又有那种该死的……该死的完美主义。但你这么不信任我？”

他的猜测让安德烈亚斯笑出了声：“结婚？别把谁都想得和你一样。”

菲利克斯的靴子在地板上焦躁地蹭了一下：“我们就不能像从前一样吗？你看，就像格拉夫那样，我昨天才和他喝了酒。他可算是彻底地飞黄腾达！就算你我分别结了婚、有了家庭，我们还是可以……”他突然停住了，盯住安德烈亚斯的脸，暴躁地低吼道，“还是说，你真的爱上他了？你知不知道你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我就不能谁也不爱？我非得有个人在身边吗？”安德烈亚斯嘲弄地笑了，“你在波恩有一个快死了的未婚妻，在柏林找我，在法国又去找什么人？假如你负伤进了医院，你又该找个护士叫她作陪。多么严丝合缝的生活计划呀。我可不像你一样缺乏陪伴。”

菲利克斯焦躁地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该死，你和那种人在一起鬼混！这年头，你还以为谁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那个该死的……你以为在柏林，会有他的位置？今天他像阴沟里的臭虫似的在地下爬行，没叫人踩死，那是因为他还有些价值。等到战争结束，重新整顿秩序的时候。呵！这里根本没有他的位置——你以为几块奖章顶什么用？”

安德烈亚斯把文件扔到了桌面上。他很少这么粗暴地处事，少见的愠怒出现在他的眉眼之间：“轮不到你来教训我，白痴。你在嫉妒什么，你有什么可嫉妒？你连他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安德烈亚斯会讽刺，会站在一边冷笑，很少沉下脸和人激烈地争论。菲利克斯呆住了。他像看陌生人似的打量着这位老情人，因为怒火而泛红的脸颊快要滴血。他捏紧拳头，从嗓子里挤出嘶嘶的话语：“但愿你将来还能这么说。你等着，我会让他下地狱的，是的，就这么办……”

“哦，你大可以试试。”

“我有一万种方法——”

后半句话让他吞进了肚子里。安德烈亚斯对着他的鼻子打了一拳，几乎让他栽倒在地上。菲利克斯倒退了一步，摸着脸上的血迹，下一秒，他抄起桌面的摆件，朝安德烈亚斯扔过去。白瓷的雕塑擦着安德烈亚斯的耳畔飞过，摔碎在他身后的书柜上。

安德烈亚斯掏出手枪，后退了一步：“这未免太失礼了。”

菲利克斯难以置信，气喘吁吁地整理着外套。安德烈亚斯拿着手枪，坐回了办公椅上，好像面前这个鼻子流血的人同他毫无关系似的。他扔给菲利克斯一条手绢，一动不动地思索了片刻，忽然微笑起来。

“别这样。我不介意让你永远留在柏林。”他似乎因为嗅到鲜血而兴奋，向椅子后面靠过去，笑容短暂得像脸颊抽搐了一下，很快消失不见了：“崇尚暴力的可远不止你一个。你我可以相安无事，但是，哎呀，你不能总挑战我的底线。你还记得我父亲吗？你们见过可不止一次。你知道他怎么说的，‘这疯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以为我这些年只在柏林挣钱、玩乐、找人睡觉？我还有正经工作，比如……我知道你的未婚妻，她的履历是很干净，但未必有你想得那么干净，你也一样。你在酒吧怎么对我说的？哦，我在法国做些买卖，我可以弄到护照。你想去哪里呢？”

菲利克斯粗暴地踢了椅子一脚。他确实是个恶心的东西，安德烈亚斯心想，这么些年，他一点儿变化也没有，这就足够叫人恶心了。平静而恶毒的心思划过他的脑海：如果他构成威胁，不如就让他消失在世界上。这个决定让他吃了一惊：两人认识的时间并不短，也不仅仅是露水情缘，但他欣然接受了。

菲利克斯没再试图纠缠，他最后的示威在办公室大门轰然作响的瞬间结束了。门外传来一阵不满的抱怨，很快平息下去。安德烈亚斯把手枪放在桌面上，盯着摆件留下的空缺陷入了沉思。胜利的兴奋还没有退去，他便感到一阵忧虑：菲利克斯说的未尝不是真话。有一个他从来不愿意直视的裂口，在他的过去和现在之间。那个开裂的缝隙正随着他的挣扎越来越宽。他试图无视它，用花言巧语掩盖，直到它毛糙的边缘扎进他的手掌。

随后的一小时，安德烈亚斯沉浸在自己的思维当中，以至于没有听见敲门声。那声音第三次响起的时候，他才如梦初醒，把手枪塞回抽屉里，说道：“请进。”

一个神情焦虑的年轻人打开门。他很年轻，穿着灰制服，对于情绪还不能收放自如。根据他涨红的脸和紧绷的嘴角，安德烈亚斯基本肯定他参加了好一场争吵。这个刚从青年团“毕业”的孩子焦躁地一碰鞋跟，换上一副严谨而谦卑的表情，小心地询问道：“长官，外面有个女人——我们觉得她精神不正常。您看看，要不要把她扔到大街上去。”

“这件事你们处理不了吗？要举报就去走廊尽头，要领婚姻审核表就去对面，要申请抚恤金就下楼去。”

“她说她要见您。”

“见我？”安德烈亚斯朝外瞥了一眼，“她是打过电话还是写过信？”

“好的，长官，我们会把她赶走的。”

“算了，让她进来吧。”

那年轻人还没走出办公室，就听一个女声尖叫道：“你们不能听信他，警官先生们……看看你们这些威风的警察，为什么就被一个木匠的儿子骗了？你们要重新调查他，你们怎么看的档案，他是个连枪也不敢开的人……他是个连枪都不敢开的人！”

安德烈亚斯立刻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在那女人坐下以后，他让青年人关上门，在外面等候，假装和颜悦色地说道：“我想，我们从没有见过。”

那是一个异常瘦小的女人，头发枯黄，双眼深陷。安德烈亚斯对她的样貌毫无印象，但他立刻锁定了她的身份。

“不，是您忘记了，我记得您。”来客端详着安德烈亚斯的脸，“您是……您是奥托的同事。”

“哦，您猜得很接近，我是他以前的上司。您是他的姐姐吧？”

“不胜荣幸！他常对我提起您，说您是他的榜样——哦，我是克拉拉·施密特。”

完全是一派胡言，安德烈亚斯忍着笑，人们为了他们想得到的，什么鬼话都编得出来。他握了一下她的手，客气地假笑道：“施密特女士，很高兴见到您。那么您今天到访是为了什么？”

“我弟弟性格懦弱，还有身体残疾，不适合上前线去。我想请您收回成命，把他调回来。您看——”她从大衣起球的口袋里翻出两张照片，“他有一个可爱的未婚妻，就快要结婚了……”

“这不是我的决定，他自己表现出色，被部队的上司赏识了。并且，人人都必须要为祖国做出贡献。”果然是为了这件事，谁会无事献殷勤呢。猛然间，他又感到一阵手握权力的狂喜。安德烈亚斯坐回办公椅上，轻飘飘地说道，“大人物可以做些大贡献，小人物可以做出小贡献。您的弟弟如果成了战斗英雄，带着几枚勋章回来，岂不是家庭的光荣？”

“天哪，请您替我递交这些材料，别准许他上前线去。他的肌腱在小时候被锯子割断过，在右手，他没法把枪拿稳的。”

“他拿枪很稳当，我亲眼见过。如果您想要编造……”

她很可怜，就像在战争中的每一个人一样。安德烈亚斯的心里冒出一个声音。如果你无能为力，就别再戏弄这个可怜的女人了。他的肩膀震颤了一下，随同愤怒而来的、对报复的渴望忽然消散了，他感到无力，甚至有点鄙夷自己的情态。

就在他沉默的那一分钟，克拉拉看到了希望似的站起身，走向他的办公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包裹：“您收下，我请求您……”

“我不收您的钱。”安德烈亚斯心烦意乱，他敲敲桌子，举起手说，“您——请您离开吧，同我纠缠是没有用的。”

克拉拉站起来，向门前走去。那件旧货店里的大衣太厚重了，显得她更加瘦小和佝偻。她握着大衣的前襟，喃喃说：“那么我还能够做什么呢？难道我只能为他祈祷……我期望他能够活着回来。”

安德烈亚斯感到一阵疲倦。他张开嘴，让那些光滑无比的句子顺着舌头吐出来：“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您太悲观主义了。”

克拉拉终于露出了愤怒而难堪的神色。她在门前转过身，眼含泪水：“您怎么能说出这样冷酷的话？难道您就没有一个对您来说最重要的人？为了他能够活下来，您可以付出一切代价……您也是人，难道在您的人生中，就没有过这样的感情吗？”

安德烈亚斯完全忘记了那扇门是怎么关上的。他怎么离开的办公室、去哪里吃了午餐，都只在他混沌的头脑里留下了胶卷似的、昏黑的影像。他回到办公桌前，久久地打量四周的墙壁：他在这里工作了多久？做出了多少决定？他还能在这间办公室里坐多久？在那些他毫不关心的决定背后，又有多少像克拉拉一样的女人？或许有一天，他爱的人也会被摆到那个位置，他该怎么做；更重要的是，他又能做什么呢……

再次面对这些问题，他又情不自禁地战栗了一下。谢尔盖拍拍他的后背，手掌的重量让他从可怕的假设中脱离了。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我不知道一切是怎么了。我总是想起你。她质问我的时候，她的眼睛、她的姿态……我感到愧疚。我原本可以撇清责任，可我现在知道了那是什么感觉，又怎么再假装对它一无所知？”安德烈亚斯凑近谢尔盖的脸颊，几乎在他耳边说话，“你能明白吗——我，我不希望你认为我是个软弱的人，我说过很多遍，但我没法抑制我心里的感受。如果有人要把你送回前线去，我会朝他开枪的……我想我爱上你了。”他深吸一口气，喃喃地说，“……我，我是不是说过类似的蠢话。或许你是对的，我太轻佻了。”

他想要掩饰自己的鼻音，低下头亲吻谢尔盖的脖颈，在下巴上轻咬了一口，手指擦过他的肩膀：“你说，我是不是应该更谨慎一些？我总是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想，我一开始对你……让我补偿你……”

谢尔盖的身体绷紧了，安德烈亚斯说的两件事正让他的心中波涛汹涌。无数或精巧或诚恳的话语在他的心中，不应该被这样打断。他焦躁地握住安德烈亚斯的胳膊，把他推开：“不。你不能总把自己当作工具似的。”

“你不喜欢？”安德烈亚斯眨眨眼，“可你——”

“我对你说句实话，请你不要生气。我不能从这些事里获得多少快乐。”

谢尔盖被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吓呆了。安德烈亚斯也沉默了，他端详了谢尔盖一阵子，露出疑惑又受伤的神色。我对他说了什么？谢尔盖一阵头晕。就因为他产生了动摇，我怎么就敢冒天大的风险？他真诚地对待我，难道我就非说一句实话补偿他不可？他把安德烈亚斯拉近了些，下定决心似的开口：“你误解了我。我——我不是对你没有感觉。就像这样，我很喜欢你在我身边，这是别人没法替代的。”

“不，说你想说的吧。我保证不对你生气，就像你对我保证的那样。”

“我只是……这是我自己的不同。”

“那么你怎么享受感情？怎么体验爱呢？”

“还记得你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对我说的话吗？你说，很多时候你不用眼睛去看，而是嗅到人的特质。我想我也是如此。那是身体之外的感受，在我爱的时候，我的心会告诉我，就是他，就是这一个。和你在一起，我不会想到占有，或者旖旎的场面，只有灵魂的一阵战栗，有时候很疼，有时候让人眼前闪光，像触电似的……我想你也有过同样的时刻。只是很多人忽视了灵魂的声音，听从肉体的欲望，但是，挥手间就消失的激情能够叫做爱吗？”

“如果有人在床上和我说这些，我会给他一个耳光。但是你……”安德烈亚斯想了想，移开视线，低头微笑了一下，“我能够感觉到你所说的一切，在欲望之外。在以前，我只把它当做一种幻想：我宁可在人生的道路旁久久驻足，把所有的时间都浪费，也要等待这个人。那不是想要亲吻、或者想要肌肤之亲，很多时候，我只想看着你。我就这样做了决定，我要远远地离开——”

“我还以为你会打我一拳，或者让我立刻滚开。这一切，这一切都太冒犯了。”谢尔盖感觉自己的脸颊发烫，不知是因为他的回应，还是对自己言多必失感到羞愧，“你为我想了这么多……”

“那么你想错了。诚然，你很漂亮，但是这世界上美丽的面容和身体有很多。”

在轻声的诉说中，谢尔盖把安德烈亚斯抱紧了。那种熟悉的熏熏然又环绕住他，无比强烈地燃烧起来，伴随着无数随风而起的碎屑。他不该这样袒露自己，他的言语，他的头脑，他装在心里的所有珍宝和瓦砾，然而对等待的偏爱乃是人之常情：有多少旅人向幽深的空谷中抛过石头，满怀期待地看它消失在峭壁之间——有多少人投出了爱，往比山谷更加深邃的内心世界，又因为无声无息，只好谎称那是一块石头？可是，就在安德烈亚斯的面前，他无法抑制地坦白，却前所未有地得到了一阵回声。

战争让他们只能在几公分的距离之内谈论彼此，在枕头边，在拉紧的窗帘之后；然而他在安德烈亚斯的改变中看到了自己，像两面相互映照的镜子，把有限的、被压抑的世界变成了无穷。我抓住他了，谢尔盖心里一阵酸楚，又一阵狂喜，像海浪似的把他淹没。谁知道今后的一切会怎样？在太阳升起以前，生活的未知再次向他揭开了一角，让他心旌动摇。

Chapter 39: 河畔之冬

Notes:

真抱歉三月实在是很忙，只能缓缓地给大家做点饭吃吃。

Chapter Text

一道青灰的草甸延伸到深蓝的河水中，丽娜踩过它时，积水漫过她小羊羔皮的鞋面。清晨的白雾即将散去，在她的童年时代，每当她和父母穿过被轰炸的街道，白垩土扬起后形成的灰幕就像这雾气。她非常熟悉这条河流，从她出生起，它就不停歇地流淌着。她在它的岸边度过了轻松肆意的少女时代。在结婚以后，她的丈夫偶尔也会好心带她来河边走走，在向河中央倾倒的大树下漫步。

她对丈夫散步时说的话题毫无兴趣：英国和法国强加给德国人的条款，德国失去的土地和殖民地，可他们伟大的国家并非败给了敌人，而是败给了内部的背叛者。上一次听到这些，丽娜还坐在德文课教室里，老师在讲席勒的《大钟歌》，话锋一转便说起孩子们都经历过的战争。她的德文成绩很好，但是父母不愿出钱让她读文理学校，希望她找个当兵的早日结婚。二十世纪初不是个会供养女孩儿读高中和大学的时代。她为此委屈了一阵子，找了个形貌端正的小伙子，很快步入了婚姻。在婚礼当年，她的父亲失业了，谁也不知道这是一场大萧条的前奏。两个家庭都为这场有先见之明的婚姻感到庆幸：母亲认为她攀上了高枝，丈夫则认为她完全落入了自己的掌心。她对婚礼感觉一般，更谈不上什么爱情——在新婚之夜，新郎的举止非常粗暴，她因疼痛哭了两个小时。她认为这是贞洁的证明，怀着献祭似的态度忍受了。她不知道这是婚姻萧条的前奏，正如同大规模通货膨胀到来以前一个工人的下岗。在充满忍耐的家庭生活中，丽娜靠一两个瞬间活着，在施普雷河边散步就是其中之一。

每当一家人在树荫下漫步时，阳光洒落，河道里传来赛艇的欢声笑语。少见的温馨氛围让她迷醉。她听到人们在暗中议论，说她嫁了一个好丈夫，虽然流言同事实毫无关系，竟教她感到与有荣焉。她知道这难得的休闲时间同她本人也毫无关系，没人觉得她还配得上春天的远足，包括她自己。这一切是为了让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接触新鲜空气，据说这样男孩们会长得更健壮。今天，施普雷河碧绿的河水和两岸拱门似的树木都随着秋天的离去而枯萎了，河道缩窄，露出一片深黑的河床，难以想象夏日赛艇时水流丰沛的景象。

她在河边点了一支烟，不小心把火柴盒掉到了淤泥当中。有个好心的年轻警察替她捡了起来：“夫人，天太冷了，您不该在这时候出来……过不了多久，岸边就要结冰了。”

她低声对这个年轻人道谢，把火柴放回大衣的口袋：“抱歉，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我总想跟过来看看。”

“我们完全理解您。”年轻的警察小声说道，“毕竟您是母亲。但如果一个礼拜以后，河水结冰，或许……”

“我完全明白。”丽娜吸了一口烟，低声对他说道：“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工作。”

“请您回车上去吧，这儿太冷了。我们会尽力的。”

丽娜摇摇头，吐出一口烟雾。那年轻人有些忐忑，看着她忧愁的面容：“我们很抱歉，女士。”

她站在河岸边，沉默而憔悴地盯着河水。那年轻人望了望她就走开了，他的同事们正在车边小声讨论着，在寒潮到来以前，他们无法对河道进行完全而仔细的排查。但没人愿意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位穿着华贵的女眷——她的丈夫在两个月前上前线去了，现在，她的儿子又在河边失踪了，谁也没法承受这样的打击。所有人都怀着敬畏和恐惧的心情，他们想就此停止搜索，像上级汇报，等到来年春天再说。毕竟在冰封的河面上，他们的打捞船无法作业，更不用提清查下游的支流和港口：在水流较慢的区域，冰面厚得可以让成人在上面行走，凭有限的人力根本无法凿开。

他们议论得热火朝天，每个人像中场球员似的，想把责任从自己的办公桌上提走，并没有发现那个贵妇人走到了轿车旁。

“先生们，”她说，“我完全能够理解。没什么不能对我说的。你们是想说，今年冬天没有希望了对吗？”

讨论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看向这个纤瘦优美的女人。警衔最高的那个向她解释：“不，女士，我们会尽力的。”

“不，不。我同意你们的看法。天啊，或许这样也好……就请你们给可怜的母亲留一个念想吧。现实太可怕了。”

她的哀求让人动容。每个人都难免伤感，又因为责任的减免而松了一口气，转而夸赞她是个坚强而理智的母亲。在回程的路上，她又一次看到了河面上的雾气，阳光在那白色的帘幕和天空之间酝酿，预备敲碎水面的波纹。

她想要在车里抽烟，又想起被她留在家中的燕妮。在她离开的时候，小女儿必须有人照料。她那位神秘的朋友不愿意她继续抽烟。在她眼中，燕妮是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女人，听从她的安排是明智的。出发前，两人再次校对了面对警察的说辞。

或许我天生就擅长骗人，丽娜悄悄想，如果我把在婚姻中欺骗自己的手段用到其他地方……

她闭着眼睛，依靠在车门旁，眼前忽然一阵明亮。雾气散去了。她睁开眼睛，为施普雷河美丽的波涛震惊。一阵悲苦又松快的感情弥漫在她的胸膛，让她流下了眼泪。所有人都以为母亲的眼泪总是为了孩子，因此没有人胆敢劝慰她，只能佯装肃穆。

又一个冬天在喜忧参半中开始了。

谢尔盖同相处了大半年的同事们交接工作时，人人都看出他心不在焉。你还没在这儿工作多久呢，同事们惋惜地说，天啊，真是不明白，上头把勤勉工作的人们都踢出办公室去，难道是为了给女打字员腾位置？谢尔盖客气地对众人表示了不舍，眼神却落在那个巨大的档案柜上。

“离开这儿也不错。”他得体地微笑，“我在战争里受了伤，这样安排也许是为了照顾我的健康。”

安德烈亚斯的时间表十分紧急，两周之内，他们就要回到勃兰登堡东面去。冥冥中仿佛存在一种奇妙的指引似的：谢尔盖在柏林转了一个大圈，又将回到这个荒唐故事的起始处了。

对于安德烈亚斯的变化，他感到由衷欣喜，然而，情报小组至今杳无音讯，又让他万分心忧。在离开柏林以前，他又去见了卢卡斯一面，却得知克劳迪娅已经带着胶卷和相机离开了。面对卢卡斯警惕的眼神，他不敢多问，即便对方愿意帮助克劳迪娅掩盖身份，他也不能确定这决定有多少出自良知，多少出自私情。他对安德烈亚斯也抱有同样的疑惑：即使安德烈亚斯从不承认感情对他决策的干扰，但他也不屑掩饰自己对谢尔盖的痴迷。这种情感时常让谢尔盖感到愧疚。但他暂时没有精力关注枕边人的心理变化：如果燕妮没有出事，她应该还在旗队长的别墅附近活动，一旦他回到勃兰登堡，断开的情报线路或许可以就此重建。

我该怎么见她？他想着，丽娜的丈夫离开以后，她俩确实不用受苦了；可我也不再有借口靠近那栋别墅了。

在离开的前几夜，他满怀对未来的疑惑和幻想，连噩梦的侵扰也减少了许多。安德烈亚斯对自己的决定非常满意：他本来就不在乎工资，又厌倦了柏林的政治氛围。当他发现谢尔盖的精神状况好转时，不禁在心里暗暗得意。一个礼拜以后，在司法部升了职的格拉夫通过电话告诉他，他离开得正是时候：斯特雷肯巴赫即将被调离保安总局，谁也不知道希姆莱会借此做什么文章。以前在柏林同保安总局第一处有利益往来的人们，都将要战战兢兢一阵子了。

安德烈亚斯根本没有带行李的习惯：他像去度假似的，只在手提箱里塞了些随身的衣物。他在可以用钱解决的琐事上绝不吝啬，谢尔盖深知这一点。那间勃兰登堡的小公寓一直有人打扫，储物柜里的衬衫也时不时会被拿出来清洗。他不由得想起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以及这一年来所有无法安眠的夜晚，忽然百感交集。整整一年，战争还没有丝毫要结束的迹象。他传出了无数份的情报，那一封封所谓的“家书”在莫斯科的办公桌上成为了哪一块拼图，他也毫不知情。时间过得太慢了，他在心里哀叹，我还能坚持多久？还能再做一点儿什么？

与他相反，安德烈亚斯的心情相当明媚。他斜靠在车窗边，时不时讲两个俏皮的笑话。车辆驶出柏林前，安德烈亚斯让司机在郊区的大宅旁停下，独自到楼上的房间待了一会儿。下车时，他拿着一个黑色公文包，半个小时以后，他又拿着同一个公文包下了楼。他绝不是一个念旧的人，更不可能为更换办公地点而伤春悲秋。谢尔盖对那个公文包产生了兴趣，但安德烈亚斯告诉他，那里面只有他的一小部分财产，包括银行支票。

如果他只是去取东西，为什么要在房间里待那么久？谢尔盖忽然自责起来：我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大半年，却不知道他房间的保险柜在哪里；初到柏林时我太慌乱了，错过了很多有用的信息。他感到一阵莫名的沮丧，甚至叹了口气。安德烈亚斯为此多看了他两眼，有点儿犹豫，最终又扭头向窗外看去了。

“你是个念旧的人。”安德烈亚斯说，“如果你喜欢，等一切尘埃落定了，我们还能再回到柏林去的。”

“这就是你留着那间小房子的原因？”

“我知道你喜欢那里。”

谢尔盖咳嗽一声，轻声说：“我可不会喜欢某一间房子。”

安德烈亚斯先是皱眉，又忍不住笑了，转过脸用鞋尖踢了踢他：“……够了。”

他们先向南行驶，到达施普雷河岸边，又沿着河水向东前进。在傍晚，两人到达了那扇熟悉又陌生的大门前。安德烈亚斯塞给司机一卷钞票，在门前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嗯，不得不承认，我喜欢安静的地方。这四周什么声音也没有，只能听见林子里的鸟叫。”

谢尔盖心里难免有些感慨：“或许你住不了两天就要觉得寂寞，这儿可没有戏院和电影。”

“也许，但那是对以前的我来说。除了工作原因，我可没想过会在这儿久居。”

他暧昧地碰碰谢尔盖的肩膀，对他微笑，拎着手提箱进门去了。

在安德烈亚斯离开的大半年里，他一直通过办公室的电话远程遥控着辖区，对于不紧急的事务更只肯发电报解决。他手下的两位得力干将巴不得他留在柏林，好让他们行使比自己的实际官衔要大得多的职责，从中多捞一些油水。在他回来以后，两人争先恐后地向他汇报工作，生怕他把权力收走，但安德烈亚斯并没有过多介入的意思。他只是问了问机构日常运转的情况。两人大肆赞扬集中营的好处：在过去秘密警察抓来犹太人，总让军队的小伙子们来枪毙，有不少人因此患上了心理疾病。从六七月开始，情况才慢慢好转，更多的集中营被建立起来了。和之前行使监狱职能的劳改营不同，这些地方专门进行屠杀。

第一轮清除犹太人的工作刚刚结束，奥托离开得正是时候——他要求上进，对于蝇头小利反而满不在乎。对于他人收受贿赂的行为他颇为不屑，自己却爱攀高枝，挑着空闲时间便对旗队长一家探访慰问。如今他一离开，所有人都松了口气。谢尔盖刚一到任，就听到秘书们议论此事：

“……他姐姐压根不知道他要上前线去，去火车站兴致勃勃地祝贺弟弟高升，送他离开……两周以后就收到了前线的家书——她吓坏了，立刻跑到柏林去，走遍了各个办公室，想要让上级收回成命。”

“这个傻女人。她还以为这是个美差呢？倒也挺可怜的。”

“她有什么可怜？假如她弟弟死了，抚恤金可够那一家子穷光蛋吃一辈子了。”

“哦，就算不上战场去，这年头孩子也总是夭折。你就没有听说旗队长的……”

谢尔盖心里一惊。旗队长家出了什么事？燕妮还在那栋别墅里吗？他没有听到下文，两人的对话便戛然而止了。

他在座位上忐忑不安，所幸安德烈亚斯待在走廊对面的独立办公室里，并不会注意到他的异常，但此地与柏林截然不同：以前，他可以在一栋人满为患的大楼里刺探消息，尤其是在他任职的档案部门：利用喝咖啡的空挡，或者午休、闲谈的几十分钟，根本不会有人记得他偶尔提出的一两个问题，而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相互认识。他不能就这样站起身来走到秘书处门前，问刚才那两人为何交谈。

地方的工作比柏林清闲许多。谢尔盖回到公寓时正遇见打扫的女佣人。她毫不惊讶地从他面前走了过去，手里提着一款清洗、熨烫完毕的衣物。在那一瞬间，他像是看到了燕妮的影子，可他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

我太急于求成了，这很危险。他悄悄提醒自己。机会也有可能是诱饵，既然燕妮要求我沉默，我就不该贸然行动，更不该贸然接近她。

重新来到这里，他难免感到紧张，又有点儿羞赧。那张沙发仍摆在客厅里，他和安德烈亚斯无法解释的关系就是从扶手旁的一场谈话开始的。他难以抑制地感到疲惫和感慨，在这一年中他的心经过了无数次淬炼，仿佛他内在的灵魂老了十岁，随着他的举手投足喝喝喘气。

女佣人告诉他，安德烈亚斯出门去了，稍晚些才会回来。谢尔盖便坐在二楼的窗边等他——那个角度可以看到门前的小径，以及它连接的车道。他以为自己能够获得几个小时思索的时间，而六点才过一刻，安德烈亚斯就出现在了门前。他看起来心情不错，甚至抬头对亮着灯的窗口微笑了一下。

谢尔盖顺着楼梯往下走，便听见他走过沙发、拨弄火钳的响动。在室内暖黄的灯光中，他转过楼梯的拐角，心中先飘起一阵温柔的错觉，紧接着是一阵不知所谓的惘然。他把脚步放慢了。安德烈亚斯坐在餐桌边，看着墙面上的一副水彩画，不知在想什么。

谢尔盖说：“其实你不用等我，晚饭就在厨房的台子上。你喊我一声就够了。”

安德烈亚斯站起身，他的外套又被随手丢在了沙发上。他没有走向厨房，而在餐厅和会客室的连接处堵住了谢尔盖。

“你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

“说什么？”

“你为什么在楼上等我？我看见你了。”

“我只想在那儿看书。窗口的风很舒服。”

安德烈亚斯抓住他的手臂，左右端详着他，狡黠地笑起来：“我看出来了，你也很喜欢这种生活。”

他凑近了，在谢尔盖的嘴角吻了一下。客厅的窗帘被拉紧了，就算他们离开了柏林，全世界也只有这间不到三十平方的客厅能够容忍他们两人。壁炉里的火焰闪动了几下，荜拨地冒出一串火星。

“你在看什么？这儿可没有倒霉的邻居。”安德烈亚斯敲敲两人身边的墙壁，正对他的鼻尖，压低声音说道，“在这里，完全自由！我想怎样吻你，就怎样吻你。”

谢尔盖笑了：“你就是为了这些……”

安德烈亚斯扯住他的领带，把他丢到沙发上。谢尔盖小声地抱怨，然后接住他，把安德烈亚斯手里的领带扔到沙发背后的地毯上。忽然间，客厅的灯光刺眼得不合时宜。安德烈亚斯摸摸他的头发，灰眼睛闪了闪，小声叹了口气；他可能想要说什么，酝酿已久，但最终只是叹气。谢尔盖打算问一问他，你这一天过得好吗，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很期待我在窗边等着你吗……然而他们鼻尖对着鼻尖，凝视着，只是相顾无言。

就在这时，壁炉又响了起来。两人飞快地、如梦初醒地转头看去，假装对潮湿的炭火十分好奇。

在壁炉上方有一台机械钟，左右并排放着两个唱片盒子。他们曾坐在餐厅里听音乐，在餐具碰撞声中聊天。德彪西、柴可夫斯基、巴赫、贝多芬……许多是要关起门来听的音乐。在音乐声中，他们也说了许多只有关起门来才能说的话，随后，在餐桌对面，安德烈亚斯对他讳莫如深地微笑。那条楼梯的末端、他刚刚休息的卧室里，他们上床、吵架、彼此冒犯后打成一团，又拥抱着入睡，仿佛只有餐桌是文明人的领地，而卧室是史前社会。那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仇恨，甚至还有许多屈辱。命运的针脚如何织出现在的图景，他已然忘怀，时间的伟力让他迷惘不已。前一秒他恨不得让安德烈亚斯彻底消失，而就在下一秒，他的心被揉成了另一个形状——他曾以为那是个钢铁塑造的瓶子。

在他双眼的上方，安德烈亚斯的耳朵轮廓微微泛红，那片擦伤结了痂，过不了多久那痕迹该要消退了。谢尔盖努力挣脱自己对那片皮肤的关切：你绝对不应该……但那能够轻易拉上的帘幕彻底消失了，他的心忽然一阵战栗，仿佛落入一个暗室，无遮无挡地被风吹过。

Chapter 40: 牺牲的一代人

Summary:

荣誉是挂在门框上的槲寄生树枝，踮起脚就能够到。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同可耻的例外相去千里，正如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同幸运儿一线之隔。

Notes:

我回来了朋友们，将为大家带来故事的后半部分。

Chapter Text

午餐时分，罗尔夫对坐在左手边的施耐德说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下午不去看绞刑了。

施耐德瞥了他一眼，点点头，专心对付盘子里的肠衣。他学着对面的富家少爷装腔作势，竖着切开，把香肠剥出来，再切成小块，然后开口说道：“你不想去当然可以不去，我呢，我只是个出身普通的倒霉蛋。我还能怎么样呢？告发你吗？”

“喂，别这么神经过敏。”罗尔夫说，“你看，我最不喜欢打靶的练习，我还是去了……我真的有事要办。”

“有事要办。你要去会见元首？”

“闭嘴吧。”罗尔夫说，“我要去柏林。”

“啊，那看来你真的要去见元首了。是秘密任务？”

“施耐德，别这么刻薄！我会给你带点吃的，怎么样？你帮我打个掩护。”

他们的友谊建立于一次打靶练习，练习的对象不是木桩，而是罪犯。在前一天夜里，罗尔夫胆战心惊，他做好了丢下枪不干的准备。他用枪瞄准过犹太人，朝他们脚底下开枪；在奥托没有升职之前，他们一起干过这些蠢事。然而瞄准一块地面和瞄准一个活人大相径庭。

每个人都害怕杀人，每一个。他这样想。如果一个人也不干，教官能把他们怎么样呢？

然而事实与他的想象完全相反。在他的伙伴当中，一半人对于虐待罪犯不置一词，剩下的一半颇为享受。他开了五枪，惨白着脸从队列前段走开。鲜血让他的胃不住翻腾，像吞下了一块烧碱。罗尔夫全部的注意力都用来和喉咙搏斗，眼前的林子和远处的枪声都模糊了。他等着解散的哨声，可就在这时，一个比他小一岁的少年踉踉跄跄地从他身边跑过。那是施耐德。他想跑出所有人的视线，却失败了。他在罗尔夫面前弯下腰呕吐起来。

罗尔夫再也无法忍受，他们成了当天唯二呕吐的胆小鬼。事后罗尔夫坚称自己神经过敏，是对方不体面的行径、呕吐物的气味让他恶心，但没人在意。同一件倒霉事让两个家境迥异的孩子建立了友谊。

从学校步行二十分钟，有一排绞刑架。和许多战时临时搭建的木结构不同，这个刑场装修精良。有人说它在腓特烈大帝时期就存在了，又有人辩论称再优质的铁器也没法保存那样长的时间，那都是无稽之谈。文化课的教师顺势对他们讲起了“柏林铁”的故事，历史上曾有一群为了支持普鲁士的战争、自愿用金首饰换铁首饰的贵族女人——那是他们民族早期英雄的伴侣们。哥特样雕花的细铁丝都能保存近百年，何况是绞刑架呢。

他们例行观看行刑。一年前他们没有这么多机会——这几个月，要处决的“典型犯人”明显增加了。一周之内，无论何时，都有类似的好戏上演。他们的教师可以自由地安排这类政治教育。

罗尔夫总是心不在焉。他不喜欢室外，夏天的阳光会让他双眼灼痛，入冬以后天气又太冷。对于死去的人是谁，他并不关心。绞刑架上的人总归犯了一些罪，通敌啦、搞破坏啦、攻击元首啦，偶尔还有一些私生活不讲道德的男男女女。在负面的政治教育以后，他们又会接受正面的奖励，在礼堂里听一些英雄故事。绞刑架上的是其他人，报纸上的德意志民族英雄却近在咫尺——他们还年轻，只要多打空几盒枪子儿，多吃几盘牛肉或香肠，让自己强壮、残忍得像一头狼；荣誉是挂在门框上的槲寄生树枝，踮起脚就能够到。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同可耻的例外相去千里，正如他们固执地相信自己同幸运儿一线之隔。

然而他的请假却非出于厌恶——罗尔夫悄悄打算，到柏林送别他即将上前线去的老朋友。

他提前买好了车票，准备了礼物，一把寒光飒飒的老匕首。据说它和某个古老的贵族家庭有联系，是骑士荣誉的象征。但时间来到希特勒的时代，再古老、再庄严的文化也难逃被改造的命运：它的侧面被镶嵌了一个代表党卫军的骷髅。这与奥托战士的新身份相称。他把匕首藏在卧室，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任何人，包括他的母亲。

与此同时，丽娜正和燕妮在餐厅等着克劳迪娅。

丽娜正在缝补一条蕾丝衬裙，小女儿的摇篮放在窗前。她很久不做活计，手艺有些生疏：“你可别觉得我太奢侈。我的父亲是个坐办公室的小职员－－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可不知道一件衣裳能换一个月的面包呢。”

燕妮笑了起来：“不单是你，我在二十岁时才一次知道有人把梅森出产陶瓷盘挂在墙壁上。”

下午两点，克劳迪娅的自行车铃声准时在门前响起。她走进室内，关上大门，在她们的密谈开始十五分钟以后，罗尔夫到达了别墅的窗下。

他选择了一条鲜有人知的花园小径，从那儿可以爬进他的卧室。小路的栅栏门不知为什么上了锁，但这难不倒他。没有人知道他会在这个时候归来。枯萎的灌木给他打了掩护。他打开抽屉，却发现客厅里正在进行的并非女人的闲谈。

这个夹层很安全。他听见自己曾经喜爱的声音说，那是克劳迪娅。您的手艺真好，缝得很紧。

它是防水的，趟过河也好、滚进泥巴也好，都不会弄湿里面的东西。他母亲的声音说，我在裁缝那找了很久，才找到一块不会沙沙作响的尼龙。穿在身上不会有一丝声音。

什么人会用安全来形容衣服的夹层？罗尔夫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要把防水布缝在裙子的内衬里？

他把匕首挂在皮带上，将虚掩的房门推开一条缝。

他熟悉的女佣，酒鬼安尼卡，正在发号施令：就在周三，在公路旁的树林里，老地方……你务必把它交给弗里达。下雨下雪也得去。

罗尔夫脑中嗡地一响。他踉跄了一步，险些摔倒，他摇晃的胳膊撞到了房门。吱呀一声，门打开了，窗台前的三个女人转向了他。他从没有想过女人，尤其是她们的注视和静默会让他害怕。那股恐惧变成愤怒，又自然而然变成虚假的勇敢。

他环顾一圈，将矛头对准自己的母亲：“您不觉得羞耻吗？”

“我要问你，罗尔夫。你怎么在这儿？”

丽娜试图维持表面的平静。她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徒劳，绝望在敲打着她：她注定不能保全在场的所有人。在她的世界坍塌时，言语像不合适的螺丝钉被挤压的轧轧声。

“这是我的房子，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天啊，您还是我的母亲！您和这几个下等人、肮脏低贱的——混迹在一起，您不觉得羞耻吗？”罗尔夫向前走了一步，学着他想象出来的男子形象大声宣告，“你们站住别动，今天谁都不能离开这里！”

“罗尔夫！”丽娜站起身，愤怒且恐惧地哀求道，“如果你还认为我是你的母亲。别这样说。”

“您不再是了！”罗尔夫大叫着。他年轻苍白的脸上露出病态的红晕，一种癫狂的神色浮现在他透亮的蓝眼睛当中，让他的面容不再美丽了。他喘着气，在卧室门前徘徊着，扬起手，打碎了转角处的装饰花瓶。

“我明白了，您是叛徒！这个屋子里全部都是敌人！你们该被枪毙……你们都该被枪毙！”

燕妮和克劳迪娅默不作声。她们的脸变白了，不约而同地把手伸进外套底下——就工作经验来说，她们并不害怕这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让她们害怕的是丽娜的命运。燕妮走到了大门前，克劳迪娅则看向墙壁上的电话。她们不约而同地把餐厅中央留给了母亲和儿子。

“你才是该被枪毙的那一个！”丽娜叫道，“你，你和你的父亲，你们都是罪犯。去呀，去举报我吧。我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分别？我在乎过你们……罗尔夫，我在乎过你！可谁来在乎我？你和你的父亲有什么差别？”

她颤抖着，突然踉踉跄跄地奔向餐桌，把在墙壁上的双管猎枪取下来：“你敢去吗？去举报，举报我们所有人？去呀！懦夫，懦夫！”

罗尔夫呆住了。他认不出自己的母亲。她难道不是个会哀求、会哭泣、会轻声细语的女人？如果她哀求，说哦我的儿子，请你不要残忍地对待我，不要虐待你可怜的母亲，他宁可立即放弃抵抗。但可怜的母亲消失了——剩下了这个，这个凶残的、和共产党勾结的疯子、悍妇！她敢拿枪瞄准自己的亲生儿子！记忆里的枪声在罗尔夫的耳边响起，不远处传来人体倒地的声音，一连串惨叫、呼号、求饶，很快就消失不见了。他们的枪法烂极了，因为紧张更难瞄准。有个老人被打中了小腿，拖着露骨的伤口徒劳地躲避着。他没法握紧手里的枪，确信自己闻到了血液的味道，哪怕“靶场”至少有四十米远。

难道我要把妈妈送去那里？他全身打了个激灵。我拿枪对着别人的妈妈——他想，上帝啊，我遭到这样的报复。如果神不支持这一切，不支持他们打死犹太人和共产党员，他干什么让纳粹掌权呀。他给权力加冕，却让报应落在普通人的头上！

罗尔夫扶着墙壁，不愿再看他的母亲。罪犯！懦夫！就像你的父亲！一切声音在他脑中和那些遥远的枪声共振起来。他的目光转向克劳迪娅：这姑娘的脸色苍白，神情肃穆。哦，她难过了，或许她并不是完全不在乎我——我们谈过几次话，都比较愉快不是吗？他动动因为过度呼吸而发麻的手脚，抚摸着胸口。

“你也在这里……”罗尔夫说，“我像活在一个梦里，你们每一个我都见过，每一个我都认识。”

就在此时，曾让他产生幻想的女人跨了一步，用身体挡住了电话。克劳迪娅提防着他，观察着他，就像在看一头落入笼子的、长着獠牙的畜生。

罗尔夫像被打了一个耳光。他喘着气，肩膀耸动，那股病态的红晕从他孩子般的脸颊褪去了，剩下裹尸布样的惨白。丽娜的面容也模糊了，他只看到两个黑洞洞的枪口。

“妈妈－－”他低头小声嘟囔着。 “天啊，妈妈。不要这样……”

丽娜没有因为他的哀求放下武器。

他本来期待着母亲的祈求，可连他自己的祈求都宣告无效了。巨大的疑虑和幻灭让罗尔夫把一切都忘了，忘了口袋里的火车票，忘了他即将上前线的朋友奥托。他在电话里同他说好，明天下午两点，要奥托在站台等着他……愤怒平息以后，黑色的恐怖霸占了他的心——一切都是错的，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他自己！将来他们会被怎样审判？难道还有审判比打死别人的母亲、或者被自己的母亲打死更可怕吗？

罗尔夫只剩下了唯一的倚仗：被男孩们视作荣誉的、那把镶嵌着骷髅的匕首。他想起了它，又或者说它提醒了他——匕首挂在他的牛皮腰带上，沉甸甸的，现在像火钳那样烫。他知道盖世太保用火钳逼问犯人，现在他也成了被逼问的那个。你选谁？你的父亲，你的母亲，那想象幻影中的爱人，你自己的荣誉，荣誉，荣誉……那些绞刑架上的尸体，那些发烫的枪管。他大喊一声，用手捂住脑袋，脑海中的声音又变成了枪响。他就不该去那靶场，不该去上学！

在丽娜放低枪管的刹那，罗尔夫拔出了腰间的匕首。燕妮和克劳迪娅拔出了枪，但他已经不再为危险躲闪了。

“这都是你们逼我的！”罗尔夫对着幻觉中的鬼影挥动双手。“我不愿在这儿，我为什么要知道你们把谁吊死，我为什么要做这些……这一切，这一切，都是你们逼迫的我！滚开！是你们逼迫我……”

“把刀放下！你想要胁迫我？”丽娜严酷地说，她的眼睛蓄满了泪水，“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有你这个儿子。你是另一个你父亲而已。”

罗尔夫站直了，摇摇欲坠地扶着墙壁。他迷茫地环顾四周。

“哦，哦，现在我是罪人了。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妈妈……”

就在丽娜脚边五米之内，罗尔夫对她苦笑了一下，抬起手，用匕首割开了自己的喉咙。笑容中止了，少年红色的脸颊刹那间蒙上灰影。他摇晃着，倒在浅绿色的橱柜上，头颅滑行了一段，重重砸在瓷砖地上。

一切发生得太快，丽娜甚至不确定那个笑容是否存在过。她眼前的一切都化作了光斑：淡绿的墙纸、乳白色的窗帘、像蛋黄似的阳光，这环绕着她生活的一切，全都被卷进了一个狭小的万花筒，那些图案在镜子底部旋转、发光，而她只有像个小姑娘似的、睁大眼睛才能看清它们的变化。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她迷惘地想着，一眨眼间，我就成了什么人的母亲？这之间的岁月去了哪里？我又身在何方？难道我的一生都在环绕的、像迎春花似的光斑里度过了吗？这倒在地上的男孩又是谁？是我的罗尔夫吗？他为什么拿着带骷髅的匕首？他为什么不对我说话？

良久，克劳迪娅发出一声细小的尖叫。静默中，所有人都看到地毯和瓷砖被鲜血染红了。燕妮搀着瘫倒在地的丽娜，她的眼眶也红了。只有那个刚满一岁的小姑娘，她还在小床上睡着——这场家庭悲剧没能把她吵醒。她发出细细的鼾声，毫无防备，大部分的世界尚在她的理解之外。午后的阳光照在她粉色的、长着茸毛的脸上。

Chapter 41: 前奏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Chapter Text

谢尔盖度过了间谍生涯中最离奇的三个月。

那栋包藏着秘密的别墅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可他却没有任何独自到访的理由。他试着像从前一样，在窗台摆放要求见面的花盆，经常出入他与燕妮约定的面包店。他努力了整整一个月，依旧没有收到任何联络信号。

在圣诞节前夕，安德烈亚斯和他一道回了一趟柏林。菲利克斯结婚了，但谢尔盖清楚，安德烈亚斯并不关心这位老朋友、老情人的婚礼，他只想找个借口去看看极少见面的妹妹——格雷塔。这个在夏天出生的女孩儿，被她的母亲起名叫做玛格丽特，但在通信中，安德烈亚斯坚持叫她的小名。

“这是什么？”他对谢尔盖抱怨，“玛格丽特……玛格丽特！我的天哪，这是哪门子品味？装腔作势、宫廷小说里的女孩名，再加上我父亲的姓氏，简直令人作呕。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这位是冯·里特贝格小姐，大名叫玛格丽特……紧接着，所有人都该卑躬屈膝地行礼、把鼻尖扎进地毯里了。”

谢尔盖大笑起来，差点从沙发上滚下去：“那么，用昵称会让你好受一点？”

“当然。格雷塔听起来像个正常女孩的名字。”

“你不想让她特别一些？”

“特别意味着倒霉。尤其是广受皇室、作家、交际花喜欢的女孩名全都应该规避，玛格丽特，天哪，你会发现无数叫这个名字的女人死于非命。”

“你其实很喜欢你的小妹妹，对吗？你只是不说。”

“闭嘴。”

安德烈亚斯的手从他的金发之间移到脸颊。他刚才攥得很用力，谢尔盖估计被他弄痛了。那一把金发被他抓得皱巴巴的，四处乱翘，这让他有点愧疚。谢尔盖把嘴唇在他耳垂边贴了贴，握住他伸来的手腕。

“怎么样，你不喜欢？”他抬头问道。“你在发抖……”

“疯子。”安德烈亚斯小声说，手指划过谢尔盖沾湿的嘴唇，他的嘴角红了一片。他想说你不该总是太直白，开口却只有命令。“我有点冷，去把壁炉烧旺一点。”

谢尔盖笑了笑：“如果冷的话，你可以不把毯子丢到地上。”

他还是走去拨弄了一下炉火。安德烈亚斯捡起毯子，斜靠在沙发上看着他，等他走回来，对他伸开手臂。谢尔盖用毯子裹住两个人的身体，在他的怀抱里躺下了。

安德烈亚斯和格雷塔都更像他们的母亲，仿佛他们生来就无法得到父亲的爱与认可，干脆不与那条血缘亲近。他明白安德烈亚斯为什么关心妹妹，自从格雷塔出生以后，她就没见过父亲几面——她的到来让老里特贝格臆想的新继承人死去了。这个女孩的出生仿佛一场葬礼，她的啼哭让父母陷入了哀悼之中，为那个他们想象中素未谋面的儿子。

你们两个同病相连的可怜人，谢尔盖偷偷地想。安德烈亚斯从不掩饰个人喜恶，对于雷奥妮的女儿，要他说一句吉利话难比登天，但他还是给妹妹提前准备了昂贵的圣诞礼物。当谢尔盖问起他为什么小婴儿需要珐琅镶金的怀表和一套进口银器，安德烈亚斯发出了不屑的笑声：“这样她的母亲才会好好养着她，你明白吗？如果我给她送无法典当的东西，比如蕾丝蓬蓬裙、羊皮小鞋子，她很快就会出现在孤儿院里了。对她来说，金条比裙子和皮鞋有用得多。”即使雷奥妮并不至于像他描绘得那样冷酷，谢尔盖不得不认同他的做法——他刚刚开始为格雷塔感到悲哀，安德烈亚斯精明的计算又让他放心了。

他的脑子该用在正确的地方，谢尔盖第不知多少次默默的想。可是……还有多少时间留给他？留给他们？

“你看起来好疲惫。”安德烈亚斯枕着他的肩膀小声说，“你为什么愁眉不展？”

“我在想……几件童装和一套积木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这些东西对她来说毫无用处。”

“但是对你呢？你不能总是把所有人都推得远远的。等你妹妹长大了，她会怎样记得你呢？”

“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多去看看她，安德烈亚斯，也多给她买一些小女孩用的东西，小裙子、玩偶、积木之类的，在你的金条之外。”

我也需要多去柏林走动，谢尔盖悄悄想。可是，我对他说这些做什么？我可以叫他多去看看妹妹，可是积木——

安德烈亚斯把头偏向一边，似乎认真地考虑着：“我……我不知道。凯里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家庭关系是怎么回事。或许她长大了能够分清……”

“不。难道没有物质，人就没有表达爱的方式了？小孩子很聪明，他们能够感觉到。”谢尔盖打断了他，“我现在过着一种从未想象的生活，在这之前，我的人生在物质上非常匮乏，可那并不是虚无的一片，相反，我有很多幸福的时刻。安德烈亚斯，你一直生活在国家的重心，权力云集的地方，嗯……上流社会。你知道我第一次到大城市是什么感觉？”

“怎么了，你觉得我们之间有隔阂？我对你太傲慢了吗？”

“不，不。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我很想让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好吗？”

“当然，当然……请你说吧。”

“我像只鼠妇一样沿着墙根的阴影走动－－也不是怕冒犯到什么人，只是所有人身上的那股子气魄让我觉得害怕。就好像，就好像这里不会有一个人在意我的生死。他们鞋子上的尘土，袖口的墨水痕迹都让我觉得陌生和冷酷。我显得很不自然，甚至不愿意正大光明地去餐厅吃饭。想不到吧，我也有胆怯的时候，美丽、富足、炫目的一切只让我害怕，不让我向往。当时我十七岁，还在上学呢！”

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列宁格勒的真实感受。在他的家庭当中，父亲沉默寡言——列宁格勒是这个脾气暴躁的乡下共产党员唯一去过的地方。每当他和谢尔盖的母亲发生争执，都会急躁的挠头，拿出在城市工作、斗争的经验试图证明自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在说完这话两个小时之后，父亲就会后悔，并向母亲道歉。

索菲亚，索菲亚，你才是家里的知识分子。他的父亲如是说。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你必须尊敬你的母亲，知道不？她是好好上过学的人。她又善良，又聪明，比列宁格勒的那些姑娘懂得都多！

童年的谢尔盖对大城市的印象就来自于课本以及零星的见闻，包括父亲在小谢廖沙之外叫他全名的场景。大城市，那是知识的殿堂、工人运动的中心，让他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向往，而那向往在他心中徘徊了太久，导致它伴随着过度的敬畏。

安德烈亚斯清了清嗓子：“也许你说得对……那不是胆怯。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加敏锐。我小时候也很害怕城市生活，尤其害怕节日。我的父亲，我糟糕的亲戚，以及他谄媚的同事。我每次都想坐在母亲身边，但我父亲想让我见见世面，于是我总被安排在吵吵嚷嚷的宾客当中——你知道的，一群喝醉的男人，挥舞着手臂、酒杯，把唾沫和名酒洒得到处都是，那感觉就像坐在一个羽毛横飞的养殖场里。真倒霉。”

谢尔盖不禁笑起来：“看来你也知道，金钱没有给你带来特别多的好处？”

“有。我可以和你一起过圣诞节——只有你一个。”

他们的确一起过了圣诞，在孤独、宁静、满足的氛围之中。下雪的世界被窗帘隔绝在外，他们在炉火边小声谈话，话题从酸菜烧鹅到来年的安排。安德烈亚斯难得放松，甚至在中途打起了瞌睡。谢尔盖害怕他沉浸在幸福当中，又忍不住设想此刻永不结束。他意识到了一切的不同：他曾经以为柏林对他不再新鲜，对安德烈亚斯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曾表现得烦躁而厌倦。可是，当他们在短短的一周中发现了无数新事物，发出或懊恼或惊喜的感叹，谢尔盖开始感到害怕。他们的生活不再是战争的插曲，它像一棵不满于花架的紫藤，野蛮地顶开了预设好的轨道。

这变成了他梦的一部分。他在莫斯科治疗时常常隐瞒它，却无数次在梦里重温。这是命运给他的小小奖赏，一个恐怖循环的沙漠中的小小绿洲。不论何时，梦境带着他重返那一段时光，都能让他暂时喘息。

因为前所未有的安稳生活，安德烈亚斯产生了相似的逃避之心。他主动接过了施普雷河边失踪案的调查，好躲开一切有关清理某一人群的话题。他声称这是为了保障前线人员家属的安全，毕竟失踪的是一位高官的儿子，难保这其中有什么阴谋——就算是他自己到河边冬泳、失足落水，也需要找到尸体，给家属一个交代。对于查找当地的叛徒和间谍，他开始秉持不告不理的原则，除非是上级命令，或者有一辆官方车辆在他眼前当场爆炸，否则不再组织任何大型搜捕。

“我们可用的人已经很少了，可是举报的档案层出不穷，其中百分之七十都是私人恩怨，剩下的有一半，有关种族问题的举报，那不该由我们受理。各个警局新来的十几位同僚，喊口号的时候精神十足，你们也看到了——这些年轻的先生们没有学过任何技术，得拨出人手教他们熟悉档案和工作流程。”他在会议上宣布，“所以，当下最重要的是确保一切有序运行，而不是给自己找无功而返的差事。”

所有人都赞同他的想法。在奥托离开以后，这个部门缺少了年轻的骨干，喊口号的声音还是响亮，但一切工作都变得死气沉沉。随着配给紧缩，所有人，尤其是秘书处的小职员，都不愿再高强度地工作。谢尔盖对这一切十分满意，这意味着那些可能存在的地下组织更加安全——可是，安德烈亚斯对罗尔夫失踪一事的调查又让他担忧。

或许我能借这个机会见到燕妮。天啊，我已经和她失去联络这么长时间，她还好吗，克劳迪娅又怎么样？他时不时提眺望那栋别墅，在茶余饭后也常问起案件的进展。

安德烈亚斯耸耸肩膀：“谁知道呢？那栋房子里总是出怪事，不是吗？”

谢尔盖吃了一惊：“总是？为什么这样说？”

“在一年多前，我们去柏林以前，曾经有人像我报告。他们的电台定位车在那个花园里发现了信号。我派人去检查了一遍，把一切翻了个底朝天，但是什么都没有。你还记得吗？”

谢尔盖说：“我记得，那或许是误判。”

“是啊，我也是这样想的。那辆车上装的全是新手。可是，罗尔夫——哪个学业紧张的孩子会在冬天去游泳呢？他的同学说，罗尔夫请了半天假，是准备要去柏林。如果他是去冬泳，为什么要对他的朋友隐瞒呢？”

“或许柏林之旅会让他有面子。”谢尔盖说，“你知道的，小男孩都是这样。他的爸爸又是高级官员。又或者他需要一个更正当的理由逃课。”

安德烈亚斯越过桌面凝视着他：“嗯，或许可以这么解释。”

谢尔盖没有再说话，那种久违的、走钢丝般的感受又回到了他的身体当中。他几乎快忘了安德烈亚斯是个怎样精明的法西斯特务。短短半年过去，他几乎已经不那样看待他了！这个觉悟让他汗毛倒竖。他努力控制着不安，把注意力转移到手边的报纸上：头条印着东线的战局如何顺利，翻过一页，德国人如何亲善地对待乌克兰占领区的群众——完全是一派胡言。

在二月初，施普雷河还没有解冻的时候，谢尔盖去了一趟当地的药店。他的安眠药吃完了，医生给了他一张全新的处方。这是个疾病高发的时间段，他躲开等候的人群，在门前抽烟。那药店离旗队长家的别墅很近，就在街道对面。谢尔盖有意在街边多待了一会儿——这是他少有的自由时间。

一个怀抱婴儿，裹着丝绸头巾的女人在街边徘徊。她的行踪让谢尔盖怀疑。没过多久，她走到街道对面，拉住了他：“先生，请您帮帮我。”

谢尔盖一眼认出了她，那是旗队长的夫人，丽娜。

“我的孩子病了，我抱着她，腾不出手。您能替我取药吗？”

她说着，对他比了一个手势。谢尔盖心里一惊，这是“跟我走”的意思，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明白它的含义。谢尔盖全身一阵战栗，他望着丽娜。丽娜压低声音，说道：“我今天接到一通电话，小里特贝格两周后要来家里做客。燕妮希望同你谈谈。就是现在。”

Notes:

让人痛苦的部分要开始了朋友们，轻松愉快的（？）前半段结束了。我在写作的时候把故事分成了一二三部，（一）是从第一章到第二十二章，现在我们处在（二）的临近结尾处。

Chapter 42: 抉择

Chapter Text

燕妮为什么不亲自来？让一位官太太抱着孩子到大街上取药，生怕一切还不够蹊跷吗？谢尔盖心里闪过无数种可能。他在与克劳迪亚的通讯中知道了旗队长夫人已经加入抵抗，但这场偶遇还是让他头疼。难道这是一个陷阱？可是什么样的母亲会带着孩子来做诱饵？

“现在么？”谢尔盖问道，“或许您的意思是要我等她？她在离开前是这样嘱咐您的？”

丽娜吃了一惊：“您怎么知道？”

“我想，如果她也在别墅当中，您就不该抱着孩子——来吧，我帮您抱着她。等一会儿您好开门。”

“哦。”丽娜有些懊恼。他俩保持沉默，直到她推开花园的小门：“我在窗口看到了您，就立刻来找您了。您真聪明，安尼卡，燕妮说您是个大学生。”

“我只是运气好些，受教育的门槛是不公平的。”谢尔盖柔声说道，“我在四点之前要回去。”

“嗯，她在三点前回来。”

谢尔盖怀里的孩子嘤咛了一声。她关上大门，谢尔盖把孩子放进摇篮。丽娜脱掉外套，示意谢尔盖坐下。

她们撤掉了一块地毯，谢尔盖想，他从没有来过这里，但他从地板上深浅不一的分界线看了出来，被阳光直射的地面早已褪色，另一侧却光洁如新。除此以外，这个房间的墙壁也被清洗过，油漆的颜色和屋顶略有不同。

“您看起来比以前健康，虽然瘦了一些。”丽娜说道，“上一次我们相见的时候，您很憔悴。”

谢尔盖有些惊讶：“您的记性真好。”

丽娜笑了：“任谁度过那样一个夜晚都会记忆犹新。我知道您是个正直的好人，但我从没想过——您和安尼卡让我对俄国人完全改观了。您要茶还是咖啡？”

“您让我自己来吧，我喝些水就好。医生说我该少喝点茶、咖啡、酒精等等。”

燕妮在十分钟后准时推开门。她被风吹白的脸上露出喜色：“好久不见！”

谢尔盖站了起来，他终于找到机会倾吐自己的担忧：“真不敢想象，我已经几个月没有你的消息了。克劳迪亚呢？她还好么，怎么要你亲自……”

燕妮和丽娜的脸色都变了变。燕妮说：“她在柏林，我们目前没有她的消息。她在离开前状态不好。”

“我在去年问起过她。在年底，她和卢卡斯——你们知道他，她住在他的公寓里。不久后，卢卡斯说她离开了，但他不愿意透露太多。为什么她要长期留在柏林？”

两个人对看一眼，燕妮把发生在罗尔夫身上的一切告诉了谢尔盖。

她最后补充：“我们没法继续下去。自从警察的调查开始以后，克劳迪娅，她就不该频繁地出入这里。这栋房子里只能有我和夫人。我让她回家去，她说那就等于撞上盖世太保的枪口。在她的家乡，每一位邻居都知道她参与抵抗运动。”

谢尔盖呆住了，巨大的、不详的预感笼罩了他。接下来要怎么做？他动了动放在桌上的手指：“她在柏林更安全，那儿几乎没有人认识她。卢卡斯对她抱有不一样的感情，他们的关系是一重保障。”

“那么，小里特贝格为什么会给我打电话？”丽娜问道，“您对这一切有了解吗？当时我听到他的声音，几乎没有认出来。等他报出他的名字，天哪，没什么比这更可怕了，我差点儿晕过去。”

“他正在调查这件事。”谢尔盖说，他的脸也变得惨白，那种骇人的预感变得触手可及，“你们，这里，这座房子让他起疑了。不久以前，他问我——罗尔夫为什么要向同学撒谎，声称他要去柏林呢。这不是个好兆头。”

“他答应那位叫奥托的朋友，要去火车站为他送行。”

“据我所知，他暂时没有给前线通电话。他和奥托关系不好。”

“无论如何。”燕妮说，“我知道小里特贝格要来这里做什么。如果他发现了什么，我们当场就会被一网打尽，如果他没发现什么，也会留下几条监听线路。这里不再安全了。”

他一定会发现的。谢尔盖一阵头晕：失踪的地毯，清洗过的墙壁，一个莫名其妙失踪的男孩，这一切几乎都指向了谋杀的可能。他都能观察到的细节，必定会引起安德烈亚斯的注意。他握紧双手，问道：“你们有撤离计划么？需要我协助什么？”

“不，时间太短了，我们没法在那之前撤离。谢尔盖，你需要做一件事。在二月二十号之前，你把他清理掉。紧接着盖世太保开始追查，罗尔夫这个案子就会被按下。你只需要在他们开始之前一走了之，去游击队那儿，就像之前每一次那样。”燕妮对他比了个手势。“你有这身军装，比女眷行动方便。”

谢尔盖眼前的景物模糊了。他的手心出了汗，牙齿战栗，就像他在炮弹休克发作前那样。他偷偷预演过无数遍这个时刻的来临，可它的到来依旧如此骇人、如此痛苦。

我杀死过很多德国人，至少有十五个。他在心里尖叫着，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但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颤抖不止：“这个计划风险很大。”

燕妮会错了意。她走近了，摸摸他紧张发抖的肩膀：“我知道这太紧急了、会让人紧张。那么，你有其他计划吗？”

谢尔盖深吸一口气，缓缓说道：“燕妮，我正在策反他。”

“什么？”

“就在十二月份，他放过了一个本来可以追查的案子——关于一套暴露集中营罪行的胶卷。他说他对一切都厌倦了，所以才从柏林回到这里。我想，或许他对所做的一切也起了怀疑，对于它们的正当性。他不是完全灭绝人性的那种官僚，他以前的作为和过去的经历很有关系，我不知道……”

“如果我们还有半年，我或许会让你试试。可现在，贸然策反完全是个赌局，谢尔盖。你自己也不确定，不是吗。据我所知，他是个绝对固执的人。”

“对。”谢尔盖承认，“只是一种可能。”

“一种希望渺茫、过于乐观的可能。”燕妮说，“我们没时间了。”

“燕妮……我需要想一想，这太突然了。我能去厨房倒杯水吗？”

他没有得到回应就起身了。周围的一切依旧模糊，他的大脑捕捉着那些信息，说话声、窗帘的形状、皮鞋跟和地板的接触，但他的头脑中空无一物。他只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远离一切，缓缓地蹲下去抱紧自己。撕裂的剧痛从他的后背穿透前胸，让他的眼眶酸涩无比。混乱中，他转向厨房门前，被椅子绊了个趔趄。

“等等。”燕妮叫住了他。她坚毅的眼睛转向谢尔盖，仿佛透过他的脸看向更远的地方。在几分钟的端详后，她痛苦地战栗了一下，不可置信地看向他，双眼睁大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

她咳嗽一声，转向丽娜：“亲爱的，你能抱着孩子去卧室待一会儿吗？”

丽娜担忧地看着他们，还是服从了命令：在她现在的工作中，纪律是一切的保障。

她离开时，面对花园的窗户被风吹开了，锁扣叮当作响。冷风迎面而来，谢尔盖的心也仿佛被海浪打中，好像在列宁格勒的海岸，冬天又咸又苦的寒潮包裹了他。在他的一生中，从没如此悲怆、痛恨地面对自己。他的声音，他的手臂，他的满腔热血，在刹那间完全冻住了。

他什么也没有说，可她全知道了！

他想要解释，但没什么可解释的。燕妮猜测的、可怕的故事根本就是事实。面对她含泪的眼睛，他的心被撕成了两半。他现在是谁？属于哪一个世界?没有了一颗完整的心，他怎么继续活下去？如果世界上再没有他的归宿……他犯下的哪一条错误，让他受到这样严酷的惩罚？也许……他从来就不该和安德烈亚斯说话！他急切的好奇心把一场斗争变成了一幕悲剧：他为什么要贪图情报，为什么要深入敌营，要是他一开始就把安德烈亚斯打死——

“他救过我。”谢尔盖僵硬地说，“我，我没有办法……你明白吗，我没有办法完全不把他当做一个人。”

卧室的门关上了，客厅里只剩下他们两个。燕妮向他走近，猛举起手，像要揍他似的。可那条瘦手臂终究被放下了。她嘴唇微张，颤抖着，让手掌落到他的肩膀上。细微的、痛楚的声音从她苍白的嘴唇间挤出来：“哦，谢尔盖。我不该命令你利用他。”

那声音停住了。谢尔盖无知无觉，仿佛这世界的一切都像电影似的在他眼前播放。他不敢回应这一声呼唤，也不敢擦掉燕妮脸上的泪水，那些闪着光的、滚烫的东西，像一片岩浆，光触碰就能让他皮肤焦黑。像火焰似的阳光要烧死他了。他试着动了动嘴唇，那些干燥的皮肤限制着他，让每一个字都异常艰难：

“我没有泄露过秘密，我……对不起……这是我的过错，请你处分我吧。”

他知道燕妮从未怀疑过他的忠诚，这句话毫无用处，便住口了。让她痛苦的另有其事。

燕妮的声音依旧轻轻的，充满了疲倦、不解和失望：“你究竟在想什么，你究竟是怎么了……如果连你也没有办法完全地……我真不敢想象。”

他的胸口散出一阵痛楚，一把锋利的刀刺中了他，让他的脐带又被剪断了一次。谢尔盖的身体颤抖起来，忍住剧痛，逼迫着自己说道：“我会去做的。我没有别的计划。就算是这样，就算是这样……我会做的。他不能活着。”

燕妮沉默了。谢尔盖转过脸去，他的脸颊忽冷忽热，让他无法面对那两道锋利的目光。哦，如果她要开枪打死我，认为我背叛了国家，那也无可非议——谁让我爱上了敌人？我怎么能撒谎呢？他是个从来不相信命运的人，可在这种时刻，这样的仇恨，这样的爱，让人除了诉诸于冥冥之中，还能向哪里呼喊呢？

“不。”燕妮突然坚决地说道，“不，我要推翻前一个方案。现在我不能确保你能够做到这一切，我必须改变计划。”

她想到了办公处外围正在修缮的管道，以及频繁进出的工人：“我有了一个新想法。离开很难，让人进来却容易。我能联系上游击队。既然他每天都会去河边当监工，装模做样地等着什么人从河里被捞上来——司机总有轮换的时候。”

谢尔盖只是听着，燕妮的声音穿过他的大脑。他那位慈悲的女同志试着保护他，可这对结局不会有丝毫改变。

“你什么也不用做。”燕妮说，“二月十六号的早晨，在他离开以后，你就坐上车一直朝东去。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对吗。再晚些时候，我和丽娜会‘出于安全考虑’搬去柏林，运气好的话，我还能联系上克劳迪娅。”

与此同时，克劳迪娅正在和卢卡斯争吵。

她在卢卡斯的公寓里住了好几个月。起先她的状况很糟糕，卢卡斯对此无能为力。克劳迪娅剧烈地消瘦下去，但她拒绝去医院，拒绝卢卡斯的靠近以及他的一切好意。她只愿意进食面包和牛奶，不说话、不出门、不晒太阳，把到来时穿的衬裙和卢卡斯的一件旧衬衫来回换洗。整整十天，她活得像一棵委顿的植物。卢卡斯短暂的欣喜变成了担忧。熟悉的无可奈何激怒了他，就像他面对这个国家一切熟悉的人和事那样。

“这不是办法。”他对窗边闭着双眼的克劳迪娅说，“你不能一直呆在这儿……等死。”

“我没有在等死。”

“你没有……那你解释吧，你现在在做什么？从我替你送信之后，你几乎没有离开过沙发！你不怎么吃东西，也不读书，你让我看着你死去……你这个残酷的人！”

她睁眼看了看卢卡斯，目光又转向窗外模糊的白光：“你太激动了。我没有在等死，我只是无事可做。”

“无事可做？”

“对，无事可做。”

克劳迪娅把双眼闭上了。她的内眼角和颧骨之间出现了一道刻痕，让卢卡斯想起他母亲那一辈的女人，突显的衰老让他感到害怕和犹疑。几乎没有男青年设想过自己的初恋在二十年或三十年后的光景，这些缺少的深思熟虑曾为许多女人带来悲剧。

她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憔悴？她的心里到底藏着什么呢？卢卡斯突然感到气馁，就算我问了，她也不会回答我。我对她来说，就像一个危险的、不值得信任的陌生人！可是，可是……自尊在刹那间夺取了甜蜜幻想带给他的勇气，他猛地吸了一口气，挺起胸膛，试图让自己的形象高大可信些：

“无事可做？那么你为什么叫我去火车站送信，为什么我要保管那些胶卷？现在，现在我和你拴在一根绳子上，在悬崖边！你却说你无事可做，你想要自暴自弃，让自己被饿死在这里！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他急躁地踱步，握紧了双手，又像想起什么似的，“甚至，我对他撒了谎！那个叫凯里安·福克尔还是什么的，那个安德烈亚斯的情人。他总是问你，我害怕极了，不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他们俩都是些绵里藏针的伪君子。我对他说，你拿着胶片离开了，我却把你藏在这里。你明白吗，我撒了谎，我冒了天大的风险，如果他们查到我，查到这里，我们会一起被枪毙！”

那个名字让克劳迪娅坐直了，许久未见的光彩出现在她的眼中：“谁？”

“他是叫福克吗，还是福科尔或者别的V开头的——”卢卡斯毫不掩饰心中的不满，“你也见过他。哼，就算他是个很英俊的男人，就算他是奉命上前线，现在他也是个帮凶……”

“天啊，他让你嫉妒得脸色发绿。”克劳迪娅叫道，“他跟你说了什么？请你全部告诉我。”

Chapter 43: 审判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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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ext

安德烈亚斯被一份临时拍来的电报绊了一下。他在晚上七点回到公寓，一切都静悄悄的。客厅的灯亮着，晚饭摆在桌上，但餐桌边、沙发上空无一人。

他在楼上的第一间卧室找到了谢尔盖。谢尔盖蜷缩在床垫内侧，好像睡着了。看见他的那一刻，安德烈亚斯把手枪塞回了公文包里，长出一口气。

“你怎么了？”安德烈亚斯推推他的肩膀，“身体不舒服吗？”

房间里的灯关着，借着门前透进来的亮光，安德烈亚斯看到他的肩膀在抖动。谢尔盖没来得及强打精神，安德烈亚斯就摸到了他的脸颊，声音突然发紧：“你哭了？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是我的老毛病，你知道的。”

“你干什么躲在这里……吓死我了。”安德烈亚斯把大衣远远丢开，抱住他的肩膀，“那么你现在好些了吗？”

他不该在这个时候靠近我！谢尔盖的鼻梁像被打了一拳，强忍着心中的苦涩：“嗯。”

“那么——你想不想吃点东西？或者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嗯？”

谢尔盖不愿意再独自忍受。他翻了个身，把额头埋在安德烈亚斯颈侧。那毛衣上有一股熟悉的香水味，让他的眼泪再次涌进眼眶。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极为痛苦的战栗：“安德烈亚斯……”

谢尔盖很少主动袒露自己的脆弱，这让安德烈亚斯受宠若惊。在昏暗的卧室中，安德烈亚斯低下头，小声叫他的假名，让他完全依靠着自己的肩膀。

“凯里安……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他的声音很轻，像在讲一个睡前故事。他把手放在谢尔盖的脸侧，下巴压着他柔软的金发，“你明白吗？我有时候在想，也许我不该……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宁可孤独一些，也不希望你受伤。”

“我不这么想。”谢尔盖小声说，“我很乐意和你在一起，因为我爱你。”

反正一切都完了，他想着，关于我的心，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安德烈亚斯再一次僵硬了，刹那间，他变得焦躁：“你说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必须要告诉他，谢尔盖心想。如果此刻他什么也不说，继续怀着矜持的底线，他会立刻心碎而死：“没什么。我是只想告诉你我爱你。如果你喜欢听，我可以每天对你说。”

“你真的疯了。”安德烈亚斯那突然急促的呼吸扑在他的耳畔，他的手指在谢尔盖的肩膀上不自在地颤抖着。谢尔盖从没有像此刻一样依恋这个人，他发间的香气、柔软的嘴唇、充满柔情的灰眼睛。他抱住安德烈亚斯的后背，像对待一个幼儿似的，轻轻拍了拍他。

性是爱与欲望的综合，人们可以用一者模糊另一者，但聪明人明白那不是一回事儿；其次是微笑、不自主的靠近以及注视的眼神，它们比肉体的亲密更难粉饰；最危险的是哭泣，它的表达通常没有第二解——当你心甘情愿为某个人偷偷流泪的时候，它往往就意味着爱。安德烈亚斯为他流过几次眼泪？他不知道。按照他最单纯的愿望，他应该同他分享灵魂当中的秘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谢尔盖紧紧抱着他，好像稍松开手他就会像一条鳟鱼，滑进流淌的溪水。安德烈亚斯捏着他肩膀骨骼的凸起，像攀住悬崖的边缘。两人忽然都不说话了。环绕他们的只有窗外寂静的冬夜。

当谢尔盖心口的疼痛缓解，他试图让气氛松快些：“今天晚上太安静了，好像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似的。”

“哦，我记得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天气也很冷……刚才，我不是故意要哭，因为你——你很少直白地对我说爱。”

“对不起，对不起。”他抓住安德烈亚斯的手，亲吻他的手指，祈求道：“请你原谅我吧。”

这句话又在他心里勾起了流泪的冲动。安德烈亚斯有点粗暴地把他拉起来，咬住他的嘴唇，把他推到枕头上。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亲吻、啃咬着安德烈亚斯的下颌，解开他的毛衣、马甲。从衣领和肌肤的交界处散出一阵香气，谢尔盖想象着他对镜整理着装，把香水洒在衬衫的角落，这本该让他全身发热，可他只觉得嘴唇发苦。

安德烈亚斯在他的爱抚下发出滚烫的喘息，双眼痴迷地望向他。现在，他需要完成的只是那个甜蜜而本能的闭环，冲撞、释放，管它是因为谁的什么情绪。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有充当妓女的时候，为了他们所求一切，出卖不应当出卖的东西，这没什么稀奇的。但他今天不想那样做。安德烈亚斯紧蹙的眉头、被潮气包裹的嘴唇让他无法平静。一场阴雨在他的心脏上空酝酿，乌云像鸽子一样盘旋，用全知的红眼睛俯瞰他的罪行：你正在出卖肉体，安慰一个法西斯分子——这是比讨他的欢心更严重的罪，因为你毫无目的。

谢尔盖说什么也不能再继续。他停下了，专心抚摸安德烈亚斯的头发，亲吻他的脸颊，一次，再一次。等到第三个吻结束的时候，安德烈亚斯颤抖了一下，睁大眼睛，凝视他的脸：“凯里安，你这样对我，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谢尔盖握住他的手：“安德烈亚斯，我过去以为，语言的表达并不是那么重要。毕竟你什么都知道，可是……”

安德烈亚斯试着打断他。他捏捏谢尔盖的耳朵，抱怨道：“喂，你又把我弄哭了！”

“我看到你流泪，就希望为你分担一半的痛苦，我想你永远不要流泪。这难道不是爱吗？我从前……我从前傻透了。如果我爱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呀？”

他像批判自己似的，说着、嚷着，趁理性的世界尚在沉睡之中，再一次俯身亲吻了安德烈亚斯的嘴唇。这不是一个饱含情欲的吻，它代表着报偿、爱怜以及其他不该存在于他心中的感情。它们终于落地生根，开出一朵荆棘似的花，栩栩如生地、朝生暮死地，永远无从承认，又在这个瞬间永远真实。谢尔盖靠着他的额头，两人的脸颊都湿漉漉的，好像那些云端的水轰然坠落，扑簌簌地落在他们脸上。

一刹那间，他不再害怕审判，不论是在人间还是地狱，以正义还是主义的度量。他们没有继续，彼此依偎着蜷缩在对方身边。安德烈亚斯像小孩子一样收拢四肢，填补了他手臂和胸膛之间的空缺，脑袋枕着他的肩膀，头发蹭着他锁骨上的皮肤。那张皮肤苍白的脸上微微泛着红晕，睫毛安静地下垂。

我是一个不配拥有幸福的人！谢尔盖诅咒自己。从今以后，从今以后……我还有什么资格？可是，他拍了拍安德烈亚斯的肩膀：“别就这么饿着，我们去吃饭吧。”

晚饭后，安德烈亚斯执意给医生打个电话。诊所里只剩下了值班护士，他又索要了当天出诊医生的住址。等他在电话里确认谢尔盖身体状况良好、大概率还将活很久的时候，表情才明显放松。

“别那么紧张。”谢尔盖对他说，“你看，它的发作频率慢慢降低了不是吗？我会好起来的。”

他忘记了自己如何度过的那两个礼拜。一切都在发生着，而他置身事外。后来他在莫斯科读的书籍管这种现象叫“解离”。他从没觉得时间如此迅速，像一辆在站台的窗前驶过的火车，它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可他们的终点站早已在票跟上标注。在十五号的夜晚，安德烈亚斯像以往一样亲亲他的嘴角，在他身边入睡了。他对自己的命运浑然不知。

而这天夜里，谢尔盖做了一个相当简短的梦。在夜晚的中央，他听见两声枪响。一个人影跌倒在雪地里。他踉踉跄跄地走过去，安德烈亚斯含泪的灰眼睛望着他，染血的嘴唇嗫嚅着，什么也说不出来。熟悉的疼痛抓紧了他。

紧接着，他含着眼泪，被灌进房间的冷风吹醒了，起身关窗时才听到细小的雨声。原来这一阵风雨让他做了个预兆不祥的梦。他锁住金属扣，躺回床上，安德烈亚斯仍在熟睡。那个精明的秘密警察毫无防备。这一刻，他只是他的爱人，朝向他蜷缩着身体，双手叠放在枕头边。淡蓝的夜色铺满了他眉骨下的阴影。

他也许永远不会知道我做了什么。不管是关上窗户，还是那些更加重大的……按照安排，我明天就会离开——同样按照安排，他明天就会死去。

一阵遗憾笼罩了他的心，好像宇宙，让他无法像往常一样轻蔑地忽视、摒弃它。他挪了挪肩膀，抓住安德烈亚斯的右手，对方毫无反应，于是他又靠近了一些。那手心的温度总让他想到生与死，这些血液、肌肉、骨骼、指甲会在后一天变得僵硬，变得冰冷，将有一把泥土洒在那青灰的皮肤上。

坟墓以外，他还想象着某个空空如也的世界：没有战争，没有政治，没有意识形态的区别。在那里，他可以握住这双手而免于犯罪，也许他们会组成一个怪异的小家庭……他忽然想起半年前，安德烈亚斯对格雷塔的降临还颇为抗拒。我觉得我是个多余的人，他对他倾诉说，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属于我的位置。那声音在谢尔盖的脑海里回荡，疲惫地、倾诉地、充满失落地。像应答一般，相似的感情像钟声在谢尔盖的心中回荡。

你不是——

痛苦让他浑身颤抖。请允许我偿还他寄存在我身上的期待吧。让我在这一分钟把他列为被我怜悯的人，让我再给他一个真正的吻吧。

战争时期的犯罪总是被轻纵的。他拿些从不相信的鬼话安慰自己，然后低下头，贴近那体温的来源，在手背上、骨骼凸起的位置吻了一下，随后便松开了。安德烈亚斯的睫毛颤了颤，似乎在梦中皱了一下眉头，但他没有醒来。今晚他梦见了什么？在他最后的梦里，会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属于我吗？眼泪的潮气流淌进谢尔盖的鼻腔，让他的眼睛、额头、鼻梁都酸痛起来。他不能再哭了，于是泪水变成了身体的疼痛。

他对安德烈亚斯挪了挪，似乎那体温对他的疼痛有益。谢尔盖不指望他听见，对他小声说道：“好好地睡一觉吧。”

可安德烈亚斯被这句话叫醒了。他只听见了一点动静，迷蒙地看着谢尔盖近在咫尺的脸，没有因为被吵醒而动气。谢尔盖小心地举起手，想要擦掉眼泪。但安德烈亚斯先一步摸了摸他的脸颊，以为那又是一场噩梦。

“唉，这都怪我。”他咕哝道，摸到那泪水纵横的痕迹，在其上爱怜地吻了两下，伸出手臂抱紧他。“你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呀？”

谢尔盖几乎无法入睡，即便在爱人的怀抱当中。他害怕自己变得失控、变得疯狂，在梦中喊出不该透露的消息。凭着意志力，他在强烈的情绪中撑到了凌晨五点。可安德烈亚斯似乎也没有睡着。他靠近谢尔盖的脸颊，摇了摇他的肩膀。

“我决定告诉你一些事。”他说道，“快起来。”

谢尔盖坐在床沿上，安德烈亚斯裹着睡袍，他们看起来都精神不振。闹钟的走动声喧哗无比。安德烈亚斯从抽屉里抽出一本书——《布兰诗歌》，把它抛进谢尔盖怀里，随后拿来铅笔和纸，伏在案上写了一串旁人看来不明所以的东西。可接过纸条的那一刻，谢尔盖立刻明白了：那是一串密码，而那本正在他手腕底下的、在每个书店都能买到的中世纪诗歌集，是它的秘本。他记起了那本做满批注的《布兰诗歌》。那时候他们还在柏林，它就摆在安德烈亚斯卧室的床头柜上。连贯起来的线索让他双手颤抖。

安德烈亚斯对他挑挑眉毛。谢尔盖把那张纸举起来，对光看了看，佯装不知：“这是什么？”

“还记得一些报告里写的‘秘本’吗。《布兰诗歌》，这就是一个秘本。”

“你会编密码？”

安德烈亚斯得意洋洋：“人当然要有一点小秘密。从一开始，我就怕自己会进集中营去，后来害怕你和我一样……面对这种问题，金钱的作用微乎其微。如果我死了，他们立刻就可以霸占我的财产，但是秘密不一样。让我教你……”

在他的注视下，安德烈亚斯详细讲述了这套密码的使用方法，并且让他坐到桌边，尝试破译那一段密文。谢尔盖恍然又回到了二十出头，坐在密码学的课堂里。他翻开那本《布兰诗歌》，按照那张纸条的指示缓慢的拼写道：“Katherin，S-o-p-h——这是什么？”

“一个名字。她是个英国人，但她的证件上写着她是德国人、来自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安德烈亚斯对他意味深长地笑了。“哦，你被吓到了。凯里安，我们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我把其中一部分送进监狱，好让我在工作指标上画几个叉，剩下的都在这里。”他指指自己的脑袋，“这就是我的秘密，你明白吗？”

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这一切，这一切……现在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他的头脑从未经历过如此的混乱。我该继续假装一无所知假装感动，扮演那个被呵护的恋人；或者我就拿枪制住他，告诉他一切，可是——

谢尔盖尚且沉浸在震悚之中，客厅的电话响了。

“抱歉，我该去河边看看了。”安德烈亚斯拍了拍他的肩膀，站起身，“我不想你心里藏着太多要担忧的事。你最近吃得不好，睡得也很差——我希望这能帮你放松一点。”

Notes:

哇没发现这个故事已经写了二十万字了，小小庆祝一下！这部分从一年前的大纲形态开始就让我狠狠落泪，希望大家读得满意T T

Chapter 44: 未署名的逃亡

Notes:

祝大家阅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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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似乎是个坦白真相的好时机。深夜让人感性，早晨晚些时候又充满饥饿，午后叫人昏昏欲睡，下午则适合工作布置，似乎只有这个代表着一整晚深思熟虑的时刻，才能承载某些秘密的重量——不论你想付诸行动，还是自我处罚，都有整整一天的时间。于是，在克劳迪娅发问以后，某一个精心挑选的清早，几经犹豫的卢卡斯把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他如何在东线丢掉了两根手指，如何借雷奥妮的关系调回柏林，如何包庇了一个藏在地下室的犹太人，又如何得到了胶卷，如何藏匿，如何被安德烈亚斯和“凯里安”来回问话。

“不用担心，我对他说你离开柏林了。”

“哦，卢卡斯，他不会相信的。”

“他不是安德烈亚斯那样的……”

“他是，他们俩一样精明。”

卢卡斯立刻跳了起来：“我们必须离开这儿！”

克劳迪娅对他的惊恐百般劝说，卢卡斯执意要收拾两人的行李，把胶卷丢到河里销毁。她只好用淡蓝的眼睛望着他，下定决心似的说：“卢卡斯，你认识的那位福科尔上尉，他是我们的人，他来自苏联内务部。”

卢卡斯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在恐惧之外，法国人所说的似曾相识症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他的身上。卢卡斯在心里哀嚎：我死定了，交往共产主义分子、藏匿证物现在成了我最小的罪名了。我可没想过这辈子有一天会通敌！天哪，一个俄国人！

他丢开叠好的衬衫，瘫倒在沙发上，嘴唇颤抖：“如果他被抓住了，我会死的。”

“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没有人能揭穿他的伪装。哈，能二十四小时和那种疯子相处，取得信任，我完全做不到。”

“太残忍了。”在长久的沉默以后，卢卡斯再一次小声说。“安德烈亚斯对他是真心的，我能感觉得出来。”

克劳迪娅不可置信地瞪着他：“你在发什么疯？你有没有见过他躺在医院里的样子？就在大半年前，他浑身是伤，坐起来都费劲，做梦的时候因为害怕大喊大叫。他和我不一样，我是个学生，而他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人！什么酷刑能把他变成那样？小里特贝格残酷地折磨他，把他当做一个玩具，你管这叫做爱吗？”

卢卡斯长叹一声，把脸埋进双手：“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们一直很要好。克劳迪娅，我根本不知道一切会变成这样。在一切发生前我就认识安德烈亚斯，甚至在认识你之前。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也不知道我们，我们之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的生活全被毁了！”

“你的生活全被毁了。”克劳迪娅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多么可笑。”

卢卡斯焦躁起来，他捏着手指，又不停的触摸脸颊和鼻尖：“那么告诉我吧！我不想要你永远用那种同情的、痛恨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是一只要被踩死的臭虫。我在你的心里难道和安德烈亚斯是一样的吗？”

克劳迪娅感到一股热气冲向头顶，连同双手微微颤抖。她在屋子里焦躁地踱步，尽量让自己远离桌面上精致的瓶瓶罐罐，以防它们中的某一些打碎在卢卡斯光鲜靓丽的脑门上：“我无法理解——你！你把一切承认了，就在地下室的刑讯房里。他们甚至没有打你几下，你就承认了给我写信，每个月都写，连日期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你明明知道，明明知道我在做什么——你却把我的照片夹在怀表、还是什么吊坠里！你承认你给我汇报小里特贝格的行踪，连我是谁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哈！你和他是旧相识，你的家庭在柏林声望显赫，于是你去前线稍稍吃了几个月的苦头。而我，我因为你的证词，被送去了集中营！”

“对不起……克劳迪娅，可是，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吓坏了。你不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审讯人，安德烈亚斯对我保证，如果我不开口，他就放五条狗咬我。他不是做不出来！你知道的……我吓坏了，难道，难道你要我豁出性命来保守一个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秘密吗？你为什么不把一切告诉我呢？”

“得了吧，你难道不知道我一直以来为什么东躲西藏？你是一个懦夫！”

“我是一个懦夫？”卢卡斯压低了声音，“一个懦夫会包庇犹太人吗？”

“那只是因为良心不安，卢卡斯。良心不安和勇敢之间隔着一整片大西洋。”克劳迪娅撂下这句话，在他眼前摔上了卧室门。

“不，不，克劳迪娅……”卢卡斯扑在门板上，用力地摇晃门锁，“克劳迪娅，不要这样对我！”

她没有理睬门外的声音。卢卡斯的卧室狭窄，那面靠墙的衣柜显得突兀极了。重要的证据就压在那一箱衣裳底下，这是他们两人共同保守的秘密。想到这里，克劳迪娅的怒火缓和了些。他试着补偿自己的过错，也许，他比那些完全不知悔改的纳粹分子好些。她整理着心情，试图挑一个合适的时机来进行和解。

客厅里的电话响起了。过了一会儿，她听到卢卡斯小声的应答。又是那些肮脏的人和事！自从住进这里，卢卡斯的每一个电话都是从盖世太保的办公处打来的。

通话结束以后，卢卡斯敲了敲房门：“克劳迪娅。”

回答他的只有沉默。他又敲了敲，克劳迪娅在他的声音里听见了可怜的哭腔，“克劳迪娅，我想和你谈谈。”

她忽然想起了被母亲拒绝的罗尔夫，与他比起来，卢卡斯还算有救。紧接着，回忆里那个惨烈的结局让她的胳膊抽搐了一下：或许我应该给他开门。克劳迪娅想，要把一个懦弱的人变勇敢，朝他大发脾气也没有用处。怒火只能把人毁灭。

她打开门，看到卢卡斯无措、惨白的脸：“克劳迪娅，勃兰登堡出事了。”

在距离柏林五小时车程的树林中，河滩的卵石被堆成一条车道，谢尔盖脸色苍白地从车上下来。他是个跳伞高手，严酷的战斗机飞行也不能让他皱眉，可是他晕车了——至少他因几个小时的驾驶精神不济，胃也在翻腾。他想这和他从早上到现在滴水未进有关。他驾车穿过了几个哨所，没有受到太多盘查，但他还是在公路上绕了几圈，才直奔这个记忆里的坐标。刚踩到坚实的地面，一个过度热情的拥抱迎接了他。

帕维尔·瓦斯利耶维奇，这个精通印刷和装裱的、为谢尔盖伪造证件的技术工人，狠狠拍了拍他的肩膀：

“谢廖什卡！我的天哪，一年没见你了。燕妮那儿一直传来你的消息，你可真了不起！天啊，混进盖世太保里面，孤身一人。等我们胜利了，你要是还活着，你就等着去克里姆林宫拿奖章吧！”

谢尔盖被这拥抱注入了活力。他的头不那么晕了，腿脚还有些虚浮。他深深呼吸了一口丛林的空气，试图调动力气，与各位同志寒暄，但是狙击手弗里达看出了他的状况。

那个像鹰隼一样精干的女人握住他的手臂，小声问道：“怎么了？您受伤了吗？您看起来……您要不要坐下或者躺下，我给您到杯糖水。”

谢尔盖的笑容变得勉强：“我没事。只是累了。”

“那么您休息一会儿吧。”她指指山坡上的小棚屋，果断地对所有人下令，“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现在要休息，你们都不要打搅他，更不要喝着酒大喊大叫。”

谢尔盖梦游似的对她点点头，转头看了看这个熟悉又陌生的所在，走进帐篷里躺下了。

他闭上眼睛，脑海却不停闪过小公寓里的画面。安德烈亚斯离开以后，他开始翻箱倒柜，寻找那一份可能存在的名单。我要那东西做什么？现在一切都迟了，我想要证明什么呢？他在心里怒斥自己。是该离开的时候了！按照计划，你在十点钟之前必须要出发，你还需要找一辆车。现在大街上空无一人，正是逃离的好时机，你准备等到老人家们牵着狗散步的时候吗？

可是，谢尔盖的身体脱离了理智的控制。公寓里的柜子不多，半个小时中，他一无所获。在冬季黑暗的早晨，他从门前翻出了安德烈亚斯的箱子，那个他专程去柏林郊区的宅子取走、随身携带的文件箱。谢尔盖一直没找到机会探查这个秘密。他用铁丝撬开锁，一沓文件散落出来。谢尔盖心惊肉跳，他扑到地板上，颤抖着翻阅它们——可那不是他想要的名单。那是一些商业文件，主要是财产证明以及银行流水的说明。他又捡起箱子，里面几乎空了，箱底只有两本护照，印章齐备，只是姓名的一栏空着。

谢尔盖像被冻在了地板上——不用想他也知道这两本瑞士假护照是做什么用的。

他想过和我一起离开这里吗？谢尔盖抚摸着证件粗糙的封面，那些纸张和订书机的起伏划过他的指腹。安德烈亚斯准备材料，把它们摞好放进箱子的时候，是什么心情呢？他会露出那种少见的、安宁而幸福的神色吗？他也幻想着未来在世界某个角落的生活吗，就像我昨晚的幻想一样……

在离开前，他把一切收好，放回原处。好像从没有人来过这里。

谢尔盖在回忆中陷入了睡眠。梦里的一切都黑沉沉的，在灰暗的布景当中，游荡着蛛丝般的雾气。它们漂浮在树枝之间，看起来轻柔无害，接触到皮肤的刹那却像一片锋利的剃刀。他穿过一片草丛，听见河水的流动声。他看到了一个背靠树干的影子。或许是知道自己身在梦中，或许是他过于疲惫，那套自我保护的盔甲失效了。他在懵懂而毫无防备的姿态下靠近了那个人。

安德烈亚斯听到树丛的响动时，似乎想要呼救、挣扎，可当他看到谢尔盖从那片绿影中走出来，走向他，他缓慢的动作停止了。

我很痛，安德烈亚斯对他小声说，用一种哀求的眼神望着他。你……能不能在这儿待一会儿。

他的腹部中了两枪。游击队替他选择了一种痛苦而漫长的死亡——每一个人都极其仇恨盖世太保，看到黑色的领章，没有人会怀着慈悲之心。从地上的血迹看，他想要去路边，那里或许有获救的机会，但他疼得动弹不得。谢尔盖呆住了。他的感官都被心脏的疼痛短暂屏蔽，又随着时间的流逝重新清晰。

谢尔盖走到他身边，接住他从树干边下滑的身体。他抱过他很多次，那身体的温度、重量，都是他所熟悉的，他甚至在恍然间闻到一股旧日的气味。难道，难道我就这样看着他受折磨？他忍不住在心里琢磨，或者，我该不该把一切都告诉他？他已经……

谢尔盖没有开枪，他换了一个更让人舒服的姿势，他的脸便浮现在安德烈亚斯的视线中。他们能看清彼此了。安德烈亚斯沾血的手指动了动，抓住谢尔盖的衣袖。在谢尔盖托住他的后背，让他靠在肩膀上的时候，安德烈亚斯叹气似的说：凯里安。

谢尔盖无济于事地抓紧他。吐出那个名字以后，安德烈亚斯像得了安慰似的、不再有任何诉求了，脸颊柔软地依偎着他的手臂，温驯地躺在他的怀抱里。

别那么狠心……他的仇敌、他的爱人小声嘟囔，我就要死啦，原谅我吧……

谢尔盖哀鸣了一声，贴住他的额头，把他的手抓在胸口，试图让他温暖起来。在他的手臂之间，安德烈亚斯激烈地颤抖了一下，不说话，也不流泪，只是睁大眼睛凝望着他，因为谢尔盖的那一声呼喊，他露出了一点忍痛的、孩子气的微笑。

我骗了你。谢尔盖颤抖地开口，我——

他怀里那个形象伸出手，碰了碰他的嘴唇，不让他再说了。那只手上沾满鲜血，闻起来有一股铁锈味。

你愿意告诉我，我很高兴……这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候。他拉住谢尔盖，艰难地抬头，染血的嘴唇颤抖着。我给你留了一笔钱，还有一本护照，就在门边的柜子里，如果你想离开的话……你这个可怜的傻子，我，我没什么可给你的，只有这些……

紧接着，画面倒转。命运与梦神的手掌提起他，像提起一只猫。他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离那个孤独的影子越来越远，脚下一空，四周又是黑暗。他摸到一根冰冷的路灯，与此同时，脚步声在大街上响起。谢尔盖走出小巷，看到几个默不作声的男人，他们抬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材，往雾气的另一头走去。他想起两个人在墓园的约定，心揪了一下，走上前去。

“你们是谁？”他问道，“你们要送他去哪里？”

没人回答他，那支黑色的队伍静默地前进着。

“喂！”谢尔盖着急了，挡住了他们的去路。这时他看清了棺椁上的字迹，又一阵疼痛穿过他的胸口。

“不，不。”他扶着那黑色的木头，“我不能让你们过去。”

他打开了那黑色的棺椁，在他的梦中，安德烈亚斯睁开眼睛，握住他的手臂。谢尔盖以为他要大发雷霆，责怪他、甚至揍他两个耳光。说不定他会变成一个可怕的形象，吸干他的血液或者刺穿他的胸膛，所有复仇的死人不都是如此吗？但安德烈亚斯只是呆呆地望着他，抱紧他的脖子。他的胳膊无法抑制地颤抖。

“不要离开我。”安德烈亚斯啜泣着，痛苦地小声哀求，“别离开我，别丢下我一个人。”

谢尔盖的心在颤抖，他未知的幻想痛得快要发疯：“不，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里，就在这里……”

“我一直在等你，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开……你去哪儿了？”

他心口的疼痛让他惊醒了。他无法想象安德烈亚斯责怪、仇恨、报复他的情形，哪怕在梦中。这个想法又让他身体绞痛。谢尔盖缓缓坐直了身体，在黑暗中睁着眼睛。夜幕已经降临了。帘幕的缝隙照进一片幽微的火光，树影在他的手指前摇晃。他听到远处战友入眠后的鼻息。就在这如梦似幻的、丝绸一般的黑夜中，谢尔盖蜷缩着身体，用毯子轻轻盖住流泪的双眼，在这一刻、在这一片坚硬的地面上，他情愿与世界毫无关联。

Notes:

一点无关紧要的人设细节：谢尔盖表现出来的、令人困惑的性取向是比较标准的有浪漫倾向无性恋，属于无性恋谱系的，可以放在无性恋谱系里的任何一个位置，大家觉得怎么萌怎么理解。我自己也说不好他这个浪漫倾向是泛性的还是只对男人，大家也可以自行脑补。和朋友讨论剧情的时候被问为什么安德烈亚斯的成长过程中完全没有良好的情感教育氛围，他却表现得像个不稳定的恋爱脑，因为他的爱情观是看浪漫小说习得的。在剧情里有一点儿暗示，他老人家爱看言情小说，不管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都爱看（x）

Chapter 45: 喘息之机

Notes:

故事的第三部分（第三卷）就此开始！

Chapter Text

“五号床那个伤员——就是你送来的那个。他需要严密观察，感染风险很高。请您给他挂好帘子，别让无关人员去他身边走动。等他醒来，请你第一时间告诉我。”

艾尔娜刚从病房里出来，迎面撞上了穿着手术服的罗特希尔德医生。她的两手在微微颤抖，这是连续不断端送医疗器械和水盆的后遗症。她知道医生也经历着和她相似的疲劳，他的手术服上全是鲜血，可他不顾洁癖，穿着它跑到走廊上来迎接下一批患者。连番轰炸不仅让医院，也让这座城市的好几个区域陷入了瘫痪。空军元帅戈林曾对希特勒保证，绝不会让一颗炸弹落到德意志的土地上，可是现在，在柏林每行驶四十分钟就能看到在爆炸中损坏的房屋。在二月以后，夜间的引擎声便意味着兰开斯特无穷无尽的轰炸。短短数十分钟内，公园的水池被蒸发、街区变作火海。火焰把层云照亮，勾勒出天际线的轮廓，远在几公里之外的人们都能看见火焰与浓烟。

艾尔娜没有回答他的指示，跟在他身边：“医生，我没认错吧。他就是……”

“不，艾尔娜。”医生飞快地脱掉手套，拍拍她的肩膀，“你太紧张了。我知道一年前你很难过，战争年代，我们难免因为思念把相貌相似的人搞混。我看过他的证件，那是个药店的学徒，更何况他受了那么重的伤，看不清相貌。但是，你看，你有多久没睡觉了？现在，再去病房转一圈，就回家去吧。”

“哦天哪。我以为他是……或许我不该让他转来您这里。您太忙了。”

“不，这个决定棒极了。如果不是你，这个小伙子现在可能已经死了。你就放心下班回家去吧。”

艾尔娜点点头，朝那间让她牵肠挂肚的病房走去。医生在她身后对实习生嘶哑地叫喊：该死的！看好那台发电机和抽水泵。要是这儿因为炸弹断水断电了，半天之内，这一层楼的人会死掉百分之四十。

天哪，我的国家怎么会变成这样。她在走廊里听到窃窃私语，充满了某种“失败主义”，这让她悲从中来。她在战地医院实习过，见识过无数可怕的创伤，可是当这种残酷扩展到手无寸铁的平民身上，她感到无比荒谬。为什么要开始这场战争？她听到压低的声音。为什么我们要和英国人、美国人打仗？他们的战斗机每天都在头顶上……就在她的眼泪即将夺眶而出的时候，一对夫妇拦住了她。

“护士，护士，我们想知道他就在这里吗？”那个妻子语无伦次地说着，“哦，上帝，他还好吗？”

艾尔娜喘了一口气：“你们找哪位病人？”

“哦，就是您联系医生给他转院的那位——谢天谢地，他救了我的孩子，他可一定要活下来！”

“他还活着。但是您不能见他，他的伤比较重。”艾尔娜又看了他们一眼，这对夫妇显然刚从轰炸现场赶来，灰头土脸，“医院里已经有够多人了，如果您要给他送鲜花，就晚些再来吧。”

那对夫妻在走廊里相拥哭泣：“这一切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我们的房子全毁了。我们以为，我们以为小马蒂亚斯出事了。我们的邻居在科隆走亲戚，两个孩子都在我家，保姆说他俩在花园里一起玩，我们以为……谁知道呢……天啊。您替我们向他致以感谢！”

艾尔娜对他们说了几句客套话，关上门，开始例行的病房检查。她挂好帘子，在五号床前停留了一会儿。那病人无声无息地躺着。纱布遮住了他的半张脸，露出鼻梁和苍白的嘴唇。因为仓促的包扎，他的下颌和脖子还遗留着房屋白垩的灰烬。他的眼睛被纱布挡住了大半，医生说他的视神经也受了损伤，要小心阳光灼伤。艾尔娜无法通过面部特征来巩固她的判断了。她多看了几眼，又觉得那张灰白的脸变陌生了。

他被送来是因为救了两个没有跑进地下室的小孩——保姆扔下他们自己跑开了。他把小姑娘塞进了的车里，从门廊下拉走那个名叫马蒂亚斯的小男孩时，一颗炸弹砸在了他身后的别墅顶上。

艾尔娜跟随消防员赶到的时候，别墅已经成为废墟。当她看见那张沾满血污的脸，她的血液在一瞬间凝固了。紧接着，她在路边拨通了罗特希尔德医生的办公室，把病情描述得十万火急，希望他赶紧把这个病人收治入院。可这一切的兴奋都来自一场枉然的错认！她万分沮丧，关上灯，离开了病区。

除了人类的城市以外，云杉和山毛榉构成了欧洲广袤的树林。在过去六七千年中，它们都统治着这片大陆，直到人类中出现伐木工这个职业。在德国的东面，沿着奥德河一路向南，群山之间遍布着沼泽、水塘和森林湖泊。即便是经验老道的猎人，也不能记住所有支流的走向。城市里发生的爆炸与轰鸣都被翠绿的屏障阻隔在外。这里的四季都比莫斯科远郊潮湿，即便在冬天，空气也不会让人鼻腔疼痛。除去七月恼人的蚊虫，和十二月短缺的食物，这是个不错的隐居之所——至少对于游击队员们来说。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爪牙无法深入到每一寸土地，尤其是这些人迹罕至的山涧峡谷。

随着丛林中鲜绿的草地而来的往往是好消息。河流解冻，这意味着游击队众人又可以在房屋后面的溪水里洗澡、洗衣服。在43年夏季以后，每当广播响起，带来的都是令人振奋的消息。在谢尔盖来到此地的六个月后，有三个内务部的成员跳伞来到这个小营地，他们在这里整理行装，走上不同的道路。

真年轻，谢尔盖忍不住回忆自己二十出头的年纪。他正在核对从电台传回的消息。自从他来到这儿，通讯员的压力减轻了不少。他们多了一个精通密码、会修理电台的能手。冬去春来，谢尔盖仍然不怎么说话，大多数时候，他选择一个人待着。人人都把他内敛的秉性和他身上的伤疤联系起来。初来乍到，谢尔盖身上的伤疤就引起了注意，包括他右边肩膀上圆形的枪伤。每个人都不忍心打探他过去的经历，他也没有机会开口。

他为自己的封闭和时不时的“炮弹休克”感到抱歉，但是同志们早已替他想好了解释。许多侦查员都会这样。别担心，或许胜利能够治好你的一切，那时候就没有德国法西斯，你也不会做有关他们的噩梦了！大家都试着让谢尔盖好受一点，在篝火边教他唱歌、吹口琴。他们先教他吹民歌，紧接着又是艺术歌曲。谢尔盖自诩聪明，可对这小小的乐器就是无从下手。他完全听不出半音之间的区别！他的笨拙让所有人都笑起来——大家想到有个刚刚离开的年轻人要去乐队扮演小号手，纷纷督促谢尔盖也必须掌握一项“音乐技能”。

在极为简朴和笨拙的治疗下，他忧愁的时间缩短了，逐渐参与到电台消息的收发当中。来自东面的消息不断汇总到这小小的机器当中，有时他也收到来自燕妮的短讯。他会为他们高兴一阵子。燕妮留在了那栋别墅里。谢尔盖尽量不去担忧她们是否会遭到盘查，在两个月之后，他仍有她的消息，这就说明了一切。对于过去的光怪陆离的一年，他尽量不去回忆。他害怕在梦中重温其中的片段。

那些念头、片段、模糊的印象就像勾住大鱼的钓钩，除了把他的小船拽翻，不会给他带来任何益处。他在离开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因此也不至于常常想起过去。对于他来说，游击队的生活更加惬意——大部分时间遵循惯例收发电报，小部分时间参与战斗，把令人生厌的德国鬼子拖进草丛或者挂到树上。一件事完成，那就意味着彻底的完成，他不再需要扮演某个前后连贯的角色：前一天说过的话，何必记在心里呢，周围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与他又有什么关系？起先他还会不自主地记忆，半个月过去，他已经能活得潇洒自如。

克劳迪娅中途来拜访了一次，她从城市里带来了必须的医疗用品。在谢尔盖离开后不久，她与卢卡斯把胶卷转交到了南方的一家报社手中——那位老编辑绝对可信。他因为反对纳粹做过许多年的苦役，在轰炸中修补科隆的屋顶，他有私人渠道能够把胶片送往巴黎，再送到英国人的手中。

在所有人都熏熏然的时刻，克劳迪娅把谢尔盖叫到一边：“我想转告你一件事。那个行动，失败了。”

“什么？”

“我也很奇怪。我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我甚至打算背着卢卡斯，冒险去医院开枪打死他。可是，在我出发以前，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凯里安·福科尔的讣告。”

谢尔盖脸色一变，他的心疯狂地跳动起来：“那是谁写的？”

“就是小里特贝格本人——这一切都太奇怪了。他受了重伤，快要死了，可这个案子悄无声息地了结了，什么追查也没有。这一切都像个陷阱。”

“那么……”那么他后来怎样？可谢尔盖掐住了真正想问的问题，“那么在那之后你们怎么打算？”

“我想说，把这一切都忘了吧。一整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燕妮特意让我把这件事告诉你。”克劳迪娅小声说，“你的那个身份，它结束了。你不用再为此担心，为此做噩梦了。”

谢尔盖感谢她的劝慰。他倒希望这一切真的就此结束，可是，炮弹休克的症状追逐着他。在某一个傍晚，他去河边凿开薄冰取水的时候，眩晕袭击了他。一声脆响和呻吟之后，同行者发现他摔倒在河边，瑟瑟发抖。他的棉衣全被浸湿了。如果没有人随同，冬天的寒风在半小时内就会要了他的命。隔天他发起了高烧，所幸营地里有退热药，他也没有感染任何细菌。在辗转反侧的三天以后，他的体温恢复了正常。

他从昏沉的睡眠中醒来，弗里达单独找他谈了一次话。他们的小营地没有某一位特定的“政委”，这位经验丰富的女狙击手担任着这个角色。

“你在发烧的时候不停念叨着一份名单，问它在哪儿。”她忧心忡忡地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不必要总是想着自己没有完成什么——你要想想自己做了什么，你已经完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事。”

“抱歉，我说傻话了。除了这些，我有没有说其他不该说的？”

“没有，你很坚强。”弗里达说，“就算你说了什么，我们也会立刻忘掉的。谢廖什卡，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让组织想办法把你接去后方，或者找一个更平静的地方。你的身体……”

“不，不用大费周章。”突然，一个念头像水泡冒出他心中的池塘，“或许——哦，弗里达，或许是我太不切实际了。”

他收回了要说的话。弗里达并没有强迫他继续，只是让他好好修养。可是这念头在他的脑海里生了根，那个早晨不断在他脑海中重演，直到春天又一次来临。在一片欣悦的氛围中，谢尔盖给莫斯科拍了一份电报。

“组织很关注柏林是否与西方进行秘密谈判。”他对弗里达解释说，“其中也包括业界的名流。纳粹的失败已成定局，他们中有多少人表面上是德国人，背地里与英国人和美国人私相授受？我曾经在柏林掌握着一条线索，现在，秘密警察的监视收紧，多条情报线断开，靠我的私人关系或许能有所突破。”

很快他收到了准许的回电，与它同时到来的，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

时间紧迫，谢尔盖沉浸在无比复杂的情绪感受之中：我要如何去做这件事？就算我做不成，就此死去，也好过在这儿当一个需要照料的伤病员不是吗？他谢绝了弗里达给他配一个助手的好意，坚持单枪匹马原路返回。当他从行李中掏出那一身精心保存的衬衫、长裤和皮鞋，弗里达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光看向他。十天之内，他给自己编了一个新身份，准备到柏林那家他熟悉的药店报到。帕维尔·瓦斯利耶维奇再一次给他做好证件，打好订书针，用鞋底盖上纳粹的老鹰印章。

“上一次也是我给你做了一切，谢廖什卡。”这个来自印刷厂的工人重重地抱了谢尔盖一下，“我希望你和上次一样好运！”

Chapter 46: 重逢

Chapter Text

谢尔盖穿行在浓雾当中。

街道两旁的房屋铁轨一般向远处延伸，消失在白色的水汽之中。这是柏林，他能够通过居民楼大门的线条推断，当他从那块水泥板下面钻出来的时候，这街道空无一人。铺展在眼前的白垩灰烬，以及金属、皮革被点燃以后的气味，无一不在提醒他这里经历了轰炸。理论上讲，应该有一辆车停在路边，假证件就在皮座椅底下，他记得清清楚楚——没有那辆车，他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没走几步，谢尔盖在一个新鲜的弹坑里找到了它的残骸。

现在怎么办？他心想，其他人去哪了？怎么没有人来救援？还是说，他在水泥板下昏迷了太久，所有人都撤走了，大火也被扑灭，只有他被遗忘在了灰蒙蒙的废墟当中？他试着回忆、验证自己身处何地，但整条街道像敌军到来以前那样死寂，连一块路牌也没有剩下。

道路的尽头是一座桥梁。他走上去，怪异的感受从脚底升起，而雾气在他过桥的同时散开了。他闻到了干爽而宁静的泥土味，紧接着，他的眼前出现一座灰扑扑的小镇，低矮的平房像骰子投在平原中间。他一眼就认出了村口的几颗白桦树。

桥上有一个影子，谢尔盖走近看，才认出那是他的旧相识，一个名叫卡佳的女同学。他在营地听说了她的消息，也许他也是因此梦见了她。战争开始以后，卡佳以惊人的速度学会了飞行，她所在的女子编队常借着夜色，靠近德军据点进行轰炸。谢尔盖前往德国的路上，她所在编队的长官曾提过一个跳伞潜入的方案，以便让谢尔盖更早与电台小组的成员接洽，但在出发的前三天，机场遭到轰炸，补给进出的道路也被炸断了。起飞跑道无法快速完成修缮，这个计划只好被搁置了。

对他来说，卡佳代表的一切又熟悉又陌生。她不像塔莉亚，是一位永远可靠、相互了解的朋友，他们注视着对方的成长，使彼此无法被简化为扁平的画作。而卡佳属于战争以前的一切。谢尔盖也没在战争中亲眼见到她。他知道她在那儿，但那只是想象、鼓励着他奋勇冒险的虚影之一。战争把他杀死，又让他重新血肉模糊地出生，那些明快而平淡的记忆，连同卡佳的面容，随着战争那令人窒息的产道，挤压成了糖纸似的、皱巴巴的印象。在青春期，谢尔盖认为生活会像山峦一般起伏：今天的功课砸锅了，明天可能在图书馆找到合胃口的新书——可战争告知他，他以为的高峰和低谷，只是水泥道路上供蚂蚁爬行的裂缝。

谢尔盖难以相信他的眼睛。他走近了，听见卡佳在哭。这就是他对她唯一的印象。

“如果您不喜欢我，为什么要请我跳舞呢？”那姑娘说。“我以为您——”

像打开一个匣子似的，遗忘的一切回到了他的脑海。他在联谊会上见她坐在一边，很是失落，便邀请她跳舞。卡佳是个自卑的姑娘，她和哥哥德米特里相依为命，在卡佳成年以前，家庭全靠他的哥哥维持。谢尔盖说道：“对不起……您很好，但我，我感觉不到吸引。”

卡佳更伤心了，拿衬衫的袖口擦着眼泪，背过身去。谢尔盖试图解释：“不，不是您没有吸引力。只是，所有女孩儿男孩儿对我都一样，您，您的哥哥德米特里，塔莉亚，会烤面包的安娜。对我来说，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我只能同人们做朋友——这可不是针对您。”

一个怒气冲冲的高大身影从桥的另一头走来。那是卡佳的哥哥。德米特里是个地质学家，在一次野外勘探中，他的登山绳被石头割断了。这次事故让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三公分，从此以后，他不能再去深山勘探了。他在村庄附近的研究所当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生活的磋磨让他脾气火爆。

“嘿，蠢东西！”德米特里不由分说地拽住他，“您让我妹妹伤心了。”

谢尔盖本能地要躲闪，记忆再一次砸中了他。在战争之前，他躲开了那个拳头，因为他一贯幸运——在卡佳阻拦哥哥以后，他们甚至成为了朋友。德米特里很高兴村里有一个“小知识分子”，谢尔盖太喜欢问问题了，他的求知欲让德米特里如遇知己。

谢尔盖呆住了。他记起来，德米特里已经牺牲了，就在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连同几位地质学家请缨去前线指导防御工事，因为他们对西部山区的土壤和河流尤其熟悉。一天夜里，德米特里和工友们在营地休息，微弱的篝火吸引了一架正准备返航、却在山区迷路的德国飞机。一颗炸弹落在了他们头上。

这是在哪里？谢尔盖心中的声音大叫，他为什么还站在我的面前，还是说，我已经死去了？

愣神之间，拳头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脸颊上。谢尔盖的头嗡嗡作响，痛得像被什么东西生生锯开。德米特里是个健壮的探险家，这一拳使他感到天旋地转，眼前金光闪烁，接着是矿坑一般的黑暗。记忆里的图画收缩成一个小点，倏忽不见。他听见车轮滚动的声音，像风吹过烟囱那样。而他，急速地朝声音的来处下沉，身体也越来越重。

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强光闪过他的眼前。一层纱布覆盖着他的眼睛，否则那一阵照射会让他流泪不止。他躲了躲，牵扯之下，巨大的疼痛让他呻吟起来。谢尔盖迅速判断了现状：他在一家医院里，头部受了伤——可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怎么受的伤、怎么来到的医院。那个人揭开了蒙住双眼的纱布。他睁大眼睛，可是，迎接他的只有灰色、白色和浅绿色混杂的光斑。一个人正站在他的床边，可他连那人脸部的位置都看不清楚，那只是一团影子。

罗特希尔德医生注意到了病房角落的动静。他丢下病历夹，气势汹汹地朝那张床走去。

那位秘密警察低头看了看，收起手电筒，对病床上的伤员问道：“先生，您叫什么名字？您醒着吗？”

罗特希尔德医生心里一紧。那人又摇晃了一下病人的肩膀，病床上那躯体抽搐了一下，头往后仰，身体拉成一张弓似的，鲜红的血液从他的口腔里涌出，流到枕头上。

盖世太保的职员被吓得大叫起来：“哦——老天！医生！”

“这是做什么？还不滚开？”罗特希尔德满脸怒气地喊，“他的颅骨折断了。您这样摇晃他，要把他弄死了，这可怎么办？你们要找英国人，而这个人，他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救了两个小孩——我的上帝，这样对待一个光荣的病人，您可真是无耻。”

他挤开那个预备道歉的年轻人，推动谢尔盖的临时病床：“警察先生。要是他死了，我可不敢保证您会受怎样的处分！”

他把谢尔盖推到手术室，用钳子和棉花打开他的嘴。谢尔盖咳嗽了一声，他被鲜血呛到了。医生用棉花探查了一阵子——为了制造那个骇人的景象，他把舌头咬破了。

您可真行，演得也像。罗特希尔德的医生想，可怕的苏联人，为了摆脱盘查，什么都干得出来。

医生把冰水倒进他的嘴里，让他偏头吐在毛巾上，把器械伸进他的嘴巴，找到伤口，缝了两针。他疼得颤抖起来。然后又是冰水漱口，往复几次后，谢尔盖口中的血腥气消失了。

他问道：“我的颅骨真的断了吗？”

舌头的疼痛让他的话变得含糊，但这和脑袋上的伤比起来不算什么。冰水带来的清醒让他更难受了。他想呕吐，闭上眼睛还觉得天旋地转，右边额头上像插着一把冰镐。

“您知道我是谁吗？”医生问道，“您自己呢？您知道自己在哪里吗？”

“我在医院。”谢尔盖含糊地回答，“您是——您是罗特希尔德先生。您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没有骨折。”医生说道，“但情况依旧严重。你的脑袋里像是有出血，那一下磕得可不轻，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那么这头疼就合理多了，我从来没这么疼过。我的眼睛怎么了？请您告诉我，我能承受。”

“您看不清楚，对不对。因为您的视神经可能肿了，又或者有瘀血压住了它。”

“我会变傻吗？”

“大概率不会。您只昏迷了半天，而且您对我的问题对答如流。”

“那么——我会瞎吗？”

“……我不敢保证。”

谢尔盖沉默了一会儿。罗特希尔德医生等待着，可是他没有问出任何有关自己生死的问题。

“我很敬佩您。”医生压低声音说道：“盖世太保明天下午就会派人来，他们怀疑那栋被炸的房子里有英国人的电台。晚些时候，我会把您领到电话那儿，就说您要给家里人打电话。说话注意点，除了我的办公室，别处的电话您都不要碰。”

“您知道的，我没处可去。我也不知道联络谁——我现在，我的记忆很模糊。”谢尔盖说，“我只有一个人……储物间、地下室，随便哪里，只要两平米的空地。”

医生拒绝了他：“您会死的。您现在需要严格的护理。”

“您不用管我，把我随便塞进哪个房间就行。”

“我必须要管您。在那条被炸烂的大街上——您本来可以不那么做的不是吗？这一切与您、与您的祖国都没有关系。”

“和我有关，人道主义。当医生也讲人道主义，不是吗？”谢尔盖艰难地说，“我不记得我救了人，但或许我会那样做的。”

“看来您今天精神不错，还有兴趣和一位老医生斗嘴。我只想告诉您，我只对一部分人讲人道主义，而您在其中。”医生站起身来，“您是个有意思的人，您最好活着，战后我还想跟您聊聊天呢。我会替您打电话的。原谅我冒昧地替您做决定。”

“医生。”谢尔盖皱起眉头，“给谁打电话？我，我不记得……我说了什么吗？”

他试着想起有关联络人的一切，可他的记忆完全空白。一阵寒意漫过他的肩膀。

医生把一团棉花塞进他的嘴巴：“我替你缝好了，你再咬得用力些，就只剩下半条舌头了。”

“我不回去，不回病房。”谢尔盖小声说，“请您把我送去……一个药店。”

哪一条大街的几号？谢尔盖记得药店灰绿色的牌子，可他的大脑里找不出那个地址，它和联系人的电话、化名一样，凭空消失了。谢尔盖抬手捂住自己的额头，他对自己的无能大为光火。我还有什么用？他愤怒地想，或许我该从窗口跳下去，也比现在好些——我是一个瞎了眼的残废，除了带来危险，我还能做什么？

“你得回去，回病房。你是个重伤员，这么快出院会让人起疑的。这一切都得有个理由。回去睡吧，等着明天就好。”

医生并没有询问他电话号码的事宜，谢尔盖的心脏一阵激烈的跳动，他忍着剧痛问道：“您说……您打电话，给谁？”

他的心里隐隐有了答案，可他不敢触碰那个名字。医生没有理睬他。谢尔盖固执地又问了一遍，他才回答道：“您不用管这件事，我只想保证您的安全。”

他讳莫如深的态度让谢尔盖确认了自己的猜测：“不，我不同意您这样做。”

“这不是您说了算的，我帮了您，我也有生命危险。您不怕死，而我怕死。这是我的医院，您应该庆幸您在这儿。现在，您该听我的。”

谢尔盖试图撑起身体，但失血和脑震荡让翻身变得困难：“那么您告诉我，他现在——”

“您睡吧，至少睡上三个钟头，否则我给您打镇静剂了。”

医生叫来两个护士，她俩把谢尔盖送回了病房。

谢尔盖谨遵医嘱，忍着疼痛睡了一会儿。醒来以后，眼前还是一片模糊，但想呕吐的欲望和剧痛都消退了一些。故乡的虚影又浮现在他的脑海。妈妈，他想，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他想起母亲，庇护似的力量就灌溉着他的胸膛。我要回去，谢尔盖对自己保证，我要回到那座桥上，我要再见到妈妈。我不怕死，可现在还不是时候。哪怕我看不见了，哪怕我再也不可能像从前一样。

他活动着双腿，确认没有骨折。一个计划浮现在他的心中：他记得去手术室的路线，而手术室的对面就是储物间。在盖世太保来病房检查时，他可以去那里躲避……不，他不能连累医生。如果他在病房被发现，那只能说明他个人的计划败露，而他出现在医院的其他位置，一切就都说不清了。谢尔盖又一次焦躁起来：罗特希尔德医生应该已经拨了电话，可他不愿去想有关那个名字的种种可能。医生几乎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但是他是否清楚他做了什么？如果他清楚，他就不可能打那个电话！谢尔盖对此胆战心惊。那些假证件还在床头的公文包里，他很需要它们，可它们也是最大的危险。在他的安排当中，他应当先去药店报到，确认那儿没有被盖世太保监视或者控制，才能启动这个新身份。他对于药店的现状一无所知；更何况他现在几乎瞎了，要临时伪造证件更不可能。

在病房里的光线彻底变暗以后，谢尔盖摸索着，把公文包塞进病号服，艰难地起身——他的目标是盥洗室的水池。

至少要把最大的隐患消除，他想，我可以假装无法说话，谁也不知道我的证件是不是被埋在了废墟里，或者被大火销毁了。

简单的活动让他的伤处隐隐作痛。更让他为难的是，他无法看清任何事物。他摸索着床尾的栏杆，往灯光亮起的地方走。五分钟以后，乳黄的光线兜头浇下，四周的气味变了，他来到了走廊。谢尔盖深吸一口气，抚摸着油漆剥脱的墙壁继续踱步。在他的记忆里，他要穿过一个楼梯间，到达对面的走廊。可就在他摸到楼梯的空当时，一条凸起的铁门轨绊了他一下。他往前一扑，一双戴着手套的手接住了他，像推一个衣帽架似的把他推回了原位。

因为模糊的视野，他根本没看到暗处的人影！这一下撞得不轻。但来人没有抱怨，扶住他的胳膊和肩膀，帮他站稳了。

“谢谢。”谢尔盖说。极少见地，他的直觉先于视觉体验了世界。也许是声响，也许是略过皮肤的空气流动，谢尔盖感到了不同寻常。他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你对我说谢谢。”长久的沉默以后，对方开口了。

谢尔盖的呼吸停住了，一万种情绪涌上他的心头。他的胸腔太涨太满了，让他想要呕出词语、想要落泪，总之得从身体里挤出些什么，否则他就会被自己的心炸碎、或者因为胀痛昏死过去。酸楚牵动他额头的创伤，肌肉的紧绷引起了剧痛。他被那闪电般的痛苦重新锚定在了大地上。

那双手再次触碰了他，又是在肩膀。谢尔盖明白地闻到了对方领口的香水味。

“别动。”安德烈亚斯说，算得上轻声细语，“你既然走到这儿，就跟我到露台上吹吹风吧。”

“楼梯在哪儿？”谢尔盖问。“请你——”

安德烈亚斯的脚步停下了，那股熟悉的、混杂着烟草和香水的气味靠了过来：“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看不清楚，基本什么都看不见。"谢尔盖说。“我只能看见哪里亮，哪里黑。”

安德烈亚斯不说话了，谢尔盖听见他急促地、掩饰痛楚般地叹了一口气。他听见一阵衣料的摩擦声，安德烈亚斯似乎在检查什么。

“别走楼梯了，就在这儿吧。”

黑暗中，一条手臂牵住他，把他引向某个方向。那儿有一扇打开的窗户，他闻到了室外漂浮的清香。谢尔盖很少注意植物的气味，也无法分辨那美妙的味道从何而来。在视觉被剥夺以后，柏林的夜晚被分割成了不同的印象，不知名的鸟鸣、不知名的香气。他从未注意到如此之多他无法命名的事物。为了让他平稳地移动，安德烈亚斯握着他的一边手臂，抓紧他的另一边肩膀。

他要我把从窗户边扔下去吗？谢尔盖模糊地想。但安德烈亚斯用力的手掌打消了他的念头。谢尔盖心中酸楚不已：他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他不可能对我的身份一无所知，以他的聪明，他应该全知道了……可是，可是他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紧紧地挨着我，怕我摔倒？先前的担忧像一只被猎枪打中的鸟，散开无数羽毛似的问题，纷纷洋洋落在他的头顶。他现在怎样？那份讣告是为我发的吗？天啊，如果他还是和以前一样、还是爱着我——这一年多的时光，他是怎么样度过的呀！

“你能在这儿坚持一会儿吗？”安德烈亚斯在他耳边问，这距离让他倍感痛楚。“你的胳膊在抖。”

“我的头很晕。”谢尔盖说，“我不能站着，我……”

从病房门前到楼梯间不过十五米，那已经耗光了他的力量，他再也走不动了。他不知道在过去的十几分钟里，自己的双腿如何支撑着躯体，但现在，他不能、也不用再支撑下去。没等他说出请求，熟悉的眩晕就让他两腿发软。安德烈亚斯又一次接住了他，让他依靠着自己的肩膀。那肩膀骨骼嶙峋，隔着外套硌痛了他。

谢尔盖又因为头痛战栗起来，他把公文包塞进了安德烈亚斯怀里：“你知道……我的证件……”

“你真麻烦。如果我不管你呢？”安德烈亚斯说，“我甚至可以……”

“你完全可以。”

谢尔盖身边的呼吸停顿了一下。

良久，安德烈亚斯轻声说：“你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想到我，对不对？”

“我没打算叫你来医院。对不起，罗特希尔德医生坚持要……”

安德烈亚斯没有耐心听他解释，他打断了一切，再一次把谢尔盖的胳膊搭在肩膀上：“回去躺着吧。进了病房，就别再和我说话了。”

他被引导、托举着挪动了十几米，周围的光线又变得昏暗。病房里静得让人害怕。

谢尔盖在躺回床上的时候遇到了一点小困难。他看不清床的边界，只能靠双手摸索，而大腿已经无法支撑他缓缓坐下。安德烈亚斯的胳膊穿过他的腋下。谢尔盖脚下一空，后背轻轻接触到了床面。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以后，安德烈亚斯摸了摸他的手指，拉动他的衣袖，让他摸铁床的边缘底部。他摸到了一块形状熟悉的凸起，那是个窃听器。

Chapter 47: 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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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睡得很不踏实——在这样的情境下酣然入梦才是怪事一桩。在他躺下以后，安德烈亚斯把公文包放在他的手掌边，让他触摸了一下，轻轻踢了踢床头柜。窃听器让他们无法交谈，视力问题阻断了另一种交流方式。他为什么不把这些拿去销毁？谢尔盖想抓住他的手，强调公文包的危险性，安德烈亚斯在他的手背上写，现在，十点四十分，旧证件，留下；又把一块手表塞进他的手里，新证件，明早十点。他凑得很近，谢尔盖嗅到一阵熟悉的味道。他们只相处了一年多，但无声无息之间，谢尔盖“听懂”了他的计划，也想象出了他在床边低着头的模样。

你怎么样，他想问，我根本看不见你，请你告诉我吧。可是正如他们的关系，此时此刻，多余的交流也不被允许。交代完这一切，安德烈亚斯匆忙离开了。谢尔盖听到公文包被放回床头柜的声响、安德烈亚斯起身时椅子的挪动声。这场重逢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还是想和他说话。他望着光斑似的走廊，绝望地想。

为什么非要拯救这个人呢？在这场出乎意料的邂逅中，难得地，他的行动先于了思考。他不仅对自己打了包票，还在饱受挫折之后，继续沿着希望渺茫的道路走下去。一年多前，他以为道路断绝了，可眨眼间，他又回到了离开的路口，快得像一个空降兵：下一步往哪里走呢？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他可以数月打死十几个纳粹分子，可救一个人——单单起个念头就让他精疲力竭、几乎死去。

他有小溪边的童年，景色是灰蒙蒙的，但每次回忆都在他的心上蒙上一层金光；他有在炉火边旋转的家庭舞会，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的才华被无数次发现和赞赏——而安德烈亚斯什么都没有。谢尔盖用补偿的心理解释，可没人能用现在弥补过去的错误，那往往是徒劳无功。更何况，那不是补偿，而是种关切、怜惜，或者爱，他不知道，反正安德烈亚斯那样称呼它。他只知道在他眼里，痛苦是一长串必须解决的问题，不是自然而然的社会景观。他经常伤感，经常生气，经常诉诸暴力或者非暴力的行动，这让很多人爱他，也让很多人责怪他过分的善心肠。如果命运一开始就不公平，人是否有义务主观地填平那些沟壑？他总希望把自己的幸运分给别人，可是世上的不幸那样多啊！

在两点左右，谢尔盖不知道确切时间——他被训练过用心跳计时，但那总会有偏差——总之在他入睡之前，远处传来了沉闷的轰炸声。如果他双眼无恙，站在窗口，能看到西南面映照天际的火光。有病人被惊醒了，与陪同的家属小声谈话。那声音传到谢尔盖耳朵里，只剩下气流穿过嘴唇的模糊声音，对于窃窃私语，床下的那只“电子耳朵”也许比他听得更清楚。此起彼伏的细声像虫子啃咬树叶。谢尔盖的倦意就此消失，对未知的烦忧像一只猫似的，把他的睡眠从柜子上推了下去，又咚咚地在他心中跑动。

谢尔盖在五点十分醒了，天已经大亮，他摇铃问了护士时间。柏林夏季的白天很长，他无法根据光线的变化判断十点钟是否临近。醒来以后，他听到了一些呻吟，从另一间病房里传来，还有濒死的喘息——喉咙里粘液被呼吸吹动的声音。夜班护士的平底鞋时不时摩擦着地砖。谢尔盖对死亡的熟悉程度，与死亡对他的熟悉程度相当。很多时候，他们面面相觑，一时间拿对方没有办法。他继续数着自己的心跳，在混杂着死亡的寂静中，他不愿做过多的思考，对于即将到来的危险时刻，任何情绪波动都只会消耗他的精神。

安德烈亚斯没有销毁他的假证件，他会在明天十点带着新证件到医院里来。他很聪明，又或许在工作当中，他也不断向他的对手们学习，谢尔盖心想，不知道他在这一年做了些什么——那场刺杀让他受了多重的伤？在他好起来之后，他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最最重要的，他为什么要为他做这一切？谢尔盖想不出合乎理性的原因：他以为自己会迎来残酷的报复，但安德烈亚斯对报复不感兴趣。这是他最害怕的情形。

他在脑子里计算了三个方案。盖世太保有很多判断真假伤员的办法，也会例行公事地让他复述去那条街上的目的、行程，他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七点钟，他重新校准了时间。护士们开始了早交班。昨夜被轰炸的地方应该离这所医院很远，因为夜里没有新的患者被送来。夜班护士疲倦的声音传来：“七月二十日，按护理日志，病人情况如下……”

谢尔盖在机械的朗读声中试着放松全身的肌肉，难熬的夜晚过去了。他额头上的伤处又疼起来，他闭起眼睛，继续数着自己的心跳。一整个上午，什么都没有发生。在十一点三十，护士分发了午餐，他开始感到惊慌。

安德烈亚斯去了哪里？他出事了吗？他克制着胡思乱想的念头。半个小时以后，他听到走廊尽头罗特希尔德医生在大声斥责实习医师——这让他获得了些许安慰。

他失去了长久焦虑的机会。下午两点半，病房的门被推开了。嘈杂的皮鞋声和谈话声响起，谢尔盖在心里复习着使用旧证件的那个计划，他该如何回答每一个问题，怎样运用医学常识……但很快，门再一次打开了，他听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声音。他似乎有意稍晚些进门来，以便先于谢尔盖接上盘问的话茬。

有人认出了他：“哈，您算账、管理产业的生活怎么样？再也不用像我们一样疲于奔命了，是不是？”

他做什么？谢尔盖想从床上坐起来问个究竟，可今天，他只能当病床上的摆件：这和在光鲜靓丽的舞台剧中扮演一颗摇动的树有什么区别！在紧张之外，他不由得期待起来——回到柏林，他以为那是自己意气用事，是打开了瘟疫和灾难的魔盒，可那似乎是一盒土耳其软糖。

“很无聊。”安德烈亚斯回答，“一年前我还没搞清南方有几家工厂，现在又得计算战争损失了。”

“您来这儿做什么？我以为您从此只会出入工业部的大门了，可没想过您会在这儿——医生是您的老朋友不假，但他这样忙……”

“我可不是来见医生的，我来探望老员工。”

“哦？是哪位？”

“那边，十五号床的那个。喏，对他温柔些，他的脑袋被砖头还是玻璃的砸中了，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他的父母住在电力厂附近，他俩已经……他还不知道这一切。我也是昨晚才接到电话……他是我父亲的老会计之一，这下完了。我们得给他垫付医药费。”

“一个会计！您亲自来慰问他。”

“也不算慰问。他现在连话也说不了。您要知道，他看着年轻，其实十六岁就当了学徒，在我父亲的公司里劳苦功高。除去会计，现在他还是个英雄。否则，我们也没必要给他出医药费不是么？轰炸、洪水、疾病……这都是意外损失。上帝啊，汉堡被炸了几个月，我们连工厂屋顶都快赔不过来了。”

谢尔盖的思绪乱糟糟的。安德烈亚斯的影子像个游魂似的飘近了，挡在他和那一群嘈杂的秘密警察之间。他在床边坐下了。谢尔盖徒劳地盯着他，昏暗的视野里仍只有一个没有面容的影子。

不可抑制的酸楚从他的心底泛起。他昨夜什么也看不清楚，但现在，凭着十分模糊的视野，他能够简单判断人的轮廓。安德烈亚斯的形体不是健康人该有的状态。比昨晚更多的问题在他心中横冲直撞，他生病了吗？他还在抽烟吗？他对酒精的依赖是不是更严重了？他有没有回去找那些喜欢虐待他的老情人？那场游击队策划的爆炸让他受了多重的伤？他有没有恢复？如果他执意把自己搞得一团糟，有没有人能劝劝他？

刹那间，必要的思索都从他的大脑被抽走了。他陷入了一片真空，好像安德烈亚斯坐在床边，他应对的义务瞬间旁落了。安德烈亚斯拿起他床头的公文包翻找起来，窸窸窣窣的响动传进谢尔盖的耳朵。他和他一样紧张，谢尔盖听见他压抑的呼吸声；但他很利落的把东西收好、归位，随意地挪了挪凳子。

谢尔盖这才想起，昨天从手术室出来以后，罗特希尔德医生吩咐护士把他推到十五号床。十五号在病房的正中，没有任何人会从那儿开始检查。他把一切都计划好了，谢尔盖心想，他在盖世太保后面进门，展示他毫无准备，再用那一点儿检查的时间调换证件。

十五分钟后，谢尔盖听到人群聚集在他的床尾。

“或许您可以让我们问他两句话？”

“当然。我明白的，这是程序。”安德烈亚斯答道。

谢尔盖放松身体，昨天罗特希尔德医生在他的眼前扎了一块纱布，以便他假装成无力说话的重伤员。

“他这是怎么了？”

“病历上说，被一摞砖头砸中了脑袋——说不定我这医药费也不是一笔巨款，如果您不够坚强的话。”安德烈亚斯拍拍他的床头。“原谅我的黑色幽默。”

“我们要看他的证件。”

“那边的公文包，那东西是和他一起从废墟里被刨出来的。”

一个年轻的声音响起，谢尔盖记得他，就是昨天下午摇晃他的那位：“您刚才为什么翻那些东西？无意冒犯，我刚才看见了——您已经辞职一年多了，这是职业习惯？”

谢尔盖汗毛倒竖。在那个公文包的夹层里有他自己的假证件，那上面写着他是药店学徒，绝不是会计。刚才，安德烈亚斯应该把那些东西抽走了。谢尔盖又忍不住胡思乱想——天啊，他辞职一年多了。那完全是因为我。

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职业习惯？他被砸成了这样，如果你被砖头打坏了头，满脸是血，包得像一块杏仁膏似的——你上司的儿子能凭一个下巴认出你？或许连你老婆都不能。我当然要看他的证件。那可是一笔巨款，我的支票给错了人，那怎么办？”

“抱歉，我只是一问。”

“不，您做得不错，在我工作的时候有这样细心的人，也没人有机会在我的车轮底下安炸弹。”

那个年轻人沉默了，似乎有人给了他一胳膊肘。带头的那个从其中抽出一本证件，扫了一眼，放回原处。

“没什么问题。”那人说道。“行了，这里面全是账本，说不定还有商业机密。他和这件事没关系。”

谢尔盖难以想象，在大半天内，安德烈亚斯去哪儿搞来了这一套文件。

其中一个对安德烈亚斯小声说道：“我们在找英国人。”

“我可不管这些事了！您该看看谁的随身行李里有茶包。”安德烈亚斯说，“说到英国人，谁会找一个英国人来给企业算账。”

一行人尴尬地笑了，从他的床边走开了：“冯·里特贝格先生，无意冒犯，只是例行检查。”

正在这时，病房门前再一次响起急促的皮鞋声。来人手忙脚乱，直撞进那支盖世太保的队伍里。这情形让所有人回想起海德里希被刺杀的下午。忽然间，人群安静下来。谢尔盖听到了细碎而急促的耳语声，有几个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判断他们的方位后，谢尔盖睁开眼睛，隔着纱布，床边的影子——安德烈亚斯岿然不动，似乎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在病房的另一端，那一团黑压压的影子矗立着，因为那消息骚动了十几分钟，像一朵被风吹动的积雨云，飞快地涌出了病房。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安德烈亚斯站起身，假装关切地问。谢尔盖熟悉他说话的口吻，那是明知故问。

走在最后的那位回答：“紧急情况。我们得回去了，再会。”

谢尔盖闭上了眼睛。他心里充满了好奇，但他打算先享受这个如释重负的时刻。在人群离开后十五分钟，安德烈亚斯敲敲床沿，对他说道：“您醒着吗？您就在这里休息，住几天院对您有好处。我去拨个电话。”

Chapter 48: 流血的城市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Chapter Text

在安德烈亚斯离开的一个小时以内，谢尔盖被推进了手术室，紧接着，他被塞进了一个闷热的袋子。下午四点三十分，他被放进了后备箱。整个流程不过十五分钟。在上下楼梯的颠簸中，他又痛又晕，快要吐了，好在之后的一小时里，安德烈亚斯把车开得慢而平稳。企业主的奔驰车很宽敞，他甚至在引擎的轰鸣声中小睡了一会儿——刚好，或许他正在扮演一具尸体，这就更像了——也许吧，但没有人告诉他。具体发生了什么、要去哪里等等，他都不知道，在此期间没有人对他说过半句话。

他不知道车什么时候停下的，也没人来叫醒他。等后备箱又一次被打开的时候，他闻到了清新的空气，眼前却一片漆黑。至少是八点以后，他暗暗地想。

“走吧。”安德烈亚斯捅捅他的肩膀，“你能自己坐起来吗？”

他能坐起来，但走路还是个问题。他的重量几乎都压在安德烈亚斯的肩膀上。安德烈亚斯一句话也没有再说，只是引导着他直行，拐弯，上楼梯，再拐弯——这不是个宁静的夜晚，他在大街上听到了远处的枪响和犬吠。

下午那个电话，和那群盖世太保的反应浮现在谢尔盖的脑海。回柏林可真不是个好主意，他在心里苦笑。在一段分外安静的走廊里，安德烈亚斯的钥匙串响了响，一团灰尘扑上他的脸颊。谢尔盖咳嗽了一声，被拽着往前踉跄了两步，大门关上了。

周围的气味无比熟悉，谢尔盖小声说：“你还留着它。”

“不然你今晚就没处可去了，柏林周围都设了哨卡。”

“什么？出什么事了？”

“狼穴里爆炸了，炸弹就安在会议桌底下。我知道你要问东问西，我这里没东西可以让你给莫斯科发电报。被刺杀的是成年德国人，是元首，不是儿童，根本没你的事——好了，现在，滚到卧室去。”

情况明朗了，不论安德烈亚斯对他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不会再惊讶了。在他尖锐的讽刺中，谢尔盖感到前所未有的如释重负，甚至某一种包涵痛楚的幸福。微黄的灯光映照着他的脸，让他觉得刚才的闷热也没那么难熬。凭借聊胜于无的视力，他四处打量：床边有一个乌黑的轮廓，那是床头灯，床的对面是衣柜，窗帘也没有换——还是深青色的。一切摆设都没有变化，好像他昨天才离开一样。

他还记得这张床，他睡在靠近窗口的一边，但出于担忧，窗帘从没有打开过。谢尔盖偶尔提早离开办公室，就会来这儿打个盹。更多时候是他们两个，亲密地、温暖地依偎在一起。安德烈亚斯喜欢贴着他的肩膀，这让他觉得安全。几百天以前，外部世界被那道窗帘全部撤下，在宁静中，他们交谈、亲吻、偶尔做爱；现在，他又回到了这个不足二十平米的伊甸园、乌托邦，可过去发生的一切却像隔着玻璃，看得见摸不着，好像他在不经意间把部分人生倒模固定，做成了一个有声响的玩具，八音盒之类的，放在橱窗中反复演绎。

“今晚又会死很多人，或许接下来的一周都是如此。”安德烈亚斯说，“在这里待着对你只有好处。”

头顶的灯熄灭了。谢尔盖听到黑暗中细微的脚步，随后窗帘被拉开，他听到了响声。

“你疯了。”他苦涩地说，“你……”

“我还是更喜欢你不能说话的样子，可惜这里没什么窃听设备。”谢尔盖被打断了，他听到椅子滑动的声音。安德烈亚斯叹了口气，谢尔盖猜测他正看着窗外。“柏林，唉……除此之外，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又好像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这里。在无数的人和事上，我看见它的影子。你真奇怪，你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和它不相干的人。”

他的开场白让谢尔盖无所适从，但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那个讣告，是你登在报纸上的吗？”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

谢尔盖放轻声音，又问了一遍：“是你吗？”

良久的沉默以后，安德烈亚斯挤出一声神经质的笑，用古怪的语调问：“你的名字叫什么？你的俄国名字。还有，你为什么回来？为什么把自己弄进医院？这些问题，你能回答我吗？”

谢尔盖摇摇头，安德烈亚斯接着说，听起来他有点生气：“那你为什么要问我这些蠢问题？你们俄国人总找些傻子当间谍吗？”

“这……这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你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却不允许别人也有吗？”

安德烈亚斯愤然起身，朝门前走去。那张椅子撞在床沿上，让谢尔盖全身一震。他后悔起来，挣扎着撑起上半身：“别走——对不起。请你回来。我……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你这一年，你这一年过得怎么样？那天在河边上……”

安德烈亚斯没有理睬他的哀求。咔哒一声，门关上了。

谢尔盖的胸前一阵剧痛，他缓缓地躺回枕头里。他受伤的大脑经历了太多震动，头晕强迫他闭上眼睛。他本来也看不见什么，阖上双眼，他就仿佛被丢进一个漩涡，他忘记了床垫的支撑，向下沉没。他感到一阵发自灵魂的虚空，让他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他突然为此无声地大哭起来。在过去，他的父亲不准他哭，他从沉默中偶尔丢出的几句话，除了“谢尔盖·彼得罗维奇”这个名字，就是“不要像小女孩似的掉眼泪”或者“坚强些”。母亲会为他擦干眼泪，温柔地向他解释世界如何运行，如何保持怜悯——既对他人，也对自己，可惜从没有人教过他后半句。成年以后，他的泪腺好像两块凝固的蜡，唯有如火焰灼烧的剧痛才能让他流下一两滴眼泪。当农民的儿子要坚强，当共产党员要坚强，当间谍同理，在这个时代，他被迫或自主地选择了无数代表磨难的身份，可是，脱下这一层层的外壳，谢尔盖是什么人？现在这个仰面朝天、不住流泪的可怜人又是谁呢？

他万分伤心地、不知为何地哭了一刻钟，克制又让他收起了眼泪。在只有他一人、保持黑暗的房间里，他没来由地感到一阵不好意思。对谢尔盖来说，关于自己的话题像干面包屑似的，掸一掸就掉落了。于是他又想起安德烈亚斯。

我要对他道歉，就算只为了我俩之间的关系。谢尔盖在心里决定道。为了达到高尚的理想，有些事是不得不做，可不能因为那不得不做，就说自己作得对了。

那一场酣畅的睡眠让他误判了时间的变化。在他止住眼泪时，午夜已经过去。在凌晨三点，安德烈亚斯接了个电话，谢尔盖只能听到模糊而紧张的问答声。随后，安德烈亚斯惯常的踱步声在客厅里响起——还是老样子，往家具上撒气。十几分钟后，他听到大门开合，客厅里传来说话声。来访者是卢卡斯，谢尔盖立刻辨认出了他的声线，这让他松了口气。

两人各自问了好，落座，彼此倒了一些酒。卢卡斯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什么，安德烈亚斯立即答道：“不行。”

他的答案让卢卡斯不安又恼怒：“你父亲说你最像他，真是一点没错！你们太顽固了！”

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一直在容忍你，你把那个女人藏在你家里，和她拿着照片招摇过市，甚至跑到慕尼黑去了！我把你怎么样了？你有什么脸面来教训我？”

“好了，我没有跟她一起去游击队不是吗？干什么追着我不放。”

“我倒宁愿你去了，死在山里，也比回柏林好得多。”

卢卡斯被他吓住了，声音颤抖起来：“天啊，我们究竟在做什么！几年前，他们许诺了什么？民族的光荣！拿回我们的一切！现在他们却像老鼠一样缩在地下。其他人在承担他们的恶果！我们在杀死什么样的人呀......刚才，我被拉去看了行刑。不，我们只是保障——有两个男孩年纪太小了，不愿意开枪。你知道吗，他安然地站在石墙前面，他的副官站在他身前，他俩没有一个人害怕死亡，只有平静和沉默......而我们，我们这些坐在皮卡车里的人却在发抖！枪响了，不知道哪一颗子弹打死了他。我甚至不敢看。还有一个被吊死的将军，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愿上帝宽宥德国人，因为我们之中尚有正义之士。这里就是新世界的索多玛，就是这里，在德国，在柏林！”

安德烈亚斯压低声音吼道：“该死的，根本没有上帝！柏林完了，帝国完了，谁也不会被宽宥。你想走就快滚吧。”

“可是......可是我们已经输了！安德烈亚斯，你不能总是这样，是时候为我们自己想一想......你在那件事之后变了个人似的……”

“我根本不想在我父亲的公司工作，更别说管理岗位。这一切都只是……我给了医生很多钱，让他能够保障一些老人、残疾人、精神病人不要被枪毙。你知道的，在我们的工作里，几乎没有钱结解决不了的。”

“这根本不足够他们放过你！你知道的，所有人恨我们都恨疯了。那几个美国人说……”

“如果他们不认为我的作为可以抵罪，那就枪毙我，这判决也没错。是的，美国人，美国人……他们也对我说过，给足够的情报、足够的技术，管你有没有给希特勒干活，谁都可以活下来。他们只想要两三条生产线。”安德烈亚斯冷酷地说，“可是，我们输掉了战争，连尊严也要输掉吗？我手里是有一些材料，甚至比你想象的多得多，但我不想、也不会和任何人做交易。”

“那么……那么你想怎么样呢？”

一阵长久的沉默。安德烈亚斯又开了一瓶酒，轻声说：“我想，我更喜欢那些想让我上绞刑架的人。你明白吗？”

“我的老天，你真是喝多了！你不想活了？我们又不是没有机会，我的工作本来就不重要，或许你的重要些，可你已经辞职一年半了，没准儿根本查不到——更别说我了。”

安德烈亚斯咆哮般的语气又出现了。他压着嗓子，防止被左邻右舍听见，这让他的声音嘶嘶作响：“你以为你比我高尚很多吗？你没有在报告上签过字，没有在标着集中营的地图上画过圆圈吗？你只是假装自己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有道德义务，你不能因为假装糊涂，就认为你的恶行平庸——哦，他们绝对会这样辩论的，在法庭上。我不知道，我不清楚，是别人让我干的！假装受命令、受胁迫并不能让你变得无辜。以前，你的父母希望你在文理学校拿第一名，那种权威对你毫无用处，你的上司希望你杀人，你突然就有唯命是从的精神了！”他大笑起来，把酒瓶朝某堵墙上扔过去，“我们都是罪人，谁也不比谁更好！”

“好了，好了！小声些。柏林的酒鬼够多了。”

安德烈亚斯不再说话了，这是他今夜第二次沉默。

“我没法在这里待下去。”卢卡斯似乎正在处理他制造的一片狼藉，玻璃碎片在地板上摩擦，“我们真的完蛋了——连那样的人都认为我们完了。”

大约十分钟以后，门前又传来响声，卢卡斯离开了。卧室的门把手转动起来，安德烈亚斯摸进漆黑的房间，躺到床上，背对着他蜷缩起来。好像在谢尔盖身边能让他好受一点似的。谢尔盖犹豫了片刻，朝身边伸出手去，摸摸安德烈亚斯的肩膀，发现他在无声地哭泣。这轻轻的触碰让安德烈亚斯颤抖了一下，缓缓转过身。

“喂。我还醒着。”谢尔盖小声提醒，“没事的。你不会吵到我的。”

“你不睡觉？你是个病人。为什么不睡觉？”安德烈亚斯蛮横无理地说，“而且是你打扰我了！”

“好吧。”谢尔盖把手缩了回去，“对不起。”

安德烈亚斯没有再说话，他的呼吸沉重，像在忍受某种疼痛似的。谢尔盖以为他睡着了，他却烦躁地挪动了一下身体。

“凯里安——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模糊地说，酒精把他顽强的理智撤去了，“我太孤独了，你跟我说说话吧……”

“我知道，我知道……”谢尔盖试着把他拉近一些，“你躺好，侧躺，别这样趴着。”

“我，我要是被判了死刑，要是我被吊死了，你可以把我带走吗？不要让……不要让我的父亲领我回去。求求你……”他小声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想要我，你答应我这一件事……”

“别想得那么远，明天吃什么，告诉我明天吃什么好不好？”

“……你不愿意答应我吗？”

“不行，因为还不到时候。”谢尔盖试着把他从那个顽固的念头上推开，“明天，明天我们吃什么？就算今后要上法庭，明天总不能饿肚子，告诉我吧。”

“明天吃——只有罐头，和面包，你又不能喝酒。这个房子我不经常来，没什么吃的。明天，明天，这种时候还是少出门的好。”

“有面包已经很好了。”谢尔盖说，“你太挑剔了。在我二十五岁以前，每天都吃差不多的东西。”

“二十五岁以后呢？”

“那更差了。在我们的大学，和德国很不一样，学生经常吃不饱肚子。有一个笑话，如果一个莫斯科的大学生动手术，医生会发现在他的胃里，食物是一层层铺起来的，一块做了三周的三层糕，一周是白菜，一周是土豆，下一周是米或者面包——总之，就是这几样，每样吃一周。”

“所以，这里的生活对你来说是全新的，对吗？就像以前，你和我……难怪……你朴素得不对劲。”

“我们有几门课程来描述德国生活。为了认全你们菜单上的花样，我花了至少两周时间。但你们的人过来也不容易：一贫如洗的人想象富豪的生活总是容易的，富有的人，谁会想象穷人如何生活？你们的间谍，用不锈钢的订书针、四处挥霍大额钞票，我不明白，你有什么想法吗……”

还有你，你对我没有怨恨吗？你为什么还像以前一样待我？谢尔盖克制着，拼尽全力保留了这个问题。鼻骨周围的酸楚让他再一次想哭泣，于是他狠狠掐了自己的胳膊。这天夜里，他已经收获了许多解答，他几乎快要成为世界上最幸福、又最痛苦的人之一，至少现在，他不愿再挖掘下一座矿山了；他只想讲一个毫无意义的笑话。

“——我也不知道，我不管这些。”安德烈亚斯缓缓说。他疲倦地靠近，把头搁在谢尔盖的手掌边，头发碰到了手指。“天啊，你还能回来，太好了。”

Notes:

安德烈亚斯：你跟我聊会儿天吧。谢尔盖：明天吃什么？安德烈亚斯：？谢尔盖：（啊糟糕）换个话题，你们情报工作做得很烂你有什么头绪吗？安德烈亚斯：……我不造啊。

Chapter 49: 大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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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吃了一整周面包和罐头——他惊讶地发现，在大多数德国人只吃得上土豆、黑面包的时候，安德烈亚斯橱柜里有多种多样的罐头，有些甚至算得上美味。安德烈亚斯时常出门，似乎有许多事要处理，谢尔盖不便多问。在此期间，纳粹的权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不得而知。他了解到美国人正在购买德国企业的技术，为此和一些高层接触，以免除他们的战争罪为条件。这是他需要报告的事宜，可他该向谁报告？难道让安德烈亚斯去……他为这个荒谬的想法啐了自己一口。

对牺牲公理正义换来的国家利益，他感到不齿。苏联会不会有类似的政策？也许不会，毕竟苏联人对纳粹德国的仇恨不是美国人可以想象的，他们在战争中的损失无法估量。等到胜利以后，他们将怎样处置效忠纳粹的企业主和科学家？他们犯了多少罪行？要不要把他们和战犯一并处死？还是为技术资源放过他们？

如果不能公正地审判、清算法西斯，只把它当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死者的血岂不是白流了吗？谢尔盖对这类计划感到愤懑。可这根本不是他能够左右的。更何况，政治就是如此：公平正义本该是统治者，可它最多不过扮演一个副官，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比较坏的情况下，它被贬黜得更加远离中心——那是怎样的光景，他早在十年前的莫斯科见识了一番；而在魏玛德国的斗兽场里，纳粹上台的时刻，公正就被吊死在绞刑架上了。

在头晕和头痛好转以后，他的大脑像赌场轮盘似的：一会儿想着那份名单，一会儿想着美国人的交易，一会儿又想着东西线的局势。他看不清文字，只能通过广播获取信息：纳粹德国必然完了，盟军当中，谁率先到达柏林，谁就会在战后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很快，安德烈亚斯也闲了下来，并怒气冲冲地把一切告诉了他：因为轰炸，他的父亲正在筹建地下工厂，工程方“漫天要价”，而这位老企业家一毛不拔，最后决定保留地表厂房。他忙活了整整一周，招标谈判却就这样报废了。

像一语成谶似的，当天傍晚，防空警报就拉响了。安德烈亚斯熄灭了所有电灯，把谢尔盖挪到客厅，那儿远离窗户，受伤的风险较小。谢尔盖躺在逼仄的沙发里，上一次空袭几乎弄瞎了他的眼睛，听到警报，他难免紧张。安德烈亚斯回了一趟卧室，从衣柜里取出两个防毒面具，坐在他身旁的地毯上。

窗外嘈杂的人声渐渐平息，只有警报仍在凄厉地呼啸，可它无法打破灾难降临以前的寂静。

谢尔盖小声问道：“你不去防空洞里？”

“不。”

“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待在这儿。防空洞里所有人都无所事事，说错一句话、看到一个可疑的人，他们都会去举报的。”

“你不必为我做这些，你可以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

安德烈亚斯没有接他的话茬。他凑到谢尔盖耳边，小声说：“留在楼上也挺好的，我们可以说平时不能说的话，大声地说，没有人会听见。”

谢尔盖的心微微一震，他感受到近在咫尺的气息——在十天不到的时间里，他再一次习惯了有安德烈亚斯在他的身旁，仿佛那儿本有块空缺，而现在一切都变得平滑、自然。

“其实除了我们，全柏林还有很多人不在防空洞里，轰炸期间，工厂全都在上班，这儿可没有什么停工避难的说法。”

“都像你们家的企业，是生产战争物资的厂商？”

“也不全是。说是为了战争，其实是为了挣钱。我父亲是这样算账的——死一打工人也赔不了几个钱，停工三天的损失可就大了。”

“就没有人团结起来罢工么？”

“没有人——有人曾经尝试过，警察会让他们以各种方式闭嘴。我以前不过问企业的事，现在发现它和秘密警察的逻辑没什么差别。”

“我想，希特勒的整个国家都是这样运作的，像一个大公司，但是成本变成了人的生命、自由以及其他最基本的权利，得到的利润除了金钱，还有土地、奴役他人的权力等等，但那是属于少部分人的。”

“我没有这样想过，我原以为我只是讨厌坐在办公室里。”

谢尔盖笑了笑，他抬起手，想触碰安德烈亚斯的肩膀。就在这时，第一颗炸弹降落了。在离他们三公里的位置，火光冲天而起。谢尔盖握住了他的肩膀，安德烈亚斯抓紧他的手。

“现在都用燃烧弹。能引起最大的损失。”

“它们不应该投在工厂顶上——虽然这是战略需要，但是依我看，该被炸的另有他人。”

“嗯，”安德烈亚斯小声说，“也包括我。”

他的手指变得冰冷，但他没有放开谢尔盖。谢尔盖想要开口，又一颗炸弹落下，掉在隔壁街区的花丛里。爆炸让他们脚下的地板震动起来。

安德烈亚斯突然笑了：“祈祷好运吧，俄国佬。我不在乎死，或许你也不在乎，但你要是死了，你的任务就失败了。”

“我不祈祷，我是无神论者。”

“也不相信命运？”

“也不相信。”

“那么，在你很痛苦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人那么容易觉得痛苦。”

“没有办法，只有忍耐。大概率它会过去的。”

安德烈亚斯又嗯了一声：“有道理。”

一分钟以后，谢尔盖才回过味来，他为自己轻率的回答感到羞愧。对于痛苦，安德烈亚斯比他熟悉得多——他拐弯抹角地祈求一点安慰，可他却拿出了对待自己的那一套硬心肠。谢尔盖小心翼翼地改了口：“也许我说的没道理，那只是我的习惯。完全忍耐也不好，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诉说的人……”

爆炸持续了两个小时，他们时而交谈，时而沉默。天边亮起几点紫红色的火光，以及滚滚涌向天际的浓烟。消防和医疗的车队从破碎的街道上呼啸而过。

“你想回床上去吗？”安德烈亚斯问道。

他没有听到回答，安德烈亚斯又问了一遍。黑暗中，谢尔盖用干燥的喉咙小声呻吟：“我的头很痛。”

安德烈亚斯把他的脑袋和肩膀抬起来，让他依靠着自己。借着从玻璃投进屋子里的光线，他检查了纱布下的伤口，没有发现异常，紧张地说：“去医院？”

“不。”谢尔盖小声拒绝，“我之前也这样疼过——是神经的问题。可能是因为爆炸的声音，就和炮弹休克一样。”

“你确定吗。”

“嗯。”

他实在没力气说话。安德烈亚斯握住他的手：“你要吃一点止疼片吗，我去给你拿。”

谢尔盖点点头。剧烈的神经痛让他无法做出更多动作。安德烈亚斯离开了一会儿，又把他小心地扶起来，在他嘴里塞了一片药，喂他喝了两口水。

“这还是很疼。”谢尔盖又小声说。“谢谢你……”

“我不会走的。”安德烈亚斯回答，他再一次让谢尔盖依靠在他身上，双手捂住他的耳朵。“闭上眼睛，哦，我知道你看不清但也请闭上。我妈妈有时候也会头疼，在我很小的时候，避开声音和光线会好一些。”

谢尔盖的世界陷入一片寂静。安德烈亚斯不再说话，脸颊贴着他的额头。从呼吸当中，谢尔盖猜测着他的表情。

“你——”

“嘘。别说话。”安德烈亚斯小声喝止，“你需要休息，什么也别想。等一下说吧。”

止痛药拯救了他，他在安德烈亚斯的臂弯里昏昏欲睡。因为战争，每个人都疼痛、绝望、精疲力竭，他怎么能被法外开恩，拥有如此宁静的夜晚？他看不见，周围也没有声音，除了安德烈亚斯的呼吸和心跳声，他就被那根线与不幸的世界相连。

与此同时，卢卡斯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个不停。轰炸以后，他们需要对接层出不穷的举报：要么是有工人旷工罢工，要么有地下组织在哪片墙上涂了丑化元首的标语或者宣传画，最多的还要数“有人在防空洞里散播失败主义”。他真不明白，在那样神经紧绷的状态下，德国人还在发扬观察的品质，空袭为他们带来了机会，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平常只能在阳台上观察的邻居和行人。这让他每天都想辞职，在心里羡慕起安德烈亚斯。可现在，一切都晚了，他既没有伤病，也没有从柏林调走的机会：他还不到三十岁，要辞职可不就是要他上前线去吗？

果不出他所料，天蒙蒙亮，他就被电话叫去了弗里德里希区。打来电话的是一个姓费舍的男人，他义愤填膺地说，他的老婆听见女邻居当众发表“失败主义言论”。卢卡斯烦不胜烦，费舍先生给的地址不远，他便揣着手枪，独自一人去“调查”了。

要到达那栋灰色的居民楼，他必须穿过一片废墟。在围墙上，潦草地用红色油漆刷着一行大字“国家是为人民存在的”。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道路被瓦砾堆满，他绕了两次路，爬到三楼。举报者和被举报者是对门的两家邻居。卢卡斯敲开门，让那位名叫海伦娜的女士跟他离开。

那是个默不作声的小个子女人，她的丈夫还在炼钢厂上班，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刚煮完早饭。大儿子格奥尔格刚满十六岁——她就是因此被举报的。她的邻居在防空洞门前见到格奥尔格，声称他已经到上前线的年纪，应当为国效力，而不是躲在家里。海伦娜起初不做声，又称大儿子还在上学的年纪；费舍太太便说，她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前线，现在国家到了艰难时刻，没有谁能贪生怕死。说着拉住格奥尔格，要看他的出生证件。

她的蛮横让海伦娜大吼起来：当兵，当什么兵！战争赢不了了！孩子们只是去送死而已。放开你的脏手，永远、永远不许碰我的孩子！

卢卡斯听她描述了事情的经过。海伦娜吓坏了，一直发抖。她担心自己的两个孩子，不停哀求，说自己只是犯了傻，哪个母亲不想保护自己的孩子？人人都知道被盖世太保带走意味着什么，她一遍遍喃喃说着，快要瘫软在大街上。卢卡斯拽着她的胳膊，又一次走过那个血淋淋的标语，“国家是为人民存在的”。他无法忍受了——突然间，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

“您在这等着我，好不好？”他让她站在路边，“别走开。您没事，别给自己再加一条拒捕的罪名，好吗？”

他转向了一个电话亭，背诵着号码拨了出去。海伦娜看他拨出电话，说了不到半分钟，又走回了路边。

“来吧女士，您跟我走。”

他们走了半个钟头，到达了运河岸边。

海伦娜站在河边，脸色惨白：“您，您要在这里处决我吗？”

“不。”卢卡斯环顾四周，“您大概没事了……”

正在他们交谈的当口，河边那个读报纸的男人站起身来。卢卡斯对他挥了挥手，示意他走近些。海伦娜才看清那是个穿男装的女人。

“你把头发全剪了！”卢卡斯叫道，“你最近好不好？”

“还行。我不能在这停留很久。”克劳迪娅快速地说。为了扮成船工，她的胳膊被晒出了一片红斑。“行了，你快走吧。”

克劳迪娅现在的居所在一条船上。在轰炸当中，水路运输比铁路运输稳妥，施普雷河上来往的船只日益增多，其中一条船是她和一架电台的容身之所。柏林河网密闭，在宽阔的河面上，信号源随水漂流，三点定位无法形成稳定的交叉点，电台的踪迹更无从查访——这是燕妮想出来的好主意。这架电台在柏林的各个码头进出，每次只开几分钟，丝毫没有引起怀疑。船只的主人是个饱受纳粹虐待的码头工人。因为要求一周休一次假，他在战争开始以前就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攒钱买了一条船，表面从事水路运输，私下接纳一切被纳粹仇视的德国人。

卢卡斯依依不舍地看了克劳迪娅两眼，又对她挥挥手，转身离开了。

海伦娜震惊地看着他们两人，目光移到克劳迪娅身上，握住她的双手：“谢谢，谢谢您姑娘——天啊，您真年轻。”那是母亲的敏锐，“您多大了？您是哪里人呀？”

“这可不能告诉您。跟我来——”克劳迪娅说，“您算是自由了。可您要想活命，就暂时不能回家去。您去我那儿，我给您的家里打个电话，看看情况怎么样。您在柏林还有别的亲戚么……”

Chapter 50: 共生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Chapter Text

两周后的清早，谢尔盖发觉床头灯不再是一个黑影。他凑近些，隐隐看到灯罩钴蓝色、金色交错的反光。据说它在意大利木拉诺的玻璃厂烧制而成，半个灯罩抵他在柏林当秘书时一个月的工资——那贵得像宝石似的玻璃，它光鲜的外壳成了谢尔盖半个月内头一次看到的细节。

“我觉得……我看得清楚些了。”他对安德烈亚斯说，回应他的是厨房开罐头的声响。

安德烈亚斯不能忍受吃冷罐头，他坚持把肉汤、香肠或者鱼块放到炉子上加热，再加几撮胡椒和他不认识的香料。他偶尔去餐厅，有时带走一些食物，但这会惹人怀疑，他不能常常这样做。在配给紧张的柏林，新鲜食物即将成为奢侈品，而可囤积的罐头将取代硬通货；一旦生活变得困难，人们就会充满仇恨地对待周围人，奢侈地生活就是冒险。安德烈亚斯过去从不理睬对他作风的批评，可现在，他窝藏了一个苏联间谍，在全柏林警察的眼皮底下。

早餐一如既往，面包、奶酪、几片热过的香肠还有一份汤——搞来那几斤奶酪又费了些打点周旋的功夫。柜子里有三罐果酱，谢尔盖本打算用它们抹面包，安德烈亚斯坚持说果酱只会让人发福，对病人的恢复没有好处。谢尔盖哭笑不得，果酱在他的家乡是奢侈品，上大学以前，他只在书本上读到过那些五颜六色的玻璃罐头。

安德烈亚斯把早餐盘塞进他手里，递给他一把勺子。谢尔盖低下头，那儿有一个模糊的白圆圈，在他的膝盖上、手臂中间。

“快吃吧，你是全柏林吃得最好的伤员。”安德烈亚斯说，“单调了些，但比医院里好。别挑剔。”

“我的视力恢复了一点，我能看见台灯了。”谢尔盖转向安德烈亚斯的方向，想把这件愉快的事告诉他，“我还能看到你今天穿了一件灰外套，也可能是羊毛衫，对不对？”

安德烈亚斯顿了顿：“这说明你快好起来了。”

他的声音里没有被感染的快乐，只有强装的欣喜，使谢尔盖犹豫了起来：“不，只是清楚了一点……反正，没有变坏。”

“很好，你不至于变成瞎子。”

他的回答依旧干巴巴的，像隔夜面包。谢尔盖退缩了，把注意力集中在餐盘上。他把那片堆着奶酪和香肠的面包吃完了，豪华的早餐让他浑身暖洋洋的。安德烈亚斯又把放温的汤罐子塞到他手里，问他还要不要再来一份面包。

“你不吃吗？”谢尔盖有些不自在。

“我今天没胃口。如果你不想浪费，你可以多吃点儿。”

“为什么？”

“这是什么蠢问题？”安德烈亚斯抗议道，“我没有胃口。”

在过去，他可没有类似的习惯，混乱的生活会让他偶尔错过几餐，但他从不会故意让自己挨饿。谢尔盖放下那个罐子：“你昨天也没怎么吃东西，你不能折磨自己。”

“又是这些话！我真不明白，你想要我怎么样呢？我在你眼里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吗？”

“过去一年，你是不是经常不吃饭？”谢尔盖握住他的胳膊，“你以前不会像这样，为了你的健康着想，你应该……”

“管好你自己的事！或许一个合格的情报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该因为救两个德国小孩而被砸中脑袋，把自己的眼睛弄瞎。你就像个没学会走的幼儿，总盯着自己以外的一切，然后被绊倒在路上！我怎么活，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谢尔盖在心里责骂自己。他决定掀开那张可怖的帘幕，即使安德烈亚斯有意豁免他的罪责：“你不能虐待自己——你不好好吃饭，又不出门去认识什么人，每天把自己关起来，要么抽烟、要么喝酒。你不能总是沉浸在过去。”

“过去”这个词刺痛了安德烈亚斯。他沉默了一会儿，拿起盘子离开了。没过多久，客厅传来广播声。那是安德烈亚斯拒绝交流的象征，他把自己行动的声音都隐藏起来，让谢尔盖找不到他，也假装听不见谢尔盖的呼唤。在戈培尔声嘶力竭的呐喊声中，谢尔盖艰难地把汤倒进嘴里，罐头的味道不错，可他的舌尖只有苦味。他不想浪费任何能使他好起来的东西，于是把汤喝完了，这才想起安德烈亚斯给他准备了一把勺子。

下午，在安德烈亚斯把自己关进房间以后，谢尔盖摸索着来到厨房，他能分辨水池和地板，试图帮忙清理碟子。他不熟悉厨房的摆设，过去那位“房东太太”管理着两个男人的餐饮，现在厨房的主人是他们中唯一的健全人，这个资产阶级的厨房对谢尔盖来说太复杂了。他在其中花了太多时间，直到安德烈亚斯处理完了账目。因为害怕邻居听到声音，他的脚上只穿着一双羊毛袜，局促不安地被安德烈亚斯抓个正着。

“对不起。”他说。“真的。我总给你添麻烦。”

“我没有责怪你。”

这听起来宽容极了，安德烈亚斯似乎在为他的笨手笨脚而高兴。

“我没有碰翻什么东西吧？”

“没有。”

“等我好起来了，我会做家务的。我可以做全部……现在就算我欠下的。”

“当然，等你好起来。”

谢尔盖更加局促。他靠着料理台边缘，再一次对安德烈亚斯道歉，说自己不该多管闲事，又请求安德烈亚斯替他找找盲文书籍，报纸或者杂志也行。安德烈亚斯出门的时候，他不想睡着觉虚度时光。

“你会读盲文？”安德烈亚斯的态度又软化了一些，“你早料到你有天会……变成这样吗？”

“主要是为了在黑暗里、或者双眼受伤时能读能写，我们的工作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形。”

“你早上才说你看清了，现在又要读盲文，你看清什么了？”

“盘子，大概吧，这是水池，窗户，还有那个亮闪闪的灯罩，它真是很显眼——”

突然间，谢尔盖被自己的话哽住了：就像那盏台灯，卧室里的一切都无比整洁、没有一点儿灰尘。那几乎是肯定的。安德烈亚斯经常来这里么？他来这里干什么？在我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回到这里，心里该多么难过。歉疚几乎要把他压垮了。

“算啦，其实听广播也可以。”他讷讷地改口道，“而且你也不经常出门。”

“你知道的，我不能去图书馆。我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找。”

“我明白。谢谢。”

他们最终没找到任何盲文书籍，纳粹们不承认、也不容许残障人士存在。广播成了谢尔盖唯一的消遣。他抱着那个小小的金属盒子，抚摸着旋钮。在他的心里有几个转动的角度，那是他熟悉的频段，几条信息流通的动脉血管，但现在他不能靠近它们。冰冷的凸起摩挲着他的指腹——德国产品的工艺很出色，而他们就用这些不会生锈的钢铁杀人。这场战争的某些方面如此残酷，即使胜利的曙光已然显现，一些细节仍让他随时感到不寒而栗。

晚上，安德烈亚斯以暴力胁迫，把他塞进了浴缸。谢尔盖认为这是他对白天那场“多管闲事”的报复，在此之前，安德烈亚斯委婉地暗示，希望能帮助他这个伤员保持卫生，但谢尔盖总觉得尴尬。他一再拒绝，安德烈亚斯也不坚持，而今天，他似乎不打算再纵容了。唉，他早该料到在虚假的和平下，对方还在某些琐事上保持着“小心眼儿”的特点，但现在为时已晚。安德烈亚斯像对旧摆件、旧地毯似的对他，恨不得把他刷洗干净，抛光，再抹上一层蜡。谢尔盖抵抗了一会儿，随后他明白了安德烈亚斯反常的情绪：看不见的眼睛，这是他留下的唯一理由。一切标志着他将好起来、不需要照顾的迹象，对安德烈亚斯来说都极其恐怖。

他难过极了，对安德烈亚斯的取笑默不作声。因为几句落空的刻薄话，安德烈亚斯也收敛了。突然间，过去的惯性蒸发了，他们不能再凭以前的亲密构筑当下的和平。谢尔盖为看不见他的表情而紧张。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双眼并非全为了向往的事业而生，他会因为其他事情而痛恨自己的残缺。

晚上十点，安德烈亚斯换好睡衣，在床边紧紧盯着他——谢尔盖仍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注视。

“我今天就睡在这儿。”安德烈亚斯宣布，“隔壁房间的床垫不够舒服。”

他们离得远远地，像隔着铁轨那样睡了一晚上，仿佛谁越过了界线，就会有辆火车从远处驶来，把那人轧死。两人神经紧张，谁都睡得不自在。至少他今晚不会独自一人喝得醉醺醺的，谢尔盖松了口气，他不该再喝酒了。

安德烈亚斯背对着他，他的轮廓被夜幕完全遮蔽。谢尔盖望着他的方向，他知道安德烈亚斯在那里，像他一样默然、紧张、满心牵挂，也像他一样为另一个人的命运忧虑。他的心里蓦然升起一股痛楚，紧接着又是柔情。他想要伸手，又一直踟蹰，仿佛有什么在强自支撑着旧世界的地表，只要有刹那松懈，生活就会崩塌，地狱的岩浆将在大地上流动。

在午夜，他闻到了一股烧焦的气味。一片橙色的光亮悬浮在他的眼前。安德烈亚斯点了一支蜡烛：它不像电灯那样让人睡意全无。那是他为了轰炸后停电的时刻准备的。安德烈亚斯致力于把这间公寓修筑成一个堡垒。而现在，那一点烛光只是为了让他不被惊动。

“你还没有睡吗。”安德烈亚斯小声说，“对不起，我想看看你。”

谢尔盖模糊地嗯了一声：“没事的，我没睡着。”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几分钟，又说：“我想看看你的眼睛。”

谢尔盖把自己撑起来，靠在床头。他尽量把双眼睁大，他除了那点微光，什么也看不见。

“你的眼睛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医生说那是脑袋里的创伤。”

“他也对我说过。”

那团火焰移到了床头柜上，谢尔盖听到了瓷器碰撞的声响。安德烈亚斯把简易烛台放下了。他嗅到一股潮湿的、芬芳的熟悉气味。

“你看起来很糟糕。我在医院差点认不出你。”

“是吗？”

“你的额头上会留一条很长的疤。”

一只手掌贴住他的脸颊，肌肤又柔软又寒冷，谢尔盖颤抖起来。一年半的时间让那只手上握枪的茧子消去了。安德烈亚斯又靠近了些，他能感到他的呼吸吹动自己的鼻尖。那种让人疼痛的停顿又出现了。安德烈亚斯似乎又做了一番心理斗争，缓缓说道：“可能我需要一点时间，你明白吗？我不能说结束就结束。我……我不像你们这些受过训练的人。你们可以表示关怀，同时又满不在乎。”

不，不是这样！谢尔盖打了个冷战，像掉进冰窟窿似的。他握住他的手腕，生怕安德烈亚斯说到伤心处又把自己关起来，喝一晚上闷酒：“你为什么辞职了？你……当时你伤得重不重？”

安德烈亚斯没有挣扎，坦然地在他身边坐着。他的脉搏在谢尔盖的手掌下突突跳动，声音平缓而清晰，像在讲述某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

“你给了我一个辞职的借口。你们的那颗炸弹，它起初让车子在石滩上滚了一圈，但没能引爆油箱，可能是位置问题，或者火药装填……我不知道。我被甩了出去，这让我没有被后来的爆炸炸死。我的肋骨又断了，还有左边胳膊，有一块玻璃扎到了我的脖子——但我没有死。我一直在埋怨这件事，或许当时流血死去是一件好事……谁知道呢？一切都很清楚。是我太蠢了。我知道你想问我为什么不恨你，可实际上，这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我比谁都知道间谍是怎么一回事。你不爱谁也不恨谁，你爱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意识形态……反正，总不是特定的一个人，对不对？”

“不，不……安德烈亚斯，我关心你，我……我并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你觉得我全部、全部是……”谢尔盖哽住了，羞愧、思念和痛苦让他的思维像蜡那样融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像被火灼痛了似的，放开安德烈亚斯的手腕，又朝着那片虚影扑过去，揽住安德烈亚斯的肩膀和后背。那些单薄的骨头让他哭了起来。他是个不怎么流眼泪的人，他不在乎荣誉、目光、评论，那都是身外之物，他早就把生命奉献给比生命更崇高的事物。可是面对这个人，轻轻的一句话就牵动着他的整个灵魂，他无法道歉，无法解释，无法用一切的公理来指导自己的作为。“我，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我说什么都那么轻慢、那么虚伪……我不知道……”

安德烈亚斯僵住了，但他很快脱离了震惊，收拢双臂，让谢尔盖靠近他的肩膀和脖颈。他把手指轻轻穿进谢尔盖的头发，就像他以前无数次做的那样。他贴着谢尔盖的耳朵，小声嘟囔：

“我从没觉得孤独那么可怕。我以前找到了忍受它的好办法，然后你出现了。不管我怎么折磨你，你都不反抗。你有时很生气，跟我动手，但我知道，你只是想教会我你那套东西，那种温柔的、体贴的、奇怪的态度。你让我好好睡觉，少抽烟喝酒，在我心烦的时候抱紧我，有时候管管我的良心——就好像，好像你真的爱我似的……等我把一切都想好了，我终于觉得自己不必受苦了，我想跟你在一起生活，把过去都忘了……可是……”

他深深地叹息，突然握住谢尔盖的肩膀，神经质地颤抖了一下：“在那以后，我又尽力想把你忘了，继续过自己的生活……所以，你到底……你到底为什么要回柏林来？”

Notes:

刚好有宝子在评论区问了，我说一下，一切二创都可以自由进行！不用问我要授权的TwT

Chapter 51: 码头上

Chapter Text

夏季末尾的降雨如期而至。半天小雨过后，施普雷河又一次映出青红交织的天空。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消失的积雨云为夜间的轰炸提供了方便。曾几何时，河畔的傍晚正是城市盛装的时刻。柏林退去早先灰绿的薄雾，从画框里款步迈入现实。靠近西面天际的河水像银挂盘那样闪亮，近处则蓝得像一面湖，灯火倒映在水中，渺远的钟声沿着丝绒般的波涛滑行。唯有此刻，东港的码头工人才意识到，自己也是这华美世界的一份子，中天的烈日、燃煤的锅炉以及深夜破落的港口民居，让他们常常忽视了自己正徜徉在一个国家的中心——如果有人管他们叫柏林居民，他们必定会睁大眼睛，咧开嘴角，像喝到了掺水的啤酒似的。而现在，柏林的灯光被严格地管制，日落意味着绝对的黑暗。

晚上八点，静默的日落结束，柏林进入了夜晚的怀抱。一艘驳船停在码头，克劳迪娅从船上下来。闷热的船舱在她的衬衫上烘出了几块盐巴，她摘掉帽子，闷着汗水的头发感到一阵清凉。她猜自己闻起来很糟，但机油味儿已经让她的嗅觉失灵，她只想享受这个凉爽的傍晚。随着船头的灯光彻底熄灭，船主来到甲板上。他拄着栏杆，沉默地眺望河对岸，吹了一会儿河面的晚风，又绕到船头，将信号灯的棉布罩子检查了一番，也跳下船来。

保罗·诺曼四十来岁，是个矮个子男人，和克劳迪娅差不多高。他的童年全靠黑面包和粗糙面粉支撑，营养不良不仅让他身材矮小，还使得他的双腿向内弯曲，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灵巧的劳作。他胳膊粗壮，肌肉像印版画似的贴在骨骼表面，脸颊也是如此。凹陷的眼眶里，一双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睛，在昏暗的光下像点着的两枚火星。使劲时他的下颌会不自主地抽动，带动他抿紧的嘴唇，那是牢狱之灾的遗产——他在汉堡参与了几次罢工，挨过厂主的驱赶、警察的棍棒和狱卒的馊菜冷饭，这给他留下了创伤的反射，但没能磨灭他生活的意志。

“我知道您心里不好过。”保罗走到克劳迪娅面前，坐在岸边绳栓上，“我和他们认识得更久。我们都在一个港口工作，运同一批货物。虽然他们不是我们的一份子，但也是可爱的人，不是吗……唉，他们还有老婆孩子要养。”

“我没想到会有炸弹落进河道里，以前，炸弹只往水电厂的方向投。他们的家里人知道消息了？”

“早就知道了。我们住在一起，一大群人，不分彼此的——都是在码头和船上的工人。我们之间几乎没有秘密，大家都痛恨这些事，只是放在心里。可怜的孩子们！”

“听着，如果又有孩子像小贝蒂一样营养不良，我可以弄到一些奶粉。但您要替我保密，就暗示那是偷来的，好么？”

保罗点点头，他咳嗽了两声，从胸前的口袋里掏出烟草和替代咖啡：“到了九点，你就离开这里。那时候，管理局的懒汉都下夜班了。今晚我们不运货……河里刚沉了两艘船，不是吗？今天又是个大晴天，说不定天上又会掉炸弹。等你离开了，我得把船开得离港口远些，去另一个小码头。今年的水枯得很快，再过几周，大船就走不了了。我们的任务会更重，危险也更大，你们要考虑好。”

“我明白。谢谢您。”

“不，要谢谢您，您比船上的波兰小伙子还能干。有时候我都忘了您是个女孩儿。”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在您这儿白吃白喝。唉，咱们别用敬语了。”

“哈，话可不能这么讲。你做的事重要得多。”保罗嚼着烟草，“那天在码头和你见面的……那是你的男朋友？他看起来是个公子哥，脖子细细的，像没干过活儿。你俩怎么认识的？”

“在学校。”

“哦，你是念过书的。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对啦，你能弄懂那台机器，一定念过书。”

“我没能继续读下去。我想念大学，但纳粹不给女孩受教育的机会。”

“我明白。我有一个女儿——在汉堡。去年轰炸的时候，我让母女俩跑得离港口远些，他俩躲去了乡下亲戚家，算逃过一劫。等她长大了，我可不希望她在码头上工作，至少不能一天干十四个小时，年纪轻轻就得上腰腿病。可我们夫妻俩都没文化，满身机油味儿，我们教不了她。她只有去上学才能做别的。”

“等战争结束以后，会有这一天的。我们会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到时候人人都可以受教育，不论男女老少。”

“苏联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会允许吗？”保罗低声说道，“等战争结束了，最好是苏联……否则，工人还是过一样的日子。我也认识几个跑去苏联的德国人。他们以前在工会里，在纳粹上台之前，他们丢下家当跑了——谁都知道希特勒不会放过他们。可是他们去俄国以后，直到现在也毫无消息，是活着，还是死了，没人知道。我在心里总觉得，斯大林、还有俄国人还是对我们心有成见……现在只会更糟糕，德国人是侵略者，大家都知道……”

“不会这样的。要消灭的是法西斯，又不是德国人。我们讲国际主义——无产阶级没有国家。就是说，德国人、苏联人或者其他国家的人，只要你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压迫别人，这都是一样的。”

“你说得好呀。可是，咱们讲……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对，国际主义。咱们讲国际主义，我看大概率美国人、英国人可不打算讲国际主义，这不就不公平了……所以俄国人，俄国人要是不肯吃亏，估计也就会跟他们一样。到时候，咱们可怎么办？”

克劳迪娅沉默了。保罗朴素的洞察让她佩服，也让她担忧。她拿起表来，离九点还有半个钟头。

“我不知道。”她老实说，“至少，我认识的苏联人不会，他们都是些正派、高尚的人。可是，我确实不知道政治怎么运作，我从来没有参与……”

保罗晃晃脑袋，拍了一把她的肩膀：“好啦，姑娘。别那么忧心忡忡的。我也算见过世面，以前的日子再怎么糟糕，也比打仗强。期待战争快结束吧。”

他走回船舱，扛出一辆自行车，放在克劳迪娅面前：“早些走吧。今晚估计不会有人来巡查。大晴天人人都不敢来码头上，不是吗？人人都怕挨炸弹。”

克劳迪娅又等了五分钟，码头和港口的街道还是静悄悄的，她才跨上那辆自行车。保罗好心地把车铃固定了起来，给每个关节都涂了油，哪怕骑过一道门槛，这辆车也不会发出一点儿声音。没有了灯光，空中繁星闪烁。克劳迪娅骑车穿过黢黑的街道。大部分居民都关着电灯，选择用更原始、更昏暗的方式照明，几乎所有的窗口都拉着窗帘。柏林从未经历过如此灰暗、宁静而恐怖的夜晚。她骑行了二十分钟，悄无声息地溜进小巷。

不多久，一扇门悄悄打开了。燕妮在门前迎接她。

“来吧来吧——进来换身衣裳。”燕妮握住她的手臂，用钥匙锁住门，“我听说有船被炸沉了，但没有具体的消息。”

他们穿过黑暗的走廊，那扇门是为厨师和佣人准备的，丽娜借着投资缩水的理由，把其中的大多数辞退了，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回家去。一段昏暗以后，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照亮了克劳迪娅的脸庞。这是旗队长在柏林的住所。与那栋葱绿色为主的度假别墅不同，这里装潢奢华，像一个安排不够妥当的博物馆：墙上挂满了碧玉陶制成的装饰盘，展示柜里陈列着家传的勋章和柏林铁首饰，花瓶靠墙站立，里面插着几把不知道年代的军刀。每一样的价值连城，不知有多少是抢来的东西，克劳迪娅暗想。那堵挂满了古董的墙壁对面，沙发上，丽娜刚刚把孩子哄睡着，正拿着放大镜读报纸。

在罗尔夫出事以后，她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生活了一个月。谢尔盖最后一次到访时，她尚有余力担忧这个侦查员的精神健康，而在安德烈亚斯被刺杀的中午，她和燕妮一同等待着河边的消息——燕妮万分紧张，她却抓着那双粗糙的手安慰她，神色镇定，仿佛她再也无所畏惧。只有抱起小女儿时，母亲的忧虑和柔情才回到她柔和的脸庞。刺杀的消息传到别墅中，燕妮立刻启动了撤离计划。如果安德烈亚斯没死，他必然会对所有可疑的人发起疯狂的报复。

离开的前一天夜里，丽娜在厨房门前抽着烟，忽然倒了下去。悲伤让她无法说出一句话，只是流泪不止。她躺在撤掉了地毯的桌子边，正对着罗尔夫倒下的位置，睁大眼睛，仿佛这样能让她离逝去的孩子近一些。她再也没有提起大儿子的事。燕妮清晰地感受到了她的变化，她把所有的力气投入到了斗争当中，搬到柏林以后，她甚至开始殷勤而主动地联系在占领区的丈夫，往前线邮寄亲手做的女工讨他的欢心——他们的谈话被燕妮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有时，她请柏林的几位太太来家里喝茶，打发时光，燕妮便变回“安尼卡”侍立在一旁，有价值的消息都躲不过她的耳朵。丽娜变得不再爱憎分明，曾经美丽而怨恨的妻子的形象模糊了，社会身份变成了她的武器：有个看不见的敌人夺走了她的儿子，今生今世，她无法与它和解。

三人有好一阵子没见面了——克劳迪娅为了调试电台，在码头风吹日晒了两个月。情报由“邮递员”夹在配给面包里送给保罗，趁着满载货物的货船在水面徜徉，由克劳迪娅按约定时间发出。丽娜欣喜地握住她的手，使劲晃了晃，又对她晒伤起皮的胳膊惋惜了一番。她从衣柜里拿出两身衬衫：“换上这个吧，去浴室洗个澡……真是辛苦。天啊，你的胳膊要抹些药膏吗。”

克劳迪娅小声说：“谢谢您。前天有党卫队来码头贴征工告示，柏林在抓紧修建防御工事。我听说波罗的海的航线也快被切断了。我们不用再坚持很久了。”

“可不是。东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处处都在溃败——我的丈夫来电话，要我往中部撤离。我说起他的收藏，如果家里没有人，一定会被洗劫一空。他就松口了。更何况，现在铁路基本都被炸断了，除非我去坐给家属准备的大巴，可你们要怎么办？我得在这儿待着。”

克劳迪娅洗了澡，换了一身干爽的衣裳。燕妮把几份准备好的情报递给她，让她在明早电台开工的半个小时里发送出去。等一切交接完毕，克劳迪娅说道：“卢卡斯又来找了我一次，让我帮他把一个受迫害的女人送出城去。”

燕妮想了想：“他可以争取吗？毕竟他和你一起做了不少事。”

“不好说。他人不坏，可是……他太懦弱了。他会对人施以小恩小惠，虽然有时候那能够救命，但那行动绝不能危害他自己；譬如，要他陪同我去一趟南方，或许可以，但照片必须在我的口袋里……要他冒生命危险，为了战争杀人，他可不干。不过他最近很可疑，他的家人都离开柏林了。只有他，还坐在盖世太保的办公室里。”

“可能是因为工作？他不想上前线去。”丽娜猜测，“你说了，他是一个不喜欢冒险的人。”

“也许——但我有另一个想法。他最近有接触什么人吗？”燕妮捻着袖口，这是她思考时的习惯，“一些你们之前不认识的人？商业上的伙伴？”

“我不知道。”克劳迪娅说道，“我不常和他见面。”

“除了我们，在柏林还有其他的网络，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其他德国组织。不好说，这只是一种直觉。他是一个值得争取的人，他们家的企业有重要的冶炼技术，还有几个像样的研究员。我想让你多见见他……不是为了这件事，而是因为他还在当秘密警察。克劳迪娅，谢尔盖回柏林了。”

“什么？什么时候？”

“在一个月前我就听到了消息。”

这不是个好兆头，他没有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见面或联系。克劳迪娅低低地啊了一声。丽娜穿过客厅，给她递了杯热咖啡，坐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别紧张。”

燕妮顿了顿又说：“……迄今为止，一个人也没有见到他。我们的人到处打听，可他就像凭空蒸发了。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他去了哪里？会不会被捕了？几个线人也都没有在收监的名单上看见他。如果他出了事，我们就会有危险。”

一个念头在克劳迪娅的脑海划过：“邮递员还在么？应该让他去检查一下信箱，在那个公寓门前的。”

“这不可能，贸然出现在那里很危险。以什么名义、给谁送信呢？”

“可是，他为什么要发那份讣告？把莫名其妙失踪的人变成死人，无人追究……如果他不是——”

燕妮沉默了。丽娜从口袋里摸出了烟盒，手指不安地挫着边缘的纹路。她想起那场聚会，那是她和两位危险人物的唯一交集。在那时，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正身处隐形战场的中心，还以为那是一个放浪的年轻官僚和他被迫屈从的下属；那也是当天晚上唯二没把她当做摆设的人，虽然他们的安慰十分粗暴、聊胜于无，可那总归和视而不见有所区别。

如果是这样……他爱上他了，这有什么奇怪。丽娜想。哦，聪明的燕妮，太了解德国人的思维，又太不了解德国人的感情！德国人不喜欢爱这个字眼儿，把它当做一种精神疾病似的羞于提及，可他们又在心里崇拜它，认为怎么样古怪的爱也不稀奇。

燕妮问道：“我们该往那个信箱里投一封信吗？就像以前那样？如果真的如你所想，小里特贝格知道他在哪儿，那么他会怎样对待他？折磨他，还是宽恕他？我们贸然插手，会不会让他的处境更危险？”

克劳迪娅想起那场牢狱之灾，打了个寒战：“……我想得不够周全。或许你的方案更好，我该去问问卢卡斯。让我想个办法……”

Chapter 52: 谢廖沙

Chapter Text

卢卡斯在楼梯间里徘徊良久，被安德烈亚斯逮个正着。

一整个月，安德烈亚斯都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但他乐在其中。一旦他回到“生命不那么可贵”的轨道上，痛苦便立刻失去了意义。短暂的痛苦很快就要被他消灭了，一颗枪子而已，而可以预见、还未发生的痛苦——那和他有什么关系？只要他动动手指，拨动轨道，它们就永远不会发生了。谢尔盖回到柏林让他气急败坏，但相比起来，他在秘密警察系统中的后辈，那个让谢尔盖的舌头缝了几针的愣头青，才算真的踩到了他的尾巴。他摔了电话，推掉下午的工作。在楼道里，罗特希尔德医生把他拦下，对他解释了谢尔盖入院的事由和病情——他们在电话里不能谈这些——和医生的对话把他的坏脾气浇灭了：难怪他不曾向他要求什么，也不想从他这儿得到什么；他爱上了一个比他高贵得多的人。

安德烈亚斯本打算兴师问罪，反倒一阵没来由地自惭形秽。他没进病房，躲在楼梯间抽烟。谢尔盖摸着墙壁走过他眼前时，他习惯性地把香烟捻灭，扔出窗外。没人会管你抽烟的事！他后知后觉地嘟囔。可是，谢尔盖并非不会管他，他只是看不见了。

我得找一本通行证，他看着谢尔盖死灰槁木般的脸，在心里对自己尖叫，他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要通行证么，档案柜里有很多，但必须是十年前的证件，那会儿没有照片……他开车出城，痛骂自己因对父亲的仇怨而偷懒、疏于管理。这一回，他运气不佳，一颗会议桌下的炸弹震动了整个柏林。在傍晚希特勒向公众演讲之前，他提前得知了风声，一些口风不严的核心人物放出消息：施陶芬贝格等人的行动大概率失败了。得知此事时，他手里正攥着一本过期的证件，准备走些门路，盖两个新印章，好快些把谢尔盖送出城去。一通电话结束，他像丢开一块炭似的，把假证件丢进了火炉里：在案发后伪造离开柏林的证件，如此巧合的时间，如果那电话迟来，他俩必死无疑。

他回到档案室，宣称账目有问题，在几排书柜前翻翻找找。一本历史悠久的工作证叫他眼前一亮，那属于他父亲的第二位秘书，据此他编了一个全新的故事。

这一场波折让他迟到了。一路上，他把车开得飞快。安德烈亚斯坐在床头，把假证件塞进公文包里时，盖世太保的官员们尚在盘问其他病人。因为调换床位，他获得了完成计划的时间。他端详着谢尔盖苍白的脸，洋洋得意：他永远不会知道我今天多么狼狈——他只会想，我准备得很周全，一切全在我的预料之中。

整个下午，他也没和谢尔盖说上一句话。他有点失落，但更多还是飘飘然：在生死之间行走的游戏让他振奋。一想到在现有的生活之下，存在另一层面貌、另一种爱，他就像原本空转的齿轮接入了传导链条，他的痛苦与焦灼不再是无用功。一年前他丢失了那一层生命，可现在，它以更凶猛、更难以预料的形式回到了他身边。藏匿一个苏联间谍远比藏匿地下恋情危险得多。

让他在我身边待一会儿，我也在他身边待一会儿，这是给我自己最后的奖励。安德烈亚斯要求自己：等他能说话了，别问那些爱与不爱的傻问题。过去的一年多里，这件事一直折磨他，就像骨折处的隐痛。

他不停做梦，一些梦让他不愿醒来。梦的结尾永远是那双绿色的眼睛，温柔地、爱怜地、眷恋地注视他。那是谁呢？是不是又一个想要毁灭他的人？就像每个声称爱他的人那样。可他为什么要试着修复他？毁灭他并不需要先给他很多甜头，至少从某一个时刻起，对“凯里安”来说，无论是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那都轻而易举。又或者他想挽救他，最终失望而归，一个刽子手，不配得到什么爱……又或者更糟——凯里安只是一个过分敬业的情报窃取者，一切环绕他的表演，本质都与他无关。这些想法让他屡次起了自杀的念头。他借着伤病，写了一份语气不情不愿的辞职报告，就此离开了秘密警察系统。两周以后，他把手枪从自己的住所清理出去，锁在郊区大宅的保险柜里——他不愿踏足那里，也不愿和父亲、继母说话，他试着让仇恨挡在他和死亡之间。

果然，他的父亲和继母继续着二人世界，对他的事故无动于衷。而在他们之间，无论用怎样的亲密扮演掩饰，一种焦躁浮现了。他的父亲还没有得到合适的继承人。而他的小妹妹，她被全权委托给了保姆，就像他曾经被委托给负责矫正治疗的骗子——他的父亲把社会服务看做簸箕，他愿意付出一点儿金钱，把不合心意的子女统统扫进去。他离开时格雷塔还在睡觉。私下里，他给保姆塞了钱，以及几张能够领到肉食罐头的配给券。下楼时，他又听到雷奥妮尖叫似的笑声。

他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凭什么要我去死？愤怒把他自我戕害的欲望销毁了。如果我死了，在这个家庭里，妈妈就会被彻底忘记，格雷塔……格雷塔又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他紧盯着那张屡次被他挂回原位的画像，画像里的女人从不回应他的凝视——她永远看向画框外，而不是看向某一个人。安德烈亚斯早已经不在乎。母亲和未成人的妹妹如何看待他，那有什么关系？他早已把自己当做一个将死之人。她们在哪里，生活得怎样，他时不时想起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只因为那是某个宗教符号。想起她们是一场弥撒，他不停地、虔诚地祷告，尽力不让父亲顺心如意。

可烦人的俄国佬回来了！他又开始担惊受怕。在一个周末，他顶着父亲难看的脸色，把手枪从保险柜里拿走了。

就这样，他在门前撞见了卢卡斯，后者刚和克劳迪娅通完电话。谁都不知道对方经历了什么，在他俩眼中，对方都过着悠闲、轻易而令人嫉妒的生活。

“你在这里干什么？”安德烈亚斯刚经历了一番家庭对话，脸色可怕极了，把卢卡斯推到门边。“谁让你来的？”

“没有谁！你太无礼了！”卢卡斯叫道，“我只是问问，上次那件事，你考虑得怎么样？”

“怎么样？我说了，我不打算……”安德烈亚斯冷笑起来，松开了他的胳膊。他想说些侮辱性的话，把卢卡斯从门前赶走，但邻居们爱听这些，保不齐又注意起他的房子；谢尔盖也许听到了他们的声音，也许没有，万一他在厨房弄出什么动静……他在心里咒骂起来：这个蠢货瞎了一半，还总想着做家务。就算有人拿猎枪指着他，他也不可能在这时候大动干戈。

“听着。”他压低声音，“我不打电话，你绝不许再来这里——你又不是不知道，七月才刚刚过去，企业里还有些人在被调查……别给我，也别给你自己惹麻烦！”

他粗暴地打发了卢卡斯，走进门，谢尔盖不在客厅和厨房里，这个熟练的苏联人听到了门外的动静，把卧室门紧紧关着。他必然出来活动了一阵子：客厅的桌子上散落着一叠信纸，一支削得的怪模怪样的铅笔。

他要给什么人写信？安德烈亚斯把装着手枪的皮包丢开，闯进了卧室。谢尔盖靠着床头，欣喜地笑了笑，这让他因为伤病苍白的脸显得生动、英俊。他早就听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声音。

以前他也一样，安德烈亚斯心里有个声音低语道，他做完一切，若无其事地欢迎你回家。

安德烈亚斯的嘴唇颤抖了一下，没有回应那些问候。谢尔盖有些局促，双手放在膝盖上，握了握拳头：“你感觉怎么样？你还好吗？其实你不必和家里人……”

“你看得见？你在骗我？”又是这副假惺惺关切的嘴脸！他向谢尔盖扑过去，攥住他的领子：“你要写什么？写给谁？你又想到了什么折磨我的好主意？”

谢尔盖的脸涨红了，咳嗽起来。他卧床几周，没有力气反抗。“我想……我想教你……”

“教我什么？让我把一切写下来，全部给你？”安德烈亚斯尖叫道，“哦，我忘了！你就是为了这个回柏林来的！”

“我不是……”

“你就是这样说的！”

“那是我的一部分想法，我必须对你诚实。”

安德烈亚斯的胳膊晃了晃，松开了。谢尔盖的绿眼睛看着他的下巴，因为窒息而泪光闪烁——他还无法识别他的脸在哪里。

“好吧。”他气喘吁吁地说道，“总之，你不准给什么人写信。”

“……我不是要给什么人写信、传消息。我想教你美国人的密码，或者他们怎么联系，怎么考量情报和线人的价值。”

“什么？”

“我……我觉得卢卡斯说得对，到不得已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但是我不希望你受骗，你总归要和他们交流。我想，我想补偿你。”

“你为什么会美国人的——在以前，都没人研究那玩意。”

“我们很早就开始和美国人对抗了。他们学我们的，我们学他们的……你们只是没想到。”

美国人，美国人……安德烈亚斯在心里愤愤不平，德国的情报系统完全是破铜烂铁，和那几位指挥战争的领袖一样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他想到卢卡斯，一个绝妙的计划忽然浮现，让他几乎笑出声来。

“好吧。”他对谢尔盖微笑了一下，声音轻快起来，“你想教我点什么？”

“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是有关国家的机密。除此以外，你还有什么想要我为你做的。你都可以……但是，在那以后，你能不能考虑……把名单给我？”

谢尔盖差点咬到舌头，他感到窒息：我凭什么咒骂那些亏待他的人呢，我根本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心里徘徊着回来的目的，那份英国、美国间谍的名单。可他怎么敢向安德烈亚斯开口的？在他对他做了那一切可怕的事情以后，他还爱着他，安德烈亚斯对他还有感情！这太可怕了，谢尔盖觉得自己比杀人犯更可恶——他怎么能开口向一个差点被他毁灭的、爱着他的人继续索取呢？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那笑容如何从他脸上消失，谢尔盖可以想象。

“你不怕我宁死也不把它给你？这一切，这种生活，对我都不是那么重要。”安德烈亚斯压低声音，放缓速度，试图让自己显得平静，谢尔盖几乎能透过模糊的视线，看到他颤抖的嘴唇。“我早就料到了……听说，听说你们的人抓住了当过党卫军的人会直接枪毙，既然如此......就让你想要的秘密和我进入坟墓吧。”

可是到了夜里，安德烈亚斯回心转意了，仿佛早先把死这个词儿噙在嘴里，动不动啐到别人脸上的人不是他似的。

在一切光亮被夜色取代以后，他辗转不安，把毯子揉得簌簌作响。谢尔盖翻了个身，默许安德烈亚斯离他的肩膀近一些，可安德烈亚斯没有继续靠近，那种不自在的挪动也停止了。两人都很尴尬，相顾无言了一阵子。

窗帘的缝隙闪过一道白光，那是个不守规矩的司机，负责灯光管制的警察很快就会找他麻烦了。静默中，安德烈亚斯问道：“你还做噩梦吗？”

“做得比以前少。”

“那就好，这一年，有没有什么人爱上你？有几个？”

“……没有。”

安德烈亚斯轻轻笑了一声：“那么，你的真名叫什么？你的俄语名字？”

谢尔盖沉默了。安德烈亚斯又朝枕头的方向缩了缩，似乎他忽然觉得寒冷：“说吧，就算你现在不告诉我，等他们审判我的时候，也许我会知道的。别让我用那种方式知道……”

“谢尔盖。”

“这是你的大名？和你更亲近的人怎么称呼你？”

“家里人叫我谢廖沙。这没什么特别的，有一大群俄国人叫这个名字。”

“谢廖沙，谢廖沙。”安德烈亚斯咀嚼着这个名字，“以后我也这样叫你——谢廖沙，今天不早了，等到明天，我把你想要的东西给你。”

谢尔盖吃了一惊：“你……为什么？”

“你觉得不划算？一个名字换一份情报。”

“这很荒谬，这……这对你来说不公平。”

“别那么固执。”安德烈亚斯停顿了，咽了口唾沫，他在撒谎的时候总是这样，“没什么不公平的。你和我，我们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还有，你得教会我关于美国人的一切，你知道的一切。”

“我先教你。”谢尔盖说，“明天就可以开始。”

“嗯，你是想这样——我们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交换？那样也可以。”

“不，我先教你。”谢尔盖固执地强调，他抑制着喉咙里的颤抖，再次重复了一遍，“我先教你，学会这些要几个礼拜。等你学会了，再把名单给我。”

安德烈亚斯哼了一声，这就是同意了。他裹紧毯子，蜷在谢尔盖身边一动不动。又过了一会儿，谢尔盖伸开手臂，小声道问：“你想过来么？”

黑暗中，安德烈亚斯像以前一样，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他变得更瘦了，呼吸快而浅，又在他的怀抱里变得深长。谢尔盖用胳膊圈住他，把手掌放在他的腰间。安德烈亚斯顺势动了动，抱着他的人喘息似的叹了一口气——谢尔盖的心在他眼前完全透明，那颗心颤抖着、融化着，像一只蹒跚的雏鸟，又像一块阳光下的冰。这样的人怎么会做间谍呢……他抿了抿嘴唇，和他正相贴的肌肤也在颤抖。他知道谢尔盖哭了，但他一言不发，只把手轻轻放在他潮湿的脸颊。

Chapter 53: 指控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Chapter Text

最近，安德烈亚斯总是起得很早。谢尔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天蒙蒙亮，窗外射进一片蓝绿交织的冷光，那来自柏林日出以前的天际。初秋的寒雾让他毯子外的手起了鸡皮疙瘩。偶尔，客厅里传来轻拿轻放的瓷器磕碰声。谢尔盖眨眨眼，早晨的干涩逐渐退去，相比于上周，他的视野更清晰了，一切迹象都在暗示他会渐渐好起来。他为自己高兴，又想到了安德烈亚斯上次的让人酸楚的反应，那阵兴奋变得悲哀：再一次告知安德烈亚斯类似的消息，就像开车撞上同一堵墙。

他们开始了有关如何同美国人打交道的教学——他尽量教得详细些，安德烈亚斯也是个好学生，在谢尔盖没起床的时候，他甚至会复习前一天的功课。谢尔盖不知道他是新养成了早起的习惯，还是真的对学习抱有极度端正的态度。在咖啡的香气中，谢尔盖听到了椅子被抬起、放下以及纸张翻动的声音。谢尔盖很乐意直言夸奖他，猜他在上学的时候门门课都能拿一等，但安德烈亚斯否认了，说他年轻时从没把心思放在课本上。想起他的青年时代，谢尔盖心里发怵，就此对学校的事绝口不提了。

安德烈亚斯对基础的电文十分熟悉，类似“e是英文中出现最多的字母”这类常识，根本不再需要谢尔盖赘述，但他对美国人的思想一无所知，这主要是因为轻视：安德烈亚斯涉猎广博，但最了解的两门学问还是德国哲学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特征——前者是教育使然，后者是工作需要。

在十点钟，安德烈亚斯接了一通电话，他的父亲又要和工业部、军需部的要员们举行晚宴，希望他能够作为名义上的继承人露脸，好让他的叔伯不要对他的家产动歪脑筋。安德烈亚斯大肆嘲讽，说他唯一能做的是赏光拉小提琴，再勾搭几个年轻漂亮的官员去他床上。这就是他拒绝的说辞了，愤怒的父亲因此撂下了电话。在十点十五，电话又响了一次，安德烈亚斯以为又是父亲或公司的事，决定不加理睬。可是紧接着，一连串的铃声把他们的教学搅得不得安宁。安德烈亚斯准备拔掉电话线，谢尔盖替他拿起了听筒——他当然不能说话，把它塞进了安德烈亚斯的手里。

卢卡斯的声音响起了：“我有事要和你见面，就现在。”

“现在？恐怕不合适。”

“你还记得我曾经去过的集中营吗？那个集中营？”

“什么？你没发疯吧？”

安德烈亚斯呆住了，谢尔盖从他的语气里听出了极度的不安。

他停了一会儿，直到卢卡斯开始催促他，才继续问道：“你正在用家里的电话？”

“不，公共电话。”

“有没有人跟着你？”

“暂时没有——我会换几班公共交通来，再走一段路。”

“好吧，你快点。”

“是照片。”安德烈亚斯丢下电话，对谢尔盖说，“你还记得那些照片吗？你们——除了我烧掉的那一份。对，不要那样看着我，我烧掉了一份。你们的人是不是做了备份？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克劳迪娅和卢卡斯把胶卷送去了南面，或许还去了法国——我不清楚具体的行程。”

安德烈亚斯深吸一口气：“听起来不像好事。”

卢卡斯脸色苍白，下眼睑青黑一片。如果他没有麻利地索要白兰地，坐在桌边焦虑地跺脚，安德烈亚斯几乎以为在他身上有两个枪眼儿在流血。今早八点，他被穆勒的办公室秘书叫去单独问话：一位编辑混在德国南部的难民潮中，在他手提箱的夹层里，发现了一套冲印于1942年3月的照片，以及它们的摄影胶卷，一套完整的集中营罪证。拍摄地位于远尘嚣的荒郊，在冲洗日期之前，除了火车，只有一辆运输车误入过其中，里面装着一个连队。通过照片的拍摄角度，他们锁定了一栋建筑，那些从东线因伤回家的小伙子们，在其中被安置了一夜。现在，这个连队中的人要么已经阵亡，要么在东线失踪，唯一一个活下来、能说话的，只有卢卡斯。

安德烈亚斯一贯沉静而戏谑的表情消失了。在卢卡斯继续对他描述问话内容之前，他敲了敲卧室门：“出来吧。”

卢卡斯不明就里，而偷听的谢尔盖已经对一切了然于胸：安德烈亚斯预感到了危险，他希望通过两种视角来看待这个问题，也通过两个人的大脑来记忆信息。秘密警察开小会讨论案情，他们也需要一样谨慎，才能预支周旋。刚巧，这间公寓里的每个人都接触过那套照片，安德烈亚斯甚至私自走访过相机主人的家属，如果这件事败露，在刺杀事件高压的余波中，他们每个人都可能被碾碎。

谢尔盖说道：“其实你没必要向他隐瞒我。照理说，他也早该知道了。”

“啊。”卢卡斯喘息一声。那次刺杀以后，他目睹了安德烈亚斯和司机的惨状，对谢尔盖有点畏惧，在椅子上痉挛了一下。“我的天啊……你们……”

安德烈亚斯嘟囔：“显然，他不知道。”

谢尔盖拖过椅子，坐在两人中间。他无意间暴露了视力好转的现实，但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端详“了卢卡斯一会儿，朝他的模糊轮廓安慰似的伸出手：“好久不见。”

卢卡斯窘迫地缩了缩，像一只被打扰的鹦鹉，避开了那尴尬的问候：“见到您让我害怕。”

安德烈亚斯受不了这些寒暄。自从谢尔盖住进这间房子，他周围尖锐的、盘着倒刺的篱笆重新竖了起来。他可以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但现在，他必须对另一个人负责：“你和他谈了什么？他问了什么？你必须一字不落地告诉我们。”

卢卡斯窒息般地说：“我说连队里只有一个人有相机。”

“你有没有说你知道那些相片？还是说你不知情？”

“我说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拍摄……但我曾经把集中营里的事儿传出去，你们两个，一起到大街上把我带走的……你们还记得吗。”

“那是两码事。”谢尔盖试着安慰他。卢卡斯的状态很不好，如果不给他支持，用不着刑讯逼供，下一场盘问就会让他精神崩溃的，“如果你没有承认知情，就咬死不要承认：你只记得有人有一台相机，其余什么都不知道。”

“你的母亲，她还在柏林吗？她和影视界那些处理底片、胶卷的人很熟悉，不是吗？你能不能找到一两个愿意给你作伪证的……我记得胶片上没有日期，那些照片说明不了什么。你让他们说，按照经验，那些胶片是在你们意外到达之后生产的。那些照片可能是其他人拍摄的，在42年3月以前，有许多火车在那里来往，随行的还有押送和检查人员。总之，也许不是你的战友，天知道是谁——”

谢尔盖打断了他：“你查过这件事，安德烈亚斯，这怎么解释？已故相机主人的家人肯定会说，先生们，你们的人已经来调查过了……”

“我没有亲自去问。”安德烈亚斯说，“我也没有为此建档，只是私下查。他们不会知道是谁，没法指认。但是……这种怀疑很奇怪，那栋拍摄的楼房里住过很多人，绝不止一个连队，这些证据都很薄弱，如果是我，未必能想到那辆运输车上，除非这是被牵连出的线索……”

“你这段时间有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谢尔盖转向卢卡斯，“这件事……我想，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证据，不该是高层和你谈话。”

“我和美国人联系。”

“还有呢？”

“我放走了一个叫海伦娜的女人，就在不久前。”

安德烈亚斯的脸色变了。谢尔盖心里升起一股怜悯，两人都心知肚明，这件事很难不痛不痒地揭过去了。

“这两头必定有一头被知道了，或者全部。”安德烈亚斯说。“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件事，或者这两件一起。”

“我想，大概率是美国人的事。”谢尔盖说道，“否则他不会在这儿，他甚至不会从那栋大楼出来。。”

安德烈亚斯点点头：“你说得对。”

“我不该来这儿……对不对？安德烈亚斯，我不该来找你，不该给你打电话。”

“不，你该告诉他。就算这会导致牵连。如果你自己一个闷头处理，也会牵连到他，这是早晚的事。每个人都知道你们是朋友。你没有做错，现在至少我们是三个人在处理这件事。”谢尔盖又强调了一遍，“我们会尽全力帮你，为你想办法，这也是帮我们自己，明白吗？”

安德烈亚斯嗯了一声，谢尔盖朝他使眼色，他也放软态度，对卢卡斯保证：“现在还没到那种时候。你听懂他刚才的话了吗，详细地来讲：他们把你放出来，说明知道美国人存在的不止你一个，至少在四处的高层里，也有一些人想走通这个渠道，一定是那个调查你的人，也许就是穆勒自己。”

在两人面面相觑时，谢尔盖快速编好了故事：“也许现在，卢卡斯，你最好假装你就是和美国人往来，只是竭力要隐瞒。你要是承认和共产主义间谍往来，你就是给自己判死刑了。”在这时安德烈亚斯斜了他一眼，谢尔盖被他不合时宜的幽默感撞出一个苦笑，继续说道，“你先说不清楚，他们肯定会再问你，如果逼得紧了，你可以试探性地承认一点儿——就说有人在黑市和你交换这些照片。你不知道那是谁，以为那是些猎奇的爱好者，你也没料到这件事会发展到这个地步。再进一步，如果有人问起买生产线、买专利的事儿，你也说不知道那是谁，只是条件诱人……总之，一切都要去政治化，和哪个国家的人都没有关系，好吗？”

“你听他的，他在撒谎这件事上比我们都在行。对了，关于交易，别提钱，说点儿古董什么的，或者女人。”安德烈亚斯提醒道，“记着，你和你的家人从来都不缺钱，金钱不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美国人的事儿就这么办——那么，那个叫海伦娜的女人怎么办？”

谢尔盖沉默了一会儿：“这件事没法解释，只能是同情，同情就有过错。”

卢卡斯攥紧双手，向椅背靠过去。安德烈亚斯抿着嘴唇，眉头紧皱，摆弄着玻璃杯。忽然，他放下杯子，霍然起身，走到电话跟前，拨通了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号码——法官格拉夫的住宅。安德烈亚斯从柏林警察系统隐退，格拉夫就成了对他单方面透明的信息源，他俩手里都抓着对方的把柄，安德烈亚斯也很乐意花一些钱买到司法系统内部的情报。在剥除情欲以后，这段关系变成了安德烈亚斯私人情报网的一部分。

两人寒暄几句，安德烈亚斯要求格拉夫立刻去检察院，找秘书查一个住在弗里德里希区、叫海伦娜的女人的档案，他将开出以黄金计价的报酬。半个钟头以后，格拉夫给他回电，说不用去检察院了，那份起诉决定正放在他的桌面上——这个女人逃出了柏林，丢下了自己的孩子，没有尽母亲的义务，她的邻居也指认她发表“失败言论”。一个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在乡下举报了她，那孩子才十四岁，却像个秘密警察似的关注着邻居的动态。这个从柏林城里来的陌生女人引起了她的注意。

安德烈亚斯放下电话，言简意赅：“她被抓了。”

客厅的气氛刹那间凝固了。

“克劳迪娅会有事吗？”卢卡斯问道，他对这个名字不再有所顾忌，在安德烈亚斯面前说了出来。

“你还想着她，你这个疯子！你自身难保……”

“抱歉，我们没法给你答案。”谢尔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件事从你身上摘干净，只要你是安全的，她就是安全的。你要用全部的智慧保护好你自己，好吗？这也是保护她。”

安德烈亚斯又一次对他投去了意有所指的目光：“你很懂得怎么叫人替你送死。你是个间谍，他什么都不会……”

“威胁并不能让人把事情做得更漂亮，安德烈亚斯，”谢尔盖低声说道，他转向卢卡斯，仔细解释：“听着，人会因为过于紧张把事情搞砸。保持撒谎，这不是正当的工作，不像在秘密警察的办公室里，周围不是你的同事，而是敌人；与警察工作相反，你必须要放松，让所有人都认为事情不过如此。就像……就像你在击剑比赛里那样，让别人跟随你的节奏，而不是你去跟随别人的节奏。现在，让我们都冷静下来，重新想想这个问题……”

第二天清早，帝国保安总局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安德烈亚斯从盖世太保办公处的大厅里穿过，走过那一块奢华的、与楼梯相连的圆台。他轻车熟路，提着箱子——门前的警卫认识他，没有过多盘问。掠过那几间独立办公室，他转到公共区域，向四周打量了一番。对于柏林基层的政治警察，他本来就不太了解，只和几个人打过照面，他曾经的直系下属都在勃兰登堡外围。这一年半中，有人死去了，有人升迁了，还有人调去了前线，在柏林，能让他稍微感到熟悉的面孔几乎都不见了。

他朝摊着柏林地图的公用办公桌走近，终于，有一张脸在他的脑海中唤起了印象。那人在医院刁难过谢尔盖，据医生说，他的严谨让谢尔盖的舌头缝了三四针。安德烈亚斯记得他咄咄逼人的盘问习惯：一个爱出风头的年轻人，但又不那么得志，他有很强的功利心，等待着表现自己的机会。他锁定了目标，做出一个偶遇时惊喜的神情，朝那正在查阅工具书的年轻人走过去。

“您好。”安德烈亚斯微笑了一下，“但愿您还记得我，我们在医院见过。”

那年轻人不得不和他握了一下手：“当然记得您，冯·里特贝格先生。”

“我当天夸奖过您。也许在您的上级看来，那些针对我行为的问题是言语冒犯，但我并不那样觉得。有时候，在真理面前，我们不该讲那么多尊卑先后——您是个工作严谨的人。”

“谢谢您。”那年轻人吃了一惊，很是受用，“我叫特奥多尔·库恩。”

“那么，库恩警官，您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来找您……我想，或许我们可以找一些时间，看看箱子里的东西，或许就在今天的午餐时间，我请客，您愿意赏脸来么？”安德烈亚斯压低声音，“就您一个人。”

“那是什么？”特奥多尔·库恩动摇起来，“您不能在这里说吗？”

“我说了，我要让您升迁。国家需要您这样的人才——我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

Notes:

安德烈亚斯听着谢尔盖教卢卡斯大编瞎话深受震撼：呔，长得好看的男人最会骗人！

Chapter 54: 盲眼的忒弥斯

Chapter Text

“您想知道，我为什么找您来说这件事……”安德烈亚斯微笑着说，“我认识您的上级们，了解他们的行为处事；我并不了解您，库恩。但我知道您会较真，我更信任这样的年轻人。”

他的客气和友好让库恩无所适从。年轻人被他的礼遇弄得诚惶诚恐，就在不久前，他还在医院为难对方父亲的心腹秘书呢。这让他有些脸热：“谢谢您，也谢谢您的款待。您说卢卡斯·舒马赫昨天拜访了您，对您说希望您出卖两条生产线的专利。”

安德烈亚斯特意安排了一场地下会面，好避开耳目。他叫司机来接两人，要求把会面环境布置得尽量简洁。库恩出身贫苦家庭，过于奢华的布置绝对会引起他的“阶级反感”，进而怀疑信息来源——来自谢尔盖的提醒。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安德烈亚斯注意到，库恩一进门就打量起墙壁和桌面的摆设。

一场简单的午餐过后，他们就着餐后酒交谈起来。

安德烈亚斯像个老朋友似的，对库恩保证道：“这一切千真万确。您不相信，可以去问问邻居们。”

“我没有任何不信任您的意思……但是，他能把生产线和专利卖给谁？”

“这正是我想与您谈论的问题。我猜，是美国人。首先，其他人开不出那么高的价钱……其次，在战争开始前，不少人逃去了美国，其中一些人是科学家，一些人是工程师，美国人从我们的叛徒当中尝到了最多甜头，不是吗？”

“您说得很有道理，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不是最重要的，库恩。昨天，他被秘书叫去了你们长官的办公室，很快又被放出来了。紧接着，他来找了我，说出了一切……坦诚地讲，我不担心您查不清他的底细，您有的是本事，我担心的是，有人和他沆瀣一气，想着向盟军投降。尤其是，您的一些上级。”

库恩的脸色变得凝重，又按耐不住跃跃欲试的神态。安德烈亚斯假装看不出他立功心切，安慰道：“您不必害怕。除了这些人，还有像我一样的人支持您，我有不少老朋友。您没什么可担心的。”

“但是，您说的那些事，有什么证据呢？”

“我这儿有一盘录音带，那就是证据。”他指指桌面下的手提箱，“我可以找个录音室播给您听，但我不能把它交给您。您在整个部门里无依无靠，它给您带来的风险，比给您带来的好处大得多。”

服务生收拾桌面时，安德烈亚斯引着库恩来到一个密闭的房间，关紧房门，把录音带交给他：“昨天下午的录音。您想听几遍，就听几遍。”

在谢尔盖提出“教他和美国人打交道”时，这个计划已经在他脑海中成型。卢卡斯的遭遇让它被迫早产了。出乎意料，谢尔盖很乐意一同实施它。就在他离开的几个小时里，卢卡斯应该学会了如何判断跟踪者的方位，如何把跟踪者引向某个地点。

既然卢卡斯的嫌疑很难洗脱，与其坐等引火烧身，不如由他来担任检举者——为了减少知情人，他挑选了一个无足轻重、又与谢尔盖“颇有过节”的切入对象。如果库恩被卢卡斯引向美国人的网络，他们可以借此机会探一探背后的虚实。美国人在柏林有一张巨大的情报网络，其中或许还有几个人在他的“可疑名单”上，但安德烈亚斯对它的总体结构和规模毫无概念。战争伊始，他热衷权力斗争的上司们没有预料到美国人会插手欧洲局势。这是他最初的计划，既能保护自己，也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然而，谢尔盖为这个计划添加了不确定因素：他要求卢卡斯，在下一次商谈时提前告知美国人，盖世太保可能盯上了他们。

哦，他还把美国人当做反法西斯战友，可这一切都只是国家之间的利益斗争。安德烈亚斯对此不太满意。这改动可能招致双方更大的冲突不假，但更多时候，就算库恩被美国人打死，在当下，除了最不可理喻的纳粹狂热分子，不会再有人竭力追究一个小职员的死因；但他太了解谢尔盖对世界的态度：这个苏联人并非不知道理想的虚幻，可他仍执著地用正直的标尺丈量一切，除非他已无力做出改变，此时此刻，他希望减少无辜之人的伤亡。

真正说服他的，是这个改动的另一层顾虑。卢卡斯绝不可能镇定自若地做完这一切。谢尔盖认为，比起让他在美国人面前露怯、引起怀疑，倒不如引入这个叫他焦虑的“事实”。盖世太保中有些人近来在调查美国间谍——把出卖对方的紧张解释成担心暴露，反而让计划更加天衣无缝。

现在，仍处在极度危险中的只剩下了卢卡斯，但他没有理由拒绝这个大部分由他执行的计划——他希望把自己的共产党女朋友摘个干净。谢尔盖对他的决心表示敬佩。这在安德烈亚斯看来又是轻信：谁知道他会不会中途变卦，毕竟他已经有了出卖的先例。

“我们只能这样。”谢尔盖看着他，意有所指，“我根本没法出门，只有你们两个，需要扮演两个角色。”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一会儿，转向卢卡斯：“他们虽然找你谈了话，但没有收走你的配枪，是不是？你应该知道某些人的手段，如果他们要抓你，或者你听到风声——”

谢尔盖制止了他：“现在不说这个。”

说这些也是枉然，除了让他更加害怕，谢尔盖想。可能导致暴露的因素都应当被竭力避免，而最脆弱的一环恰好是卢卡斯的心理状态。他们三人在小公寓里织成了这一张网络，它脆弱万分、摇摇欲坠，一颗露水、一只横冲直撞的虫子都能让其破碎。然而，时至今日，这似乎成为了他们唯一可行的尝试。

库恩离开后，安德烈亚斯开车去了一趟两个街区以外的工厂。在废品处理室，他把那卷昨天伪造的录音带点着了，等着它烧成灰烬。回到车上，他看了一眼手表，下午四点一刻，距离日落还有两个小时。天气渐渐转凉，他打算取几身旧衣服给谢尔盖将就——毕竟他被砸中脑袋的当天只穿了一件衬衫。谢尔盖离开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带走，几身旧衣裳还留在勃兰登堡东面的公寓里。

安德烈亚斯打电话让秘书把装衣服的包裹送来，为此他在办公处磨蹭了一阵子。等他回到公寓，挂钟刚好敲响六点。打开门的刹那，他闻到了热罐头的香气。

看来他的眼睛又好了一些。他欣喜又苦涩地想。或许用不了多久，他就要离开了。

在安德烈亚斯的心里酝酿着另一个计划，一个他为自己找好的归宿。他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撇撇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放下手里的空皮箱，把捆好的衣服搁在柜子边。

谢尔盖从厨房钻出来的时候，他似乎又能平静地面对命运了。强装镇定正是他擅长的。他走过去，拍拍谢尔盖的手臂，说道：“真能干，你把他打发走了？今晚，我该点一支蜡烛和你吃饭吗？”

谢尔盖对他微笑了一下，因为他的玩笑又显得有点儿局促：“三点钟他就离开了。”

“干得好。”安德烈亚斯说，“黑市上罐头的价格都翻倍了，要弄来可不容易——特殊时期总得勤俭持家不是吗。”

他指了指门口的纸包，谢尔盖对他道谢，把几身衣服在身上挨个比了一遍，安德烈亚斯颇为受用。他仔细打量了谢尔盖两眼，觉得他因伤瘦了不少，又愤愤不平起来。这一阵耽搁让厨房冒起了黑烟。他们这才想起那个滚烫的炉子。不知谁起的头，面对两个罐头和一盘冷面包，他们嘲笑起了繁文缛节的餐桌礼仪，尽管今晚他们只用得到一把面包刀和两把勺子。这是一场轻松愉快的聊天，他们许久没有这样共处，然而晚餐开始十分钟后，防空警报拉响了。而他们只是坐在桌边，对视着，等待着窗外世界的喧哗重回平静。

傍晚时分，在兰开斯特轰炸机引擎的嗡鸣声中，一连串炸弹落在了东港码头和居民区之间。

轰炸机编队略过施普雷河上空，克劳迪娅亲眼看到了它们投在河面的阴影。防空警报响起的那一刻，保罗便把她请下了船。他和另一个波兰小伙开足马力，把载着通讯电台的驳船开向下游。

她的怀里抱着一盒奶粉。如今，生产线上的大部分产品只够供给战地医院，丽娜不知通过什么手段弄来的。她有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姑娘，这倒也不会引起怀疑。啸叫的警报中，克劳迪娅冲向居民区，那儿密布着上个世纪修建的军营式公寓。码头工人和他们的家眷被塞进这些通风困难的小单元中，几个大家庭共用厕所和厨房。这几乎是轰炸中伤亡率最高的区域之一，拥挤、易燃、地下室狭小。离它们最近的大型掩体是码头的地下仓库，那里的通风系统更宽敞，不至于让人被掩埋、窒息，可仓库里常堆满易燃物资，一旦点着后果不堪设想——它们供给着柏林的运转，是轰炸的重点目标。

克劳迪娅躲进了最近的地下室。在她身后，楼道里的沙袋被轰炸震得簌簌作响。这天下午的警报来得太快，躲在此处的几户人家都没来得及拿上灯。漆黑一片中，孩子们哭叫起来，母亲颤抖着小声安慰。克劳迪娅想起自己的口袋里还有一盒火柴，但没有人随身携带蜡烛或者灯芯。炸弹落在他们头顶的地面上，楼房燃烧、倾倒的声音让所有人噤声。人人都担心临时改造的通风口被堵住，让他们在地下窒息——这在贫民区非常常见。

不知过了多久，警报解除了。克劳迪娅推开门，人群从她身后鱼贯而出。每个人都被宛如地狱的景象惊呆了：天空成了诡异的紫红色，其间星星点点，飘下像雪花似的灰烬。可这一切并不在死寂之中，风声在所有人耳边呼啸。码头油库被点燃了，熊熊大火正卷起气浪，冲向天际，把暗夜中的河水照得赤红。即使站在几百米开外，那热气都将工人们的头发吹得四散。恐怖的寂静很快被打破了，混乱中，人们彼此呼唤、寻找的声音渐渐响起。克劳迪娅怔忪着，她的手里还握着那一盒奶粉，纸包被手心的汗水浸得毛毛糙糙。她才发现小贝蒂的母亲正在与她一同躲避的人群中，但她走得飞快，克劳迪娅跑了几步才跟上她。

做完了这一切，她感到一阵精疲力竭。人们彼此搀扶着，把伤员送到近处尚且完好的小教堂。克劳迪娅从他们中间穿过，教堂的穹顶下，躺着无数被烧伤、砸伤的码头居民。附近的工人们自发取来了照明工具，好方便后续的救援。恍惚间，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没有认出那张脸，因为那上面满是血污，那个男孩的双眼被衣襟撕成的绷带蒙着，渗出粘稠的血浆。这个燃烧弹的受害者，已经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但痛苦依旧让他间断地呻吟，移动着肢体，好像这样能减轻他的孤独和痛苦似的。他和罗尔夫多么相似！

恻隐之心像一条冬末的小蛇，探头探脑地从她的锁骨底下爬到肩膀上。克劳迪娅走到他身边，隔着枕头把他的头抬高了些，让他枕在自己的膝盖上。

“这样好多了。”那个少年说。“女士，您真好心，谢谢您，虽然我看不见您的模样。”

他和罗尔夫差不多的年纪，罗尔夫出身显贵，而他是个工人的孩子——他的父母去了哪里？他们幸存下来了吗？如果是的，他们该怎么面对失去这个孩子的痛苦？克劳迪娅没有说话，他摸索着，握住她的手，轻轻祈求道：“对不起，我太难受了。这太疼了，护士……”

我不是护士，克劳迪娅想说，但她没忍心打破他的幻想：“我可以帮您问一下医生，或许他能给您一支吗啡。”

“不，不。请不要走开......在这儿待一会儿……”

他没有力气再说下去，只死死抓住克劳迪娅的手。死神的羽翼在这个年轻人上空盘旋，在他惨白的面颊上投下秃鹫似的阴影。克劳迪娅试图庇护他：如果无法远离死亡，至少远离对死亡的恐惧。她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少年在她的手掌下剧烈地抽搐了一下，喉咙里发出一阵咯咯的呼噜声。他的肺被肋骨刺穿了，所有求生的挣扎都只是徒劳。

在查看他的伤口时，克劳迪娅才发现了他的胳膊上的标识。高层在为保卫柏林做准备，整整一代男青年在战场阵亡之后，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十几岁的孩子。克劳迪娅想象着，这个工人的儿子，戴着人民冲锋队的标志，回到家里，对今晚等待他的命运浑然不知。他和家人说了什么？有没有来得及做最后的告别？很快，缺氧让他重新陷入了安静，临死的迷离幻影让他获得了一些勇气。他松开了克劳迪娅，把手放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暗影中，克劳迪娅看见他的嘴唇不断扇动，努力地说着什么。她不得不低下头去听。平常她不会聆听敌人的遗言，可是此刻他究竟还算不算她的敌人：他还没有成年，失去了双眼和一边的肺，用不了多久，他的生命之火就要熄灭了。

“妈妈，妈妈——”他喃喃说，“请原谅我吧。”

他说完喘了几声，但空气已经很难进入他破败的肺脏。他张大嘴巴，胸口激烈地起伏了一阵，呼吸便停止了。死亡的灰白刹那蔓延在他的脸上。他的嘴唇依旧停留在呼唤母亲的姿态上，好像那是他和人世唯一的牵连。

Chapter 55: 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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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柏林的冬天是在刹那间来临的。

过于频繁的苦难打乱了人与时间的关系，轰炸接连而至，人对生活本身的感知也像被炸弹扬起的一切，腾空，失重，落地——先变得灵敏，再坠入麻木，最后一片死寂，一条在战争中理所当然的抛物线。直到玻璃一夜间布满水汽，象征冬天的薄雾重新悬浮在河面，人们才意识到，再过两个多月，这苟延残喘的三百天又将徐徐而过了。

没有人想到圣诞节。在战争的头两年，德国人尽力维持着苦中作乐的仪式，尽管配给有限，生活艰难，大多数人依旧咬牙忍耐——柏林，欧洲思想皇冠上的明珠，它光怪陆离的辉煌灯火让许多人忘记了一个事实：这座城是由被欺压、流放、驱逐的人民，在沼泽和河流之间，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它怀抱中的子女从未习惯安宁。如今，他们又成为了新的暴君，在流放和屠戮的命令上签字画押。当强加给别人的苦难被泼回到他们自己头上，新的一轮忍受又开始了。

德国人在刺杀希特勒的计划上用尽了他们的想象力，却屡遭挫败。从七月到九月，纳粹的权力显露了分崩离析的前兆，军人、外交官、甚至党卫队的核心成员也沦为了怀疑对象。帝国保安总局内部也发生了分歧，一些老资格的政治警察质疑希姆莱派系的办案风格，指责他们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滥捕滥杀，闹得人心惶惶。对于他们的控诉，唯一的回应是上级派下的更多虚假指标。逐渐地，没人在乎案情是否合理，证据是否真实，甚至有人出面举报曾与自己有过节的同事——对安全局和盖世太保间本不和睦的关系来说，这无疑是火上浇油。

混乱而紧张的工作氛围使得库恩宁愿相信安德烈亚斯的谎话：在风声鹤唳的局面下，他不计前嫌，为了国家利益忍痛检举自己的朋友。计划生效了，但这也意味着卢卡斯的处境更加危险。他不能再见任何人，只能佯装无事地继续在帝国保安总局上班。出乎他的意料，海伦娜在第一轮审问中声称自己半路脱逃，没有人协助；胶卷物证又没有确切的拍摄时间。这让穆勒放下了对他的注意：比起疑似和瑞士人、美国人过从甚密的传闻，放走政治犯、披露集中营罪行才是危险信号。对于没有切实证据的、无伤大雅的小把戏，他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何况卢卡斯背后的势力和工业部的要员们也有牵连，他可不想在这个人人消极怠工的时候触了谁的霉头。

在库恩的调查开始之前，卢卡斯给美国人通风报信。美国情报网的收缩、掩盖的速度让谢尔盖惊讶——他们的组织比预想中的更庞大、更严密。因此，库恩的调查很不顺利，偶尔地，这个没经验的小职员想要请教上级，调动技术部门，但安德烈亚斯对他重申了这行为的危险性：卢卡斯和美国人私相授受，他没有遭到调查，是因为有危险分子隐藏在他的领导们中间。

很快，这个在使馆旧址附近出没的秘密警察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这证实了卢卡斯泄漏的情报：盖世太保似乎要把枪口转向他们。他们向四处的某位高级官员核对此事，可对方并不知情，这引起了一阵恐慌。

他受谁委托？调查何事？为什么一份相关报告也没有？纳粹高层是否发现了他们的不忠？焦虑当中，一切交易的进度都被加快了。

在美国人的催促中，在家族的秘密授权下，卢卡斯通过瑞士商会，把一项冶炼专利卖给了美国人。照他家人的意思，他在企业中从未有任职记录，不会引起工业部门的怀疑，由他出面交涉、保全企业的战后利益再合适不过了。安德烈亚斯和谢尔盖曾警告他，虚假的应当要保持虚假——他的位置，一个引发库恩追查上级的诱饵，打乱盖世太保阵脚的幌子。一旦库恩咬住另一个对象，说盖世太保中有美国间谍，卢卡斯就不再重要。在那之前，他应当彻底沉默，不该在警告美国人之外做多余举动，尤其别让库恩抓到把柄，坐实叛国的罪名。可他顶不住免罪的诱惑。

他的父母并不了解柏林的情况。盖世太保成了一台超载的、疲于奔命的机器，一点儿风摧草动也能叫这个行将就木的系统紧张。卢卡斯提着文件，走过菩提树下大街时，库恩紧随其后；在他完成交易后，库恩对几个可疑的地下场所进行了蹲点排查——他没有对任何人透露半点儿风声，只叫来几个青年团的孩子给他打下手，对他们声称自己在调查一桩盗窃案。

这又引来了一阵混乱。两个礼拜以后，他一脚踏进了美国人为他准备的陷阱。

他的死被伪装成了一起抢劫案。隔天的一个下午，随他一同前往的一个孩子也宣告失踪。他们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是什么秘密把他们推向死亡，不得而知。如果死去的只是库恩，尚可以用巧合解释，而接连两起死亡案件就不那么简单了。

穆勒大为震惊。他要求手下增加美国使馆旧址附近的监听线路，屡次突击搜查。在这桩“谋杀案”登报的第二天早上，卢卡斯被捕了。

公寓里的两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

城市中燃料短缺的隐患开始显现，但这不在谢尔盖的考虑当中：他出生在俄国广袤的冻原上，门前河水解冻的时间还不到半年。卢卡斯被捕后，他们共享的规划到此结束，谢尔盖有自己的计划，安德烈亚斯也有另一个。这两个计划长短不一，内容迥异，像两条隐匿地下的河流——为了顺利实施，他们谁也没有对彼此提起。

当天，安德烈亚斯驱车去了一趟柏林郊外，声称要和父亲商量轰炸的损失事宜：前些日子投在施普雷河上的炸弹让工厂的原材料供应难以为继。在他的私人保险柜里，藏着那一份加密名单的提示，以保证安德烈亚斯的回忆不会出错，现在，只需要一本1935年出版的《布兰诗歌》来把它们全部解密，而安德烈亚斯一直随身携带着它。

“一旦开始，就必须把所有的工作做完，把它转移出去，销毁痕迹。”安德烈亚斯说，“你能读了吗？你的眼睛。”

“恐怕不能。我能看见物品和人，小于五公分的东西我看不见。又要麻烦你了。”

“那么，你能出门？”

“我已经不再撞到家具了。”

“卢卡斯说，那个女共产党员，克劳迪娅，就在东港。你知道怎么找她？”

“我会找到她的。东港正在紧急修缮，有不少工人都去了那里，我就假装成无法上前线的伤员，去那里找工作。我可以混在工人当中。”

“好吧，那么……我先替你去看看。这两天那儿被炸得不成样子，我猜也不会有很多警察……没有生产的任务，哪里还需监工？谁会在意船工的房子修缮得怎么样？他们只管工厂里的事。也许后天，或者明天，我得安排一下，准备一些慰问品、抚恤金之类的，作秀而已。那儿有我父亲雇的仓库管理员和码头工人。”

他的爽快让谢尔盖长出一口气——那计划一步步推进着，但他还不打算告诉安德烈亚斯。

他肯定不会愿意的，看看他那副倔脾气！谢尔盖想起第一天夜里安德烈亚斯同卢卡斯的谈话。如果我对他坦白了一切，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万一，万一他觉得这是种交换，那肯定会伤了他的自尊，到时候，他必然一万个不愿意——还是先拿到名单为好。反正那是他的笔迹，铁证如山。或许还有别的，如果罗特希尔德医生愿意的话……

在安德烈亚斯仔细回忆、书写、校对时，他想要表现得轻快一些，又想起关于那名单的种种，心生不忍。不论如何，他不该对自己得到这份名单而高兴，那付出了太多牺牲。一阵饱含苦涩的幸福缠绕着他。这几张信纸将决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谢尔盖是一个乐观的人，可他也很久没有畅想未来了。那阵平静的喜悦像从地平线传来的讯号，在日出以前，他看到了东方鱼肚白的微光。转眼，他想起卢卡斯，又不禁一阵担忧。

安德烈亚斯见他愁眉不展：“你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

“厨房没多少事要做……我总不能把我俩的衬衫再熨一遍。我也不想让广播打扰你。”

“好吧。你去厨房，我也休息一会儿。”

“他还太年轻，我不是说库恩，我说的是那个孩子。”谢尔盖站在水池前说，“让十四五岁的人参与调查，这不应该……还有卢卡斯……”

在他身边，安德烈亚斯笑了笑：“你真不像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或许吧。”谢尔盖耸耸肩膀，把两人的餐具滑进水池里。尽管视野不太清晰，但他已经能把周遭景物看个大概。那块压住视神经的淤血在两个多月间消退了。他信守承诺，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

“不过……如果你活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在长久的和平当中，有很多人会认为他们不比你差，特别是那些嫉妒你的人。那时候，人们只需要夸夸其谈、相互欺骗，就可以扮演一个道德完人，凭几句话就认为自己比别人更高尚。可现在不一样，战争归根结底是看重行动的，他们没一个有你的胆量。”

“你总是这样说——像我一样的人不少。”谢尔盖感觉脸颊发烫，“你有时候比较悲观。”

“而你总是谦虚过头。”

谢尔盖心里微动，转身握住他的手腕。安德烈亚斯僵了一下。他这才想起自己的手湿漉漉的，刚想放开，却摸到了一块粗糙的疤痕。

“这是什么？”谢尔盖碰了碰那块像小臂延伸的、触感异常的皮肤，那不是一块小伤疤，“这是……”

“没什么，一点烧伤。”

谢尔盖顿了顿：“是因为——”

“是的。”安德烈亚斯想甩开他，“别问了，也别抓着我。”

“严重吗？”

“不。伤疤就两块，一块在胳膊上，一块在肩膀上。不是很丑，衣服都盖住了。”

“真的？”

“我不骗你。”

谢尔盖放开了他。安德烈亚斯背靠瓷砖，垂着眼睛，不知在想什么。短暂的沉默后，谢尔盖问道：“卢卡斯怎么办？”

“我不想管他。他父母会关照他的。”

“我想，他会没事的，只要他守住秘密。像我说的，他得说自己不知道那是美国人。他咬死这一点就还有转圜的余地。”

“……我不知道。”安德烈亚斯嘟囔，“我们只能快一点。”

他们谁也不谈自己的命运，像畏惧一语成谶，又像不敢再为将来做出任何假设。一整晚，他们就在沉默和无关紧要的交谈中度过了。安德烈亚斯问起他过去的生活，谢尔盖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毕竟，安德烈亚斯的人生对他像冰一样透明，可他还没有讲过自己的过往。他试图让一切都公平些、再公平些，这似乎难以做到，但他想要尽力一试。

安德烈亚斯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当他目睹东港的惨状时，还是感到一阵恻然。过去，柏林的某些区域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片景观，几个象征着工业繁荣的城市坐标，但一切变得不同了，仿佛不知从哪个时刻开始，他开始透过谢尔盖的眼睛看待这个世界——这让他产生了许多从未体验的情感。他忽然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一阵释然。

他和几个员工准备着那场“慰问表演”时，不远处，在弗里德里希区，三个秘密警察闯进了海伦娜的家。

这个五口之家已经受尽了折磨。母亲被捕，可父亲仍不能停下工作。家里的一切都由半大孩子操持。警察们得到的命令是带其中一个孩子离开，让母亲见上一面，好对审讯起到帮助。他们本以为要用强，可三个孩子虽然害怕盖世太保，却都想见到母亲。前去执行的警察动摇了，让他们三人都上了车。

海伦娜见到孩子们非常激动。她以为盖世太保要伤害他们，对押送自己的狱警又抓又咬、拳打脚踢，最后在歇斯底里的喊叫中昏了过去。她是卢卡斯案唯一的信息来源，穆勒本人对于这场审讯特别重视。几个警察对她悍不畏死的勇气感到害怕，只好叫来医生，准备隔天再以怀柔的方式问话。为此，他们设置了几个方案，预备了一些甜头和几套残酷的、折磨人的法子。但他们没能用上太多的手段，一切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替您把孩子转移去乡下。”灯光下，审讯官照本宣科地说道。书记员和另一个官员紧盯着她，机械地点头，试图让保证变得可信，“也可以让您的丈夫陪同，您看怎么样，他们四个，都可以离开柏林。”

海伦娜显得有些无措，她抓住裙摆，尽量保持镇定：“我不明白，先生，您……”

“不，不，您不用急着回答。您也饿了……给她一点儿牛奶和面包。”审讯官对门外吩咐了一声，“您吃完再告诉我们。”

五分钟后，食物摆到了她面前。海伦娜颤抖起来：“您，您想知道什么呢？”

“我们想知道，您那天是怎么离开的柏林。在有人举报了您之后，您见到了谁?怎么到的乡下？”

Chapter 56: 定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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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迪娅在客房里醒来，天色已晚。透过窗户的钴蓝色光线下，手表指向六点三十分，她只睡了一个钟头。

她感到一阵黄昏常有的落寞，想要走到窗边，靠冰冷的空气恢复理智。街道两侧的民居上方凝滞着深蓝的云，一道牙黄的亮光穿过天际，它们构成了一个华丽的拱顶——那是夜幕降临前最后的天象。旗队长的豪宅坐落在富裕的街区，在这个工人交班的时刻，周围的街道寂静异常。她在沉静的昏暗中静坐了一会儿，不知在等待什么，随后，她昏沉的头脑被屋檐下的声音打动了：丽娜在楼下逗着小女儿艾米，小姑娘咯咯地笑，口齿不清地学母亲说“小老鼠”这个爱称。她还是不知道小舌音从哪儿发出，哈哈地吐着气，失败后大叫着“妈妈，不，不！”。这让丽娜和燕妮一起笑了。她们轻柔的声音远远传来，让克劳迪娅怀疑战争只是一场梦。

她不该在这儿，至少燕妮是这样要求的。按照原本的计划，现在她该在货仓的角落，等待着保罗驾驶驳船驶出港口，她得在三十分钟内发完所有电报。施普雷河上船只的运转昼夜不息，让工人们苦不堪言，也让她获得了发报的机会。一个随水流飘动的电台，谁能想到？更何况，保安总局的技术人员也不可能把定位车开到河道两岸。

可是，一切都乱了套。四天前，几辆轿车开到了东港区以外——因为轰炸，道路上铺撒着建筑材料，一颗长钉子就能让轮胎报废，司机不愿冒这类风险。她起先以为这又是监管船舶的小公务员们，官职不高，派头却不小；直到她的工友讥讽地谈论起这一行人，她才知道那是几家公司的代表。他们的仓库在轰炸中遭到重创，大约是来清点损失的，克劳迪娅这样想。但有一些人被吸引了过去，废墟当中，被清理出的一小片广场上排起了队伍。

克劳迪娅挤了进去——她需要这些配给，剧烈的劳动让她经常头晕、出冷汗。保罗很关心她，但她不愿消极怠工，一个不参与搬运的船员总会引起异样的目光。有时，燕妮会给她送一些糖果，丽娜也会给她捎一些黄油和奶酪，她偶尔分一点儿给工友们，又不想因为这些来历不明的“昂贵食物”引起怀疑。队伍很长，有人小声嘟囔，怎么不让那些监工的警察来发放呢？他们有那么多人。周围人短促地哄笑，又沉默下去，假装谁也没听见那句讥讽、也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曾表示赞同。配给先发给了带孩子的母亲，接着是船长和船员，轮到他们这些搬运工人的时候，公司代表却说这一批物资发完了，让大家稍等片刻。这引起了不满。吵嚷喧哗的人群中，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胳膊。她一回头，看见了安德烈亚斯。

克劳迪娅讲到这里，露出了极度嫌恶的表情，声音也压低了。丽娜瞪大了眼睛，燕妮沉默不语。她试着尽量简洁客观地解释自己为什么违反纪律，在白天带着装电台的箱子招摇过市，一路跑进客厅里来。

那一刻，可怕的记忆让她做出了瞬间的反应。她把安德烈亚斯推了个趔趄，从口袋里掏出刀来。

安德烈亚斯的神情精彩极了，混合着惊恐、疑惑、羞耻，他试着强装镇定，眼睛却瞪着那把刀子。本能让他退后，却被混乱的人群挤回克劳迪娅面前。他狼狈地挪动着，试图站稳。在克劳迪娅看来，无疑是一出精彩的喜剧。没有了背后的权力机器，在街头涌动的乱流中，他什么都不是。这个不事生产的公子哥！克劳迪娅在心里嘲笑他，叫到：“别碰我！”

周围的工人也帮着她起哄。从走进港口区的那一秒起，这位“商业代表”就没见过好脸色，工人们以为他是被委派来监督仓库重建的，一个愤怒的中年人朝他脚边吐口水。这片焦土是码头工人的地盘，就算她用刀将他刺死，这些愤怒的、失去了居所和挚爱的人群也只会帮她把尸体抛进河里。和他们遭受的损失相比，物质补偿聊胜于无。战争从不把它许诺的分进工人的口袋，它劫掠的不义之财都另有归处，血债却要平分在每个人头上——甚至连债务的分担也不公平。码头工人从未做出过进攻苏联或英国的决定，他们得到了什么？燃烧弹、炸药和死亡。而那些做出决策的人，在政府大楼的掩护下，他们有恃无恐地发着疯，凭欲望、怪癖和情感喜好继续指导国家运行，因为他们向来知道自己可以作壁上观，世界上大多数的掩体工程、高强度材料、辩护技巧以及豁免条款都是为他们发明的。

安德烈亚斯抿着嘴唇，把她拽到人群前方，像每个做慰问的商业代表那样，对她露出表演式的微笑。他把一个包裹塞进她手里，说道：“感谢您为国家的付出，打开看看？”

克劳迪娅打开盒子，盖子上有一行小字：卢卡斯被捕，离开港口。

她全身过电似的一震，狐疑地转向安德烈亚斯，对方却不再看她了。她换上一副和解的态度，例行公事般地和他握了握手——这又让安德烈亚斯向后缩了一下。她鄙夷地抿了抿嘴唇，几乎要笑了。

前排的人群对他们的交流很不耐烦，有人撞了她一下。克劳迪娅死死盖住盒子，嘴里嘟囔着“借过”，奋力挤回人群当中。闪光灯的响声让她回头看了看，她的老仇人正卖力地进行着这场荒诞的演出。

该死！她先前那个不可能的猜想成立了：谢尔盖就藏在最危险的地方。小里特贝格，谁会怀疑到他的头上？这个盒子，是谢尔盖历经波折向她们发来的讯号。她径直走向了保罗的船。保罗到居民区看小贝蒂一架去了，只有波兰人在，她提起装电台的箱子，要求他夜里把电台的发电机沉进河里。波兰人点点头，丢开香烟，挥手叫她快走。以前克劳迪娅觉得这位同志很不爱说话，做事慢吞吞的，现在倒佩服起他的镇定。她骑着自行车，把箱子挂在把手上，向城中飞驰。在绕过几个公园之后，她拐进了旗队长家后门的小巷。

两天后，燕妮得到消息，东港被盖世太保翻了个底朝天。在他们搜查的过程中，几个工人出离的愤怒，差点儿发生流血事件。

“我们要联系他吗？”克劳迪娅问燕妮，“我觉得他不安全……你总不能指望他们之间——”

“我们不该、也不能去找他。他肯定有麻烦，应该是行动不便，或者没有合适的身份。”燕妮推断说，“要不然，他绝不可能让小里特贝格做这事。”

丽娜问：“那么，发报的事儿怎么办？”

燕妮说：“必须发出去，战争就要打到德国人的家门口了。现在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克劳迪娅想了想：“也只能在这儿发，我们看好时间，每次不能超过二十分钟。每天换个时间。”

她们的情报小组只剩下这一台无线电设备，丽娜的客厅替代东港，成为了收发中心。早晨，邮差会把从各条线路收集的情报向此处汇总。有时是包裹，有时是家书，有时是扔在花丛中的烟头。她们在客厅的地板下接通了电源。电台被搁置在丽娜的烟囱暗格里。克劳迪娅下楼时，客厅窗帘紧闭，燕妮和丽娜正打开那两块松动的地板。

她们接通电路，架好天线，刚敲了两下。室内的电灯闪了闪，客厅一片黑暗。突然消失的灯光让小艾米在房间放声大哭。有邻居推开窗，朝街上问起来：“嗨，为什么断电了？”

回答她的是引擎的响声和一阵犬吠。丽娜想去窗前看看，燕妮拉住了她：“你抱着孩子，再到窗前去。”

小艾米在丽娜的手臂间止住了哭声。她佯装困惑，推开窗朝外看去：从几百米开外驶来几辆轿车。她的心突突直跳。

“回来，别出门去。”燕妮也走上前来，在她耳边低声说道，“看两眼就好，现在，把窗户关上。”

她是三个人当中对电台搜查最有经验的。盖世太保往往会切断几个街区的电路，来判断独立电源的位置。在过去，有些发报员会出门查看线路，他们就这样暴露了。

三人在客厅点起蜡烛。丽娜去了餐厅，小声哄着因为哭泣而打嗝的女儿。小艾米已经到了牙牙学语的年纪，她们的一切谈话都要避开孩子。克劳迪娅麻利地收起电台，把它塞进厨房烟囱的夹层里。

二十分钟后，电力恢复了。小艾米也在丽娜的轻轻哼唱中睡着了。

丽娜从卧室出来，关好门：“现在怎么办？”

“今天的情报一定要发。”燕妮说，“我们晚些时候再试试。”

“这是个圈套。”克劳迪娅说，“切断电源，说明他们已经完成了定位，就在这个街区。他们断掉电源，是想看看信号会不会中断。”

“一定要发。”燕妮重复道，“今天有军事情报。十二点之前必须发出去。”

克劳迪娅和丽娜都不说话了。这两年间的地下战斗早就让她们明白了情报的价值，尤其是军事部署，它们时效短、难传输，但一条电文胜过千军万马——它能够拯救前线数万人的生命。

丽娜忍受不了这一时的沉默，她站起身，独自走向了卧室。克劳迪娅想去看看她，燕妮拍了拍她的手背，制止了。没过多久，丽娜从卧室里出来，轻轻掩住房门。

她望向客厅的挂钟：“还有三个小时。”

燕妮对她点点头：“不用担心。到时你可以对他们说，你是被胁迫的，毫不知情。”

“不。”丽娜否决了，“不……”她低头想了一会儿，下定决心似的看了看周围，看了看燕妮，又转向克劳迪娅，“你们带着孩子离开，由我来发。”

克劳迪娅低声叫起来：“不行。”

“为什么不行呢？”丽娜小声说。她对自己的头脑没有自信，常扮演执行者和掩护者的角色，但她今晚异常固执。“我是旗队长夫人，就算被抓了，他们也不敢就枪毙我，也许也不敢刑讯逼供。由我去，不比你们去好得多？我的丈夫是高级官员，在他知情以前，谁能把我怎么样呢？如果我被抓了，至少报纸上会有些水花。这样，谢尔盖，包括其他你联络的人就有机会知道。如果是你们，一切只会静悄悄的。还有，我是肯定跑不掉的，这是我的房子……而且，而且我知道的秘密也最少。”

燕妮和克劳迪娅呆住了。良久，她们才交换着眼神，谁也不忍心开口。

“这是最好的办法。”丽娜说，“你们抱着孩子躲在克劳迪娅进来的通道里，没人知道那扇门。一旦你们听到他们从街上破门而入，赶紧从那儿逃走——小艾米，她是个乖孩子，睡着了就不容易醒。你们不用担心她在路上哭起来。想到有人照顾她，我就放心了；如果我们三个都坐了牢，谁来照顾她呢？这电报总该有人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加密，但我会照着电码敲……警察问我，也问不出什么……”

她们又商议了一番，决定在十点半的时候发报。燕妮把所有材料都丢进火炉销毁，在书架上留下了一些误导性的文件。丽娜又回房间看了看女儿。她想要俯下身去，在小艾米和自己一样又软又细的金头发上亲吻一下，又怕在此刻惊醒她。她会是个多么漂亮的小姑娘！一点儿也不像她父亲……也许她会成为一个文学家、数学家，在新的德国，反正不会像她一样早早嫁人。丽娜扶着摇篮，低下头，又想起家里老人说的：孩子在童年的记忆是模糊的，尤其在三岁之前。她多么想小艾米能记得自己。可是，与其让她变成孤儿，或者更可怕，跟随她的父亲长大，还不如让她从燕妮或克劳迪娅的口中听到自己的母亲。你的母亲是个了不起的战士，你应该为她自豪。她们一定会这样说。想到未来的这一天，她不再害怕了。

1944年11月6号，柏林监狱迎来了一位从前线来的访客。女子监狱的典狱长认为他是个赳赳武夫，粗俗不堪，甚至不想办法回护妻子，不愿同他多说话。他战功赫赫，妻子却是个通敌的罪犯，那个丧心病狂的女人还承认自己杀了儿子，把他抛进了施普雷河里。典狱长对他不屑，在他走进监狱大门时，她竟忍不住怜悯那个女人。她将风尘仆仆的旗队长带到会面室，提醒他只能见一个半小时，就关上门离开了。

监狱生活让丽娜变得更加瘦削，但她没有因此憔悴，相反，她美丽的眼睛变得更加闪亮，像匕首的闪光。旗队长本想对她斥责一番，摆摆架子，却被那双眼睛震慑了。

丽娜整理好身上的衬裙，把头发别到耳朵后面：“你看过卷宗了，对吗？”

她的坦然让丈夫感到恐惧：“你什么时候成了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那些主义的、哲学的东西，我一概都不懂。”

“你——你是个母亲！你把罗尔夫怎么了？”

“就像你读到的，就是那样。”丽娜满不在乎地笑起来，如果没有狱警在门外，旗队长几乎以为她要吹起口哨，“你满意吗？你痛苦吗？听说你的庆功会全砸了。比起你折磨我的杰作，这个惊喜怎么样？”

“闭嘴，蠢女人！”旗队长吼道，他阴沉地起身，左右走动了一番，狠狠盯住丽娜，“听着，我不会打死你，他们还有话要问你。”

丽娜冷笑起来：“如果你不打死我，我就要开口了，我会把你一切肮脏的勾当告诉他们。”

旗队长的脸色更加阴沉。他暴躁地吐出一口气，看向天花板。良久，才转身面向丽娜，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换上了一副柔情的口吻。他看起来颇为沮丧、悲哀和不舍，又努力抑制着那种感情，与刚才判若两人，但丽娜知道那是不自觉的表演，每个男人都或多或少熟识这种技巧。

他叹息起来：“丽娜，既然你这样说，既然你这样说，就责怪命运吧。都是这个时代……我们不该身在其中，又不遵守它的规则。我不想看到你受折磨。”

丽娜对他微微一笑。她不愿再配合任何人的表演，当穆勒的人循循善诱地与她谈话，准许她去公园放风时，她也一样轻蔑。铁窗的缝隙里照进一道光线，让她苍白而有些浮肿的脸恢复了往日的美丽。她从未感到如此的镇定自若、如此的自由。过去，她对克劳迪娅和燕妮的视死如归或有不解，认为牺牲是不得已的选择；而现在，一切答案都呈现在了她的眼前。

她望了望柏林悠然湛蓝的天空，又转向昏暗的室内。那个可鄙、懦弱的男人，他看着她，几乎有些怕她了。她的胸膛里冒起一阵久违的、微微的悸动。上一次，她捧着此生最引以为豪的作品，在德文课上作报告，那种幸福的悸动曾笼罩她的肩膀——许多年后，她成为母亲，惋惜那是她人生中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可事实并非如此。当她不再以受害者的身份活着，她就开始了另一种创作，就算她今天死去，她也不再仅仅是时代之下某一个哀怨的幽灵。

“不，赫尔穆特。”她对丈夫说，“我不责怪命运，更不责怪时代。我没法继续上学，怪德国人瞧不起女孩儿，怪该死的教育体制；我还没体会人生，就早早嫁了人，这怪我没出息的父母和兄弟，要我为他们的脸面和财产牺牲；我不幸的婚姻全怪你，赫尔穆特，你是最糟糕的父亲和丈夫，一个人渣；我作为母亲的不幸，要怪纳粹、怪希特勒、怪所有崇拜他的人，他们把我的罗尔夫夺走了，让他带着羞耻死去。而现在——我的死，是你和盖世太保的合谋，是政治谋杀。”

她的脸颊因为这一长串话涨红了，胸膛不断起伏。良久，她的声音再度沉入了那平静而温柔、似水潺潺的语调：“你看，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哪里是时代的悲剧？我经历的惨剧有因有果，坐在这儿，我能一一报出加害者的名字，怎么能怪命运？但我不会说我的人生就是不幸的。这些账，总有一天会算得清清楚楚。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不是明天，只要历史还存在，总有一天会算在你的头上，算在你们所有人的头上。谁也逃不掉。”

Chapter 57: 错位的救赎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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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穆勒很少跨出办公室。除了必要的工作会议，他的大部分指令、沟通都由秘书代行，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和谁亲近、在思考什么。作为机构首脑，他显得太过机械和低调，对于如何讨好或讨论这样一位上司，他精于此道的下属们竟一筹莫展。很久之前，海德里希总能招来情感反应，他喜欢站在人群跟前，抿着嘴唇，敬仰的、畏惧的、怨恨的目光就会聚集过来，在崇拜和恐惧之外，他对目光的需求也很快为他招来了死亡；而穆勒，人们忽视他就像忽视头顶电灯的嘶嘶声——他没有创造力，没有个人欲求，甚至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他所做的只是执行，缺少他，所有工作都无法开展。大多数时候他就在那里，冷静地、富有调理地组织着海德里希留下的遗产。他和六处处长舒伦堡关系极差，按规矩办事是他的人生信条，而间谍正是这一切的反面。

可就在今天早上，六处至少派来了四个人，水牛似的在他整洁的办公室里乱踩乱踏。除了他不愿接见的，头一个来访者提供了一份叛变军官的死刑执行名单，后两个说要来交接工作，把卢卡斯案交给六处处理。

“处理”，甚至不是“调查”。穆勒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卢卡斯和间谍这个词儿的关系比柏林到华盛顿还要远。

可他对六处的横加干涉毫无办法。海伦娜的供词让他们抓到了一个“女间谍”，可那是个被丈夫长期虐待的官太太。她认不出卢卡斯，卢卡斯也不认识她。那女人是个土生土长的德国人，照着族谱追溯三代，她身上都找不出一滴非雅利安的血；她当然能接触到军事情报，因为她的丈夫；她的几个朋友出面证明她常被殴打或羞辱，她心生不满，以此报复，行事动机也算合理；她的无线电设备是早期的家用产品……除了她会发报这件事叫人起疑之外，没人敢下结论说她跟布尔什维克有牵连。

事发第二天，穆勒试着寻找她的孩子和贴身女佣。可这两人就像从柏林蒸发了一般。在走访搜查的结尾，秘密警察们还遇上了一场轰炸。这一切让穆勒大为光火，而六处坚决的态度更是火上浇油。他想把这个案子继续留在案头，在他珍宝馆似的档案柜里，可没有证据支持他这么做。难道他真的误触了同僚布下的暗线？为此，他亲自找卢卡斯谈话，可对方下定决心装聋作哑，对刑罚也无动于衷。

在他的第一版供词中，卖专利给瑞士人只是为了经济利益。那一串儿低于常理的价格是因为轰炸之下，企业运转不周，亏损大半，这一笔钱可以解燃眉之急。穆勒问起库恩，卢卡斯只知道他去年刚刚入职，没多久就横死街头——他和这个底层职员毫无交集，自然也想不到安德烈亚斯选择了这样一个蒙骗对象。有了之前的教训，他坚持按着谢尔盖的话术，对于不确定的问题闭口不言。

如果这是个平头百姓，穆勒有的是手段让他开口。可卢卡斯是军工企业家的孩子，又有六处给他撑腰，那些计划便不可实施了。谁知道他们受了多少贿赂，说不定，那些油头粉面的间谍自己就跟美国人暧昧不清！就在他拒绝六处的干涉两天以后，一份新的任务清单被扔在他面前的会议桌上：继续彻查卡纳里斯及其同党。他在心里大骂舒伦堡，这位军事谍报局局长的谋反案一直由六处负责，甚至对卡纳里斯的逮捕，都由舒伦堡亲自带人实施。希姆莱暗中许诺在军事谍报局解散后，将卡纳里斯的旧部下归到第六处管辖，因而舒伦堡一直在背后对卡纳里斯案推波助澜，而穆勒，出于调查程序的需要，却出了最多的力气。七月事变牵扯到的人群太多，他的手下几乎一股脑扑进了调查、取证和逮捕当中。当他醒悟过来，盖世太保的一切工作都在为职场对手添砖加瓦时，他出离地愤怒——他最看不起的轻浮大学生，就这样通过社交编织的网络，在希姆莱跟前抢了他的功劳。

滚吧滚吧，这儿没人想要调查你们，就算你们是美国或者苏联间谍。穆勒恼怒地结了案。都是该死的权力斗争，没有一个人想好好干，像他和他的前辈们一样，当一个合格的警察！

两周以后，卢卡斯被释放了。

谁也没有料想到这场调查会这样结束——他的失踪让所有人陷入了大难临头般的恐慌，释放却悄无声息。对于羁押期间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完全无从得知。丽娜被捕后的第三天，谢尔盖在清晨到达了医院。他穿过栅栏门，走过干涸的古典喷泉，在门铃前，新一轮的轰炸警报响起了。彻夜未眠的人们来到街道上，排着队走进防空洞，但这只是一场虚惊。谢尔盖在树丛的掩映下目睹了这一切。混乱中，他从后门溜进医院大厅，在长椅上低着头，假装成患者家属。

由于丽娜的安排，她被捕的消息根本无从隐瞒。首先是好事的邻居，紧接着，她那些被叫去问话的贵妇朋友把故事添油加醋地传遍了柏林。与此同时，安德烈亚斯完成了名单的校对。在晚饭前，他哗哗地翻阅着那些纸张，仿佛在做最后的检查，可谢尔盖知道他的心思不在那儿。那些文件被混在一打公司保险的名单当中，交到了谢尔盖手里。

燕妮的通讯点失效了，他唯一剩下的可能是去药店碰碰运气。

夜里，安德烈亚斯又和他聊起他在苏联的生活，仔细地问了他的人际关系。谢尔盖以为他又犯起职业病。末了，安德烈亚斯长出一口气，酸溜溜地说：“看来你总是要回去的。有很多人牵挂你，你也牵挂着很多人。”

谢尔盖在心里重温了一遍自己的计划，这给了他勇气。他低声说：“我只期望战争早点结束。到时，到时我们就都自由了……”

安德烈亚斯点点头，大概是看他不愿意谈论这些，把话题放到了自己身上：“你知道我愿意接受审判，对吧？”

“嗯，我早就知道。我还知道你给医生花了不少钱，即便在辞职之后，你依然在给他疏通关系，是不是？”

安德烈亚斯不置可否：“你觉得，柏林有多少和我一样的人？”

“我不知道，也许很少。大部分人会上军事法庭，但我估计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非自愿的。”

“不。你不了解他们。会有不少人昂首阔步地走到被告席上，至少是其中的一半，他们会把为战争而死当成光荣的事。但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这个，但是我想让你知道。我不觉得这一切光荣，我知道我们做的一切是可耻的，用可耻的手段没法达到光荣的目的。我不是去英勇就义，那是给我罪行的判决。我希望，我希望你知道……”

谢尔盖感到一阵惋惜，一股隐隐的、不知从何而来的不安缠绕着他：“那么……你为什么要做那些事？”

“因为我太痛苦了。”

“要是你——要是你不活在一个奖励冷酷，惩罚感情的环境里，唉……”

谢尔盖难过起来，他为自己的问题感到抱歉。在离别之前，问这些话太残忍了。

“那都过去啦。”安德烈亚斯说完转过身去，背对着谢尔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今天我不能和你挤在一块儿。明天早上我还有事要办，我会很早起来。你晚些再出去，不要引起注意。你也不需要钥匙，对不对？如果你要从港口走，记得多拿些衣服。”

谢尔盖嗯了一声。总是这样，他在心里怨恨自己，他又想起和母亲在站台的告别。离别的时刻，他总是强装镇定的那一个，因为他最怕自己为此流泪，触动另一个人的肝肠。他对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心知肚明，这也是他痛苦的来由。但他没忍心就此结束对话，就算他们还能再见面，那也是很久之后了……

安德烈亚斯似乎下定了决心不再说话。他的呼吸很轻，四肢微微蜷缩起来，好像不希望引起过多注意似的。他还在生他的气，又或者他也怀着和他一样的隐忧。谢尔盖的心一阵疼痛。他不可能在这样的夜晚入睡。窗户微微开着，冰冷的空气和月光倾泻在床脚——他又想起在勃兰登堡的告别，那个被风雨惊醒的夜晚。他没有再关住那扇窗户，或者再一次在黑暗里偷偷地亲吻对方。他已经不再需要掩饰了。

在枕头边，他翻了个身，从背后抱了抱安德烈亚斯。

在他的双臂间，安德烈亚斯小小地颤抖了一下。他没有回头，把手轻轻地放在环绕胸前的胳膊上，深沉地叹了一口气。良久，他拍了拍谢尔盖的手背：“睡吧。你是个间谍，明天有重要任务，你总有办法让自己睡着的，是不是？”

他明天将要做的事的确关系着未来，不仅有关国家利益，也有关他们两人。除了那一份名单，那些笔迹，他还需要一些客观的、详实的证据。他拍拍安德烈亚斯的肩膀，倒回枕头上，仔细的规划起来。

幸运女神又一次眷顾了他。现在，在医院的长廊里，他的计划完成一半了。

罗特希尔德医生注意到他的时候，谢尔盖正在走廊踱步，看着树梢的乌鸫鸟出神。柏林常绿的树叶快要落尽了，他才得以见到这些鸟儿的真容。与安德烈亚斯暂时的别离让他不舍，但他心里的希望逐渐燃起了……只要再做完这一件事！他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接下来，就把未来交到命运的手中。

“来我这儿坐坐吧。”医生说道，“我让人在顶楼挂了红十字会旗，但愿没有人轰炸医院。您恢复得真不错，我很高兴看到您又能活动如常了。”

谢尔盖笑了笑：“谢谢您。”

医生对他的状况非常满意，把他带进空无一人的办公室：“您为什么来这儿？像您这样的，这时候在街上走很危险！”

“我想，我要离开了，我来同您道别。”

“哦，别说这些客套话。您也学会顾左右而言他了。”医生挥挥手，“您的眼睛也好了，话也说得不赖，看来您没留下什么后遗症。我很高兴。您到底要说什么？”

“我想要……我想和您谈谈安德烈亚斯的事。”

医生的脸色变了变：“原来如此，您想谈什么呢？”

我还是循序渐进好一些，谢尔盖想，这位医生也是个有脾气、有原则的人。

“您……我想知道，您怎么看他呢？”

“您问我么？他虽然性格有缺陷，但我想他对您还是有点感情。这儿不是法庭，我说的是我的看法。这是您想要听到的吗？”

谢尔盖犹疑起来，他小心翼翼地又一次发问：“您知道的，我们俩……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当然知道。”医生开始不耐烦了，“您当我一直是瞎子么？我完全知道你们俩是怎么回事。”

谢尔盖的脸颊开始发烫，突然间意识到那个要求多么唐突。他第一次为自己的私人感情恳求别人，话实在难以出口，可他一想到安德烈亚斯，又鼓起勇气：“啊，我是说，对于一些事您怎么想，他以前……”

医生看起来有些恼火。他拖过两张椅子，让谢尔盖坐下，粗暴地打断了他：“您到底想要什么？您想要我来评价他？好给他的异常找个理由？还是您自己觉得你们的感情不恰当，想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儿？像你这样的我可见过不少……那天下午，就是一年前，你们周密策划的那次。你的同志们几乎成功了。他被送到手术室，完全动弹不得，但还是疯了一样找你。在见到你之前，他不愿麻醉。医生以为他太害怕了，想要有人陪着他，但是他是怕他就此死了，想和你说几句话。手术之后，有一阵子他不太好——有时候他恨我在勃兰登堡东部的同事，朝他们扔一切可以够到的东西，认为他们把他救活了，有时候浑浑噩噩地坐在窗口发呆，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医生们都受不了啦，眼见他不想康复，都让他回家去……他的父亲觉得他这副被吓坏的样子丢人，是那位继母出钱，叫人把他接回来的。这样，他才住进我的医院里。您觉得这和其他感情有什么区别？”

谢尔盖哽住了。医生完全误解了他，但他来不及在乎。疼痛让他的手指颤抖起来：“您告诉我这些……”

“我不是要给他辩护。”医生恢复了平静，对他摇头，“我知道他做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您也知道，不是吗？现在您的国家赢了，正义也赢了，我们终于可以说这些话了。”

“您知道——”

“我当然知道。他几乎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还记得他十几岁的样子——他父亲非把他矫正成正常人，我把那个暴君赶了出去。你知道他们怎样矫正他？他们让他看男人的录像，如果他有反应，就电击或者鞭打他。”

“啊，难怪他信任您。”谢尔盖脸色发白，他试着吞咽这些事实。“那些事情……很恐怖。”

罗特希尔德医生讽刺道：“他更信任您，福科尔先生。啊，或许这都不是您的真名吧。您有什么要我做的，请直接说吧。但要我给您看病，那种病，不可能！”

“不，我想要您……请您给他作证。”

医生愣住了。他摘下眼镜，擦了擦汗：“原来是这样，我误解您了。其实您不用求我，我会如实地说发生了什么，那些精神病人和残疾人去了哪儿，我也有一些私下的记录。有几个护士也能作证……就算有很多人恨他，判决也该是公正的。”

谢尔盖不敢置信，努力了几次才微笑起来：“哦，哦……太感谢了，谢谢您！”他几次想站起身，又怕显得唐突而不得体。如果他口袋里有一袋钻石，他会毫不犹豫地把它们塞进医生的手里，但他没有钻石，连像样的财产也没有，他根本无从报答。如蒙特赦般的喜悦让他抿着嘴唇，脸颊因为兴奋微微发红，那坐立不安、腼腆局促的样子让医生也笑了。

“您还有什么事？”

“还有一件小事……我想知道，您还有安眠药吗？我总睡不好。”

“安德烈亚斯不是给您准备了几瓶？我看那能吃到战争结束了。”

谢尔盖僵住了。刹那间，他从云端掉进了地狱的岩浆池子里。他看着医生桌面上闪亮的金属盒，蛛丝马迹在他的脑海中涌动，连结。安德烈亚斯昨夜问的那些话、非要阐明的罪责、躲避的姿态、清早的回避、那几瓶药——那不是为了失眠准备的。

他眼前发黑，把自己从椅子上撑起来：“抱歉。”

医生似乎对他说了什么。转眼，他到了走廊里，不知从何而来的风涌动着，仿佛有无数的幽灵和他擦肩而过，他也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他的四周变成了一片无知无觉的空白。他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忘了一点儿偏离轨迹的行动都会让他深陷险境。他作为间谍的任务已然完成，剩下的只是他自己。危险的、复杂的、充满谋算的世界浓缩成一个小小的灰点，倏忽地从视野中央消失了。在那片无光无影的空白当中，他踉踉跄跄地走下楼梯，开走了医院楼下的轿车。

我要去找他。他心里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Notes:

评论的宝子提到了我顺便一说，答应我搞二创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好吗，不要管作者那个蠢蛋，作者ta懂什么玩意。

只求大家搞了给我吃一口……

Chapter 58: 偷洒一滴泪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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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Text

卢卡斯以为那是一辆开往刑场的车。他的双眼被蒙着，手脚被捆得结结实实。这段路比他想象的漫长，可是谁不珍惜人生最后的时光呢？直到他身上的绳索被解开，接着，脚下一空，他被扔在了山石嶙峋的坡地上。他怀疑自己的膝盖被摔得骨折了，埋怨穆勒的人连一个像样的尸体都不留给他。他不太在乎以什么姿态走向死亡，在过去，安德烈亚斯偶尔对他吐露一些针对自己的可怕计划，可他觉得那都很不务实——死亡只是死亡，哪有漂亮与不漂亮的分别？

剧痛让他一时间爬不起来，他便干脆躺在地上，安然地等待那一声枪响。然而，他等来的是汽车引擎的声音。因为他躺着的姿态，排气管的黑烟让他呛了一大口，猛烈地咳嗽起来。

直到这时，他才摘掉蒙住半张脸的布条。阳光让他睁不开眼睛。他皱起眉头，试图看清周围的景象。他在柏林郊区一片荒废的石头路上。他完全不认识这片地界，好在二十米开外有一杆路牌。这儿离柏林市区也不过二十多公里。这是哪种形式的折磨？他在心里抱怨。几分钟后，劫后余生的喜悦才将他淹没。

他现在原地欢呼，活动着胳膊和双腿。朝着柏林的方向，他走了十公里，累得几乎抬不动腿，到路边讨碗水喝，却差点挨了农户一梭子猎枪。他举起双手，说明来意，女主人才给了他一些牛奶。柏林周围的治安已经岌岌可危，此地时不时有从前线溃败的逃兵，或乘乱打劫的匪徒经过，农民和守林员的日子更加艰难了。每个人都想着保卫自己的家门，包括德国的最高层，可是，猎枪能暂时驱散散兵游勇，却挡不住即将到来的多国军队。艰苦的德国人忽然发现，他们对侵略战争的投资没有换来想要的生活，就连当下的生计，也快要血本无归了。

等他回到柏林，日头已经西坠。寒冷的空气流窜在河畔的柳树之间，大街上随处可见残垣断壁，破碎的家具、玻璃和地板的碎屑被堆在道路两旁。战争还没有真正来到柏林城下，就已经让这里的居民不得安宁。根据城里的光景，他们想到身处前线的苏联人可能遭遇了什么，就越发不寒而栗，在战争当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大部分时间唯一的准则。即便是最狂热的纳粹分子，也开始担忧来自全世界的报复。

他好不容易找了一辆自行车，飞速地骑到了东港。那儿只剩下一片轰炸后的焦土，工人们忙着收尾仓库的重建，在损毁严重的民居之间搭起帐篷。可那居所对于德国的冬天来说太简陋了。过不了几天，这年冬天的暴雪就要落下，到那时候，这些工人和他们的孩子该如何取暖呢。卢卡斯知道克劳迪娅在这儿，但她从没向他提起过保罗和他的船。因此，卢卡斯无从寻找。他在人群中机械地穿梭着，忍耐着双腿剧痛，踉踉跄跄地观察着码头的每一条船和每一位来去的搬运工人。一番搜索无果后，他又向工人们打听起一个年轻女孩，终于，有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告诉他，以前是有这么一个人，她女扮男装，在保罗的船上工作，时不时带来些奶粉糖果什么的，但是，在轰炸后没几天，她就不见了。

卢卡斯如遭雷击。他最终还是拖累了克劳迪娅吗？他麻木地走向自行车，感到无限的疲惫与心酸。夜幕降临，一排水鸟惊叫着飞过港口。柏林的轮廓忽然展现在他的眼前。这座他喜爱的繁华之都，变得高大、森然又极其陌生，仿佛一座异国他乡丛林间的古堡，以吞噬的姿态朝他的头顶倾斜着。

借着夜色，他又来到了安德烈亚斯的公寓楼下。那个窗口没有亮灯，这让他心中更加凄凉。他顺着楼梯，缓步走着，在拐角处摔了一跤。就这样，他靠着扶手，几乎要落泪了。直到楼下的门前又传来响动，他才手忙脚乱地擦干眼角。可不能让人看见他在这儿！他心里还有点儿关心安德烈亚斯和谢尔盖的命运，作为一个刚刚释放的政治犯，到这种地方来可不是好选择。他躲着走上楼的一家子，听着他们亲密的低语远去，转进了安德烈亚斯的公寓所在的楼道。

那扇门竟然没有上锁。门虚掩着，公寓里黑洞洞的，什么也没有。

他的眼泪又涌了上来。他们的计划是不是因为他而全盘失败了？他再也没有力气朝这座城市的另一个地方走了。这天夜晚，他跨进了旧友的公寓，打开电灯，回头想关上门，却发现门锁已经断了。房间里满地狼藉，衣裳、文件、书本撒得到处都是。卢卡斯几乎要窒息了。又一次地，他辜负了所有人的希望。

他头一次希望穆勒把他枪毙，而不是把他丢在远离柏林的地方。这是什么样的折磨！他历经千辛万苦，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熟悉的居所，却发现这里变成了一座空城；他热爱的、熟悉的一切，在一夜之间全部随风而去了。战争开始时的事儿，瞬间变成了一场幻梦，他心爱的姑娘，那个不知姓名的绿眼睛间谍，他总是念叨着死亡的朋友，全部不知去向，而他也无从追讨。揭开蒙眼布的时刻，仿佛正是梦醒时分，他从一片四下无人的旷野，来到了另一片四下无人的旷野，从一个监狱被放进了另一个。他和克劳迪娅相见的码头、街道对他关闭了，安德烈亚斯的小公寓也关闭了，这座城市对他上了锁，即便他能够故地重游，那也是梦与现实的分别。一个清醒的人如何走进梦里的地点呢？

痛苦中，他转向桌上的电话。奇迹般的，电话线还没有被切断。他完全不在乎可能被监听的可能，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没多久，线路接通了。他的家人正在中部的别墅里享受战争结束前的时光。他们确信那儿会是最晚被攻陷的地区，而柏林离东部边境太近了。玻璃杯和银餐具的碰撞，还有狗叫和不加掩饰的笑声，伴着一阵飘飘然的长笛从电话那头传来。接起电话的是他的大哥，对方很是欣喜。在他和美国人交易被捕后，全家上下都很担心他。他们花了大价钱，去六处走通关系，好让他早日释放。

“那笔订单，成了！我们可要好好感谢你。”对方喜滋滋地说，“你真勇敢。不愧是当警察的，家里没人及得上你。父亲说，要把公司的一部分股权送给你，就当做今年的圣诞礼物。哦，我们可没有嫉妒，这是你赢得的！”

他对他的牺牲一无所知——他们推着他，做出了那个背叛所有人的决定。他全身发抖，那些股份，好像一打被投掷在他脸上的耻辱证明，证明他背叛了爱人，背叛了朋友，背叛了他所在乎的一切，只换来一个歌舞升平、衣香鬓影的宴会厅。他从未觉得如此可耻。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叛徒！这让他在悲哀之外感到一阵仇恨。他的父母不怎么喜欢克劳迪娅，认为她的共产主义思想害的卢卡斯倒了霉，他们起初也不喜欢安德烈亚斯，但这位朋友带他走上了“正道”，将他从书呆子变陈了男子汉，他们的态度便改观了。现在，一切阻碍他们的人、他所在乎的人，都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

你们总是推着我堕落，卢卡斯悲愤地想，可恨我是如此懦弱的一个人！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年轻的妓女，被家人半推半就，出卖了自己。可是，出卖肉体尚有赎回的一天，倘若出卖的是灵魂呢？

“我想和妈妈说话。”他忍耐着，轻声说道，“哥哥，我也很高兴我们还能再听到彼此的声音。我很快就会回家来了。”

他的兄长愉快极了，轻松地让他稍等，远远地呼喊起母亲来。

“哦，卢卡斯！”两分钟后，一个女声说，“我的宝贝！你没事，真是感谢上帝。”

卢卡斯想要回应，喉咙里却发不出声音。他的后背一阵痉挛。在安德烈亚斯凌乱的餐桌上，他勉强支撑着自己，又顺着桌子腿缓缓滑落下去，坐在地板上。听筒还被他紧紧捏在手里，母亲大声地问他怎么了，笑着，对他许诺着补偿。在那间人去楼空的公寓里，遍地狼藉的环绕下，他捂住麻木的嘴唇，颤抖着，终于压抑地哭出了声。

这天夜里，柏林下了一场暴雪。在路过的邻居闯进来拍醒他时，卢卡斯看到了窗外的一片银白。怀着对生活巨大的陌生，他颤抖着打开窗户，深吸一口气，以为那是又一个冬天的开始，然而，在他羁押期间，1944年的柏林已经有了三天飘雪的日子。

谢尔盖驾车在街道上疾驰。他完全不打算在乎偷车这件事了，他猛踩油门，冲上运河河面的大桥。也许是因为河水的潮气，车窗上起了一层白雾，一个眨眼的瞬间，细碎的新雪从鹅毛灰的云端飘落了。

安德烈亚斯尽力对自己荒唐的爱恋保持平静。他努力说教，和头脑里的声音做辩论，却还是忍不住悲哀地嘲笑自己。他清早起来，到运河边游荡了几个钟头——那些有关公司事务的话全是谎言，他只是无力承担那个离别的时刻。他总是想起谢尔盖，又尽力地把那片阴影抛开，像过去所有没解决的不幸一样忘在脑后。像以往一样，他成功做到了，河面的汽船吸引了他的注意；但这一次，他亲手筑构的堤坝上有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漏洞，有什么东西正从灵魂当中渗漏，让他的心一点一点枯竭了。

死亡的冲动从身后抓住了他——我已经尽力活过了，一切还只是这样，明天又有什么用？他在十点钟回到了公寓，本该抓紧实施计划的时候，死亡的欲望又忽然淡去。谢尔盖没舍得带走所有的衣物，把两件价值不菲的大衣都留在了房间里。也许是他走得太急了，忘记检查箱子。安德烈亚斯把那件衣裳收起来。他热了一个罐头，但吃不下，又走到柜子边，把大衣取出来、抱在臂弯里，闭上眼睛，在空荡荡的床垫上躺了一会儿。

谢廖沙，谢廖沙。他轻轻地想，在我离开的时候，你能在我身边就好了，至少我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对死亡还是有一点儿害怕。那几瓶他为自己准备的药片就放在衣柜的夹层里。他躺着，翻了个身，轻飘飘地琢磨起有关自己的一切：他把该完成的都完成了，也尝过了生命的一点儿甜头。比起许多终生都没有爱过的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幸运儿了。

过了一会儿，他恢复了一点精神。也许我该等他一会儿。如果他真的忍不住回来，看到我……他会不会觉得其中有他自己的责任？会，一定会的。我就这样惩罚他！谁让他——安德烈亚斯恶毒地想，但那算计转眼变成了悲哀。

他犯了什么错呢，难道不爱我也是一种过错吗。慢慢地，他把那种激愤放下了，又走回客厅，看着那个冷掉的罐头。他无力回到卧室，里面的一切都叫他发疯，药片也在那里。他只能在客厅等待着，在沙发上，等自己不再害怕。

谢尔盖闯进了那扇门。他没有敲门，没有询问，门锁被他踹断了。他看见安德烈亚斯坐在窗前，吃惊地看着他这位不速之客，但他没有停留。安德烈亚斯在他身后暴躁地大喊：“你来干什么——我说过……”

谢尔盖不在乎，连喊闭嘴的几秒钟他都吝啬。他像只捕猎的狐狸，一头扎进卧室。他的大衣放在床上，皱巴巴的。安德烈亚斯衣橱里的香水味熏得他头晕。他紧张得想要呕吐，双手直抖，在五分钟后，它找到了那几个小瓶子，原封不动。

天啊。他的膝盖一软，跪坐在满地的衬衫上。我被宽恕了。

安德烈亚斯气冲冲地要驱赶他，见到那几个瓶子，才露出了一点心虚又局促的神色。他看谢尔盖面如死灰，跌坐在地上，心里不太好过，想把他扶到床沿。

谢尔盖头脑发晕。他又急又气，但他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他们静默了十分钟，安德烈亚斯先开口了：“我只是……我只是很难过。”他试图为自己辩解，“还记得我第一次吻你吗？我们也是这么干坐着，百无聊赖地……紧接着你气疯了。你总是爱生我的气。”

谢尔盖的喉咙干得冒烟：“我记得。现在我比那时候还要生气。”他没法控制自己，喘息着，紧紧抱住了安德烈亚斯，像在海啸中抱住一根树枝：“我记得……你让我气坏了，你越来越……越来越气人了。”

安德烈亚斯向他怀里缩了缩，头发贴着他的肩膀：“一年多前，在你离开以后，我对一切都厌倦了。但我还是想和你再见一面。我想找到你，把一切问个明白。我怀着和你相见的希望度日，哪一天它支撑不住我了，我就此死去，也没什么不对。但我重新见到你了，于是我打算给自己稍稍缓刑，然后……”

“不，不——”

长久的静默像漆黑的羊水包裹着他们，安德烈亚斯能听见谢尔盖隆隆的心跳声。一颗水珠掉在他的嘴唇边。他埋着头，被突如其来的触觉惊得瑟缩了一下。古往今来的作家都力证眼泪是咸的、涩的，但他从来只尝到苦味。谢尔盖的泪水把他的脸颊打湿了。安德烈亚斯颤抖起来。他迟疑着、摸索着握住谢尔盖同样颤抖的右手，攥紧他的手掌，郑重地放在自己胸前：“其实，就这样死去也很好……谁也不知道死是什么样的，也许，也许那不像你想得那么坏……”

谢尔盖把手抽走了。安德烈亚斯觉得有点儿冷，但很快，谢尔盖的双臂再次环绕过来。谢尔盖换了一个姿势，手掌轻轻托住他的后背，好像他初临人世那样。他感到疼痛无比，可是看着那双含泪的绿眼睛，他就把一切痛苦忘记了——他的心也随之变得赤裸、轻盈。谢尔盖低下头，他的眼泪蹭在安德烈亚斯的脸颊上：“我不要你死，求求你，我想让你活着……你为什么非要把我抛下，你——你就什么都不想要了吗？你真是全世界最疯、最傻的人……”

“你突然哭些什么？你总算可以摆脱我了。”

“你不准吃那瓶药！”谢尔盖叫道，他头一次这样蛮横无理，“我，我对你有没说完的话……”

“那么你快说吧。”安德烈亚斯嗫嚅着，“你想要说什么？”

谢尔盖停住了。他的声音变得轻柔，充满了沉思后的笃定：“我今天有想要对你说的话，明天、后天，从今往后，我也有话想对你说。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想一定会有的。”

“好吧，当然。”半晌，安德烈亚斯说，“我会试试活下去的，如果你期望的话。我受不了了——你不要再哭！”

“不，我不要你为我活着。你要为自己活。你对我抱有期望吗？我对你也是一样。你这个傻瓜——你那么聪明，你怎么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写那份情报呢？为了折磨你吗？”

安德烈亚斯心里的痛楚稍稍退潮，理智让他警觉起来：“你要做什么？”

“我决定去给你作证。其实我早就决定了，我让你亲自去写……还有医生……你这个傻瓜！不，这都是我不好。你不相信我了，都是我，我辜负了……”

不管他愿不愿意，他的笔迹已经成为了证明。安德烈亚斯醒悟过来。包含着痛苦和喜悦的战栗撞击着他：“你这个——你这个疯子！不可理喻！你不如就让我杀了你了，刚好我现在非常恨你。”

谢尔盖松开他，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下一个瞬间，他粗暴地拉开窗户，锁扣发出岌岌可危的响声，一阵带着雪片的冷风直灌进来。他把安德烈亚斯的药片和配枪捡起来，统统扔出窗户，又回来抱紧了他，手臂勒得死紧：“不。我不想死，你也不能这样想。”

安德烈亚斯狠狠揍了他两拳。他艰难地喘息着，试图把自己从谢尔盖的手臂之间解脱出来：“你，你的前途都不要了？”

“那有什么关系？前途？就算是生命，生命对我来说又有多重要呢？我以为我会死在这儿的，安德烈亚斯，我早就想好了。我早就不在乎了。可我不知道你……你宁可去死，也不要我在你身边……”

他痛苦地哭了起来，像个被丢开的孩子。

安德烈亚斯陷入了一片迷惘。他怎么能这样想？谢尔盖死了，会有一操场的人跑到他的葬礼上去哭，让主持葬礼的牧师声嘶力竭——共产党人的葬礼上也要读圣经吗？或许不用，或许他们连牧师也不需要。人们会自发地悼念他。这和他可耻的人生完全不同。

“你脑子有问题。你绝对是被撞坏了头……你彻底昏了。”

“你活下来，我会等你，我会再来见你，不管多久——我一定来。只要你活着。”

“这不值得。”安德烈亚斯虚弱地警告，“你在胡思乱想。”

“可是，这所有的证据，哪一样是假的？我并没有伪造什么，安德烈亚斯，这一切都是你自己做的。我的爱，也是给你的，它不是什么妄想或者执拗的坚持。它们都是真实的、无法交易的，如果不是你，不是你自己……它们不是我想要牺牲自己就能够换来的，只是你不肯相信——”

安德烈亚斯全身一震。他从来不是个虔诚的信徒，但感受到神圣无匹的力量，像是世界毁灭前的最后一个日落，绝无仅有地、光辉灿烂地降临在他面前。那幻境不在死亡当中，也不再他预想的任何一种可能当中，它甚至不是幻境：在世界的一隅，他真的拥有一颗灵魂，那也许是黑色的、破碎的、渺小的、无足轻重的，但到底是他自己的，他不必向任何一位神灵或独裁者祈祷、卑微地躬身恳求，让他们准许他成为什么；他也拥有自由，真正的自由，那不必承受任何典籍的枷锁、服从于枪炮的安排——他的命运已经不再系于女神的转轮，没有什么能不断碾压、鞭打他的脊背，贬损他作为人的尊严。

他对谢尔盖的最后一点渴求消退了。在一片静默当中，更伟大的事物向他露出了真容，比瑞士雪山之巅的牧歌更纯洁，比莱茵河底埋藏的黄金更宝贵......

他就这样获得了拯救。

Notes:

还有大约三四章这个故事就可以完结了吧……啊真感慨！这一段是很久很久以前就想好了，希望大家喜欢这个小高潮。

*标题《偷洒一滴泪》来自歌剧《爱的甘醇》，这个咏叹调出现于这样的情形：青年内莫里诺，为了赢得心上人阿迪娜的爱，听信江湖郎中的鬼话，买了一瓶“爱情灵药”（其实是劣质红酒）。他傻傻地打算等着药效上来再处对象，这种笨蛋行为让阿迪娜十分生气，赌气打算另嫁他人。内莫里诺伤心欲绝，甚至打算卖身参军再买一瓶，以自由为代价换取爱情。这天，他心灰意冷，坐在阿迪娜的窗前，却看见她为自己流下了一滴眼泪，才明白过来：爱情不需要魔药。歌词大意是这样的：“一滴偷偷滑落的泪水，闪现在她的眼中……啊，我还要寻找什么呢？她爱我，我看得出来。片刻之间，她的心跳，我仿佛听到了她心灵的悸动；我的叹息与她的叹息交织，哪怕只在短短一刻！天哪！哪怕死亡也好，我别无所求……”

Chapter 59: 余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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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杰日达·帕夫洛芙娜·奥尔洛娃经常光顾这家国营餐厅背后的旧饭店，不为别的，只为那里的伏特加供应。她个子矮小，胳膊粗壮有力，一双深蓝的眼睛，衬托着她圆润美丽、富有生气的脸庞。因为她泼辣乐观的性格，这家小饭店里没一个人不喜欢她。她总是穿着大一号的臃肿棉衣，这让她看起来像只水桶。她是机械厂的女工，穿着那让她出洋相的长棉衣，是为了给她的工友们“偷渡”些伏特加去宿舍里喝。

她刚刚坐下，要了卷心菜汤和面包。门框吱呀呀一响，从风雪里走来一个男人的身影。

娜杰日达的目光被吸引了。她知道这位常客，那是一位图书编辑——也许是战后才当上编辑的，又或者他本来就是个知识分子，却扛枪上了战场。这也难怪，连威严的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都上了前线，在战争面前，人与人之间哪还有什么知识的差别？并且，除了战争，还有什么能在人的额角留下那样一道可怕的伤疤？他身材挺拔，声音悦耳，可娜杰日达猜测他已经不年轻了，又或者是战争把他催得提前衰老了：他鬓边的金发已经花白，唯独微笑的时候，那双绿眼睛和有些稚气的嘴唇在提示着他的内心世界。

她对知识分子向来敬畏，对于有魅力的那种更害怕些。这位被称作谢尔盖的、中间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图书编辑很和气（那名字是她从他大衣的标牌上偷看来的），总是微笑着、低着头，只要她同他说起话，他从没有露出过不耐烦的神情。那些车间里的汗水和机油在他的口中也颇为可敬。这让娜杰日达对他心生好感。除了他过于文静，有时戴着眼镜，不太像个咋咋呼呼的男子汉之外，她认定他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想冒昧地邀请他见见工厂里的姐妹——娜杰日达有个疼爱她的丈夫，这种难得的幸运被她当成了公理，因此她也想把幸福的家庭生活分享给别人。

她的计划就在今天。谢尔盖才推开门，娜杰日达就对他打起招呼。这天餐馆里的人不少，但没人对她的豪放举止侧目，战争以后，人们之间的感情亲密了许多，没人会斥责一对因见面而欣喜的朋友。因为共同的创伤，三十年代遗留的那种隔阂消散了。

可是，在谢尔盖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她穿着军装，脚蹬皮靴，胸口亮闪闪地挂着两排勋章。人们的目光立刻被她吸引过去。她是个大尉，战争英雄！娜杰日达敬佩不已，在心里羡慕起来：假如她没有在后方生产炮弹和坦克，凭她一身的力气，说不定也能立下什么功勋呢。她为“谢尔盖有了女伴”这件事黯然神伤了几分钟，就把那计划抛开了。她迫不及待地想要认识这位英勇的姐妹了。

谢尔盖见到娜杰日达也很高兴，两人握了握手。还没开始寒暄，谢尔盖便把塔莉亚介绍给了她。他简直像会读心术似的！娜杰日达想，他知道我想认识她。这也不是头一回了：他俩第一次见面，谢尔盖就发现了她棉衣下的秘密，但他只是笑笑，告诉她喝了酒别在夜里出门，最近有不少人在雪地里冻死；还有一回，她因为登高作业扭伤了脚，可她还没站起来、走上几步，谢尔盖便看出她近来受了伤，第二天，他带着止痛膏出现了。他简直像俄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是娜杰日达少数能叫上名字的外国侦探。那本探案小说在她们的宿舍里传阅，边缘毛毛糙糙，封面被翻得卷了起来。在战争结束之前，除了丘吉尔这个拗口的名字，她对英国人的全部认知就来自那本小说。

出乎她的意料，塔莉亚没有作一点儿官样文章，反而流露出一股豪爽和亲切。她大大方方承认了自己就是农民家的孩子，和谢尔盖是儿时的伙伴。他们三人吃着一样朴素的饭菜，甚至一道儿喝了几杯。塔莉亚这才说明来意：娜杰日达的姐姐玛利亚同她曾在一个连队。在冬天伊始，这位也姓奥尔洛娃的姑娘，用土方法治好了她的顽固冻疮。然而，在德国人兵临莫斯科城下的时候，玛利亚在伏击时被坦克炮击中，唯一留下的，是一封署着妹妹和母亲名字的三角信。塔莉亚不知该把信交托给谁，也对谢尔盖几次提起这桩遗憾。当谢尔盖无意间听见这姑娘的全名时，心里便有了猜测。

娜杰日达接过那封潦草写就的信，双手颤抖。她的眼睛蓄满泪水，手指摸索着纸张叠进去的角落，来回几次，却没有打开：“谢谢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其实，其实我早就料到。这么多年，如果她还活着，她应该要回家了。玛利亚，天啊，我知道你在哪儿了，你就在莫斯科，一直就在我的身边……”

塔莉亚轻声说道：“您打开看看吧。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这是光荣的事，我们怎么会嘲笑为英雄、为亲爱的人掉的眼泪呢。”

在桌子下面，谢尔盖轻轻碰了一下塔莉亚的膝盖。对他的关照，娜杰日达却摇摇头：“不，我会留着它。我想我的母亲也会留着它。就好像，她还有什么没说完的话似的。只要有这些话，她就还在我的身边，不是吗……”她想装作豁达坚强，但终于说不下去了。塔莉亚搂住她的肩膀，她就在她的怀抱里泪如雨下。过了一会儿，娜杰日达小声要求，请塔莉亚同她说说姐姐的事，但她不想让所有人都听着这悲剧，便邀请她到门边去。

收银员目睹了这一切。那老太太绕过柜台，对她俩说道：“您别担心，您要和她说什么，可以就在这儿说。如果人多、不方便，你们不嫌弃，也可以进厨房去。门前太冷了……”

在她的引导下，塔莉亚和娜杰日达携手去了厨房，桌子边只剩下谢尔盖一人。

他望着窗外的风雪，若有所思。照常理，他应当习惯了悲情时刻——他的人生中有太多生离死别了。可他还是觉得难受。他的孤独没能持续太久，一个满身风雪的醉汉从门前踱进来，踉踉跄跄地，坐在了他的对面。

“你是从柏林回来的？”那个四十出头的男人问他，“你身上有股死人味。”

谢尔盖不欲搭理他。战争以后，他们的医生在竭力修复“炮弹休克”的病人，但和创伤障碍患者的数量比起来，苏联擅长修复大脑的医生太少了。

那人继续说道：“你大概有过不少女人，哦，别这么挑剔，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

谢尔盖站起身，尽量离他远些。不少人注意到了这场争端。他感到无所适从，职业习惯让他走到门前，点了一支烟，让自己看起来有事可做。

那个人却不依不饶，走到他身边要烟抽。谢尔盖给了他一支：“这样您会好受些么？”

“你别介意，我也有过好几个德国女人，貌美如花的姑娘在那头很便宜。我老婆为了这事骂我、打我，但她原谅我了，毕竟活着就好了，战争嘛！怎么，你的身体从德国回来，心却丢在那儿了？”

这些话莫名地刺痛了谢尔盖，回忆在他心底的深渊泛起波澜：“她们是从前线回来的女战士，和您一样值得尊重的。”

“被炮弹炸伤可生不了孩子！”那个男人挤眉弄眼、意有所指，“我完全理解您，谁会和这样的女人结婚呢？”

谢尔盖转头一看，塔莉亚正扶着娜杰日达，站在厨房门前。她显然听到了这些话，满脸愠怒之色。

“请您走开。您不仅要离开这儿，您也要离这位女同志远点儿。”谢尔盖大声说道。“您不该这么说话。要么，您给她道歉。”

“您是个虚伪的知识分子！”对方大叫起来，“您在心里也有想法，但您假装……您假装成一个高尚的人，来说教别人。那么，您怎么不和她结婚？”

谢尔盖试着把他推出门外：“走吧，您喝醉了，回家去！别在这出丑了——”

有两位工人也来帮忙，试着用文明的方式把这位发酒疯的客人请出去。那人挥舞着双手，痛苦地大叫起来，仿佛又回到了战壕里似的，那动静足以让所有人驻足。

“安静些！”收银员警告道，“听啊。”

广播轰然作响。《祖国之歌》的旋律结束了，所有人都听到了一个消息——封锁柏林的消息。那是新闻广播中微不足道的一条，但所有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无法不为之紧张：英法美偷偷在德国发行了新的马克纸币，为此，斯大林切断了柏林的交通，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在那片区域投下食物。

塔莉亚低声说：“真是无耻。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又团结在一起反对我们了。”

谢尔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在他面前的男人和在他身后的女人都模糊了，像两抹随便刷在画上的丙烯。他摇晃了一下，那种视野的朦胧感又回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他走出了门，绕过餐厅的拐角。雪片像灰尘似的扑在他的脸颊。

毫无预兆地，巨大的痛苦也同时扑向了他。他听到自己的脊柱被它压得轧轧作响，谢尔盖抱住肩膀，缓缓蹲了下去。也许是我的精神问题又发作了……他默念着，试着让自己冷静。眼前的事物又渐渐清晰起来。他看见塔莉亚和娜杰日达向他跑来，在雪中，她们温热的手掌握住他的胳膊，轻拍他的脸颊。

毫无预兆地，他在雪地里痛哭失声。他想起那些牺牲，那些再也没能回家的人：他们所流的血能不能换来一个新世界？他满怀热望地等候着。可现在，法西斯主义暂时离开了，可所有人都为它大开方便之门，假以时日，谁能保证它永不回来？到时，会有多少人无知无觉或半推半就地成为它的奴隶，让自己的灵魂被它毁灭？又有多少人会像塔莉亚的战友一样，为解放被它锁住的人而死去，留下哭泣的姐妹和母亲？

他哽了一下，对着那两张冻红的面孔眨眨眼睛。可这毫无帮助，眼前的景物又再一次模糊。他知道这不会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战争挖走了他的一部分，却一直没能为他补上那个缺口。他脚下的大地似乎开裂了。看着那两双美丽的眼睛，他感到安然，没有挣扎，放任自己朝着那深处坠落下去。

在混沌的、闪回的图像中，他先听到了一个声音。

“他们的人还没有习惯这一点么？”那个名叫米勒的英国记者揶揄道，“在他们自己国家发生的事。他们不害怕那个，却讨厌希特勒的行为？”

这是1945年六月，谢尔盖最早注意到他是在法院的茶水间里。这位记者言辞尖刻地评论着苏联女性对战争的贡献，旁若无人，管女兵们叫做“不知什么样的生物”。谢尔盖跟在检察官身边，他是一重安全保障，也是一台协助翻译器，苏联当局希望借助他对德国人的理解，取得辩论优势，在几个案件中获得想要的结果。这个夸夸其谈的英国佬与他的任务毫无关系。因此，他忍受了他一次，就不可能忍受第二次。

谢尔盖走到他面前，说道：“没有人在我们的国家进行种族灭绝。”

记者被这个英文熟练的苏联人吓了一跳：“……您认为在战争前期的大量伤亡，这种人道危机，与您的政府无关吗？甚至女人都上战场去了！她们不该在那儿……你们在一开始没能组织起有效抵抗，您告诉我，有军事才能的将领们去了哪儿？”

别评价，那位检察官常提醒他，别引发外交事件——除了非常必要的时候。

“战争伤亡？”谢尔盖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人道危机？那么您告诉我，战争是哪儿来的呢？是谁入侵了谁的国家？那些您所谓人道危机中死去的人们，是被苏联人打死的还是被德国人打死的？”

“您说得或许有道理。”米勒说，“但您无法否认，贵国军队的素养堪忧。”

“每个国家都有违反军队纪律的行为，我们的军事法庭一直在审理类似的案件，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那么轮到我提问了，米勒先生，您能向我解释贵国轰炸德累斯顿的意图吗？我不反对轰炸，但贵国空军使用的燃烧弹，远远超过了使工业停摆所需要的吧？”

愤怒还在他的脑海燃烧，可他没能看到这场辩论的输赢，回忆又把他拉进了另一个空间。

在一切审判结束后，他乘车回家。在那块冰冷铁皮的覆盖下，他远远望着亲切的、银灰色的山峦，它们在故乡的天边静谧地蛰伏着，快要融入青灰的天空。他感到有一部分灵魂正被天空的磁场吸引，从肋骨正中飞向窗外，像一缕荡在风中的烟，被吹向即将消失的山峦。他的心脏被这一丝棉絮擦着了，闪烁了几下，在烟雾中缓缓燃烧起来。胸膛正中的温暖吸引着他，让他弯下腰，捂住自己的双眼。

想象可以连通任意两个世界。他把手心的黑暗看成柏林的小公寓，好像随时会有灯光点亮它似的。门边挂的相片、棕色的墙纸，再向里是正对梳妆台和书桌的双人床，米色的窗帘轻轻摇动，然后是衣柜——他们在离开时把那里搞得一片狼藉。就这样，他构想着一处废墟的原貌，让眼泪落进那熟悉的、宁静的、温柔的夜中。

“你去给他作证。”他想起某一位法律顾问的话，“我也在场，我旁听了审讯，也看到了那些档案。他当了好几年的秘密警察，他是一个完全该死的人，你明白吗？”

“我明白。”谢尔盖说，“我只是在证明他到底做了一些好事。他有意悔改。”

“我以为你被他迷惑了。可现在看来不对——他看起来不像一个能用美貌、身体、人格魅力迷倒你的那种德国人。他只是，只是很不健康。也许你是同情他……真对不起，我以为……”

那句爱上他了没有出口，被谢尔盖打断了：“我不想再讨论这件事。”

那法律顾问没再问什么，在1946年，许多与外国人有接触的内务部成员都经历过类似的尴尬。他们必须用严厉的口吻保卫自己对祖国的忠诚，行动和事实似乎不再被重视了。谢尔盖没再对任何人提起过在德国的经历。三个月后，有位介绍人和姑娘登门拜访，他才忍不住又想起安德烈亚斯。如果他们还有再见的机会，安德烈亚斯看到这个场景会怎样做想？

这个想法让他难受了整整一周——他只和那姑娘聊了十五分钟，从那以后，便一直如坐针毡。他没法忍受埋藏秘密的折磨，试图对母亲坦白：“妈妈，关于婚姻的问题，其实我……我在德国的时候……”

母亲放下手里的编织活计，拥抱了他：“哦，谢廖沙，我已经猜到了。你心里有一位德国姑娘是不是？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她很聪明，读过很多书。在德国的时候，她非常照顾我，在她身边，有一阵子我感到很开心，我想……”

“谢廖沙，我就知道你会爱上这样的女孩子，你看我说什么，你的爱是小哲学家的爱。你更看重思想而不是别的。那么你现在——”

天呐，他爱一个知书达理的女孩吗，他爱着一个男人、一个德国人，一个罪大恶极的盖世太保！谢尔盖放弃了，母亲的忧愁让他剖白的欲望烟消云散。他开始撒谎，开始戴上面具，而那是他最擅长的。他曾经无法骗过母亲，可现在，他宁可自己未曾掌握这些技艺。他希望这个谎言被揭穿、被追问，怀着巨大的绝望说出了它：“都过去了。是的，我应该让它过去了。我不能总是折磨自己——但是！妈妈，我还不能结婚。”

可是，母亲对他微笑着，宽缓地安慰道：“不急的，谢廖沙，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战争结束了，可人生它多么长啊！”

Chapter 60: 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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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尔盖的婚姻事务并未因此告一段落。因为出色的相貌与和蔼的脾气，来给谢尔盖说媒的公务员们络绎不绝。他的上司——绝不是出版社的那一位，常给他介绍些家境不错、相貌柔美的姑娘。他在卢比扬卡的办公室里，关上门，捏着烟卷，便开始对谢尔盖狂轰滥炸：“关于你的家庭和婚姻——”

那都是些善良坚强的女孩儿，看着她们，谢尔盖就想起塔莉亚。她们就像他的姐妹，但他不可能和她们在朋友以外发展长远的关系。他的心已经有了归属，不再向浪漫爱情的世界敞开了。有个大胆的女孩把他的忠贞理解为了羞怯。她挽着谢尔盖的胳膊散步，和他一道儿去食堂吃饭，聊到大家都走开了，她便乘着他饭后取大衣的机会，躲在门后亲了他一下。谢尔盖吓坏了。他捂住嘴唇，推开她，夺门而走。

我不该对她那么粗鲁。当天夜里，谢尔盖陷入了深深的懊悔。晚饭后，母亲安慰了他，却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的父亲因为他多次离经叛道的决定拒绝同他说话。谢尔盖不知该如何处理家庭问题：他的双亲不太喜欢莫斯科的氛围，几户人家共用卫生间和厨房的公寓让他们觉得拘束——他们宁可住回乡下的棚子里去，同邻居念叨庄稼的长势，养几只猫狗，闲暇时到小溪边透透气。

“莫斯科的街道冷酷无情。”他的母亲评价道。“谢廖沙，只有你能够用知识打动她，这座城市。这是适合你的地方，而我们，我们已经老啦。你一个人住在大城市，不该一直这么孤零零的。”

谢尔盖无言以对。任何一个见识过爱情的人都难以把它和其他的感情混淆：它的真面目好像美杜莎的眼睛，只要同它对视，不幸就降临了——它疯狂而暴烈地一闪而过，发出汹涌的光亮，像闪光弹那样令人眼盲，让人甘愿一生都停在那瞬间做一尊石像。每当母亲同他谈起婚姻大事，提起他的好友，一个声音就在他心里响起，搅得他心神不宁：我能不能像安德烈亚斯对待我那样对待塔莉亚？

在战争结束三年以后，谢尔盖才开始警醒，那个理想主义的玻璃房子坍塌了。他发觉大部分人给出的感情，与他曾得到的、无法回馈的爱相比，只是对陪伴的需求。人们愿意为此付出，有时收获回报，但付出终归不是奉献，它没办法同时盛满两只等待幸福的瓶子。

他感到自己被看作一只宠物，有时连宠物还不如。当他对要求说“不”，便难免迎来冷遇，哪怕只是长久的沉默——在这个国家最消极的抵抗。对方不愿探寻他拒绝的原因，就退缩了、消失了，留给他一堵高墙；有时他又被要求扮演关起门来的沙皇，她们在他身上寻找暴君的特质，管那叫“男子气概”，一旦他开口说话，朝向他的只有敬畏和顺从的眼神。

面对着那些陌生或熟悉的面孔，他常常忍不住想：你不想了解我吗？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笑、为什么落泪吗？让我们说说心里话吧，我不想当一个摆设、角儿、奴隶主。难道没有婚姻，没有爱情，人就没有别的需要？就不能为了别的说说话吗？一旦他摇头，对方便远远走开，不愿再和他相处一秒钟。难道组建家庭就意味着连友谊的机会都要全部失去吗？但回答他的只有沉默。

偶尔，他在梦里絮絮叨叨这些不该说的抱怨，于是安德烈亚斯的形象出现了。他替他说话，无礼又无情地嘲讽：这些人在拿什么廉价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互相交换，这也能叫做爱吗！无聊得像安眠药片！

谢尔盖梦见了他，就记起了有关他的一切。这让他醒来后出了一身冷汗。一个人怎么会以这样鲜活的形象和声音活在他的身体里、脑海中？安德烈亚斯的心是不是分了一块给他？以致于他的身体里居住着两个灵魂。为此他悄悄地喜悦着，悲恸着，忐忑着，迷茫着，有时为此惊恐不安，有时又怅惘不已；但在夜晚以外的时间，大家依旧对他说：“你该找个人照顾你的生活呀。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咱们这儿有的是好姑娘……”

“她们难道就是些安慰人的工具？”终于，他气愤地对介绍人、上司说，“我怎么能把人当作物品，当作摆件？她们有自己的人生，凭什么变成我生活的点缀？这和沙皇的奴隶有什么区别？”

他本以为这会是他最后一次说出这些话。毕竟他的态度太粗暴了，那个吻的事传开后，大概也没有女孩儿再愿意爱上他。可是，当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它便会以不同的面目不断侵扰一个人的生活。

当那些文件第二次被送到他的桌上，谢尔盖已经无比烦躁：“我说了，我根本什么也没做。我就像对待正常朋友一样对待他。如果我能给你一个方程式，不管多复杂，我当然愿意，只要它存在！但我不能写出我没有的答案。再说一次，我不是有意引诱的他……他也没有引诱我，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没什么可说的！”

谢尔盖从不认为那份名单是他“争取”来的情报，更不认为漂亮脸蛋是间谍工具箱里的一把螺丝刀。在一切结束后，他对上级这样报告：那是一个受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感召、弃暗投明的人，德国人在纳粹的压迫下也不好过。至于为什么不好过，谢尔盖不敢如实解释，只好撒谎。可等他从单位的格子间走回家，关上房门，答案就完全变了：也许从没有人好好对待过他，把他的心当作一回事，以至于我对他照顾一些、温柔一些，试着理解他的痛苦，他就那么依恋我，为我深深地着迷，这甚至完全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他一想起安德烈亚斯，就无法在那张表格上写字，更没法把他们的相处当做一份引诱的教案写出来。

另一份有关新计划的表格更让他愤怒：让他教学生出卖身体或感情、换取情报，这绝不可能！他们是国家情报官员，是共产主义的战士，斯拉夫人不像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爱冒险，政治理想才是他们的利剑，而不是可供交换的利益。在他看来，这简直是自掘坟墓。如果能中止这一切，要是这次违命会给他带来一颗子弹，或者二十年、三十年的苦役，他也心甘情愿。

“哪里没有了规则，哪里就会变成罪恶滋生的地方。”他预感到了什么似的，在课堂上对后辈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秘密警察这一回事呢，我想，这种制度是规则的撤销，而非建立。我们不能教任何鼓励犯错、鼓励堕落的方法，这动摇了情报工作的根基……”

为此，他同卢比扬卡的上级大吵了一架。

“我们不应该提倡用这样的手段获取情报，尤其不能依赖这样的手段。”谢尔盖坚持说，“如果我们不把人当作人，不尊重我们的同志，那还怎么进行革命？我们不能堕落到像纳粹德国、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情报机构那样！反正我不做这事！”

他说话的时候情绪激动，等察觉自己发言的不妥之处时，为时已晚。在审判后，有不少人明里暗里地议论，猜测他与安德烈亚斯的关系，以及他与西方情报网的接触——有些是无意的调侃，有些则是政治攻击。在联谊会上，有人问起他在德国的私人生活，谢尔盖总挥挥手让他们走开。他以为这件事不会再有下文。可这一次，他惹上的麻烦比口角大得多。

同上级争吵以后，他被勒令休假，写思想报告。他从没有这样生气过。谢尔盖头一次感觉到背叛，那滋味比法西斯主义更让他愤怒，也更让他担忧：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只要世上还有那么一群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坏的、应当被消灭，它就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无法言说的问题——他对他的同志们显然抱有更高的期待。

谢尔盖感到胸闷、双手发麻，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转过走廊，他躲进卫生间，捂住嘴唇，屏住呼吸，晕眩和胃部的不适逐渐缓解了。几分钟后，他独自一人来到大街上，冷风灌进衬衫领子，他才发觉自己忘了戴围巾和帽子，但他说什么也不愿回去：一想到桌面上的那份检讨，他就想要呕吐。

封锁柏林的消息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这个冬天，柏林的居民依靠英国人和美国人空投的物资过活，一旦政治封锁解除，他们会倒向哪里，人人都心知肚明。他想起那位检察官——他的儿子死在了柏林战役以后，因为营养不良和破伤风的并发症。他本可以不用死的：他的死不是枪炮炸药的后果，也不是为了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带有启示性的灾难，它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来解释——它包含了没有目的和收益的作恶，因此也定义了绝对的正义。为了那个愿景中的定义，一部分苏联人把短缺的物资分发给了柏林居民，宁可自己饿着肚子，还有一些没有受伤的小伙子帮助德国人重建房屋。可美国记者的镜头永远对准那些不守规矩的士兵。

很大一部分苏联年轻人都相信，如果他们那么做了，至少可以把耻辱的钉死在耻辱柱上。只要它永不复活，人类就不会再一次遭此浩劫。他们对于队伍中的叛徒毫不手软，军事法庭主持枪毙了许多抢劫犯、强奸犯，希望让所有人引以为戒。可当纳粹高官的别墅被整栋搬迁，变成某些人的私宅时，那种持续存在的、像雾气一般的担忧搅得正义之士不得安宁。

谢尔盖记得清清楚楚，当代表团的苏联人听说戈林在狱中的待遇，所有人都愤怒了。戈林正处在美国人的看管之下。他被允许携带一位贴身男仆，住在曾贴着墙纸的隔间，一日三餐吃着烧牛肉、麦片、牛奶、豌豆汤和餐酒。他过去的下属，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们，被美国人安排成了他的服务生，料理他的一日三餐。身陷囹圄的戈林仍不忘了羞辱他们：你们端来的这些东西远不及我喂狗的食物。有个愤怒的年轻人回敬道：看来您的狗吃得比在前线服役的我们好得多！在狱中，他随身携带着三枚戒指，上面镶嵌着他的收藏：祖母绿，红宝石和蓝钻。美国人甚至找了一位医生给他戒毒。这是在审判过程中英国人头一次和苏联人同仇敌忾：他们的国土也被德国空军轰炸过，伦敦为戈林的命令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

有人的血白流了！一个声音在他的胸膛里响起，他感到无比气闷。清算还未开始，他们为之流血，为之献上生命的绝对正义，已经被地缘政治的博弈游戏玷污了：英国人在战争结束前就打算和纳粹政府讲和，以抵御苏联西进。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仇恨，不亚于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柏林战役打破了西方人的幻想，于是他们改用了更长远的计划——这还不能让谢尔盖感到担忧。美国人对战犯颇有纵容，包庇了不少纳粹企业家、科学家，这也不能让他担忧。他坚信，那些在柏林分发物资的军官，都是和他一样的人。只要这一群人永远醒着，法西斯主义就没有那么容易回来，他们会构成一道防波堤。

可现在，他对一切都感到不确定了：在自己人身上，他看到了旧时代的影子。

下午四点，天完全黑了。就在他收拾桌面时，塔莉亚冲进了他的办公室：“你不能总不管不顾，把一切都搞砸了。听听你说了什么！你把自己的同志比作谁？你将来会有孩子，难道你要丢了工作，去坐牢、去改造，让他们挨饿吗？”

谢尔盖的脸全白了。她怎么会知道这一切？他站起身，低声说道：“我不会有孩子。”

塔莉亚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最终愤怒地离开了。第二天傍晚，她又出现在了谢尔盖家里。

“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塔莉亚说道，“和我在一起。”

谢尔盖惊呆了。他立刻明白了塔莉亚的深意，她想要保护他。

“塔莉亚，我把你当做家人，我可以为你付出生命，但我......但我并不想跟你恋爱。”

塔莉亚说：“我把你当作哥哥，最好的朋友、战友，我们可以结婚呀。那只是一张纸！谢廖沙，这世上因为真正的爱情而结合的人们太少了。婚姻和爱情本身就没有关系。能够做彼此的家人，相互扶持，相互照顾，这还不够吗？我知道你不想……呃，用那种方式要孩子，我们可以领养战争孤儿，不是吗？”

谢尔盖心中产生了一种流泪的冲动，愧疚和感动同时把他冲垮了。他奋力止住眼泪：“不，不，我不能答应你。你难道不向往爱情吗？你还年轻，有大把的时间，应该找一个深深爱着你、而你也深深爱着他的人，同他在一起生活，无论结婚与否，而不是草率地决定和我在一起。”

“你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和你一起生活已经胜过许多其他人了。这是我仔细考虑之后的结果。谢廖沙，不要把生活想象得像爱情小说那样，我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追求，我俩在一起再合适不过了。”

“对不起，但是，但是战争过去了，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都应当再考虑考虑......你看，我们总想着彼此之间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像工头打量工厂机床上磨出来的两个零件，看着合适，就非要把它们拼到一起不可；我们拿尺子在自己身上量来量去，把优点和缺点堆在天平两头，像小贩一样称量、讲价，讨论交易是否公平。也许，我想，塔莉亚，爱情不是这样的，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需要陪伴罢了。人都很孤独，需要在一间房子里彼此等待，仅此而已。爱情？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就算有，也不是人人都幸运。你把一切想得太好了。”

“不。”谢尔盖激动地反驳。他离开座椅，父母的目光望向他，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只好尴尬地坐下了，努力控制颤抖的声音，“不，不该是这样。你不能只是某个人的陪伴，我也不能。你不能……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也不能这样对待你自己。这不对，不公平，在道德上也不正确，甚至连基本的尊重都缺乏了。现在，让我们各自后退一步，别再考虑这件事了。”

他越说越激动，口吻生硬。塔利亚皱起眉头：“你竟然这样认为。好吧，那么你就去寻找你的爱情吧。但我不得不给你忠告，谢廖沙，你认为爱情不讲道理，只要凭心里的感受一股脑向前冲就行，这非常不理智！”

她没有留下来吃晚餐，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因为这场朋友间的争吵，谢尔盖的父母提早离开了莫斯科。他们不愿再指责儿子，尽管两人心里都觉得谢尔盖这次做错了，太偏执了，但他看起来那样痛苦，双眼通红，仿佛一个词儿都能把他的精神彻底压垮。于是他们选择了回避——战争之后，人们总以这种方式珍惜彼此的关系。没过多久，塔莉亚也离开了她那间合住公寓。谢尔盖不再能常与她见面。因为她在战争中的贡献，她住进了德国战俘修建的大楼。那是莫斯科未来二十年中最豪华的建筑。

Chapter 61: 有待完成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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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2年末尾，谢尔盖收到了一封信。他拆开信封，在学校的走廊里沉默地阅读着——这些从东德来的信件、包裹都会被人拆开检查，因此不会有什么他期待的内容。但这天，一切都不同了。他把信折了两折，塞进口袋，若无其事地继续工作，在夜里才迎来一阵颤栗。

这不是我要待的地方，这张床，这间公寓，吵吵嚷嚷的办公室。他感到一阵出走的悸动，就像他离家去往德国时一样。只是这次的战争是他一个人的。

这些年有人保护着他，从又高又远的位置，仿佛总有一道余光落在他的身上。谢尔盖心里清楚，也怀着感激，否则他早该在某一个山区或者矿场劳改了——尤其在他打出那样的比方之后。“燕妮”是个代号，谢尔盖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是出于战友情谊，还是心怀愧疚？又或者，她也察觉了异常的苗头，想为未来保留一些希望？这些问题都只能永远停留在猜测当中了。战争结束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可敬的女侦查员。有人说她去了美国，有人说她无处不在，观察着卢比扬卡广场，总之没有定论。新招募的年轻人们有些畏惧她，把她当做传奇人物，谢尔盖是少数几个见过她面容的人之一。他在回忆她的时候微笑着，招来不少探寻地目光。战争结束七年以后，他忘了自己也已成为传奇故事的一部分。

在德国即将被铁幕彻底隔开的前夕，谢尔盖再一次收到了命令。在这之前，他已经在名不见经传的中学教了三年书。

“如果他乐意回父亲的企业掌权，一切都会变得很好办。我们有个经济代表团在德国，负责收购这些冶炼、机械、电子设备的企业。我们知道你和他的私人关系，你能说动他……”

“我会想办法的。”谢尔盖说。“见机行事，我也不敢保证。”

“一旦他出狱，东德的安全部门会给你来信。”

“我明白了。”

收到信后，谢尔盖按照规则打了一份报告，申请“因病疗养”，很快被批准了。“我要出门透透气。”他对所有人这么说。“我是个老兵，差点瞎了。我都三年没休过假了。”

只有塔莉亚隐约感觉到了什么。在临别前，谢尔盖把所有的积蓄交给了她，请她照料自己的双亲。塔莉亚没有多问什么，她为他欣喜不已。在谢尔盖辞职后的三年中，她无数次幻想他回心转意：再一次踏上某一段旅途，而不是在学校教书。那简直埋没了他的才华。更重要的是，她的朋友在莫斯科并不快乐，如果离开能让他找到幸福，她打心眼里支持这一趟旅程，哪怕他永不回来。

“我希望有人爱你，我想你幸福。”谢尔盖在分别时同她拥抱了很久，低声说道，“如果你——如果你哪天又想草率地决定自己的未来，用你的人生去填补别人的窟窿，你要想起我！这就是拯救我了。此外，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任何牺牲。”

谢尔盖的德国之行很顺利。穿过国境线之后，他依照要求，又给东德的安全部门寄了一封信。在回信上，他得到了一个除了印章之外的署名：“克劳迪娅。”他激动不已，几乎要流下眼泪。忽然间，一阵闪电穿过身体似的，他早已枯死的部分被点燃了，那些被删去的、掩盖的战火中的振奋一下回到了他的身上。那时候，他满身伤痕，头晕目眩，但到底是年轻的——他只可能在生理上感到无穷的疲惫，那颗灵魂的火焰却熊熊燃烧着、大放光彩；而现在，他都不敢和镜子中的自己相认。

他同克劳迪娅见了一面，委托她代为查找“冯·里特贝格”家所有人的消息。对方爽快的答应了。

克劳迪娅在德国过得很好，因为她出色的间谍技术和战争期间的贡献，她成为了史塔西的技术骨干。在她身上，谢尔盖看到了一片影子，那是人在年轻时代就掌握权力带来的阴影。这一代年轻人，他们过于相信自己、或自己所属的那群人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又对自己的能力过分自负，他们不想让后人对自己的时代失望，可往往因为这种欲望而事与愿违。

克劳迪娅给出的方案和苏联不同，对于一些可能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摇摆的企业家，东德安全部更希望打入内部，在西面敲进几颗钉子，而不是直接要求其资产转移，甚至交给苏联经济部门操纵：德国人不该完全听俄国人的话，在共同的意识形态之上，他们似乎更愿意保持民族独立。面对正在进行的欧洲煤钢共同体谈判，东德人感到了巨大的危机，并把这种焦虑一路向东传递。如果西欧结成一个联盟，德国国家统一的梦想就似乎更加渺茫了。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计划组建自己的军队。偶尔的，克劳迪娅会想起和船主保罗的对话，如果他在战争中活了下来，看到这个世界，他会感到惋惜吗？他是不是也会想起她那些学生气的梦话？这个历经风霜的工人，他会对这一切再次失望吗？

尽管血债累累，老里特贝格的家族企业在战后摇身一变，成为了西德的制造业大亨。作为德高望重的掌门人，老里特贝格被盟军短暂调查，花了些小钱就解决了问题。现在，他依旧过着顺心如意的生活——唯一让他很不满意的是，他的继承人被判了刑，关押在东边。这个蠢货，居然想着投靠苏联人！他对儿子的不识时务非常恼火。眼看权力即将旁落，不幸中的万幸，他不受宠爱的长子很快就要出狱了。

谢尔盖在东德安顿了一阵子，时不时拜访档案室。非常巧合地，他甚至见了卢卡斯一面：那个英俊的公子哥也苍老了。战争让他们脸颊凹陷，眼眶干瘪。现在，他来往于东部和西部的世界之间，他的真实身份变成了一重伪装。谢尔盖在他身上感到了相似的疲惫：他是所有人当中最想与政治疏远的人，可这就是世界运转机制的奇特之处，政治对追求她的人不屑一顾，却对鄙弃她的人青眼有加——以残酷的操纵唤起他们对自己的尊敬。

两周之内，无论档案室的员工如何查找，都没能在查到任何一个“安德烈亚斯·冯·里特贝格”的住所。出狱后，他就像人间蒸发了。好消息是，西面的情报网早已锁定，他的妹妹和继母就在波恩。克劳迪娅为谢尔盖打通关系，让他越过哨卡，连夜坐上了火车。在登门造访前，谢尔盖试图让自己礼貌一些，为此买了一束花。出乎他的意料，偌大的房子里，只有一位保姆和一个早熟的小学生。雷奥妮不知去向。

格雷塔，她在战后使用了哥哥给她的普通名字，而不是那个装腔作势的玛格丽特。

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坐得直直的，像个小淑女似的，把手并拢在大腿上。她的举止让谢尔盖难过。孤独的孩子才会和陌生人长篇大论地讲述自己的生活，表演出一种异常诚恳的、讨好的热情。

“哥哥是个很聪明、很有礼貌的人。”格雷塔绷着脸说，“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我们差了快三十岁。他坐过牢，所以……我有点儿怕他。但他对我倒不凶。他在家里住了一阵子，然后搬走了。”

谢尔盖胸口发闷：“那是什么时候？”

格雷塔想了想：“几个月前。”

“他为什么走的？”

“……我不知道。”格雷塔的胸口起伏了一下，又重复了一遍，“我不知道！”

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谎言的特征。谢尔盖暗想，她知道，但是她不愿意告诉我。

“我是他的好朋友。我想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格雷塔松了口气，又开始扮演那种不合时宜的端庄：“我以为你是警察，之前就有警察到家里来……唉，真难想象他和人很要好的样子。哦无意冒犯，他一直都独来独往的。”

谢尔盖说：“啊，那真不好。孤独会让人不健康。”

格雷塔点点头：“你们认识了很久吗？”

谢尔盖心想，我甚至见过你小的时候呢姑娘，在襁褓里，像一只刚出生的小猫。他低头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德国小女孩，安德烈亚斯正用一片手绢逗她。毕竟是他的妹妹，谢尔盖当时想，他也不是个完全冷酷无情的人。安德烈亚斯放下手绢，转过脸，谢尔盖第一次见他脸上混合着羞赧、高兴以及一点点难堪。安德烈亚斯踢了一脚他的小腿，他对自己温柔的态度十分愠怒，却把气撒在谢尔盖头上。

“你有没有他的地址？”谢尔盖问，“请你……”

早熟的小姑娘格雷塔看着他：“哦，稍等，我可以给您他的地址。您——他的脾气不算好，您要是跟他有话说不开……”

谢尔盖微笑了一下：“我会跟他好好说的。”

“哦，这可不是好好说话能解决的。他刚出狱没两个礼拜，就在酒馆揍人，被关了三天禁闭。您要小心。”

“揍人？为什么？”

“他说那些人是不知悔改的法西斯分子。因为这件蠢事，他一个把五个人送进了医院，其中有两个是他的老同事。我的天哪，我根本看不出他会动手——这太暴力了！”

谢尔盖忍不住大笑起来。

“喂，喂！”格雷塔说，“这不好笑，不可以随便打人。打人犯法。”

“你说得对，小姑娘。”谢尔盖点点头。“凡事不能诉诸暴力……”但也有例外，他心想。可他没有说出口：他还等着那宝贵的地址呢。

格雷塔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她的保姆像一位书记官似的替她抄写了一份。谢尔盖又一次感到难过——这个小女孩完全就是家庭忽视的产物。那位保姆受她父母的委托，正把她培养成一个十九世纪的淑女，如果她继续这样生活，谢尔盖几乎可以预见她的命运。

他本打算下午就出发，但他的行程改变了。就在他准备起身告辞的时候，格雷塔忽然激动起来，坐在那张让她双脚够不到地面的椅子上嚎啕大哭。她太孤单了，谢尔盖不得不留下来吃了午饭。小姑娘欲言又止，最终把她的“惊天秘密”告诉了谢尔盖。

“我想，”她万分羞愧地说，“哥哥离开都是我的错。我是个坏孩子。”

“为什么？你还不到十周岁，不到十周岁的小姑娘能犯什么错？”

“嗯，我觉得他对我生气了。当时，他想带着我一起走，想让我和他一样，把姓名里的冯字拿掉，和家里断绝关系。但是，但是我妈妈说这样我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会挨饿，会没有好看的衣服穿，还要住在发霉的公寓里。于是我第二天和哥哥说，我得考虑考虑，我又不想和他走了。他没说什么——但他的脸色可怕极了！那天下午他就提着箱子离开了，这都是我不好……他现在不回来看我了。”

“这不是你不好。他大概是在和你爸爸生气，和你没有关系。”谢尔盖轻声说道，“我会叫他多回来看看你的，好吗？”

谢尔盖又一次启程了。莫名其妙地，他又承担了不必要的责任。对此他反倒更习惯一些，独自一人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把日子过得糟糕透顶，因为他只需要为自己的幸福负责，而他连那是什么都不知道。在过夜列车上，他排演了很久，瞪着桌上的水壶，试图想象他们相见的情形。对面的旅客坐下了，他只好转头盯着着窗外——紧接着，他又在潮湿的旅馆房间胡思乱想。

我来了。他对另一个枕头无声地说。我，我爱你。我应该先说好久不见吗？我一直在等你？你为什么不给我寄信？还是只说我爱你？我，我该说什么呢？

他脸颊发热，想象着那张脸庞，连同某种讥讽又无奈的表情。他感到无比眷恋，又因为尴尬和近乡情怯的激动快要昏死过去了。现在，我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白了，他会是什么样子？他已经出狱半年了，为什么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又想起了那几个药瓶，那是快八年前的记忆了，他依然感到毛骨悚然。

谢尔盖又买了一束花。他没什么别的好办法，一切的赠礼在他们之间都显得太轻慢了。可他又不愿意空手上门，这会让他回到战争中充满创伤的记忆中去。

安德烈亚斯隐居在一个小村庄里——没错，隐居，如果他没有选一栋偏僻得吓人的房子就更好了。谢尔盖在他门前徘徊了几天，甚至看见了潜望镜的反光，在铁门上方。或许那扇门前至少有五六种防止熟人到访的陷阱。谢尔盖可不想掉到活板门底下去，或者被一根绳子吊起来。他选择了房子背面的窗户，观察了三天。安德烈亚斯规律地工作，每天八点会在院子里浇花，之后拎着公文包去上班——哦那些植物长得可真不敢恭维。谢尔盖怀疑那也是掩人耳目的一部分。他不敢再继续观察，凭他和世界的恶劣关系，谁知道他是不是在花园地下藏着一颗导弹？

安德烈亚斯在周末休息。谢尔盖决定在这段时间进到屋子里，从背面的窗户。他把花和卡片搁在窗台上，用钳子无声地剪断了防盗条，破窗而入。

迎接他的是一声尖叫、一把上膛的手枪，紧接着是一阵沉默。安德烈亚斯把枪扔到沙发后面，大骂起来：“你这个疯子！疯子！我差点开枪——”

“你才是疯子。”谢尔盖苦涩地说，“你答应我的，你说要给我写信！你为什么……你不讲信用！”

“你把窗户打碎了！”

“你还想着该死的窗户——”

“这是租来的房子，我得赔钱！”

安德烈亚斯看起来气疯了，没等他解释就扑过来。谢尔盖被他放倒了，就在沙发上。安德烈亚斯扯过羊毛毯，罩住他的脑袋，给了他两拳。他们都喘着粗气，扭打在一起，脸颊之间隔着一张毯子，谢尔盖掀开它，在下面把安德烈亚斯拉向自己。

他们的脸颊因为剧烈的情绪而涨红了。谢尔盖握住他的肩膀，把他抱在怀里。安德烈亚斯的大脑一片空白，他痛恨自己开着灯，又痛恨自己没在后面的窗台上种两盆厉害的植物，譬如蔷薇花或者仙人掌之类的。谢尔盖在他紧绷的下颌亲吻了一下，安德烈亚斯颤抖着推开了他：“我，我们不可以这样。”

谢尔盖坐直身体，他放开了手，把毯子丢到一边。安德烈亚斯也望着他。

“为什么？安德烈亚斯，你——难道你厌倦我了吗？”

“不。”安德烈亚斯粗暴地说。他还在喘气，肩膀颤抖，似乎没有想好怎么表达自己，“我觉得不对……这一切让我觉得很奇怪。”

他站起身，焦躁地走进了厨房。等他倒了两杯啤酒、再出来的时候，却看到谢尔盖在沙发上无声地流泪。他惊诧地发现，谢尔盖瘦了一大圈，颧骨突出，那美丽、柔软的金色头发已经花白了——可是他才四十岁出头呀。安德烈亚斯心头一痛，后悔不已。他放下盘子，捧住谢尔盖的脸颊：“谢廖沙，你怎么了？都是我不好……对不起，对不起……”

谢尔盖对他悲哀地笑了：“不，不，是我不好。我该早点来的，或者，至少，至少问一问你的意思。我，我这就离开。我该提前问问你的，战争结束了，大家都过上新生活了……”

“我……”安德烈亚斯明白了，他为他的猜测感到痛心。他呆呆地望着他，嘴唇动了动：“别生我的气，谢廖沙。只是，只是发生的事太多了。”

谢尔盖握住他的手：“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我——”安德烈亚斯张张嘴。他努力为自己开脱：如果我被你的同志们发现，牵连了你，你该怎么办；如果你已经有了别人，娶了一位姑娘，我又怎么办呢。可他最害怕的不是这些，打心眼里，他从不认为谢尔盖会背叛他。他有无数的借口，可他放弃了辩解，他的眼里只有谢尔盖花白的头发，眼角的细纹。他心爱的、英俊而敏捷的年轻人，被该死的世界糟蹋成了什么样？

“我怎么会不要你？谢廖沙，不论在哪里，只要你说一句话，我无论如何也要赶到你身边。”

“可是——你没有写信给我！”

“我不敢……你这个傻子！我怕你为了什么事冲出去，说些不该说的蠢话，然后——像你这样的傻子会过得很辛苦，不是吗？”他嘴唇颤抖着，手指轻轻摩挲着他的耳廓，“谢廖沙，你耳边的头发都白了。”

“那你该给我来些消息……”谢尔盖说，他把眼睛埋进双手、膝盖中间，“我，我太想念你了。”

安德烈亚斯抚摸着他的肩膀，轻轻靠着他，终于说，“对不起。我想来找你，可是，可是我心里有一些过不去的事。”

那些预感再一次涌上心头，谢尔盖紧张起来：“是因为你——你又想丢下我，一个人死去吗？”

“不。我以为我出狱之后，将面对一个新世界。到那时候，我们当然可以在一起。我会不计一切代价地来找你，因为我、我的国家的罪行被清算了。可是……”

“你已经坐牢了，这是法院的判决。”

“谢廖沙……这不是我一个人事。我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你明白吗，我们这些人，纳粹，希特勒的鹰犬，所有人会被好好清算、认错、以儆效尤。那段历史才真的结束了，除了在教科书上，现实当中这一页就可以翻过去了，我们就可以在一起。可是，可是——你明白我吗？我的老同事还在政府里工作，他们说，过不了几年，他们又可以戴着勋章上街了。”

谢尔盖震惊地望着他，然后把他紧紧抱住：“不，不。我不允许你这样给自己判决……这太蠢了！这，这是别人的错，是官僚的错，是国家机器有毛病。在这个世纪，我做的那些美梦，它们完蛋了！它们没有胜过操纵和阴谋，变成了一块可笑的遮羞布。这不是你的错！”

安德烈亚斯把他推远了一些，难以置信地吸了一口气：“谢廖沙。我没想过你会说这些。你——”

“给你作证的时候我就想明白了。就算……如果你要做些什么，要报复，或者远远地离开，我都跟你一起——可是，安德烈亚斯，你不能只决定自己的人生。你我之间有过诺言，你的命运就是我的，你该——你至少要把你的想法告诉我，给我一个机会。我请求你不要丢下我！无论如何！”

“我当然愿意和你在一起。对不起，谢廖沙。我太固执了。可是你……你的工作……”

“我不干了，四年前我就辞职了。对，他们还想让我再做一些事，发挥余热。通过你。可是我不想了！”谢尔盖低声说，“我要和你一起离开。”

安德烈亚斯彻底沉默了。他瞪着眼睛，谢尔盖第一次在那张聪明的脸上看到大惑不解的表情。他忽然有些不好意思，抿了抿嘴唇：“就是这样。”

“那么，你想去哪里？”安德烈亚斯说，“很远吗？”

谢尔盖几乎要落泪了，他感到身上的枷锁在一瞬间被打破了。他又年轻了十岁，回到那段充满激情的时光中去了。

“在欧洲之外，你想去吗？我总觉得，有一些事情还没有做完。你也有一样的感觉是不是？嗯，也不是永远都离开——我答应过格雷塔，时不时回来看看她。”

“哦，你又开始多管闲事。”安德烈亚斯笑了，“不如让我猜猜。我猜目的地是南美洲，那儿有几位我们的老朋友。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怎么会生他的气呢，又怎么能怀疑他呢。谢尔盖心里一痛。他挪动了一下身体，整理好安德烈亚斯被他扯歪的衣襟。那双灰眼睛又疑惑又柔情地看着他。他的心像被铅坠着。他握住安德烈亚斯瘦削的肩膀，缓缓靠近。他们没有亲吻，没有做爱，只是闭上双眼，让额头紧紧相贴。

最终，安德烈亚斯碰了碰他发丝柔软的后脑勺，把他揽进自己的怀抱，让谢尔盖靠在他的颈胸之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摸了摸爱人的耳鬓和脸颊，谢尔盖用手指上的吻回答他。他们一言不发，但全明白了。谢尔盖嗅到了熟悉的味道，还是那些工业香水，刹那间，他感到世界凝缩成一颗露珠，在早晨消散得无影无踪。一切都不重要了。他只想在这里久久地停留。

过了一会儿，谢尔盖想起了来意：“安德烈亚斯，我给你带来一束花。在后面的窗台上……真糟糕，上面现在可能有点儿玻璃屑……”

Chapter 62: 尾声

Chapter Text

安德烈亚斯对于谢尔盖挑选的房子很满意。那儿有一个巨大的露台，可以满足他“培养植物”的新兴趣。但最后，浇水施肥的任务都落在了另一个人头上。谢尔盖打算嘲笑他，他的农民父母花了一辈子研究种植，可他似乎也没有天分。起初，他们的花园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因为那些植物从不乐意开花，在几次暴力施肥之后，它们又变得奄奄一息。

两人最终放弃了阳台花园的想法，在密密匝匝的植物中间开辟了一片空地——安德烈亚斯屡次“不慎”把咖啡渣到进花盆的后果。谢尔盖认为他在泄愤。他们关紧阳光房的门窗，借着幸存的盆栽吸收声音的效果，把那儿当成会议室。

就像在地球的任意一个角落，除了与会成员间的彼此拆台，会议的内容大多时候没什么营养。他们商量完下一步的计划，回到客厅里，扮演两个在出版社上班的职员。在周末，他们会偶尔失踪，对邻居声称要去海边度假。

应付完必要的社交，两人回到车上，长出一口气。安德烈亚斯发动汽车，在引擎的轰鸣声中，他听到谢尔盖说：“你不能暴躁易怒。”

“我没有暴躁易怒。”

“你在我面前从不，但把脾气都留到别处去了。”

“我没有！我为了早点出来，在监狱里，我从来没和人起过一次冲突。有一次，一个匈牙利的蠢货打翻了我的早饭，我记得很清楚，早上七点三十五分……”

谢尔盖笑了：“但你在莱比锡打人，打伤了五个。”

“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受害者。”

“这位受害者先用刻薄的言辞激怒了对方，被推搡了一把才奋起反击，是不是？这样警察就拿你没办法……”

“该死，谁让你去看的卷宗？你真是闲得要命。”

“你不想格雷塔把你当做一个坏人，对不对？我把一切告诉她了，让她自己想一想。要不然，半年后她还是躲着你，那样也不好。在家里，只有你一个人关心她，她也只关心你一个。”谢尔盖拍拍他的胳膊，“总之，这次你一定要忍到十五分钟以上，我们多问几个问题。就算周围没人，也别那么早就把枪掏出来，好吗？”

安德烈亚斯撇撇嘴。他总是紧闭窗户，让冷气机轰轰作响。这项发明也使谢尔盖难得地对美国人产生了好感。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他俩来说太热了。

全文完。

Chapter 63: 后记

Summary:

放在文章最后的一些话。

Chapter Text

写作这个故事花费了我将近两年时间，历经波折，终于呈现给了大家，我非常高兴。在这两年中，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很多事，它们在催促着我思考。因为我的笔力有限，心中有千言万语，能传达一二就已经让我非常满足了。说实话，这是一次非常振奋人心的创作经历，我要再次感谢我的读者，感谢你们阅读这个故事，这部作品就是为你们而生的，包括结尾——我可以明确地承认，本来这是一个自娱自乐的篇章，但我最终选择让它成为一个礼物，这也是我屡次修改大纲的原因。之前，我像写论文那样写了几千字的后记，以及我在创作过程中的思考，这些最后都被我删除了。我希望把对作品理解、分享、再创造的权利全部留给读者。于是我想要对读者朋友们说的，只剩下了短短的几段话：

德国的一堵墙上有这样一片涂鸦。

“爱没有用，还是读书好。”

有人在下面写：“爱能拯救世界！”

第三个人写道：“不，共产主义才能拯救世界！”

第四个人用红色的涂鸦喷雾，在他们的对话下面拼写了一个大大的“安那其”。

我不在此解释这些名词的意义，因为它们在民间常作为某种理念的代表出现，而非其真正的政治主张。真理、爱、理想、自由，它们之所以被写在一堵墙上，恰是因为它们未完成——也许永不能完成，好像永远在靠近坐标轴的曲线。这也让我们不要追问21世纪为什么如此这般：时代有时轻视它们、鄙薄它们、把它们当作工具轻蔑地玩弄，甚至严厉一点说，总是如此。但我们永远不能丢掉心中的愿望。它们是人类踽踽前进、迈向光明的阶梯，它们是幸福的来由。故事中的两位主角，与那些手握权杖、头戴皇冠的大人物相比，他们是籍籍无名的小角色。他们逃进宽广的世界，冲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像森林里落下两片叶子。谁也不能要求每一片树叶都乖乖待在树上，遵照夏天的指令，为它翠绿的荣耀增添光彩。那些阻隔，把人划分的、看似坚不可摧的屏障，民族性别国境线等等一切的分别，在这种自由面前多么可笑啊。

也许现实总是令人疲惫而绝望。人们在做梦之外的时间受尽折磨，勉强维持着自我与世界的关联；但创伤可以修复——或者依靠天生坚韧、永不放弃的精神，或者抓紧一切向上的、脱离泥潭的绳索；而旧日的伤痕，我们可以毫不羞耻地佩戴它，自我重建，然后奋力地投入生活。许多人认为自己卑微渺小，不可言说，可人的尊严是无法被历史褫夺的。谁也不会是历史车轮下的一粒尘埃。那些试图碾过我们的，最终都将在时间里灰飞烟灭，只有幸福的愿望是永恒的。人要热切而坚忍地去生活、去受苦，勇敢地面对真实，藐视那些试图规范我们、压迫我们、让我们发不出声音的一切，在这个时代。

反法西斯的斗争还远未结束，但从另一个角度想，如果它已经结束，我们这代迷茫的人该做什么呢？现在，我们至少有了目标，有幸参与到它的过程中，同过去那些伟大的灵魂一起，献身于光荣的事业，这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幸福？

朋友们，永远前进。

Chapter 64: 番外1：探险家手记

Summary:

谢尔盖没用上的plan B，关于爱的冒险故事……

Chapter Text

夏天伊始，谢尔盖决定去塔林疗养。所有人都说他是个傻瓜——他已经去了那儿三次，对那城市太熟悉了。你蒙着眼睛都能从维鲁门走到塔林市政厅了，度假原应该去些新鲜的地方才对呀，同事们都这样说。谢尔盖耐心解释，说自己收到了两本有关波罗的海民俗的图书，内容翔实生动，但其中有一些方言的用法实在让人不解。出版社没有波罗的海国家的移民，也没有在列宁格勒附近出生的编辑，没人知道如何校对，他借着疗养的机会，好亲自去查访一番。

来到塔林以后，谢尔盖整天沿着海岸线游荡。此时正是夏季，白昼很长，气候温和，潮汐平稳，他不用担心突如其来的风雪和大浪。前五天，他在塔林近郊的小渔村走访，为那几本民俗地理志做了校对，还买了一束郁金香插在窗前的玻璃杯里——那是爱沙尼亚标志性的花卉之一，象征深沉而不求回报的爱。他的同行者以为那是赠予别人的礼物，对他报以揶揄的笑容。第六天，他沿着海滩散步，结识了几位爱沙尼亚的海钓能手，同他们探讨夏天的水文。第七天，他走得更远了，向东穿越了三十公里的森林。下午五点，他到达了老地图上标记的、废弃的小渔村。在那儿，他找到了一间空屋，那屋子在丛林边缘，靠近海岸，一道沙路连接着它和旧日的码头。

谢尔盖用脚步丈量了室内的空间。门足够宽，可以让船体通过；窗台下可以藏匿一艘装舷发动机的快艇，也可以存放汽油和照明设备，但那儿太潮湿，不能存放食物。他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叉，在那个叉的右边，又画了条弧线和一个圆柱体。收起笔记本，他走出门去，拔掉了沙路上的几棵杂草，把尖锐的石块踢到路边。码头已经朽坏，难以承受一个成年人的体重，谢尔盖踩上去时，那些木板和螺母吱吱作响、摇摇欲坠，但谢尔盖依旧相当高兴——曾有人由此出海，捕鱼为生，意味着水底不会有难以预料的暗礁，而荒凉的景象意味着某种安全。

做完这些，谢尔盖在海边的岩石上坐下了。塔林的海岸线怪石嶙峋，在森林尽头，常能看见浅海处龟背般隆起的礁石，上面匍匐着棕色的、圆滚滚的海鸟。如他眼前一般平整的海滩十分少见。谢尔盖解开鞋带，揉了揉酸胀的脚踝，深深地呼吸着大海的气息。这些年，他感到青春正飞速地离他远去，不论在桃木桌前还是荒野中。世界正在逐渐收回对青年人的眷顾。

大海不总是平静的。谢尔盖深知这一点，他需要更多的询问、观察和实践。一年前，他曾考虑过从里加出发，沿海岸一路向西，但那意味着数天的海上生活。每当他起了不切实际或挑战自己的念头，他心里的另一个灵魂就开始指责他：他不能冒那种风险。在仔细计算后，谢尔盖在地图上圈定了新的目的地，赫尔辛基。

芬兰湾洋流复杂、常有海雾，得避开沿岸的哨卡和灯塔，否则他会被边防军打死，或者在牢狱中度过后半生。因此，他必须远离陆地，在黑暗的海面上航行八十公里。加上指南针导航的局限，他必须准备可以航行两倍距离的燃油、淡水和食物。作为掩饰，两三根海钓鱼竿和鱼饵也不可或缺，如果不幸被困海上，他不至于立刻饿死；如果被捕，他也能够解释自己的行为。

想到这里，他拿出笔记本，在“海钓准备”下面补充标注了三根鱼竿。

刚好六点，他收起笔记，伸开双腿，长出一口气。宁静而阔大的夏日瞬间迷住了他。在他的靴子前，波罗的海深蓝的波涛像一面宝石，嵌入凹凸不平的海湾，一大群红嘴鸥在上空啁啾盘旋。芦苇丛的怀抱之中，银白的泡沫被推上码头的遗骸，对他柔软地低语。阳光倾泻而下，夏季不知名的小花盛开着，蓝紫交替，点缀着绿烟雾似的灌木丛，沿着海岸向芬兰湾的方向伸展。丛草中隐藏着鸥类和野兔的巢穴，这里人迹罕至，它们不常受到打扰。

谢尔盖的头顶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在他眼前，自然的景象也融化开了，像一面绒布包裹着他。他的心中泛起一股隐秘的柔情。一道浪花在他脚下破碎。刹那间，他忘记了莫斯科的一切，那些办公室、书籍、辞典；那些嘈杂的聚会、表彰、未经允许的示爱……他疲惫的灵魂被海风轻轻托举着，送入海上的高空，就像海鸟滑翔的双翼。

他在海边坐了一会儿，天空逐渐暗淡。距离日落还有两个小时。等他绑好鞋带，披上油布的时候，那片遮蔽了阳光的雨云飘到了他的头顶。鸟鸣声、波涛声、树叶的沙沙声，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收编，世界中回荡着空茫而寂静的音乐。海水是灰蓝色的，天空是淡青色的，在它们之间，横亘着钴蓝色的、毛领似的地平线，它被雨水的针脚缝在海天之间。

谢尔盖踩着沙土路回到他的“储物间”。他看了看表，把尼龙布铺平在地面上，垒起木板和枯枝败叶，打算生火过夜。在热罐头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些往事，这让他微笑起来。那些记忆像母亲随身携带的草药包，他不用打开，就能闻到穿过时间、叫人安定的芬芳。

也许明天，我能够把那艘船开过来，在海湾里试一试……他琢磨着。是时候把那些马达、抽水泵组装起来，上一层油，看看它们的本领了。

他就着硬面包吃了一个汤罐头，在小火堆边躺下了。激荡的心情让他难以入睡。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码头，就在塔林附近，那是他计划中的最后一步。明年，他想去芬兰考察，也许出版业会有类似的机会，又或者，最好来自他真正的上级们——如果他足够幸运的话。即使没有机会，他也自信能够在登陆以后找到安身之所。谢尔盖偷偷学了一年芬兰语，在所有他午夜梦回、无法入睡的时刻。他把词典和书籍藏在床板底下，在深夜里无声地练习。那些无眠的时刻加起来，足够他掌握如何用一门语言进行日常交流。到了赫尔辛基，西方世界门户大开，德国便近在咫尺：没有谁比他更懂得如何作为一个不被允许的访客进入那个国家。

他对自己颇具信心。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个野外探险专家，不论在家乡还是在卢比扬卡，没人敢质疑这一点。少年时，村里的地质学家德米特里是他亦师亦友的玩伴，他们常在夏至前后出发，去荒郊找各种草药。在他十五岁的秋季末尾，母亲又开始郁郁不乐，日渐消瘦。从当地传说中，谢尔盖得知了“圣约翰草”的功效，缠着德米特里带他去寻找。

他的母亲总会在冬天陷入忧郁，仿佛她的身体里有一棵阔叶树，随着季节兴衰更替。那要从谢尔盖四岁时的意外说起。怀孕四个月的索菲亚，在推犁的时候跌倒了，等邻居发现，她已经昏倒在了田垄上。女邻居把她抱上运柴火的板车，送到了家中。乡村医生和助产士赶到的时候，索菲亚奄奄一息，因为失血，她的嘴唇和指甲盖都惨白了。

她需要输血，医生说，谁知道她的血型？还有，这个孩子……

没有人知道索菲亚的血型，在场大部分人连“血型”这个词儿都没有听说过。医生不得不在狭窄的床边动了手术，挽救了她的生命，却让她失去了生育能力。谢尔盖对这一切记忆模糊，所有的情景都来自于长大后父亲的描述和他自己的想象。为此他感到罪孽深重——当他最爱的人深陷痛苦的时候，他竟茫然不知、无能为力，尽管那完全不是他的过错。

我想有个弟弟或者妹妹，妈妈，真的很想。同学们都有兄弟姐妹，我一个人太孤单了，求求你……他在九岁的时候祈求母亲。为此，父亲给了他一耳光，把这些残酷的事告诉了他。

这都是我的错。他含着眼泪想。尽管母亲为此把父亲教训了一顿，这个念头却在他心里深深地扎了根。每到冬天，他就惶恐不已，尽量在母亲身边陪伴她，就算母亲没有表现出忧愁，谢尔盖也试着逗她发笑。有些时候，他的举止过度固执、甚至显得烦人。

做你自己的事儿去，谢廖沙。索菲亚驱赶他。我可没你想象的那样脆弱。我是忧郁过一阵子，现在我可好多了。

谢尔盖坚持不懈。在翻看植物学图鉴的时候，他再一次看到了传说里的“圣约翰草”——一种能够缓解忧虑的草药。他心里有了主意，便敲响了德米特里的家门。

“秋冬季很危险，我不能在这时候带你出门。”冒险家德米特里告诫他。“你年纪这么小，胳膊瘦得像条柴。不用下雪和低温，光空地上的风就能要了你的命。”

“我长高了！我十六岁了。”

“十五岁整——看看你，肩膀这么窄，个子也没长高多少，完全的营养不良。你该多吃点东西！你还记得不？‘如果气温降到十度以下，就千万不能在野外把衣服弄湿’，但我们要去的地方得蹚过一条河。”

谢尔盖说道：“我们可以等到下了礼拜，到那个时候，河水就结冰了。”

“那更危险，这个季节冰冻不牢的。如果掉进冰窟窿里，不出十分钟，你就冻死了。而且我们住在北方，圣约翰草不在这儿长，就算有，也只会在森林的边缘，稀稀拉拉的，那太少了，不会管用的。”

“我们可以去南方，不是吗……”谢尔盖小声说，他心里知道这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他太穷了，如果有那一笔旅行费用的话，他早该送母亲到大城市去看医生了。“我很担心妈妈。她走不动路，脸色惨白，看起来随时会晕倒，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上学，可是我得回去照顾她，帮她做农活。”

“如果你乐意的话，你可以在夜里到我这里来，我可以教你。卡佳……卡佳也会很高兴你来做客的。”

谢尔盖的耳朵发热：你妹妹的事，真抱歉……我不是有意的。”

德米特里哈哈笑起来：“你们才多大？难道跳一支舞就要结婚么？她早就原谅你啦，就像你原谅我险些揍了你那样。你的功课可不能落下，你要去上大学呢，记得吗。我经常说，要是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上不了大学，全俄国配上大学的人可就不多了！”

谢尔盖在回忆中陷入了沉睡——这是他从战争中保留下来的习惯。过去的影子总能让他在现实之外找到安眠之所。

第二天，谢尔盖被窗口照进的阳光唤醒了。他看了看手表，早上三点半，雨停了，金红的光线让他双眼刺痛。

他背对着朝霞走进来时的树林，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跋涉，他到达了买下船只的村庄——半年前，他把那艘渔船的空壳和发动机留在了这儿的码头上，用油纸布盖着，贴着标签，同其他的私人船只放在一块儿。

因为那场雨和野外露宿，谢尔盖感到一阵头晕。他想起自己早起没有吃任何东西，便疲乏地在码头边蹲了一会儿，心里想着：我真是不年轻了，还是过几天再试试那艘船吧。一位老渔民对他伸出了援手，邀请他到自己的船篷里歇息片刻，给他到了一杯牛奶，切了两片面包。他懂俄语的小孙子充当了两人的翻译。

“我是个探险家！”他清洗了餐具，留下一些钱，在码头上对老渔民说道，“让您见笑了，我往常并不害怕大自然的考验。”

老人笑了：“您可不是探险家……我看得出来，您一点儿也不想征服大自然。您是因为别的事儿不得不到大自然中去的，就像我们打渔为生那样。您不是探险家，也成不了探险家。”

“您说得不错。事实上，我是个印报纸的。”他听完那孩子的翻译，挥挥手，和好心的老人告别了。

Chapter 65: 番外2：阴影下的生活（上）

Summary:

安德烈亚斯早年的经历，一个有关良知、堕落和职业操守的故事……

Chapter Text

“罗森鲍尔”，大家都这样称呼她或者他。报社的编辑们草率地假设了这位画家的性别，用“他”来指代这位讽刺漫画家。罗森鲍尔画得又快又好，有不少读者爱看他的四格漫画——出版社的地下室里，有一个抽屉专门存放他的信件，厚厚一沓，其中一些是政治漫画的投稿，还有一些是对稿酬的感谢。

德梅尔找到这个抽屉时，天已经黑了。地下室虽然昏暗，却比出版社的办公室暖和。几个月前，冲锋队把报社窗户打破了，那几位大学生编辑没钱修缮，只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即便如此，他们对于纳粹的仇恨倒烧得更炽烈了：就在上周五，报社刊登了一则配有插图的寻物启事，区域主教在寻找他走失的母鸡们。这些鸡吃光了邻居家的谷子，咕咕乱叫，在周三下午不知逃到哪里去了；它们名叫“施佩琳”、“阿道芬”、“戈陪琳”……这就是德梅尔和他的同伴在暴雪天加班的原因。他把桌上的杂物掸下去，掏空抽屉，把信件挪到桌面上。期间有两只老鼠从他的皮鞋边跑过。他翻过第一个信封，想看看地址，头顶传来咚咚两声，抖落的灰尘让他打起喷嚏。

“该死的！”他大叫起来，又很想咳嗽，“呸……你又干什么？”

“对不起，长官。”疑似在他头顶跺脚、让他气管炎发作的人说道，“我踩空了。”

“'对不起，长官'，你最好有什么发现，否则我就揍你。”德梅尔嘟囔。他把信摞了摞，单手抱在胸前，从木梯子爬了上去。“你捣什么鬼，别把编辑的桌面弄乱了！”

从地下室出来的刹那，他打了个寒战。窗户外雪花点点，书架边摆着一张板凳，上面垫着两本辞典，板凳旁的地板上摞着十几斤报纸，捆扎线都拆开了。让他发怒的人正踩着板凳，哗哗翻动着样刊。那年轻人不爱交际，但很注重仪表，德梅尔以为他生活优渥、吃不了苦，没想到他对工作颇具热情——每次出警，他都尽职尽责地做记录、跑腿、干些脏活累活，对繁杂的任务也不从推脱。德梅尔欣赏他的品质。见他来了，年轻人才把手里的报纸插回原处。

“你找什么？”德梅尔问，“你打算把这里的架子都翻一遍？”

年轻人从椅子上跳下来：“报告长官，我在核查以往发行的报纸。我们并不知道罗森鲍尔的漫画刊登了几回，在哪一年哪一月。如果要知道他的创作轨迹，他的思想变化，他到底在为什么人说话，就要……”

“那不要紧。”德梅尔说道，“把这些信拿走。”

年轻人拿起其中一封看了看：“我想，这些可能不够证明——”

“够了。把这些信拿走。按照寄出的地址分类，回去查查地图……他是共产主义分子，你还要证明什么？”

那个年轻人瞪着他，看起来不情不愿的：“我明白了。”

“我就要退休了。”在这位下属将信件整理进公文包的时候，德梅尔说道，“我不知道你会调去哪里，估计你会留在柏林的，不是吗？”

年轻人低着头嗯了一声：“或许会的，长官。我期望会。”

德梅尔想了想，还是拍拍他的肩膀：“你工作很认真，也很有激情，只是，现在的工作不会太无聊了吗？你还年轻，去做点别的事情。或许有些事……有些事你不知情，去问问你的父亲，在职业选择方面，他或许有些更好的建议。”

“我明白的，长官。”年轻人说道。他抬了抬头，把脸转向另一边。德梅尔看到了他的眼神。他的新下属很有城府，能守住秘密，但他的内心世界逃不过一位老警察的眼睛。

原来如此，老警察在心里哼了一声，他知道要发生什么，并选择留在这里。

他们把证据打包好，外面又下起大雪，路灯也熄灭了。两个人躲开几扇漏风的窗户，在火炉边坐了下来。

“他或者她会怎样？”年轻人问，“我是说，那个罗森鲍尔。”

“我不知道。等确定他的位置，会有人去拜访的。或许你能等到他上法庭的那天，但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

“嗯，我明白了。”

“你总是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看过你写的报告，文采很好，但你不太说话，只是点头，你想让所有人以为你是个木讷的人，是不是？其实你在心里暗暗看笑话……包括我这个糟老头子。”

年轻人有些尴尬地搓了搓手指，把目光转向炉火：“不。我不这样想。”

“看，让我说中了，我其实很了解你，但……我还是不明白——你究竟为什么在这儿。好了，别对我说那些长官长官的鬼话，你到底为什么在这儿？”

“我来调查一位讽刺漫画家。”

“哦。”德梅尔抓了抓头发，气恼地把帽子丢在桌上，“你让我成了蠢货了。该死的，你真叫人生气啊。”

年轻人忍不住笑了：“您不是蠢货，长官。您很聪明。”

“你觉得我永远不会明白，嫌弃这个老头儿太烦人，像所有年轻人那样。是不是？”德梅尔踢了一脚他的椅子，那年轻人躲开了，“你以为我不知道，我知道所有人心里在想什么，老人家总是消息灵通——就像我知道你的新上司是什么人。他比我年轻十岁，不像我们这些警察厅的老家伙，他狂热地喜欢黄金和那些在街头发表演讲的人。像这些出版社的事，他不在乎，他入职以来最高兴的时候，是去街上对游行的工人放枪。好了好了，我知道不能评价同事，可我退休了，不是吗？我退休了……”

“我很感激您。”年轻人说，那个盾牌似的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谢谢您，我会当心的。虽然我们只相处了半年。”

“我这样说了，但你还是不打算离开，对吗？”

“对。”

“谢天谢地，你终于把长官这个词儿给忘了。我本可以在半年后退休，但我等不及了，小伙子。一切都在变化，相信你也知道。我常常觉得你不用我提醒，可我还总在倚老卖老。我是个令人讨厌的老家伙了！”

“谢谢您。”年轻人再一次说，他很认真，坐直了身体，“我知道，人在一生中不常得到这样的建议。”

但你还是选择留下，德梅尔想。

就在这时，年轻人又一次开口了：“罗森鲍尔，他不一定是男人，也有可能是女人，是她。”

“为什么这样说？”

“没什么……只是想谨慎一些，或者说，我有一种直觉。如果您允许我把那些报纸读完，或许——”

“你身边有什么当画家的女人？”德梅尔问。

“您很厉害，我母亲会画画。”

德梅尔满意地叹了口气：“你的脑子很清楚。有很多人，包括我的学生，会对这些推测感到惊讶，但你知道它们来自一门技艺，是可以学习的。我也是因此劝阻你。未来，或许它在警察工作中会不那么被需要。一些传统被抛弃了，不管那是好的还是坏的。或者，它会被用在其他事情上，谁也说不清楚。”

“我会一直认真工作，尽量不犯错。”

“你又开始胡说八道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找那些报纸……别以为你能瞒过我，你在休息室对着寻鸡启事笑了一刻钟，我听到了。你喜欢找这样的乐子。可我得告诉你，这很危险！你以为你能睁着眼睛走进夜里，可那是没有用处的。长久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的下场只有一个，阳光会把你的眼睛弄瞎。”

第二天，安德烈亚斯把这句话告诉了菲利克斯，通过老宅客厅里的电话。他这位老朋友恰好也在柏林，糟糕的天气让飞行俱乐部无法按期展开训练。菲利克斯哈哈大笑：“老警察并非无所不知……如果你要当飞行员，少不了得习惯太阳，还有那一堆仪表盘，你需要一双质量很好的眼睛。在我小时候，我妈妈就说我有一双飞行员的眼睛。你记得把那瓶酒带来，今年复活节没舍得开的那瓶，我知道它在你家地窖里……”

“我今天不来了。”安德烈亚斯说，“没有理由。下周？或许吧。但我不会告诉你的。”

“你去哪儿？”

“我去医院，我身体不舒服。”

“你又去找瘸子医生？他总是在为疑难杂症操心。有些人本身就是“劣质的”，让这些人拥有繁衍的机会，实在是违背自然法则。”

“恕我冒昧，你的生物学考了多少分？哦该死，我忘了，飞行俱乐部不教这些。”

“喂，你不能总是找借口，你要是不来——”

安德烈亚斯把电话丢下了。菲利克斯健康、强壮、相对体贴，是个不错的床伴。他和聪明没有多大关系，至少在安德烈亚斯看来，所有热衷参加冲锋队聚会的青年都是如此——即便菲利克斯会开飞机。会开飞机并不意味着智力过人。拜菲力克斯所赐，有一阵子，他听到飞机这个词儿就感到恶心。安德烈亚斯常在心里告诫自己，他不是，也决不能是和菲利克斯一样的人。他一遍遍肯定、确认这个观点，仿佛刻薄能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丝希望似的。

某天菲利克斯兴致颇高，在后半夜，这位预备役飞行员甚至体贴地帮他烫了烫衬衫。这让安德烈亚斯十分受用，他答应下周和菲利克斯去万湖散步、划船。湖边旅行的头一天下午，菲利克斯喝了不少酒，又对安德烈亚斯说起了飞行俱乐部的见闻，很不幸地惹恼了他。于是，在旅馆的床上，安德烈亚斯对他说：“篡改成绩，不意味着你能够篡改防空炮的轨迹。你非要把自己编进第一梯队，好让你母亲感动得流眼泪。但愿你不要在开战后让她哭第二次——如果你这样死，我会登报嘲笑你的。”

“不会打仗的。”菲利克斯回答他。“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安德烈亚斯笑了起来，转过头，专心地抽烟去了。

菲利克斯拉了他一把，让他重新躺下：“有时候，我觉得你来参加我们这些人的聚会、是为了挑几个人和你睡觉。”

“我只挑了一个，不是吗？我没法和蠢货中的蠢货上床，比如你那个朋友，高个子，他叫什么来着……怎么，你不喜欢这样？”

“我可没那么说——可你太刻薄了。你和上司也这么讲话？”

“你想当我的上司吗？你有那个本事？”安德烈亚斯讽刺道。“你以为我——”

突然间，德梅尔的身影划过他的脑海，“但你还是不打算离开……”那张威严的、布满皱纹的脸说道。安德烈亚斯出神了，他的手指被烟灰烫了一下。菲利克斯握住他的腰，伸手摸他的大腿，他烦躁地踢了他一脚：“够了，今天就这样。”

这段“浪漫”的旅程就这样平淡地结束了。从毕业起，他们就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起初那并非完全的不正当，但没过多久，安德烈亚斯得知，菲利克斯有个素未谋面的未婚妻。他疑惑了一阵子，在某天酒后解开了这个谜团。菲利克斯在枕头边，握住他的手腕说道：“天呐，我经常忘了你是个贵族……真稀奇，我没想到我们，我们能够躺在一起。你看，我们白天有体面的生活，但是在晚上，有另一种。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这种，这种……”

类似的时刻还有很多。在这段关系中，安德烈亚斯费了不少脑筋，毕竟菲利克斯还算体贴——最要紧的是克制他自己的脾气，尽量不侮辱对方，隔一阵子给点甜头，以便享受菲利克斯的服侍。

安德烈亚斯顶着莫名的恼火换了一身衣裳。别上袖扣的时候，他呼吸急促，肩膀发麻，像有什么在他肋骨之间乱窜似的。每次去医院前，他都尽量将自己打扮体面。等他对着镜子整理仪表，把碎发推到耳朵后面时，那种怒火才稍稍平息。安德烈亚斯决定这周不再接菲利克斯的电话，也不去参加聚会，他不知道自己因何生气，但打心眼里认为那瓶好香槟不该被糟蹋。

这一番打扮的功夫在柏林的风雪中聊胜于无。半个小时后，安德烈亚斯收起伞，在医院门前抖抖身上的积雪。他的裤腿和靴子全湿了。一个刚下班的年轻医师对他比了冲锋队的手势，他目不斜视地走过了他。

我要去参军了，娘娘腔。那人在他身后喊。你不能总是吊儿郎当的！总有一天会议会变成强制的，为了德国，你们这些腐化堕落的……

安德烈亚斯快步转过拐角，那声音稍远了一些，还在走廊里回荡。他不愿意在外面等待，闯进了医生的办公室。里面空无一人，罗特希尔德医生在半小时后才进来，推开们时，那医生被他吓了一跳，对他比了比桃木拐杖。

“你发什么疯？你已经穷得打不起电话了？”他说道，“安德烈亚斯。老天啊，吓死我了。”

安德烈亚斯指着桌面的照片，微笑道：“我们认识了很久，我竟然不知道你有两个女儿呢。”

医生把病历夹放下了。他拿起那张照片，发现在它旁边多了一个盒子，深绿色包装，印着柏林最昂贵的糖果商标。医生看了它一眼，没有动，只把照片收进抽屉里：“别给我这些。你今天来又要说什么？”

安德烈亚斯的笑容消失了。他拉过一把椅子，坐在桌子边：“你有什么急事吗？”

“不，没有。”医生说，“你都已经坐下了，我非听不可，不是吗？偶尔我也觉得奇怪，我是医生，又不是神父……”

“我的上司，对，就是那个老头儿，德梅尔，他想让我离开——他觉得纳粹掌权以后，一切都会变得不妙，而我的新上司信奉各种歪门邪道。”

“我觉得他说得不错，他是个工作了三十年的老警察，你应该听听他的话。”

“他不了解我！”安德烈亚斯提高了声音。他深吸一口气，恢复了往日平缓无情的口吻，“他不了解我，我没那么多选择，他不知道我是个……是个……”

他没说出那个词，但医生全都明白。他握住安德烈亚斯攥紧的拳头，拍了拍他：“即便如此，我也想叫你离开。”

安德烈亚斯坐直了，他抿了抿嘴唇，低声说：“那么你呢，医生，你会离开你的医院吗？”

“这不一样，纳粹上台了，我还是个医生。你呢，你会变成什么东西？”

“我还是当政治警察。”

“一派胡言。”医生说道，“你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希特勒、戈培尔，这些人，完全是疯子。你留下，你就完了。”

“那么，那么我到哪里去？去军队？变成家族的荣耀？像这样下去，我们很快就要打仗了，难道要我死在前线吗？去我父亲那儿摇尾乞怜，让他在公司给我个职位？我怎么能够……我妈妈恨他，而且你知道他对我做过些什么，不是吗？他对我做了那些事，我，我怎能开口去求他！除了当政治警察，当政治警察会让他怕我，让所有有可能知道‘那件事’的人怕我……入职以后，我看公司文件柜的时候，他做出了什么表情啊，天哪，那个表情！如果你见过，你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的。医生，我想要让他们怕我，我必须让他们怕我，你明白我的，不是吗？”

罗特谢尔德医生看着他，嘴唇颤抖了一下：“你觉得，这样会让你有尊严？当一个让人惧怕的人。”

“我不想整天担惊受怕……我入睡的时候总是想着，如果今晚有人举报我，第二天我就会在监狱里醒来。我没什么可以选择的。你说我偷懒也好，懦弱也好……”安德烈亚斯的声音变低了，“我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

“你不要这样快做决定，太草率了。”

他的话让安德烈亚斯的脸变得死白。这个年轻人沉默额良久，说道：“如果我变成了……我是说，假如，事情变成了……就像你说的那样。我还能来你这里吗？”

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因为连日的大雪，医院里的患者少了一半。在这时到访的人，要么怀有无法忍受的痛苦，要么是因为雪灾突遭意外。安德烈亚斯坐直了，抿住嘴唇，罗特谢尔德医生在他脸上见过类似的神情，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准备开凿现在的生活，把一切填进过去的窟窿。

都是你把她逼走的，他在病房里大喊大叫，怎么也不肯让医生靠近他。也是你把我变成这样，如果你不是个怪胎，如果你们的婚姻不扭曲，怎么会生出我这样的孩子！为此，老里特贝格叫来了他的母亲，那个因为家庭矛盾和儿子的“成长问题”与丈夫分居两地的艺术家。

见到母亲，安德烈亚斯停止了挣扎和尖叫。罗特希尔德医生顿觉信心百倍，觉得自己有望给这位年轻的患者吃些镇静药物，以防止他伤害自己。他在门前听到了母子俩的谈话。老里特贝格站在门边，脸色阴沉地叉着腰。

你要接受治疗，一切会好的。那个脸色苍白的女人说。安迪，你不能像这样。

我很难受，妈妈。我觉得头晕、恶心。我不想治疗，那很痛苦、非常非常疼。

等你好起来，就不会头晕、恶心了，也不会痛了。那母亲的声音变低了，带着眼泪的潮气。等你好起来——你不好起来，在这个家庭里，所有人总是在争吵，到处都是暴力的，暴力的东西……没有一刻安宁。我没法过这样的生活。

她绝望地望着孩子，等待一个回答或者保证。那个阴沉的父亲为自己的监督和谋略满意地点了点头。

安德烈亚斯沉默了。

医生就在这时干预了家庭对话。那绝不是他该管的，同他的职业操守毫不相关，可他打心眼里认为那是一回事儿。他已经不再年轻，又瘸着一条腿，行动不便，但愤怒让他看起来比爬上岸边的鳄鱼更可怕。他无视了泫然欲泣的女人，冲向了罪魁祸首——她充其量只是一根趁手的棍子。而他有更趁手的兵器，他的拐杖。那个雄赳赳气昂昂的企业家溃逃了。他从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更没有这样狼狈地夺门而出，身后跟着一个可怕的、试图用暴力规范和教育他的人。要不是老里特贝格对医生头衔和博士学位敬畏尚存，病房里会爆发一场战争。

他和那时候完全没有分别，这个念头闯进医生的脑海，一个因为痛楚停留在过去的人……

在安德烈亚斯准备告别的时候，罗特希尔德医生叹了口气，他拿走了糖盒子：“我没法阻拦你，不是吗？如果你想来的话。”

TBC

Chapter 66: 番外2：阴影下的生活（中）

Chapter Text

闷热的夏天很快到来了。这一年雪化得晚，春天只一闪而过，留下了些斑斓的浮光掠影，夏季的虫鸣就在绿荫中酝酿了。只有小部分德国人有幸注意到节候变化——他们不为面包和黄油发愁，天气变暖，他们却愈发饥饿，更鲜美、更青春、以更野蛮的方式获取的食材才能满足他们的胃口。他们带着狗，背着枪，有时骑着马，像一阵风似的穿过树林，把新生的动物赶到包围圈里。唯一的遗憾是，看见他们马上英姿的只有些野兔子和红鹿。每每想到这些遗憾，坐在马鞍上、汽车里的勋贵们便会感到一阵叫人发痒的无聊，像小腿肚子被从草割伤了似的。现代社会中有节制的战争，譬如打猎、投资、足球，已经无法满足他们本真的渴望。那瘙痒持续存在，在1933年的春夏像一段儿乐章似的到达了高潮，定音鼓和圆号齐声奏响了。对于面包和黄油的短缺，不满足于常规食品的猎人们提供了自己的见解。只有打猎，他们叫喊着，才能叫人丰衣足食呢。他们说起先祖们，说他们也热衷于狩猎，那是文明而非野蛮的起点。有些人就是野兽，他们在报纸上写道，忠诚于国家的纯血德国人，背后捅刀的、道德败坏的其他民族，如果他们的生命享有同等的价值、能够一概而论，那只能说明我们的法律被共产主义者污染了。那些异教徒，要让我们的国家完蛋……

当然，这些喊叫与安德烈亚斯无关。他像一颗台球，生怕被指挥棒赶得四处横飞，早早给自己选好了滚落下去的坑道。在街头打砸的人们、红黑白三色的海报、横飞的唾沫和子弹，都和他昏黑静谧的栖身之所暂时没有瓜葛了。这一年，第一个集中营在南方建成，这事儿他不完全清楚，因为他在柏林工作。同时，工会在一夜间消失得一干二净，他知道这件事：他的父亲为此庆祝了一番。再也不会有罢工之类的蠢事了！冯·里特贝格家的每一位成员都喜上眉梢，尤其在犹太人的企业被抵制以后。还有什么比竞争对手一夜间蒸发更叫人高兴呢？退一万步讲，即使在纳粹上台以前，工会也未必就合法——在资本和新旧勋贵们联合执政的国家，它们在字面意义上合法，在警察和官僚们的眼中则不然。

还是在这一年，德国拥有了一位杰出的女飞行员。安德烈亚斯的继母雷奥妮与有荣焉。靠婚姻、门第和美貌过上幸福生活的女人可以共享女飞行员的荣誉，这和德国男人都为腓特烈大帝时期的历史沾沾自喜一样叫人难以理解。安德烈亚斯在雷奥妮看着报咯咯笑的时候告诉她，她根本不认得仪表盘上的词汇，没有一丁点儿飞行的可能。他的父亲大为光火，把他臭骂了一顿。雷奥妮是他最新的宠物，冒犯她就像往他脸上吐口水似的。

起初，安德烈亚斯对自己的言行有些懊悔。在他的记忆中，父亲也常说母亲头脑简单、难堪大任，家庭才是最适合她的地方，即使她是个出色的艺术家。但父亲的责骂把他推回了原地。我下次该更刻薄些，他想，既然这一对虚伪的男女已经结成联盟……

一年前，德梅尔光荣退休了，安德烈亚斯万分艳羡。政治漫画已不常见——德梅尔把有来有回的观点交锋叫做政治，否则那只能算宣传。偶尔，政治警察们还是会看见一些惊世骇俗的创作，那些粗陋的印刷品把新来的毕业生吓得脸色惨白。这太不尊重了，“像希特勒一样高大、像希姆莱一样英俊”，一些年轻人在报告时甚至不敢念出声。每到这时，安德烈亚斯就想起那份寻鸡启事。他决心躲去文书部门，但他的新上司不允许。

“这是政治阴谋，这卑鄙的……这些布尔什维克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好吃懒做的工人，想不劳而获的、社会的蛀虫，这些人呀……”这位上司大声宣判，好像能让什么人听见，使他加官进爵似的。安德烈亚斯总在例会上保持沉默，一个劲儿瞪着面前的档案袋，以防自己笑出声来。

这位施劳恩博士是个常见的学者型官僚。他三十多岁，面庞白净，看起来慈眉善目，可一旦有人说出“先生”这个词儿，他就像非洲狐獴或者眼镜蛇一样竖起身子，皱起眉头，如果对方漏掉“先生”和“施劳恩”中间的“博士”，他便要喷出毒液了。仿佛离开了博士头衔，他的姓氏就是一句脏话。施劳恩博士先生本有希望成为施劳恩博士教授先生，他本是化学博士，之所以当了警察，是因为他在写作论文的时候对数字和图表动了手脚——这丑事在他毕业后才为人所知。一位左翼报社的记者在众目睽睽之下采访了他，他面不改色地演讲着，说那是自己“不小心”的过失，每个人都应该吸取这“宝贵的教训”，但没人爱听，台下嘘声一片。

施劳恩大为光火。他倚仗着和冲锋队的关系，才保住了博士头衔，从科隆化工业界逃之夭夭。他的祖父是施劳恩博士教授先生，父亲也是，按照常理，只要这位家族的长子不是个精神发育迟滞患者，这四个词儿的头衔早晚被他收入囊中。要不是左翼记者，他便不用屈尊俯就那一挞不光彩的、没有“教授”的名片了！对此施劳恩咬牙切齿，发誓要血债血偿。就这样，他成为了警察部门的干事，依靠着两位博士教授先生的关系一路高升，调到了柏林。

“你们就自己琢磨，败类们该好好惩治，看看我们的国家被弄成了什么样！”在讲到调查工作的安排时，施劳恩永远只会说出两个有意义的动词，一是“琢磨”，这是对下属的命令，二是“惩治”，这是他对反抗活动的一贯态度。会议中的打瞌睡者如安德烈亚斯，在这时也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处心积虑编造一份化肥袋子般饱胀的时间表，生怕“琢磨”的活计被派到自己头上。

前三个月，他的退避奏效了。施劳恩觉得他像个木讷的装饰品——这位博士看不起军事学校毕业的贵族子弟，认为他们都是些花天酒地却没有头脑的草包，但又深知不能招惹他们。五月，施劳恩的椅子换成了皮面的，在阿尔布雷希特亲王大街8号的新办公室里，这让他更加嚣张得意。直到部门里渐渐传来不满的声音，他才决心把几个出身优渥的下属一起放进他敲骨吸髓的磨盘。六月底的一天下午，他把安德烈亚斯叫到办公室，给了他一个地址，让他去调查地下抵抗者的活动踪迹。

那是一间咖啡馆，层高突出，有一道拐了四道弯的楼梯通往二楼的藏书房。它的前主人写作为生，因为柏林街头日益兴起的暴力事件而搬去了奥地利。安德烈亚斯翻阅了卷宗：有一群社民党人和左翼艺术家在这一带活动，他们正在联系瑞士和捷克的组织，帮助反对希特勒的艺术家们逃往国外。

安德烈亚斯想隐蔽身份，作为顾客观察一番，却在第二天被认了出来。

“嘿，是你。”那个服务生敲了敲他的桌子，“真巧。”

安德烈亚斯吃了一惊：“啊，你在这儿工作呀，马努埃尔。我还没在白天见过你。”

马努埃尔·舍弗对他羞怯地笑了笑：“这算什么话呀。等会儿再和你说，我得端咖啡呢。”

马努埃尔比他小三岁，有一双浅蓝而又机敏的眼睛，姜黄色的卷发，形状圆润的脸颊让他看起来像个无忧的少年。他们算是老熟人，但那友谊见不得光：只要刑法第175条存在一天，他们就不能公开结识彼此的场所。最早，两人在治疗病房里有过一面之缘。那时候，马努埃尔还是个中学生，他因为对女性装扮的特殊偏好被送来，安置在安德烈亚斯右手边的病床上。

“嘿。”他总学着美国人打招呼，“你就不能灵活一点？假装坚强有什么好处？”

马努埃尔借着窗上的一面小镜子观察楼道，在无人检查的时候偷偷对他说话。安德烈亚斯没力气理睬他，马努埃尔继续说道：“你可以假装晕倒，说身体受不了啦，然后出去了，赶紧找个女孩儿……嗯，也不是要你骗人，你可以和她约定好一切，省得受苦啦。你们就说，你们在谈恋爱……”

“你懂什么？”安德烈亚斯瞥了他一眼，“你才十四岁。你和几个女孩儿说过话？你有步枪高吗……”

“刻薄鬼，你只比我大三岁。”马努埃尔嘟囔道，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小瓶儿：“下次，他们把你带走之前，你就喝一口它，不到十分钟，你会吐得大夫满身都是……总比挨打、挨电强，不是吗？”

安德烈亚斯宁可被护士抬回病房。马努埃尔拿他没有办法，也没再提起那瓶让人呕吐的灵药。安德烈亚斯知道他一定自己喝了——两个礼拜之后，马努埃尔就离开了。治疗师认为他有严重的、难以治愈的肠道传染病。他瘦了一大圈，颧骨凸起，临别前，安德烈亚斯在他的口袋里塞了三块巧克力。在柏林的地下场所再见面时，两人都已经离开学校、开始找工作了。

安德烈亚斯和马努埃尔一起吃了晚餐。他得知，马努埃尔准备离开德国——但在这之前，他必须当一阵子服务生，因为还存在大批不愿留在这个国家的人们。在纳粹的搜捕之前，他们必须通过一些渠道离开，而他为之工作。咖啡店的女老板和马努埃尔，以及另一个慕尼黑来的青年人是他们的“跳板”。安德烈亚斯庆幸自己以前没有把当警察的事儿告诉他。他说自己全靠父亲接济，过着一种散漫但自由的生活。马努埃尔倒不介意他公子哥的做派，只劝他离家庭远些。他甚至询问安德烈亚斯，有没有带着现金去瑞士的打算。

很多事都变得好办了。安德烈亚斯心想，我要答应他，但一切得慢慢进行。我先得假装我不愿放弃继承人的财产……

对话进行到了晚上七点。安德烈亚斯一直保持微笑，心里却很不痛快——他第一次以叙旧为幌子盘问消息，脸颊都在发热。临走时，下了一场大雨，马努埃尔问他明天是否再来，打算把自己的伞借给他。安德烈亚斯的肩膀更僵硬了，似乎马努埃尔今晚的每个提议都叫他痛苦万分。他挥了挥手，拒绝了马努埃尔的好意，好像那把伞是刚夹出炉子的炭火似的。那小伙子也没再坚持，目送他走进了雨幕当中。

两天后，安德烈亚斯给马努埃尔打了个电话。“我想好了。"他说，“我打算离开德国，但我先要花两个月时间攒一些钱。只要能离开，我不在乎要花多少钱……”

之后安德烈亚斯又去了几次。见到他，马努埃尔总是很高兴。每当看见他带笑的蓝眼睛，安德烈亚斯就一阵低落。他见到了这个据点的另一位成员：那个慕尼黑来的年轻人不识几个大字，却是个做咖啡的好手，只要他在，马努埃尔就能用空闲的时间去算账。借着工作的便利，马努埃尔偶尔会带安德烈亚斯去看楼上的藏书。那是前一位作家的馈赠。除了出版业的快销商品，书架上还有不少金贵的、装帧精美的古董书籍。马努埃尔指着其中十本说那是他的工钱，是女老板在生意惨淡时抵扣给他的。

“这些可以卖钱。”安德烈亚斯说，“你知道吗？有的可以卖几百马克，卖给收藏爱好者。我身边就有……”

“真的？我还以为都是些没人要的破烂。”马努埃尔抓抓头发，“谁会要这些废纸呀？”

女老板的办公室就在这些藏书当中，狭小的、布满灰尘的一间屋子。她是调动所有人活动的大脑，常常外出，从她的房间，有一条梯子通向屋顶。安德烈亚斯转了一圈，偷偷瞥了书柜几眼，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们会把重要的名单、目录和计划表放在哪里？紧接着，另一个念头把这个问题挤开了。他会怎样？马努埃尔，他才二十岁——

他麻木地向上级汇报，说证据确凿，可以搜捕，却有意略过了相关人员的相貌特征。好在施劳恩并不懂警察工作的要素。志得意满的上司同他约定了时间，并且嘱咐他继续去那儿喝咖啡，以防对方起疑。

我要想一个两全的法子。在回家的路上，安德烈亚斯思索着，既向上交差，也让马努埃尔躲开这一切。

三天后，马努埃尔的秘密终于向他敞开了。一张重要的联系名单，正夹在一本1820年出版的《哈姆雷特》当中，上面记录着几位艺术家的躲藏住址，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纳粹通缉多时，社民党和共产党人会在他们逃离之间前去接引。安德烈亚斯亲眼看着女老板把它放回了书柜上。

“你明天还要来这儿上班吗？”在楼梯上，安德烈亚斯对马努埃尔说。“我是说，你非来这儿上班不可吗？”

马努埃尔笑了，那双聪明的蓝眼睛看着他：“这是什么傻问题？”

“我想说……你能不能明天不上班？休息一天？”

“难道你要我被辞退，去你家当仆人？您很想天天见到我吗？”

“没有的事。”该死的，安德烈亚斯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他抿抿嘴唇，“嗯，我想邀请你去散步，施普雷河边，就是东边近郊的那一片——你想划船吗，如果你想的话……”

就在这时，门前的风铃一阵乱响，粗暴的敲门声传来。安德烈亚斯怵然一惊，等听到客人的惊叫和枪响时，他明白过来：施劳恩不顾他的安全，在他还没有撤离的时候，指挥一群盖世太保包围了这间屋子。

“快走吧。”马努埃尔对他说，“跟我来，我们可以去屋顶上。”

安德烈亚斯的胸口一阵疼痛。他犹豫了几秒，而这出卖了他。

“我明白了！你这该死的……”马努埃尔的嘴唇变白了。他狠狠推了安德烈亚斯一把，转身飞奔上楼。

安德烈亚斯摔倒在楼梯上，等他冲上二楼，马努埃尔几乎把书房的门摔在了他的脸上。那道通向房顶的梯子就在门后，而这四周的房顶彼此相连。他推了推，门板纹丝不动。那一刹那，某种可怕的激情握住了他。安德烈亚斯咒骂着，用肩膀撞开了那扇门。

他不知道人在那情景下会爆发怎样的力量。随着门板一起弹开的，还有马努埃尔的身体。

在灰暗的视野里，马努埃尔·舍弗的影子撞向门前的橱柜，脖子扭向一边。他听见格拉一声叫人牙酸的动静，那具身体滚到柜子旁的阴影里。一打盘子摔碎了，碎片溅在那两条抽搐的腿上，顺着呢子布料抖落在柜子旁。

安德烈亚斯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急促的节奏，震得他下颌和脑袋的连接处咯咯作响。混合着麻木和寒冷的感受捉住了他的耳朵两旁，向后脑勺蔓延，仿佛他正仰面躺在浮冰的海上。头顶的吊灯因为刚才的撞击左右晃动，他的视线忽明忽暗。

“你这该死的……”马努埃尔的声音在他的大脑中轰鸣。他锤了自己一拳，紧接着，还是那个声音，“你很想天天见到我吗？”

安德烈亚斯扶着墙壁，缓缓向角落靠近。奇异的念头又夺走了他的思绪：如果我是一个虔诚的教徒，能不能在胸口画一个十字？就像所有教徒面对他人的苦难和自己的罪行时那样。在无计可施时，他们还剩下了一个可实行的动作，不像他……这有理有据，毕竟教宗也准备顺从希特勒，他们会赦免……

可他没相信过任何的神——他不是没有祷告过，如果痛苦是一杆秤，那么他属于最容易倒向宗教的一群人。可他又是个实用主义者，容易心灰意冷。他已经把手放到了胸前，却只抓住了衬衫的前襟。马努埃尔的声音又在他的脑海中响起了，“快走吧，跟我来……”心脏咚咚地撞击着他的胸壁、他的手指。他想笑，又想呼救，混乱的感受让他嘴角颤抖。橱柜的阴影笼罩了马努埃尔·舍弗的上半身，他的两条腿和一只手在那之外。安德烈亚斯把信封从那只紧攥的手里抽出来，牛皮纸的一角被烧焦了，地上掉落着半截火柴——马努埃尔取出了名单，试图毁灭证据，又返回抵住了门。那位女老板因此成功脱逃。

安德烈亚斯听到了一些动静：他的同事们封锁了出入口，还在陆陆续续盘查楼下的人群。没人撞破这段宁静的死亡。他站起身，通过某道缝隙，阳光捉住了他，那金红的光，温热地吹拂着他脸颊冰冷的灰尘。在晌午的光线中，那只刚被他摆弄过的手抽搐了一下。他被定在原地，几乎要尖叫了。

“马努埃尔……”他小声呼唤起来，满怀歉意，甚至充满柔情地。没有回应。他放大声音，又喊了一次。一切都静悄悄的。安德烈亚斯蹲下来，摸摸马努埃尔的手腕，那里的皮肤又干又冷。他不死心似的捏了捏：血管的搏动停止了，关节出现了发僵的迹象。

一股混沌的力量井喷而出，从肩头推了他一把，让他险些一头栽倒。他自以为和死亡打过交道，可是，当这位在脑海中陪伴他多年的朋友，第一次摘下文学与艺术的假面，露出他冰冷、僵硬、残酷和虚无的脸庞，用森森白骨的手轻拍他的肩膀——他无法承受。

安德烈亚斯……是你召来了我，是你召来了我，死亡的形象说，你为什么害怕？

安德烈亚斯想要否认，想要让他滚开，但他的喉咙像被棉花堵塞着。起身时，他撑到了一块碎瓷片，把手割伤了，疼痛让他肩膀一松，仿佛他刚从铁丝网上被解救下来似的。来自死亡的、海上泡沫般翻涌的声音消失了。他看了马努埃尔最后一眼，仿佛几百年已经过去似的，凭借身形，他几乎认不出这位老朋友了。你已经完成了。他默默地想，而我，我还留着这里。你诅咒我吧。

安德烈亚斯走到楼梯上，深吸了一口气，才发现手里空空如也。他心里一颤，回到那个暗室：他为之欺骗、为之杀死了一位朋友的名单，在他俯身查看的时候，被放在了马努埃尔·舍弗尸体的小腿边。

TBC

Chapter 67: 番外2：阴影下的生活（下）

Notes:

断断续续终于把这一章写完了，希望大家爱看！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more notes.)

Chapter Text

安德烈亚斯在柏林大陆酒店的餐厅等了十五分钟，他手边的高脚杯空了三次。空腹饮酒让他头晕，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状态。一个追求理智的人试图把思维从大脑中扫地出门，就必须借助非常手段。香烟和酒是他二十岁以后的新爱好，他吞下酒精和尼古丁，就像鸟类啄食砂砾，它们帮助他研磨无法咀嚼的生活。

谁也不知道他今天很早出门是为了什么，除了卢卡斯。月底，菲利克斯回飞行俱乐部去了。为了消磨时光，他不得不另寻他人——安德烈亚斯不爱交际，但他更不愿意待在家里。原本，他打算物色几位叫人满意的“新朋友”，但罗姆等人的惨案让柏林的地下场所风声鹤唳。所幸在阳光下的世界里，他也不算走投无路。医生邀请他到家里做客，那顿晚餐的丰盛程度吓到了他。没过多久，卢卡斯休假了。他这位“表弟”每次从寄宿学校归来都神采奕奕，这次却不同。他没打电话，随便选了个休息日登门拜访，意外撞见了一节痛苦的音乐课，紧接着又是拉丁语的教学。安德烈亚斯对此深表同情，在母亲离开以后，他就再也不碰小提琴了。作为补偿，周末他开车带卢卡斯去了乡下。两人相约去林子里骑自行车，但卢卡斯因为烦心课业，睡眠不足，在旅馆倒头就睡，安德烈亚斯叫不醒他。

“得了。”安德烈亚斯怒气冲冲地埋怨，“这些神父管的学校到底在教什么？学了拉丁文，你觉得自己变聪明了么？他们到底在你们的脑袋里塞进了什么有用的知识？”

卢卡斯十分愧疚，抱歉连连。他发誓，下一个月将唯安德烈亚斯马首是瞻。他对于上大学没有兴趣，但父母指望他学些工商管理的知识——他去念文理学校，只是因为安德烈亚斯把军校描绘得恐怖无比。

作为补偿，安德烈亚斯叫卢卡斯替他安排一位司机，时间定在周六下午一点，到大陆酒店来接自己。他最近和父亲关系紧张，家里的司机也连带着受冷落。更要紧的是，一些关于格拉夫·赫贝特的传言被吹进他的耳朵，他打算提前做一些准备。

这位年轻的司法官员态度温和。他来到柏林的第一天，就盘桓在各路勋贵的酒席之间。对小地方来的新星施予轻蔑或怜悯，那是上流社会交际的重头戏之一。从安德烈亚斯第一天认识他起，他就没见格拉夫对人发过脾气。他也暗中打探过这位司法新秀的底细，同他亲近的人说他有一位妻子，但他的私人生活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也有人说他在床帏当中有些怪癖。那么，他很适合在柏林生活，安德烈亚斯评价。他不喜欢格拉夫的性格，对方递给他的名片被他放进了官员而不是情人们当中。某次私人聚会上，格拉夫谈起他的上司，说自己有一些证据可以帮助他取而代之，条件是另一种交易。安德烈亚斯并没有因为他的“越界”而恼怒，只是戏谑地拒绝了。然而，马努埃尔死去之后，他萌生了新的想法。

我再做一次尝试。他对自己保证，最后一次。他越级打了一份报告，控诉施劳恩不顾同事安全，采用不必要的、冒险激进的行动。他列举了此人违反警察条例的诸多行为，并且在信纸上签了自己的大名。他尚不了解自己的姓氏在何时可以充当通行证，何时不可以。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壮胆，甚至给父亲找找麻烦。安德烈亚斯自信是一个高效的官僚，拥有少见的敬业精神——上司应当尊重他的效率、他的手段。在马努埃尔死后，他不再在意工作的构成，杀死一个人和杀死一百个人有什么区别？他不再为了尊严和生存工作，他工作只是为了杀死自己、报复他人。然而在第二个月，施劳恩把他叫到办公室，客客气气地请他落座。

“您看，我知道您是什么人。”他对安德烈亚斯微笑，“您很擅长工作，对规章制度也很熟悉。可您知道的，只要那么一点儿瑕疵，就会把一切都毁啦……”

安德烈亚斯的心沉下去。这是噩梦里才有的场景，但他为此做过准备，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他平静异常，甚至觉得这个时刻似乎来得太晚了。施劳恩没有选择检举他，而是选择同他私下谈话。他明白过来：“那么，您想要什么？”

他为此付出了一些经济代价。安德烈亚斯不害怕勒索，那些钱同他父亲的家业相比，如同九牛一毛。他甚至嘲笑起学术界人士对企业家生活贫瘠的想象来。但他必须为此向父亲伸手要钱，那几乎是天大的侮辱。他开始愈发厌倦家庭，巨大的寂寞让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但那封短信石沉大海。他来到母亲的小画室，那儿已经人去楼空。他不甘心，在工作之余明察暗访。圣诞节之前，他终于得到了母亲的消息，也对她所提倡、践行的隐居生活向往起来。两周后，他开车去另一座城市，得到了一扇对他永远关闭的门。

期间，格拉夫来找过他几次，他还是拒绝，但他知道自己在动摇，格拉夫也明白。当他结束了短暂的城际旅行，回到柏林的时候，格拉夫看他的眼神像在看一只行将就木的动物。他不用开枪，那张皮毛就将属于他了。

安德烈亚斯知道自己站在悬崖边缘，秋季伊始他被推了下去。柏林的警察们有相约喝酒的习惯，吵嚷的俱乐部、摇晃的肢体和闪亮的酒杯，一切感官刺激都能让他们暂时忘却与日俱增的工作。安德烈亚斯所在的部门年轻人多，更是聚会的常客。吵闹的放纵结束以后，人们三三两两地在人行道上谈话、吸烟，彼此告别。安德烈亚斯头痛欲裂，心里埋怨那份他必须向实习警察追讨的报告，否则他就可以早些下班，逃过这一切——

他贴着人行道的边缘，想尽快离开。然而，施劳恩醉醺醺地叫住了他，夹着烟的手对他一指：“您，希望您以后客气些。”

安德烈亚斯本可以一言不发。可他今天喝了不少，酒精在他的胃里被点燃了，一串红蓝相间的火花顺着他的食道爬上来：“哈——博士教授先生，没有人教过您警察守则吗？”

施劳恩的大嗓门在他周围吸引了不少奉承者。现在，他们仍然在观看，脊背却像弹簧似的压紧了。除了上司，没有人有权利“冒犯”，这场异常的冲突让他们激动又害怕。他们睁大眼睛，假装义愤、然而兴致勃勃地从安德烈亚斯转向他们的长官，仿佛有一个火圈挂在两人之间，耍马戏的猴子正从一头跳到另一头。施劳恩的脸变红了。他站在车门边，同样一言不发，像等着安德烈亚斯后悔、自己收回那不得体的话似的。半分钟过去了，他年轻的下属们还看着他，等着他对侮辱的反应——这完全是不可忍受的挑衅。

“收回您说的话。”他要求道，“并且向我道歉。”

“您提前做了我们约定的事，您会害死我的。”不知怎么，安德烈亚斯的自制力消失了。“我想，这是您应得的。”

“很好，您，您可以辱骂上司——但我依旧是您的上司。冯·里特贝格先生，您应该知道，在警务中，牺牲都是正常现象……您没有，是您的运气……”

没等他说完，安德烈亚斯冲到他的面前，一拳把他放倒了。施劳恩试图躲避，但安德烈亚斯毕竟在军事学校受过几年的训练。那位被学术界驱逐的老博士躺在马路边哀嚎。安德烈亚斯看着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每当他使用暴力，世界给他的回馈就是如此，如此幽默、如此顺承、如此怯懦，包括他向祖先的画像放枪以后，他那几位痛心无比的叔伯。几双手抓住了他的肩膀，人们在他耳边吵吵嚷嚷，试图把他们拉远一些。街道对面，有醉汉在高唱“万岁胜利者的桂冠”，声音凄厉地穿过水泥路。他晕头转向，那天午后的记忆闯进他的脑海。一股无名之火烧在他的胸膛，他无人可责怪，便认定那歌声在讽刺他，于是他挣脱了，又冲到施劳恩身边。他向上司又挥了几拳，也许还踢了一脚。

“你差点害死我！”他吼道，“你去死吧。你这蠢货、猪猡……”

没有人再敢上前来了。安德烈亚斯拽拽衣领，转身扎进柏林街头。他毫无目的地快步走着，不知怎么来到了运河边。微风一吹，他才感到肩膀发麻，手背隐隐作痛。在无人的河岸边，他趴在栏杆上喘气，粼粼波涛和其上漂浮的灯火让他眼晕。他弯下腰呕吐起来。

那是施普雷河的哪一段？他不记得。他在那条林荫步道上晕倒了。醒来时，他正躺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再愤怒，也不再恶心。恶意的松快晃动他的肩膀。我只能这么做了，我别无选择，他欣喜而后怕地为自己开脱。早餐后，他换了身家居服，在电话簿里找到格拉夫的名片，拨通了电话。

之后的一切都无比顺利。格拉夫给了他一打证据，而他，借助父亲在工业部的关系，将消息投递给了一位议员。抓捕、判决、行刑，施劳恩太贪婪了，检察官与法官不必巧立名目就把他送去了刑场。等这场阴谋化作报纸上三指宽的一则消息时，安德烈亚斯重新接到了格拉夫的电话。

“一切顺利。”格拉夫对他说，“明天你有空吗？明天，在大陆酒店，你什么时候能来……”

格拉夫是一个讲道理的卖家，现在，该由他支付报酬了。

安德烈亚斯坐在靠窗的位置，大陆酒店离柏林的交通枢纽很近，他大可以看着神色匆匆的来往过客打发时间。赫贝特·格拉夫迟到了十五分钟。以往，都是别人等待他而非他等待别人。他没感到冒犯，只有一阵困倦，今天他起得尤其早——他可不希望为了那些蠢事受伤，因此需要做一些准备。同他一窗之隔，在酒店门前的大街上，正对弗里德里希火车站的位置，有一个头戴麂皮小帽，挎着手提包的女人。她刚刚从马路对面走来，在距他不到五米外停下了。安德烈亚斯可以想象她周身的香气——她的姿态、打扮、顾盼的眼神，那都是些不该出现在阳光下的事物。她不属于这里，一个餐厅正提供者世界美食的高档酒店的门外。安德烈亚斯对她所属的人群不算陌生，许多爱找乐子的年轻人喜欢和夜场的姑娘们厮混。他们和他有什么差别？只是喜爱不同种类的身体罢了。他的同学与同事当中不乏生活不检点的人，但他们从不用把死亡看做一位朋友。

她在等着什么人呢？她能够等到吗？安德烈亚斯想，他暂时让直觉主导他的头脑，放任思维四处驰骋，好让他不必关注自己的命运。他看着那个风尘女人的肩膀，她穿着深蓝的裙子，哑光的丝绸紧紧包着她的大臂，一串斑点从她的后背正中爬向她披散的鬈发间。现在是早上七点半，她却出了一身汗。是因为阳光吗？还是因为她像刚才那样跑过马路？又或者，在此之前她已经赶了不少路，坐了两班电车，匆匆忙忙地来到她的目的地？

酒精让他对周围的感知减退了。我是怎么到的这里？我又是为什么坐在这里，为什么不离开？潜意识中，仿佛有那么一个路口可以让他免于至此，但他在恍惚中错过了它。是因为他醉酒了吗？还是他根本就没有在看？因为痛苦，因为绝望，或者因为他对自己的放纵，然而，人生的道路何尝在他的脚下，他又何尝有机会看一看它……

这一切想法都没有意义！他暴躁地打断了自己。也许是因为酒精，也许是因为天气，他闷热难耐，扯了扯衬衫的袖口。

就在这时，大街上的女人转过脸来，同他对视了。刹那间，安德烈亚斯看到一双深色的眼睛。化开的妆容环绕着她的睫毛，晕染着她窄窄的面庞，让她看起来泫然欲泣、情深义重，但她僵硬的嘴唇紧紧闭合着，像一道拉链，阐发着某种赖以生存的冷漠无情。他心里怵然一惊，像梦见从高处跌落似的。她误读了他的注视，把那当做富有男性对待她们这类女人的惯例，露出了轻蔑的笑容，不再看他了。

她还是站在原地，后背深蓝色的裙子让那面玻璃变成了镜子。安德烈亚斯惨白的脸正映在其中。他穿着体面的衣裳，酒杯放在手边，领带上的银夹子闪闪发亮。

五分钟后，格拉夫到了。他们寒暄了一阵子，走向了通往六楼的电梯。

安德烈亚斯对之后的事记忆模糊。在他的人生中，有不少模糊的记忆片段，仿佛他的生命记忆是一份机密文件，要将不想给别人、甚至自己阅读的部分涂抹干净。在酒店的浴室，他看着镜子里腿上的伤痕，那看起来不像是他能处理的。格拉夫说他晕过去了，他不知道，也无所谓——他想到医生，可很快回心转意了。

该死的，那个让他局促不安、尴尬无比的家庭聚会，忽然闪现在他的大脑中。那一盒名贵的糖果为他带来了甜蜜的抱怨。医生的家庭不大，他的夫人是个矮个子、面目慈善的女人，她浑源的臂膀和丰满的脸颊冒着炉火的热气。她是个技术高超的面包师，为了安德烈亚斯的来访，她在厨房满头大汗地忙碌了半天。他是在场唯一的男青年，被迫和女孩儿们对戏。米娅挽着他的胳膊，罗塔坐在他脚边的地毯上。这两个女孩儿准备排一出话剧。她们不想演战争英雄的爱人或者妻子，就挑了另一个爱情故事。安德烈亚斯怀疑炉子烧得太热了，否则他怎么一直出汗。这本小说他当然读过，但要他作为其中的人物发声，他羞愧无比。他干巴巴地念道，“伊丽莎白，他说，我们的青春就在那边的青山后面。如今它在什么地方呢？”所有人都笑起来。不对不对，那个姑娘说，你不能加上“他说”呀，再多一点感情，放松一点儿。他只好拿起书本，再读了一遍。

这周四，你有时间吗？临别时医生问道。我们可以去看看那栋两、三层的小房子，它离医院很近，我们可以选在那里……

当然，安德烈亚斯说。他因为窘迫有点儿头晕，但他感觉安全无比。别忘了，弗里德里希，他说道，那是挂牌的“传染病病房”，你对外也要这样说。没有警察会总去那种地方搜查，人人都怕死的，对没有医学知识的人来说更是。

医生点点头：我们也要算一算那里能容下多少人，需要多少开支，租下它要多少钱。

别担心这个，安德烈亚斯说，再见，周四见……

你还想回到那间房子里去吗？那个闪耀的、温暖的客厅？你离那儿有多远？一个念头闪过他的脑海。如果你去找医生，让他看到这一切，你还能够回到那间房子里去吗？

我应付得来。他安慰自己道，一点皮肉伤而已。

“没什么，只是有点不习惯——我应该吃一点早饭的。”安德烈亚斯说道。他穿着浴袍，踱步走出浴室，从外套口袋里掏出烟盒。“我没事。”

格拉夫说道：“你很倔强，但这不是好事，尤其对我们这一类人来说。每个人都在犯错，不要惩罚自己。你不是挺喜欢的？为什么非要拒绝自己的喜好呢？”

我们这一类人，安德烈亚斯又感到恶心。“我只是忘记吃早饭了。”他冷漠地回答，“你过度解读一切。”

格拉夫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你需要学会融入。明白吗，小安迪？不是那种交际上的融入，是另一种……你很聪明，你会明白的。人不应该相信教育当中好的一面，要高尚、要拥有美德，那是方便别人把你当做奴隶对待的要素。你要享受乐趣，不是吗，不要抗拒本来就很少的快乐……难道你还希望得到别的吗？我们可以保持这种关系，像一种特别的朋友，不用像那些政府里的俗人一样精打细算，按需处理关系——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搭档。”

安德烈亚斯看向窗外，他的左眼一阵刺痛，让他几乎流出眼泪。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满头冷汗，又或者是他忘记了擦干头发。水滴从眼窝掉进了他的眼睛。在坐下的时候，他深吸一口气，身上的淤青一阵钝痛。格拉夫看着他，眼神里混合着观赏和戏谑，还有一种貌似真切的同情。这是他应得的，他杀死了马努埃尔，折断脖子的一声脆响……他已经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人。无比可笑地，他还没有过一个真正的爱人，一个真正让他满足的时刻，却先得到了一位已婚男士的高超表演。

刹那间，他回忆起了前半个钟头，那个让他昏厥的时刻：他试图扮演一个熟练的、勇敢无畏的形象，在他的童年，他从没有惧怕过疼痛，现在更是如此。难道他还不知道和男人上床是怎么一回事吗？怎样进行，怎样结束，那都不重要。但最后，格拉夫俯下身，试图总结这个早晨的一切时，他把双眼移开了。

一扇敞开的窗户出现在他的视野中，窗外的天气好得过分，阳光照得他眼前浮动起一片黑斑。他想起某个十五岁的下午——天啊，那段被他剪碎的永远封存的历史，让他憎恨、唾弃的贪婪的自己，在这时候找上了他。那位教育家、他的校长，也这样俯身看他，端详他的表情。躲避那双眼睛时，他看到了同一扇充满阳光的窗户——在那间办公室当中。他从未觉得太阳如此可怕，因为它的光和热，因为它像一只明察的眼睛，因为人们对光明的一切寄寓。他们把期待抛向它，它却允许人的尊严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夺走。

我是自愿的！他像念咒语似的，在心里念动这个句子，至少这一次，我是自愿的……但可怕的、相似的屈辱从他的胃里翻涌上来，让他无法辩驳。这是不同的！他在心里尖叫，可疲劳让他抬不起手臂。他挣扎了一下，肩膀抽搐起来，因为疼痛，他的肌肉太紧绷了。一片彩色的光斑飘过他的视野中心。格拉夫看着他，安德烈亚斯不想听见他的声音。

“我很好。”于是他率先开口了，喘息着说，“没什么……”

那是他最后的意识。等他醒来，他已经穿着睡袍躺在了床上。墙上的挂钟指向十一点半。

他当然可以答允格拉夫，反正他已经不可能再从井底爬上去，不是么？再向下滑落一点又怎么样？格拉夫蹲下来，抓着他冰冷的手，试图靠近他的脸颊：“别这么沮丧，许多人，我知道的……当你说爱多种多样的时候，爱就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在任何的两个人之间，以任何形式发生。我可以把我公寓的钥匙给你，你想要吗？”

格拉夫等待着他的答案，手背上的触感让他的闪回停止了。安德烈亚斯想起了下周四和医生的约定。

他低下头，闭了一会儿眼睛，缓缓吐出一口烟雾：“不。”

Notes:

思来想去还是把这个部分放上来了，供大家参考讨论。一些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简略思考：

1. 法西斯主义作为政治经济结构与社会心理反应

宏观上讲，法西斯主义发生于国家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再互相制约而达成完全统一的时刻，它的扩张，是资本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为什么发生，何时发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们可以看到其中关键的经济因素——经济大萧条。这是资本主义周期律的一环，从这个位置起，除了爆发无产阶级革命，我们看到一些政府走向宏观调控，一些政府头也不回地冲向法西斯主义；前者意味着国家尚有能力指挥资本家向工人让利，后者意味着放弃内部调控而转向对外剥削。

当资本主义彻底夺舍民族国家，把国家/民族共同体当作一个“没有法律管束的大公司”来运营。国家机器成为少部分人攫取利益的手段，它放弃了一切内部矛盾的解决，直接向资本效忠，成为它的打手和保安。又因为法律本身就只传达统治阶级的意志，法西斯主义国家看似有法实则无法，而正巧国际公约没有执行力度、形同无物——当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全部失效，一切可怕的罪行就开始发生。

微观上讲，法西斯主义通过审美扭曲道德规范、通过血统/文化划分出敌我群体，应对了资本主义时代广泛存在的湮灭焦虑和孤独感，使人获得虚假的归属感；又以撤销社会规则为权力诱惑，允许个人也成为剥夺行为的实施者，应对了个人被剥削后失权的处境，激发人本身的权力欲望，从而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由此可见，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恰好嵌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被剥削的心理废墟。但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社会心理结构并非是“少数欺骗者引领多数被骗者”，而是由一个个个体与其握手成交最终形成的社会契约——通过交出个体人权以获得剥削能力，通过交出个人自由以获取集体归属。我们应当把部分的道德责任交还给个人，同时也应当注意到结构对人的异化。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在这里就得到了凸显。与此同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在法理上仅根据自然人的行为本身来确认惩罚，确立“奉命行事”“系统推动”不再是可供辩护的依据，个人对于法西斯机器的服从性将大大降低。打个比方，当行刑队或者集中营看守知晓人性伦理在规章和惯例中高于系统职责的时候，也就是说，就算他们能拿出上级命令，依旧要为杀人的罪行全权负责时，他们将不再服从不合理的命令。建立这样一种追究个人的伦理惯例、法律判例，将有效防范法西斯主义再一次作为“群众运动”而发生。

2. 关于所谓“法西斯美学”的一些讨论：

审美是深层的、隐秘的、原始的人生动机。道德是一种审美，不道德是一种审美，高尚是一种审美，堕落是一种审美，入世是一种审美，隐逸是一种审美，生活是一种审美，死亡也是一种审美。一个人的审美取向，往往比ta的哲学理论结构以及意识形态更能够决定其对特定情形的反应。这是生活的真相，我们常在文艺作品中看见它的蛛丝马迹，譬如去年上映的《南京照相馆》这样描绘人物原初的爱国主义动机：“我从小学戏，唱的是穆桂英、梁红玉……”这是对人的内心世界有所理解的优秀写作。与此同时，纳粹的宣传理念则是它的反面应用。

在理性和道德形成之前，人首先依据审美直觉生活：“何为值得过的人生”、“何为具有光辉的姿态”。这也是我为什么总说美的背面是一把悬挂的刀——美本身就有塑造灵魂的力量，它可以用于善举也可以用于恶行，它是锋利的、危险的、寒光闪烁的，美绝不是一种空泛而无所谓的东西。尽管有很多创作者不承认、不敬畏也不愿承担随它而来的伦理责任，然而不可否认的，美激发情感、改变现实的力量是一切文艺创作的基石。美不是中性的、无法用道德或伦理评述的，创作者使用它，就必须应对它所带来的影响。

因此，我一直不提倡把“法西斯美学”和法西斯主义本身分割看待。细看纳粹党的崛起，它的诱饵就是一种审美教育，关于外型/血统、关于荣耀、关于生命该如何处置才具有“美感”的一整套理论。千万不要小觑审美给人带来的引诱。什么时候这种虚拟的“战争审美”才最具引诱力呢？当现实生活被持久的挫败充斥时候：从宏观经济来看，那是资本主义周期律的低谷；从个人心理来看，那可能由一连串环境中的应激事件构成——在这些时刻，出于湮灭焦虑、出于孤独、出于匮乏，人需要以另一种激烈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因此，当社会、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中广泛出现“虚拟战争”和“标签神圣化”现象时，最应当反思的是当下的教育环境，再者就是社会心理架构，是否同质化？是否太过功利？是否缺乏尊重？是否充斥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残酷的审美导向？青少年是最易受外界影响的群体，他们的心理是社会心理的一面镜子。

3. “原生家庭”：资本主义对小家庭职责的解释——社会原子化如何必然地导向法西斯主义心理结构的典例：

有人说，人际情感联结的匮乏和孤独感是当今世界的通病，许多人用原子化社会来解释它，把它当做现代性悲哀的一方面，但我更愿意把它明确地解释为某种政治经济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的政治伦理使得“家庭”不得不承担它不足以、也不可能完全承担的养育、早期教育、提供情感联结与心理疏导的任务。这是明晃晃的责任推诿。资本主义的社会架构和法律制度，把家庭标绘成唯一的“温暖”且“独一无二”的社会支持，看似强调了血缘关系和传统价值，实则意味着公共服务将不再承担任何维护个体心理健康与人格发展的责任，而它们本该是需要保障的基本人权。当下家庭中，情绪疏导和未成年人教育也是无偿劳动，和家务一样，都常常被宣传忽略，或者描绘成一种天经地义的自然责任——资本主义既需要人作为劳动力劳动，又不提供给其为人之所需，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欺骗、赖账、拖欠、推诿，不承认家庭中的无偿劳动只是典例之一。

我可以再举一例，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法理提倡部分地管理家庭事务。我们假设回到过去，封建时代的大家族可以随意决定成员的生死，而这显然危害了社会劳动力——资本主义需要肢体健全的工人。因此，沉塘、赐死、砍断手脚等家族内部的刑罚被法律杜绝了。那么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法律和制度对家庭暴力甚至精神虐待往往执行不力、甚至麻木不仁呢？因为轻微的家暴和精神虐待并不会导致人无法作为螺丝钉工作，不会严重危害社会劳动力。对于这一部分家庭内部事务的管理，在资本主义的伦理之下，是亏损行为。然而，“不遭受家庭暴力和精神虐待”乃是人的基本权利，这又印证了上文所述：资本主义既需要人作为劳动力劳动，又不提供给其为人之所需。

这个理论也解释了另一个现象：为什么现如今我们不断重复“原生家庭”的概念？因为除了家庭，青少年并没有其他有效的社会支持，而当家庭的职能失效时，他们将立刻陷入孤立无援的痛苦境地——用一根唯一的、随时可能断裂的柱子来支持青少年的早期发展，这很荒谬。此逻辑放到成年人乃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身上也都说得通。我们几乎默认了一个事实：没有家庭的支持，人就只能受苦，而这是绝对不公平的。综上所述，“缺少家庭以外的社会支持”，这个让许多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无可奈何的情境，也许并非命运使然，而是一个被政治经济特质塑造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确认“保证人的情感满足和心理健康是公共服务必须承担的义务”，也就是说，要确保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即便不在家庭之中，也能获得尊严、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精神状态。

如果这一政治经济框架和心理结构无法变革，那么精神上的痛苦和匮乏将把大众心理导向一个危险的位置：总被剥夺的人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被剥夺感？什么样的心理结构会吸引这些人？他们又会在被剥夺感的驱使下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另外，资本主义父权制度下，小家庭内部本身就不断表演着被复制、被微缩的社会结构。让我们从一个轻松、幽默的视角来阐释它：除去少部分高尚之人构成的家庭，资本主义小家庭大部分时候是一个小型法西斯主义政府，由一个独裁的父亲、财政部章、将军和元首；一个服从的母亲、宣传部长和军需部长，以及一个或者数个不管支持父母与否反正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小公民构成。它的任务，让我们接地气一点儿说，是要让老x家屹立于社区家庭之林，最好成为社区一霸，光宗耀祖。因此，小公民的个人意志、情感发展、未来选择必须以“家庭荣誉”为最高纲领。这个小小法西斯主义政府对内实施独裁统治，剥削女性、残酷地处理不再有用的“老弱病残”，对外则实行坑蒙拐骗的外交政策、发动战争掠夺资源。偶尔高层也会通敌，偶尔小公民也会获得选举权：“你想吃什么呀？”当你回答肯德基、麦当劳而得到西蓝花的时候，这是你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议会制民选政治。